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吗？

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

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碰到的对手不是王安石和他卵翼下那些小人，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若如此，就会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窗期，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他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但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其实，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望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当有人将这篇东西送交到她那里，她非但没暴跳如雷，给我把他抓住，给我将他毙了，而是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位会写文章的作者，我们的宰相怎么没发现，怎么没有让他到政府工作。同样，唐代第一诗人李白，他非要把宝押在永王那儿，结果，造反者给唐肃宗镇压了，如果换个皇帝，你不来投奔我，你本来就不对，因为你是天字第一号诗人，投奔到我的对立面那儿，当然要处理，不过，也没有关，没有杀，只是流放夜郎。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要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辖市一级，地委一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对没有文化素质的领导人，谈文化，就如同与坐井观天的人，谈万里无云的澄碧天空一样，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契约的立法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者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个传统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也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医药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时，也有一丝文化考虑的。

因此，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在文化上大张挞伐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就是因为基本上无文化而且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朱元璋，和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弱势文化心理。

弱势文化心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弱势文化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也是对自己过去处于低下状态中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可想而知在惩罚手段上，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了。

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褊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借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

《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可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这很有点像阿q，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但阿q顶多怒目而视，朱元璋却是皇帝，而且是一个暴虐成性，残忍乖戾的独夫，那自然是要杀人的了。

《闲中今古录》里还举了一个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的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势情结，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皇甫录的《皇明纪略》里也记载过，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名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

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种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其实，这些所谓的“忌讳”，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势联系着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读书人的一个基本情结。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虽然他们对汉文化淹贯典籍，精深学问，已经达到你会的我也会，你能的我更能，甚至朕比你更会，更能。但是，实际上，清朝皇帝的这种“非我族类”感，对文人的拒绝感，比朱元璋更为严重，应该看到他们心灵上的警惧感，危机感，也是明、清两朝文人特别遭殃的原因。

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的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公元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公元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翅，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纪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苏东坡在仁宗年间，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中进士，公元1059年（嘉祐四年）举家出川至京都，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任凤翔判官。英宗年间，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召回京师，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磨勘转殿中丞除判登闻鼓院，又任试馆职，除直史馆。“英宗自藩邸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在召入翰林，宰相限近制不可，故有此命”（《年谱》）。据《渑水燕谈录》：“眉山苏洵……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

如果不是1068年（熙宁元年），“三月，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始入对，劝上以更法度”，苏东坡这位文学大师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

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