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鼓是挂在寺庙前廊里的，像一条鱼也似的木铎，一敲响它，便意味着和尚们该到斋堂里开饭了。宋代范成大《华山寺》诗中，有“魂清骨冷不成眠，彻晓跏趺听粥鼓”句，清代曹寅《夜雨宿玉山寺》诗中，有“茫茫寄眼虫天外，已听云堂粥鼓声”句，与宋代苏轼“潜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这一句，都是文人谈粥鼓的名句。为什么在寺院里喝一顿粥，如此关紧？因为以前的僧寺里，没有晚餐这一说，所以，和尚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烫的稀粥。因此，敲响粥鼓，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了。
食粥可分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者从养生的角度，从营养的角度，从肠胃的消化角度，从身体实际需要的角度，才喝粥的。而被动者，则是从饥饿的角度，从贫穷的角度出发，只有这点米，只能煮成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粥和饭，严格讲来，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为什么要使水的成分增多，对饱尝饥馁之苦的中国人来讲，恐怕主要不是考虑到易于消化，而是因为嘴多米少，要让大家的碗里不空，只有多加水了。所以，粥是中国人的食品，是中国人的发明，自无疑义。关于粥，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定论：“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以此标准，王蒙先生的“坚硬稀粥”，大概是不合格的粥，袁子才先生一定会摇头不迭的。
食粥一事，是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因而，有关粥的文字甚多。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这就是粥鼓何以牵动人心而入诗的缘故了），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这说明粥的作用，除物质外，尚有精神上的妙不可言之处。
宋代陆游有一首《食粥诗》，更将粥与长生法联系起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其实，这也是陆游的自勉罢了。因为在中国，凡贫困家庭，大都离不开粥。粥总是和粮食匮乏联系着的，一位伟人说过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从这首诗里，看到清寒文人于困顿中的超脱，于窘迫中的豁达。他们笔下的粥，就不仅仅果腹了。
苏东坡“半夜不眠听粥鼓”的诗句，出自《大风留金山两日》这首诗。这是他在朝廷的倾轧中，被排挤出来，放浪江湖，跌落到生活底层，饱尝艰辛之后，才体会到这种饿肚子时聆听粥鼓的亲切感情的。大凡太快活，太优裕，经常酒足饭饱，声色犬马，桑拿按摩，三陪服务的作家，是不容易体会饥饿、贫穷的真切滋味的。苏轼另一首求粥的诗，更是坦荡无遮，一副穷文人的本色了：“岂如江头千顷雪，茅檐出没晨炊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粥软如酥。老我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杖君家去。”这时候的苏东坡，已经是一谪二贬，落拓不羁的文人，闻粥而去的浪漫情怀，多少是他在身处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了。假如有大款请客，小秘作陪，东坡先生怕就唱不出“大江东去”了。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能跟什么人相通，来往，交际，接近，是有其规律的。看《水浒传》，便知道凡赞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才聚齐到梁山泊；淡茶一盏，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谈诗论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们的集会；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筹交错，水陆纷陈，不消说，在座的便是些《三言两拍》里官佐商贾，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饮食男女之流；若是听到抬轿吹拍之声，捧场喝彩之词，老爷伟大，长官英明，上司正确，仕途光明，便知是《官场现形记》里的盛会。彼此同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在官员那里落座的，保险不会有一位喝粥的文人。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具有一种人文精神，由这个精神而形成的淡泊，不争，知足，充实的性格，由这种性格而产生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关爱，是那些肉食者鄙们永远也学不来的。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嗝儿，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其实，这两兄弟不为时闻，诗也一般，如果不是《红楼梦》，如果不是曹雪芹，这两兄弟也不会被红学家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他们并未如当代作家那样追求不朽，但由于“举家食粥”四字，便也跟着有其永远的价值。朽与不朽，有时很让那些如醉如痴地渴望名留青史的作家，摸不着规律。想不朽的，在他活着的时候，倒朽了，这不都是眼面前发生过的事情嘛！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能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他的地步。因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坚硬的粥，多费上几文。何况中国人喝酒，最起码要一碟花生米吧，连斯文扫地的孔乙己，还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吗？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曹雪芹的食粥，经济因素确属考虑的一个方面，不过，也应看到贵家子弟，懂得生活，善自珍摄，精于调养的另一个方面。就看他在《红楼梦》里写的那些精致刁钻的吃食，知道这位江宁织造的没落后裔，在口腹享受上，是个在行的美食家。“举家食粥”，可以理解为他困境中的养生之道，大体是不会错的。如果他只有粥喝，饿得两眼发青，是写不出偌大一部史诗的。三年灾荒时期，未见有什么作品问世，就是一个证明。而现在，达到一天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也说明光景确实好过多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