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个名叫西湖的湖，很难说得出准数。有人作过统计，大约有十七个之多。凡大小城市，只要城西有一片水者，无不以西湖名之。或者，加进一个字，如西丽湖、西林湖、西下湖，或瘦西湖者，遂弄得西湖处处有，真假莫辨的地步，各说各话，语焉不详，也就不必细追究了。这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湖风光，通常都被视作美的所在。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杭州西湖的影响。不管有多少西湖，杭州西湖永远是湖中之冠。但这一片湖光山色，为什么独占鳌头，享誉不衰千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的鼓吹。近人郁达夫先生有诗：“江山也要文人捧”，大概就是这份意思了。
他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二十八个字，从此就把西湖定格在这种至美的境界之中。只要一提西湖，就必然会想到这几句诗。这与他写庐山的名篇《题西林壁》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二十八个字，达到了同样的艺术效果，游庐山者，稍有一点文化，心里面都会有这首诗的。所以，走在杭州西湖苏堤上，赏玩景色之余，淡妆浓抹之句，是会从心中油然而出的。
除了杭州的西湖，还有惠州的西湖。都是与宋代苏东坡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大名鼎鼎。不知是这两个西湖使苏轼传名万世呢？还是苏轼使这两个西湖更加风光了呢？真是难下判断。当然，还应包括颍州的西湖，那也是苏东坡曾经出仕过的州县。因此，古人诗云：“东坡原是西湖长”，就是这个出典了。也许钟灵毓秀的湖光山色，给了诗人灵感，写出了名诗名句；也许由于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使这一碧万顷的绿水青山，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西湖，区分开来，而闻名遐迩。于是，这两个西湖便成为游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去处。
这就是山水以文人名，文人以山水存的中国文化特色了。
从苏东坡对这三个西湖的咏哦来看，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出他落拓终生的全部。
《陪欧阳公燕西湖》：“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船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这个西湖是颍州西湖，此时，王安石实行新法，将欧阳修排斥，诗中所引用的“桓伊抚筝”一典，一方面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同声共气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那不苟时、不阿附的人格力量。正因如此，仕途险恶，终身流放的命运，伴随了他的一生。
随后，苏东坡来到了杭州的西湖，这个杭州太守的职务，倒是他自己一再申请去的。他之所以选择离开都城开封，到外省做官，是厌倦了朝廷里那种倾轧险恶的政治环境。而江浙一带，在北宋时期，是离战乱较远的富饶地区，他也早已属意这风光秀丽，人文荟萃的杭州，希望在这里安顿下来。所以，在平静如愿的心态下来描绘西湖，自然是诗情从容自如的展露。
再以后，他终于逃脱不了小人的算计，连续谪贬，远放岭南，落脚在惠州。他写惠州西湖的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诗前的序中说：“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
来到颍州、杭州、惠州这几个西湖，能不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肃然起敬呢？在中国，稍识得几个字的人，无不知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如果说，“浓装淡抹”是写杭州西湖之美的再好不过的诗句，表明他人生途程中最初的挫折，还未完全破坏他对世界美好的向往。而在惠州时所写出的“日啖荔枝”的抒怀之作，则是对他被流放到这道路不通，人迹罕至，闭塞偏僻，隔绝阻难的不毛之地，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慨。那时的惠州，可不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被放逐到这里，绝对是很残忍的政治迫害。“长作岭南人”的自负，实际是对他的政敌针锋相对的抗争！
那天，当我们踏上惠州西湖的长长古堤，两岸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水凝碧，青山苍翠。已是夕阳西坠，渔舟唱晚，鹊噪归林，行客稀落时刻，于暮色中读苏诗里描写过的惠州西湖，也令人生发出思古的幽情。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葱茏的山，绿柳夹道的堤，红墙绿瓦的房，一想到九百年前，一位文学巨人，曾经在这触目所及的山山水水处逗留停步，徘徊转侧，吟哦唱和，观山望景，我们也不禁联想浮沉，心神贯通。于是，那并不太大的西湖，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历史的分量。虽然其山水的气势，景点的氛围，文化的积累，经营的精善方面，都要比杭州的西湖逊色得多，但这里更能见到的，是一个受到挫折的文人，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流放，是一种政治上的徒刑和生活上的磨难，同时，也是对被流放者的一种意志上的摧毁。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作家诗人，尝受过这种痛苦的滋味。但也奇怪，愈是大师级的人物，愈不被压倒，愈不致湮没，相反，愈砥砺，愈光辉，愈锤炼，愈坚强，愈挫折，他的文章愈盖世，愈不朽。
这是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当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里，就已经完全认同这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的岭南之地。然后抒发情怀：“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其实，他还没有到达惠州，就听别人告诉他这个他要落脚的地方，是“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潇潇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的好去处。
苏东坡从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到这里来，居住了两年零八个月后，再一次被流放到海南岛止，在惠州西湖要比他在杭州西湖生活的日子，多了整整一个年头。因此，他对惠州的感情应该更投入一些，是毫无疑义的。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某买得数亩地于白鹤峰上，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许间，今冬成。去七十无几，矧未必能至耶？”诗中也写过长住的打算，“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他是准备卜老斯乡的。他给黄庭坚的信中，也表示“惠州久已安之矣”，给司马光的信中更说到逆境中的快乐：“寓居去江数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亦布褐黎藿而已”。
他热爱这方水土，而惠州乡老也敞开胸怀欢迎他的到来，一点也不因为他被朝廷放逐，而对他白眼相待，也许比风光更使得诗人动情的，是南国人奔放的热情。“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一个为人民歌与呼的文学家，在这场合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甚至到了九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拾级攀山而上，看到那座完整如初的六如亭时，不禁为惠州人对苏东坡的深情而感动了。
这位与苏东坡厮守一生的朝云，是随着她度过放逐岁月的最亲密的女子。她最懂得这位诗人了，还在都城的时候，苏轼下朝归来，扪腹问随从人等，我这肚里都装了什么？只有她的答复，最可东坡先生意。她说：“相公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说明她对他的性度恢宏，正直不阿的品格，是深刻理解的。
但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的四五月间，开封城里的权贵发现苏轼在惠州不仅活得很充实，从未压倒压垮，而且深受民众拥戴，尤其读到他写的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诗前的序中说到了他对这两个西湖的眷恋之情：“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官员们见他居然这样潇洒地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气得两眼发黑，一纸命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岛。
但这一次更残酷的远谪天涯，朝云再也不能陪他一同去受苦了。上一年她已经因病辞世，并长眠于惠州西湖边的山麓上了。于是，一代文豪就这样只身匹马地踏上放逐之路，离开了惠州。但在湖畔山巅里的六如亭，那位永远凝视着远行人的一双温柔的眼睛，便给“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的惠州，留下来至今还能感受到的温馨。
惠州，这个四时皆春的温暖城市，更多的机遇在这里展现出来。现在，谁还记得数百年前那些侮弄大师的无聊小丑呢？当我们踯躅在惠州市区里那碧水荡漾的西湖堤岸上，山林里，六如亭间，感受至深的一点，莫过于认识到：唯有真的文学，真的爱情，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心灵上，留存下来难忘的踪迹。
如今，时过而境不迁，人去而景长存，哲人其萎，西湖依旧，无论走在哪个西湖的长长堤岸上，望着那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水凝碧，青山苍翠的景色；无论是在夕阳西坠，渔舟唱晚，鹊噪归林，行客稀落，独享清静那刻；无论是在春雨飘忽，雾凇扑面，水天一色，孤舟湖上，于似乎无垠的空间之中；无论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葱茏的山，绿柳夹道的堤，红墙绿瓦的房，令人生发出思古的幽情……那些属于历史上众说纷纭的攘争，烦恼，长短，是非，统统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下来，于是便只有山水的美，文人的魂，以及那像璎珞串似晶莹剔透的诗句，长存在记忆之中。
也许，这大概就是永恒，这样才能叫作真的不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