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殡葬完他的父亲，并守了三年的丧，终于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从家乡四川回到阔别已久的都城开封。

也是这年，也是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赵顼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这就是说，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决定赋予他足够的权力，来掌控国家，以推行新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就在这年，这月，大张旗鼓开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不过，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梁百日维新的改革失败来看，商鞅败于贵族夺权，张居正败于死后清算，康梁败于保守势力，对立面都是坏蛋；只有王安石的失败，是个异数。他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声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对派，无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试想，这样一台戏，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么？苏东坡，就是建议他拉倒吧，歇手吧的众人中的一个。

也许这是巧合，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他回来得一是恰逢其时，一是恰逢对手。从此，按《宋史》所说，他就“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说句良心话，虽然王安石是他命运中的第一个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着他成为自己的劲敌而已，对他尽管火大，收拾过他，打击过他，倒也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不过，后来，那些尾随王安石而扶摇直上的新贵，则是恨不能将他送上断头台的，民间谚语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个意思了。

开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冻，初春的风吹在脸上，确有一点点冷冽。不过，年年如此，岁岁相同，中原地区总是这样送走寒冬，迎来春天。也许文人的神经细胞发达，也许他们很容易表现出敏感，事隔三年，苏东坡重又回到这座城市，忽然觉得有一股寒飕飕的气氛，裹胁着他，好一个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来到东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后，这位长年生活在金陵的人，还是不能适应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发冷，一种瑟缩感在压迫着他，与苏相似，同样好一个不自在。如果说，苏东坡的冷，只是因为他注意到一小部分人，那眼神变得严峻起来，甚至有意对他回避；那么，王安石的冷，则是他发现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他的猜忌，对他的拒绝，一如他刚来到都城那样，依旧寒气袭人，毫无变化。

历史，大概是个有趣的老人，很爱开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变化的前夕，非要在这个凄凄寒寒的二月天，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这两位掰过腕子，赛过高低，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绝说不上是朋友，但也说不上是敌人的两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凤门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场面，两人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平素间没有私谊，也就没有来往，属于“敬而远之”，属于“河水不犯井水”，属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泛泛之交，甚至连“泛泛”也谈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尴尬。开封作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厘定的，后周的世宗柴荣是一位英主，气魄很大，志向很远，所以这条北至玄武门，南至朱雀门，再到南薰门，纵贯全城的长街，长而且阔，宽加之广，相当壮观。只是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如今早沉积湮没在城市地底下了。这两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但世事偏是这样蹊跷，你想他俩碰头，也许凑不齐，你想他俩回避，却歪打正着。一是王安石向来不讲究礼仪，轻车简从，信步走来；一是苏东坡刚刚由蜀返京，没带随从，无人招呼。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只好抱拳作揖，寒暄两句，随后，各走各路，扬长而去。

王比苏年纪大，身份高，按理，应该先开口，对他老爹的辞世，表示一点哀悼之意，对他守丧归来，说几句慰问的话，节哀顺变啦，化悲痛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个伟大的人物，从梁启超誉他为三代以下，中国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评儒评法，将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来越伟大了。可是，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处。伟人要思考大事，关注宏观，自不免忽略细部，疏失碎微。其实，他的同时代人，也说他是一个“好学泥古”，“狷狭少容”的有相当呆气的先生。估计王安石未必会对苏轼的殡丧归来，多么在意，也不会对苏老泉当年与他的芥蒂，抱有成见。此时此刻，除了变法大计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视野之中。虽然，苏洵早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辨奸论》，很多资料证明系伪托之作，但后人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由此推断，苏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协，而王安石因此对苏氏父子存在牴牾，当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是他们两位宁肯少说一句，决不多待片刻的深层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再没有比在这两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了。

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四月，苏轼上书，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伯温的《闻见后录》说，载于《英宗实录》的说法，为“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而载于欧阳修《志》的说法，为“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邵氏认为，所以有此差异，《英宗实录》为王安石撰，他对苏洵、苏轼父子不感冒，故而直书“求赠官”。欧阳修与三苏交往密切，通家情谊，笔下遂有“哀之，特赠”的衍溢之辞。其实，王安石大可不必赤裸裸地、狠呆呆地说得这么白，这么直，来出苏东坡的洋相。苏轼请求英宗恩赐其父一个稍微响亮一点的官位，人子之情，无可厚非。看来，王安石对苏东坡之耿耿在怀，除了政治上的异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间的较量，也是他与苏轼始终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说，苏门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见苏洵的道德文章，学问著作，不但为时人所崇，后世亦颇具影响。但他仕途不顺，多次应进士和茂材试，皆不中，遂绝意功名，自托于学术。这也是中国许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后不甘沉沦的出路。问题在于你找到了自己，你活着的时候，可以倚靠学术成就，从此傲岸于世，不买谁的账；可你死了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儿子，你的家属，就得按传统礼教，世俗常规来办理后事。苏洵终身未第，惟有“试秘书省校书郎”，和“霸州文安县尉”这样官卑位低的衔头，实在拿不出手，上不得台面。中国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于是，苏轼向英宗张嘴，请求给予这点哀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实讲，“光禄寺丞”，算个狗屁？即使实授活着的苏洵，也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散官。何况死后追赠，纯系顺水人情，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大宋王朝别的不多，这种有名无实的官，多如牛毛，谁稀罕？只不过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罢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欠缺一点厚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学史，不管厚如城砖，还是薄如蝉翼，上面记载着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轻史。因为中国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众，胸怀宽广者少，小肚鸡肠者多。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挺能装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谁强谁弱，猴精猴精，无时无刻不在盘算之中。王安石这样写，我们叫现实主义，欧阳修那样写，我们叫浪漫主义，都没有错。话说回来，为苏轼设想，他有非这样行事不可的道理，将其父骸骨从开封运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辗转于江河川汉间，千里之遥，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员的帮助，不知该如何耽搁时日？因此，只有讨了这个“特赠光禄寺丞”的虚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的谕旨，他之迟迟未行，就为等这张派司，尽管如此，经水路扶柩回乡的他，还是用了十个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达眉山。

接下来，当然就是安葬；再接下来，当然就是“丁忧”。

封建社会，强调忠孝，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应考，名曰“丁忧”。也就是说，苏东坡要守丧三年后方可复职。这种“丁忧”制度，有时会弄得当事人很扫兴，很尴尬。第一，噩耗传来，二话不说，立马辞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颡，寝苫枕块，工作没了，饭碗丢了。第二，守丧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绝官场，远离同僚，顿成一个虽然还顶着乌纱，但已是有名无实的官场植物人。整整三年，该走动的，该联络的，该鞠躬致意的，该磕头烧香的，这些为官必做的基本功，统统放下不练，且不说经济上的损失，守丧以后，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其可能性还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为其积弱不振的原因，你还没有站起来离开这把椅子，就有好些竞争者觊觎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忧”，常常成为官场倾轧的一种手段。

不过，苏轼，是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倒没有太多往这方面想，因为他心里有底。治平二年学士馆试策后，入直史馆，是宋英宗赵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诰”，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韩琦拦住了，认为拔擢过快对年轻干部不利。宋英宗让了一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韩琦还是不同意：“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所以，苏在史馆中，实际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贴身秘书，属于能够出入内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内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别人借丁忧之事来挤对他。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丧，在原籍又滞留到这年的十月，才动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馆，在别人眼睛里看来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诗词文章，在别人心目中留下的响亮名声，如此一个红人，一个名人，走到哪里，会少了旧雨新知的迎来送往呢？何况苏东坡又特别地爱吃这一套，受用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红大紫的文化名星，到处招摇，骗吃骗喝，快活得不行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处于亢奋状态。再加之粉丝的包围，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队的跟踪，那感觉真是好极了。所以，这次行程，走的是陆路，本想图快一点的，但应接不暇的他，竟“优哉游哉”地逛了四个多月，直逛到熙宁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师汴梁。他的一行车骑，满载着朋友的馈赠，沿途的特产，在其开封寓所南园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计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马上就会告诉他离京三年期间，在首都发生的大事小情。虽然，千头万绪，说来话长，但总结起来，无非四条：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来了，四、马上实行变法。这四大变化，让苏东坡有兜头一棍之感，心底里多少有点发毛。

南宋人李焘，用力四十年，据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不知为什么，独缺神宗熙宁二年的这一卷。因此，苏轼回到都城，循例请求复职的报告，递上去以后，迟迟不见复文，在此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在元人脱脱主编的《宋史·本传》中：“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么周章。不过，从他一封给友人子明的信中：“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可想而知，苏轼的职务虽然恢复，薪俸如数照领，但三年前那样进出掖庭，奉承圣意，或草诏书，或拟敕令，时刻待诏于英宗陛下的荣幸和特权，随着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这种“优闲”、“懒拙”的牢骚，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远离天颜的闹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国体制里，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贵妃，下至百官佐僚，太监宫婢，能够得到帝王宠幸者，无不费尽心思固宠，无不竭尽全力排他，让皇帝老子永远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哪怕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一个小老板，一个下三烂的评论家，都会有他们的亲信、马崽、跟屁虫，和狗腿子的。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生怕别人挤进来的。王安石是伟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伟人也是人，他怎么能够允许苏轼进入神宗的视线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纪轻，第二，此人名声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觉得这位后起之秀，有点轻狂，有点嚣张，若是给他出入宫禁的方便，若是给他左右天聪的机会，能指望这个在学问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学上胜过了自己的苏东坡，对他的改革，对他的变法，唱赞美诗么？

那年，苏东坡三十四岁，王安石五十一岁，相当今天八零后作家与知青代作家的年龄差距，按理说，基本不搭界，也就不会太计较。可是，从二月起，宋神宗几乎将整个大宋王朝，托付给这位改革家，由着他大展拳脚。际此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际，可以想象他很忌讳他与神宗皇帝之间，出现第三者的。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精明的权术家才是，冲他把苏东坡放在心上，证明他还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与他平级而且资深的司马光，其次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曾作过“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的重臣，至于欧阳修，至于苏东坡，自郐之下，统统不在他的眼中才对。苏轼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文联、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团委员而已，哪怕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哪怕出入有小车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眼前有闪光灯啪啪作响，手中有麦克风可供开讲，那也无法与职务相当于国家总理、副总理级别的王安石相比。

已经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导，兼国策顾问的王安石，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比自己小十七岁的苏轼呢？

这就是文人无法超脱的较量情结了。在文学史上，苏的名声要高于王，苏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毋宁说他是一辈子搅进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为确切。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王的名声要大于苏，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学家。可这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熙宁二年尚未出现这种说法，但王安石并不认为自己文学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学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视作较量的对手。反过来，苏东坡也不能承认他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个二流政治家，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当他被逼到墙角，有什么理由不与这个一流政治家王安石，进行旗鼓相当地角斗呢？丁忧三年回来，这样轻易地被王安石从牌桌上拖下来，逐出于权力游戏之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抗争图存，改变劣势，是人类进化的物竞天择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官员们，在其位谋其事的必然规律。他会想，如果英宗在，当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龙椅上坐着天纵聪明、圣心独运的神宗陛下，也不是只许你一个人巴结，而再无别人趋前的份？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当代的政治口号，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汉子精神，苏轼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年的五月份起，连续上书，如《谏买浙灯状》，如《议学校贡举状》，终于得到神宗的召见。在其随后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文中，说到这次与赵顼的对话，两人似乎交谈得很融洽。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上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捅捅地就问神宗：“‘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事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七日，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宋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由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他提到的苏作《贾谊论》，与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汉朝历史为背景的文章和诗词。嘉祐年间，这两篇东西轰动一时。相隔十年之后，王说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因为曾经抢了他的风头。从计较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学家王安石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举国上下，苦不堪言。应该是绝对文学家的苏轼，成为公开挑战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坚论新法之不可行。据《长编拾补》卷七，“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有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苏？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学上压不倒对手，在政治上却可将对手打趴在地的嘴脸。

最后，王安石竟然怂恿他的亲家谢景温检举苏轼，诬告他“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神宗当真了，立案调查。好在那时没有双规这一说，苏东坡心里坦荡，照吃照喝不误。最后，查无实证，王安石也只好黑着脸，两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禀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没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直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于是，在这场表面很政治，其实还是很文学的较量中，两位文人，说不上谁输，也说不上谁赢，双方打了个平手。

文人的较量，最佳状态为实力的较量，才能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较量，谁是半斤，谁是八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之中，那么，赢也赢得安心，输也输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赢，不能输，他又没有本事赢，可他不想认输。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处，或躲在暗处，取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拿着奖牌，捧着奖杯，数着奖金，披着奖带，面不改色心不跳，气壮山河冲斗牛，那才是文坛上最令人气短齿冷的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