一

前些日子，我到一家医院，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既有两人交往已久的意思，也有此公上了年岁的意思。其实，我也进入老的行列，但他比我更要老些，快八十的人了。这是位乐观的老汉，他知道我是个拿笔杆子的，便说他早年也写过一些东西的。后来，不写了。他开玩笑说自己肠梗阻了，就再拉不出什么锦心绣口的文字了。听他这种自嘲的话语，便可知道此公性格豁达之处。

聊天中，他试探地问我，“你不去看看‘谁’？”

“谁？”

“就是那一位！”他莞尔一笑。

我马上会意：“他怎么啦？”

“也住在这里，跟我一样，进来容易出去难了。”

有的人的名字，倒不一定如枪似戟，可是名声稍差，人缘不佳，都愿意离他远些，最好连名字也不提，因为他的名字是和像“文革”或者更早一些的政治运动联系着的。虽然大家早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无论如何那已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一说到这位老人家，仍是摇头者多。

“想不到他也病？”

“病得还不轻。”

“他知道你在这里住院吗？”

“我去看过他。”

“他呢？”

“他也来看过我。”

“你们俩会说些什么呢？”我觉得颇有点戏剧性：“我很想知道。”

他宽厚地一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是马上要到终点站的人了。”

这位“谁”，当然也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扮演冷面杀手的角色。譬如把什么人批判，把什么人处理，定什么性，按什么办，送到什么地方去改造，都是他这个担任运动办、清查办、专政办负责人的事情。

这两个躺在医院里等死的老先生，这一个曾经是另一个的靶子，另一个曾经是这一个的克星。这一个挨另一个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另一个整了一辈子人，好像也未见如何发达，如何光辉，反而弄得大家都避鬼神似的远离他。如今，都到了垂垂老焉的年纪，都得了不治之症，都住在医院病房里。看来，上帝不懂政治。

“到了死神快要敲响丧钟的时刻，成也罢，败也罢，争个长长短短，再也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我的这位老朋友悟道似的说。

但我不相信这个整了一辈子人的“谁”，能想得开，因为他从来不甘落寞。

二

不甘落寞，自然不肯安生，因为这个“谁”，一生运动，直到他晚年，一是他离休，二是也不再有运动，才真的没有什么事干。不过，他也没闲着，看人看事，总是不顺眼，总是觉得大家都错，总是疑神见鬼，总是悻悻然。所以，人们对他敬谢不敏，也很正常，没有人乐意天天看那张灶王爷的脸。

我不敢说这位“谁”，具有小人之心，但患了这种动不动要修理人的病，根据我个人大半生被整的体会，其中大半是小人，这估计是没有错的。否则，要整什么人的时候，灵魂深处的良知，会使他无法下手。老实说，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断头台，眼看永世不劫，没有强烈的恶念，是做不出来的。

唯有患了小人病的人，才感到整人是种乐趣，才不会手软。

小人，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机制，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这种争夺和厮杀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宋·朋九万编的题名《乌台诗案》的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发生在公元1079年间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历代御史衙门的办公地，通称乌台。而宋代这起由御史策划想整死苏轼的案件，是从他的诗句中挑出可以罗致罪名，可以上纲上线，可以深文周纳，可以定性为恶毒攻击的证词，以求定谳的“文字狱”，故而名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所扶植的变法班子，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后续部分。由此第一次打击开始，苏东坡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小人们的打击对象。动手打击的小人，可能变换，进行打击的方式，可能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苏东坡的日子不好过，让苏东坡生活在煎熬的痛苦中，让苏东坡永无宁日，看不到出头天，等不到太平日。

苏东坡可谓一生受挫，命犯小人。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四十四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五十九岁，第二次倒霉，被贬往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他六十二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六十六岁，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这位东坡先生，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小人的折磨下为文求生。

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权力，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就知道以整人为业的这些人，是至死也不会消停的。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道德文章堪称一流，性格品质别出一格，按说，同行之间，没有什么过节，不至于反目成仇。我认为，苏东坡的不能为王安石所容，第一，他是王的政治劲敌，第二，他更是王的文学劲敌，第三，我觉得王安石很忧心支持他的皇帝神宗，会不会“移情别恋”转向这位闻名遐迩的文人。这三重考虑，王安石在收拾整治时，虽不是一个完全的卑鄙小人，但相当程度地刻薄，是有史可证的。如果王安石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本人是个文人，是个比苏轼出道早，但名声渐渐不如苏轼响亮的文人，文人要整文人，就杂了这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苏轼抓到开封大狱时，王安石已罢相，但王的亲信党羽却按照其既定方针不变，这就是小人的厉害，咬住了，轻易不肯松口。

在这次“乌台诗案”里，最关键的人物，当数舒亶。此人号懒堂，明州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是整苏轼最为积极的一个小人。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正派和老派的政坛精英，都成了他的反对派，连他自己的亲兄弟，也站到他的对立面。原来乌台里的正直御史，都不支持他的改革，遂被他一一逐出，重新起用了一些赞同他的新政，可个人道德上存在问题，品质卑劣，行事卑劣的小人。舒亶，会投机，会逢迎，他以赞成新政，支持变法的面貌，极力讨好王安石。于是官除审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入权监察御史里行。成为王安石的嫡系，亲信，心腹，左膀右臂。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隐忍不发，暗地里跟你较劲，记你的小账，你在明处，他在阴面，防不胜防。这个很有心机的舒亶，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一是秉承王的原意，二是防着苏被重用，给皇帝打了份报告。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比见血封喉还厉害。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此人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以为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耻。他继舒亶以后，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他笔下的“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苏轼。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应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皇帝也懒得看，批交中书省办，但御史们告得厉害，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三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凡整人，分两类：一是奉命行事，二是业余爱好，前面说的那位躺在医院里的“谁”，属于兼而有之型的。我的那位老朋友早先说过，刚进城的时候，“谁”不过是一般干部，后来，就渐渐地爬上去了。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有的人，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我们管这种人叫君子。有的人，病毒泛滥，不可控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便是所谓的小人了。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宋史·鲜于侁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要不然，他就一头栽进长江里去了，他打算自杀的，但想到身后在为他祝福“好人一路平安”时，他决定活下去。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小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

这还只不过是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年四十四岁的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但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时年五十九岁的苏轼，第二次倒霉，又被贬往惠州。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东坡先生，再一次谪往海南，第三次倒霉。四年以后，六十六岁，遇赦，再回到中原时，于途中在常州病逝。

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洞若观火般的清醒，哪怕直至死，也不肯让别人省心。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根本就经不得一起挫折，甚至连稍稍的落寞也受不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整治苏轼的小人们，后来又如何呢？

舒亶，如果不是因为他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向大师发难，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捷径。其实，他有他的集子，不过，不传而已。作品早死亡了，但臭名却长存。后人赵万里辑有《舒学士词》一卷，《全宋词》存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比较早地就败落了。这种人，盛时，不可一世，败时，便水裆尿裤。咬人时，决不撒嘴，一旦被主子抛弃，马上耷拉尾巴，作丧家之犬状。他还不死心，还梦想夺回失去的王国，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祐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仅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好接着做他的整人之梦。所以，屡遭失败的苏轼，根本不怕落寞，“浓装淡抹都相宜”。而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小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倚着东楼栏杆，惆怅地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风景了，能不让这位告密专家黯然神伤嘛！被抛弃的小人，比那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不欲生啊！

但无论如何，有落寞的一天。尤其那些闹腾了一辈子的人，尤其文人，姑且我们不说他是个小人。到了这个时刻，真是像要他的命一样的难耐啊！

王安石罢相后，简直有点失落了，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香》，更可了解他郁闷的心情。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在他笔下，也是充满了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王安石当初就是在金陵这个地方发迹的，当时，求才若渴的宋神宗一天下达数道敕令，让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老资格，再度回到金陵，整个是斗败了的鹌鹑打败了的鸡，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奋发，更没有苏轼那种愈败愈斗的豪情。他写出的“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真痛苦了，全不是那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他了。

被他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而心不败，王安石之得意一时而失意半生的原因了。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老实说，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

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王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而歇斯底里起来，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据说：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就在恍惚和惊吓中死去了。

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虽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伤害了那么众多的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整人者都难免这样的结果，尤其落寞了，不甘落寞，则更甚。而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最美好的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而整人的那些小人，固然猖狂一时，但结果却换来万世骂名。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么。

五

那天，我和我那位老朋友，谈了一通苏东坡以后，祝福了他健康，便告辞走出了他的病房。

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考虑过，是不是顺便去看望一下这位“谁”，后来，我决定了，还是不去了，以不见为好。何况，手里连一把鲜花也没有，那也太缺乏礼貌了吧？

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位“谁”的病房门是开着的，而且，他的子女看见了我，并向我点了点头。这样，我要是过其门而不入的话，那也太过分了。怎么说，这是一个年老的人，一个垂危的人，值得把过去的事那么介意吗？连那位老友都悟得透透的，我就更没有必要计较这实际已成为历史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部分。

生活，不完全按照书本写的那样进行，你不也得领受？

我走了进去，虽然某老插着管子，但他还是能够喃喃地说些话，虽然有的词语，还需要他的子女翻译，我才能听懂，大部分的意思，我还是能明白的。

他问我：“知道他在这里住院吗？”

这个“他”，显然指的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点点头，并且告诉这个“谁”，我就是看他来了，才知道您老也住院了。

“他这个人哪，就是一辈子不吸取教训。”

这类教育犯错误人的话，也许他说得太多太多，即使他子女不翻译，我也听清楚了。但是，那两个年轻人劝阻着他们的父亲，“你能不能不要再管别人，管管你自己好不好？”

他说：“要是我能过到他病房，我要对他讲讲的。”

“得了吧，你——”他孩子很不客气地打断他。

他显然愿意对我这个听众讲他想讲的话：“你还记得那个毛头嘛，也爱写写弄弄的。”我早把这位女同事忘掉了，还是在“文革”期间，就因为交待不清楚家庭关系而自杀身亡的一个蛮漂亮的美术编辑。这是他被革委会结合后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发生的一起事件。人死如灯灭，如不是他提起，我是完全记不得了。这两个年轻人，“谁”的子女，根本不知毛头为何许人，因为那时他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所以，对这个话题也无多大兴趣。“谁”继续对我说：“她就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很好啊！”

我说，“我很佩服您的记忆力，多少年前的事情，还能说得上来。”

他告诉我，“她也在这里住院，你不知道？前两天，还到我这里聊了一会儿呢！”接着，他那暗淡的目光，游移起来：“呶，这不是她在门口站着嘛！进来呀，进来呀！”

也许，老人的儿女看出我神色有异，便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讲：显然老人累了，我不能再打扰他了。其实，我更觉得不安的，是这间病室里，肯定有我们看不到，而他能看到的其他许多人。于是，一刻也不想多呆了，赶紧离开这个至死怕也不肯落寞的人。

走出医院，天高云淡，阳光明媚，这才觉得心头轻快了许多。

于是我想：生活，成为历史；历史，成为过去。虽然是个周而复始，往还不竭的过程，但可以相信，当终于悟到了一些什么以后，人就会变得聪明，就会明白没有永远不变的游戏规则，就会选择不一定非这样生活，也可以那样生活的方法，就会避免重复前人走过的路。这是毫无疑义的进展，否则，这世界还有什么新鲜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