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海边的小城市里，天空喜欢下雨。

尤其是空气湿润的五月，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是腻着一层肮脏的黏液，汪出一种令人不爽的光亮。霉菌这种真菌和爬山虎一类的藤蔓喜欢这样的天气。霉菌是白色的，一两天之内会迅速地膨胀发育，长成指甲盖大小的蘑菇状的菌体，肥硕得叫人惊讶。爬山虎的生长速度更是匪夷所思，它的藤尖平均每小时可以越过一块红色的砖头。如果早晨还看见它们盘踞在二楼的窗台上，到了傍晚，三楼的住户肯定可以从家中瞥见它们探头探脑的绿色身影。

夜里，总有觅食的蛾子从阳台上掠过。一不小心，它们的翅膀沾上了铁栏边的污渍，薄薄的、灰色的翅翼就会变得沉重，而且像鸭掌一样地连成一片，无法舒展，最终一个跟头跌落在地上。

这时候，深夜里目光炯炯的猫咪会喜不自胜。它们箭步上前，拿出杀鸡用牛刀的劲头，把可怜的灰蛾捂紧在两只前爪之中，翘着旗杆一样的尾巴，辗转腾挪，低声呜咽。那种激动不已兴奋异常的样子，仿佛一个搏斗许久之后大获全胜的将军。

到清晨，主人穿着塑料的拖鞋走上阳台呼吸湿漉漉的空气时，会吃惊地看到阳台角落里遗落下一条灰色的呕吐物，细长的，紧紧裹着，像放烂了的火腿肠。这是猫咪尝鲜一样地吃下灰蛾之后，对主人做出的贡献。

城市包裹在咸湿的空气之中，每一个檐角，每一片树叶，每一盏路灯都凝着半透明的水汽。这是被太多的工业废料污染之后，变得像磨砂玻璃一样暧昧的城市的呼吸。钢筋和木材都在这种稠密的水汽中缓慢地腐烂，从坚不可摧到不堪一击，完成它们由辉煌而衰亡的命运。

从白天到夜晚，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行走着。头发粘在脑门上，衣服软搭搭地贴着身体，手里拎着上班的公文袋，上学的书包，上菜场的竹篮子。他们丝毫也不抱怨，一点都不抱怨，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以期盼太多，也不应该要求太多。

湿得滴水的城市。慵懒和忧伤的城市。

可是，偶尔也会有云开日出的日子。

当阳光从灰沉沉的霾云中小心地撕开一条口子，往城市里笑眯眯地看上一眼之后，世间万物就仿佛从魔法中醒来一样，一切一切都变得明亮、轻快、活泼，那样的笑靥如花，生气勃勃。

一分钟之前还像没有拧干的婴儿尿片那样滴水的云朵，一分钟之后却成了大团大团蓬松柔软的棉花，干爽，洁净，蓄满了阳光的好闻气味，在天空中慢慢地游移踱步。

云朵闪开去的空档里，太阳就大方地展露它灿烂的身影。于是，城市中楼房的每一个立面都闪闪发光，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琉璃。

水珠从梧桐树的枝条间滚落，发出丁零零的响声。汽车的前后窗户都映着蓝天白云和熙熙攘攘的街景，如同城市里一幅一幅活动的风景画。浅绿色和米黄色的花斑蝴蝶用最快的速度晾干了它们的翅膀，而后飘摇着飞过马路，聚集在街心花坛的蜡瓣花和榆叶梅上，陶醉般舞蹈和嬉耍。小鸟赶快从树岔间扑过去，一门心思地要参加蝴蝶的盛会，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蝴蝶自然嫌它们聒噪，故意端出架势，飞高飞低，翩如霓影。

这样的热闹，这样的欢欣，这样的喜气洋洋，清新妩媚。

爸爸的葬礼非常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时候。所以，那些穿着深色的衣服来参加葬礼的人——那些带着哀思和鲜花赶过来的亲人、同事和朋友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就没有想像中那么忧伤。甚至他们手臂上别着的那朵绢纸白花，在阳光中都变得娇美和灿烂，每一片花瓣薄如蝉翼，柔嫩透明，仿佛散发出真花一样清新的香气。

“来了吗？”

“来了来了。”

“多么不幸啊！”

“说的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唉，孩子最可怜！”

他们轻声交谈几句，而后分开，寻找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

阳光无所不在，它照耀着墓地上新挖开的泥土，褐黄色的泥土泛出一层金红，变得可爱起来。

泥土里有一种潮湿的好闻的气味，这首先吸引了几只深褐色的爬虫，它们努力地舞动四肢，要让自己的身体往土堆里拱进去，拱进去。

然而，它们爬行的路径不对，拱到了爸爸的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骨灰盒上，坚硬的墙壁使它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它们很诧异，惊奇地抬起头，脑袋摇来摇去，想要看清楚挡在前面的是什么。

它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在这个坚硬的盒子里面，躺着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的全部身体。

还有他所有的笑容，所有的忧伤，所有对儿子的爱，所有在世界上应该尽到而没有尽完的责任。

硬壳爬虫们蜷缩不动，紧张地交头接耳，商量对策。

弟弟站在人堆里，不需要太多的蜷缩，就能够让自己被周围的大人们遮没不见。他觉得这样很好。他不想再看见那只骨灰盒了。可怜的爸爸，比自己高出两个脑袋，躺在这样一只盒子里肯定很不舒服。可是弟弟没有办法帮到他。就像爸爸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儿子自己努力一样，现在，弟弟也没有办法帮助爸爸。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弟弟在起初的一星期之内死活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弟弟只记住了那个黄昏的景色：天空是青紫的，最西边的地方有几抹橙红和金黄。被太阳晒了一天的树木，缓慢地释放着阳光的好闻的气味。鸟儿们悠闲地从天空中飞过，挑剔地寻找晚上的栖息之处。路边的小摊贩们早早地占据地盘，开始摆出夜市才出售的食物：热辣辣烫嘴巴的牛肉粉丝煲，架在火炉上薄皮带汁的鲜肉小笼包，撒上了诱人的孜然香料的羊肉串，白如雪花又漂着一层红色辣油的豆腐脑……

整个城市，被温暖的暮色笼罩着，安详得像一抹微笑。

当时爸爸从海陵路小学接了弟弟出来，顺便拐到菜场，买了一只宰杀好的红冠子的小公鸡。他把公鸡夹在车后，一边慢悠悠地骑车，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坐在车前杠上的儿子说话，问他晚上想吃清蒸的还是爆炒的。

弟弟皱着眉头说：“爸爸，你真烦啊！”

好像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都会跟自己的孩子烦。也或许他们就是自言自语，不在乎孩子会不会回答这些絮叨。

弟弟执意不答这种无聊的问话。他本来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坐在车前杠上，视野比较开阔，于是就抬眼看天空中一只蝙蝠飞过去的黑影，心里想着今天的作业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写完。

弟弟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那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会在一转眼之后降临。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以一种疯狂的、超极限的速度斜冲过来，发动机呜呜地狂吼，整个车身颤抖着痉挛，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震响，像一头电影里才有的超能量的宇宙怪兽一样，冲进路边漫不经心的人群之中，瞬间工夫造成三死两伤的结果。

弟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血泊中爸爸的模样，因为他自己刹那间被一双大手用劲地抱起来，甩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一个路边卖草莓的中年女人的身上，在把那个女人连带着撞翻在地之后，失去了知觉。

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感受，是两肋之间被手掌抱住的温暖。那两团余热从此残留在他身体上，有时候像热水袋裹住般的舒适，有时候又像火炭烧灼样的刺痛。

别扭的是，当他的身体备感灼痛时，他无法诉说。说不出口，也无人会信。在这一点上，弟弟觉得自己并不比动物园里的那头小狼快乐。那小狼被人用弹弓打中，受了伤害后，会迫不及待地呜咽和嚎叫，告诉全世界它所受的痛楚。可是弟弟不行，弟弟不能够说。弟弟说了之后，别人就以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成了某种病症的患者，然后争先恐后地上前摸他的额头，翻他的眼皮，用一种古怪的神情和语调围住他，问长问短。

所以，葬礼上的弟弟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缩在人群的背后，从人腿的缝隙里看着那只在骨灰盒前抬首摇头惊诧莫名的褐色爬虫，心里想着爸爸睡在窄小黑暗的盒子里的感受，替爸爸难过，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坐在轮椅上的患痴呆症的奶奶已经被太阳晒得打起了瞌睡。她那个萎缩成了小马蜂窝一样的可怜的脑袋，完全弄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她身上的一件灰黑色宽袖衬衣，是姑妈特意去批发商场买来之后，蒙住她的眼睛强迫着套上去的。

“我要亮，我不要黑。”奶奶嘟囔着，用劲地扯她身上的衣服，想脱掉它。

姑妈按住她的手：“就黑一下子，黑过之后会亮的。听话，啊！”

之前奶奶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砖头一样闷闷的红色。除此之外，她宁可光着身子，也拒不接受其他颜色。姑妈解释说，老太太一定把砖红色的衣服当成房子了，她要躲在房子里才觉得安逸。

奶奶被叔叔抱上轮椅的时候挣扎了一下。她撇着嘴巴，好像要哭一样地说：“我不上街。我不要去逛街。”她扭着身体，像小孩子一样任性。

做母亲的这个人已经不懂得死亡是什么了，所以跟她说不明白。她到了墓地，可是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葬礼。

奶奶手上有一枚小小的翡翠戒指。打瞌睡的时候，她的那只皱成抹布的手安详地平放在膝盖上，阳光就在绿宝石上跳舞。那里反射出来的绿莹莹的光线甚至还溅上了她的鼻尖，看上去像挂了一只印度女人的鼻环，很滑稽。只不过老太太自己无动于衷，头低着睡成了一个酣甜的婴儿。

弟弟清楚地记得，爸爸赶在奶奶七十岁生日之前，从城市广场的珠宝柜台把这枚戒指买回来的时候，婶婶怪模怪样地皱着鼻子，哼哼着说：“都痴呆成这个样了，你就是给她买个夜明珠，只怕她也当块泥疙瘩。”

爸爸没有理睬婶婶的话，他仔细地用热水给奶奶洗干净手，涂了护手霜，然后把翡翠戒指慢慢地套上奶奶的无名指。他托着奶奶的手，举起来，让她自己看。弟弟记得奶奶当时是笑了的。也许是因为胳肢窝里痒，或者别的原因，可是奶奶的确笑了。

“一颗豌豆。”她说。她的脑子里没有了翡翠的概念，可是却有豌豆，这很奇怪。

那一天，距车祸的发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爸爸像是算好了自己会有如此劫难，要给他的老妈妈留下一个念想。

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布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搀扶这个，招呼那个，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脸上的笑容几乎可以称得上快乐。

真的，她应该快乐。爸爸死了，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将由她来处理。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家人聚集的时候，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不容置疑地对大家宣布：“长子不在，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这任务不轻，就算有房子做补偿，也未必抵得辛苦。是不是啊？”她把头转过去，用眼色示意叔叔，希望自己的丈夫站出来附和一句。

当时叔叔闷坐在一旁抽烟，死活都没有开口。他反感她这么说话，可是又不敢公开制止她。叔叔一直都害怕婶婶，害怕她的伶牙俐齿，她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她那根尖尖的伸出去戳到他脑门上的食指。从恋爱的时候这男人就怕女人，怕了漫长的十年，还会一直怕下去。

所以，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婶婶是快乐的，叔叔是悲哀的。手足同胞的悲哀，牵心连肺的悲哀。

弟弟原本不叫“弟弟”，他的学名叫赵安迪。爸爸从小喊他“安宝儿”，姑妈、姑夫、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

爸爸葬礼的前一天，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走进这个家门。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就皱起眉头问：“谁叫安宝儿？”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她抿了抿嘴唇，大概是想要说什么，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最终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太滑稽了，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改了吧，好不好？”

弟弟心里紧张，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只是点头。

舒一眉独自思索：“改个什么小名才好？赵安迪肯定是太严肃了。叫你迪迪呢？也不好听。迪迪，嘀嘀，听上去好像在叫唤一辆汽车，是不是？”她仰起脸，想了一会儿，轻轻地叹口气：“真麻烦！这样吧，我叫你弟弟好了。弟弟也就是男孩的意思，简单明了，又不别扭。”

可是弟弟自己有点别扭。舒一眉的决定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此后的几天中，赵安迪满耳听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弟弟。这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弟弟——不是奶奶的孙子，舒一眉的儿子，姑妈的侄子，小表妹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备感屈辱的称谓：弟弟。

到他将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须发斑白，他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笑的名字。他一生一世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弟弟。妈妈为什么没有替他考虑考虑？她如此匆忙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名字掷给了他，就好像一张板凳的腿断了，主人不高兴麻烦木匠，随手抓一根树棍折了折，拿一颗钉子敲进榫洞里，拍了拍巴掌，说，就这样吧。

弟弟决定抗议。这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以拒绝吃饭来表明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态度。

全家人不知何故，围着他惊慌失措，问长问短。弟弟紧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一句不说。

最后还是舒一眉走过来，盛一碗饭，夹两筷子菜，轻轻地往弟弟面前一推。弟弟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溃不成军地崩溃。他偷看着舒一眉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好饿，从来没有这样饿过。他低下头，狼吞虎咽地扒下一碗饭，然后自己去洗干净了那只碗。

绝食抗议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谁都不知道他是因为名字而绝食。

姑妈小声地对叔叔说：“可怜的孩子，他怕她。”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舒一眉。

其实说起来，弟弟是在更早之前知道了有舒一眉这个人。那一年他也许五岁，也许六岁，总之是在读小学之前的某一天早晨。那天他用一双刚刚吃完肉包子的油腻腻的小手，翻找出了妈妈舒一眉的照片。那照片被爸爸藏在电视机柜里的一堆磁带和产品说明书下面，扣在一只暗红色的硬纸盒中。弟弟刚用小油手把照片抓到手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发现了家中的一件新奇物品，爸爸从晾衣服的阳台上飞鸟一样地扑过来，抢走了弟弟手里的东西。“安宝儿！”爸爸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

弟弟抬头看着他，不知所措地张开两只手。

爸爸强调道：“油！油啊！”

弟弟才明白，自己的油手差点玷污了这张美丽的照片。

又过了两年，弟弟上小学之后，弄清楚照片上美丽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弟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所谓的“妈妈”就是照片，藏在纸盒里的东西，也可以贴在墙上看看。他开始观察周围小朋友的妈妈，留心她们的长相，衣着，发型。他很骄傲，因为她们都没有他的妈妈好看，没有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没有那个人脸上谜一样的笑容和花朵一样张开来的嘴唇。

爸爸葬礼前的一天，姑妈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拉起他的手：“安宝儿，走，去火车站接你妈妈去。”

弟弟愣怔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尽管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去火车站。接妈妈。谁是妈妈？为什么要去接那个人？

弟弟很被动地跟着姑妈去了火车站，接到了从照片上走下来的舒一眉。

当时的感觉非常奇怪，好像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熟悉的一个人，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看着她说话，看着她走路，看着她转头微笑的一个人，突然咚地一下子跳出电视机，活生生地站到自己面前。弟弟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紧张，不安，目光闪躲着，不看舒一眉，反而去看其他那些下车的旅客，看着他们表情疲惫、须发蓬乱地从他身边走过去，箱包的拖轮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大人们拼命攥紧了孩子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被人贩子拐走。从列车轨道上飘出来的气味中，有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跟眼前这个漂亮的“妈妈”同样陌生。

姑妈小声提醒弟弟：“叫妈妈。叫！”

弟弟喉咙干涩，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音。

“叫啊！这是你妈呀！”姑妈甩着他的手。

弟弟干脆把手别到背后，让姑妈碰不着。

姑妈恨铁不成钢地跺着脚，对舒一眉抱怨：“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金口难开啊。”

舒一眉转过身，淡淡地说一句：“那就算了吧。”

姑妈回手就在弟弟手臂上拧了一把，又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姑妈的手很大，手掌又厚，拍打人的时候很舒服。可惜姑妈的家里不能够收留弟弟，因为姑夫不同意。姑夫个子小，心眼儿也小，每天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心里翻来覆去地就盘算一件事：今天有没有吃亏？所以姑妈对弟弟说，不留在她家里也好，省得姑夫往后防贼一样地防他。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出站台，回家。是爸爸的那个家。因为爸爸不在，短短几天已经变得空荡、零乱、有颓败之气的家。

舒一眉在前，弟弟在后，姑妈夹在这一对陌生的母子之间。舒一眉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短风衣，丝袜紧紧地裹住她圆润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咖啡色，看样子很柔软，因为走在水泥地上没有嗒嗒的令人厌烦的声音。

姑妈觉得弟弟这一天的表现像个痴呆儿一样。她生怕舒一眉误以为弟弟真的痴呆，对弟弟的第一印象不好，总想着要帮弟弟补救一下。在出站口，她回头等弟弟上前，扯扯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去，帮你妈提个包。”

弟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钉子一样地固定在原地，双脚无法动弹。

姑妈威胁他：“你十岁了，该知道懂事了。”

弟弟摆出一副要原地后转的架势。

姑妈只好告饶：“好好，不去，不去。”

钉子松开，弟弟的双脚又迈上前去。他那穿着一双不那么新的三十五码蓝色旅游鞋的脚，脚踝细细的，细得连袜子都挂不住，袜口耷拉下来趴在鞋口，像兔子的两只耳朵一样忽闪忽闪，脚步却沉重和拖沓。

姑妈小声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一对冤家呀！”

弟弟抬眼偷看舒一眉走路的背影，看着米黄色风衣的后摆在她的腿弯处起起落落，微风荡漾。他心里别别扭扭地念着两个字：妈妈。

墓地里的褐色爬虫经过紧急磋商，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绕过眼前高高的木墙，寻找一个继续前行的方向。

于是，它们的两条触须扬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晃转动，试图在短暂的时间中制造出一个具有雷达效果的磁场，从而决定自己选择往左还是往右。

其实原地后转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它们没有脖子，所以脑袋无法转动，眼睛只能够看到前方吗？应该帮帮它们。可怜的小虫子，当着这许多人的面，找不到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多么难为情！

弟弟再没有多想，果断地从人群中挤上前去。他先是移动了一只脚，插进前方两个大人的空隙之间。凭着这两个人身上浓重的烟味，他认出他们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刘叔和杨叔。接着弟弟扁过身子，吸起肚皮，又移动了另外一只脚，将空隙挤开，身子插进去。他感觉刘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胳膊，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一低头看到是弟弟，才没有发火。弟弟趁机越过他的身躯，又走了一步，在稍前一点的位置上站稳。

有什么东西，柔软又带点坚硬，触碰在弟弟的肩头。与此同时，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有点像甜橙切开之后指尖留存的清香，细细地、丝丝缕缕地钻进弟弟的鼻腔。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很响很响的喷嚏，响得姑夫回过头来对他瞪着眼睛。弟弟有了负罪感，也觉得这个喷嚏打得不是时候。他不自觉地缩起了身体。

这时候，他才发现刚刚肩头碰到的柔软物体是妈妈的手肘。他偷眼看着这个手肘：它被裹在米黄色布料里面，却仍然是妈妈身体的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奇。他很高兴甜橙的清香是属于妈妈的，非妈妈莫属。相反，如果橙香来源于另外一个女人，比如姑妈，比如矮小尖刻的婶婶，他就会继续打喷嚏，打到窒息，打到死。

然后，弟弟注意到了妈妈的手臂正在发抖。细微地战栗。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发出声响。

弟弟紧张起来，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妈妈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金黄色的矢车菊，独自一个站在路边。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悲哀？同情？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弟弟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

弟弟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舒一眉。不管怎么说，舒一眉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弟弟还没有想好怎么帮，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舒一眉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中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舒一眉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赵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夫、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舒一眉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昏晕。

几年之后，已经十五岁的小伙子赵安迪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伙子尖锐地问姑妈：“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发里散发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南京，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爸爸当初带你去了南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爸爸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那么，”弟弟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妈妈？”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舒一眉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夫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弟弟也许就不会跟着舒一眉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独自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他左右张望，目光张皇，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生活的能力还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

甜橙的清香从玻璃窗外蜿蜒钻进来，仿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咣啷一声砸落在弟弟的头上。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喃喃地吐出一个词语：妈妈。

不错，他说的就是妈妈。之前从来没见过面的妈妈，散发着甜橙清香的妈妈，因为葬礼上的歇斯底里而被人们强行按倒的妈妈，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却不知道肯不肯好好照顾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弟弟说出这个温暖的词语之后，自己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留在房间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听着女局长在门外跟人们交涉。他双手并拢，十指交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骨头的柔软，差不多就要掰断了它们。

最后，在他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被舒一眉轻轻地推开，她穿着米黄色短风衣，咖啡色软底鞋，带着挥之不去的甜橙清香，面无表情地走过来，站在弟弟面前，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走吧。”

舒一眉带走儿子之前，去过一趟海陵路小学，为他办一系列繁杂的转学手续。顺便，她找了弟弟的班主任，一个胖胖的、在头发上别了一枚浅蓝色蝴蝶发夹的年轻老师。

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作态，那个女老师手撑着下巴，苦苦地想了很久，却没有能够总结出弟弟的任何一条优缺点。

“这孩子不引人注目。”她微带羞涩地说，为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漠视开脱。

在女老师的眼睛里，赵安迪什么都是平常：成绩平常，表现平常，甚至连个头和长相也都平常。哪怕他有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突出也好啊：眼睛小一点呢，鼻子肥一点呢，牙齿龇一点呢，这样就容易让别人记得住了。可是赵安迪真是没有。他就是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十岁，上四年级，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把椅子，好事没有他，坏事更不可能有他。曾经有一次他被选中去表演团体操，可是团体中有他存在就显得郁郁寡欢，整体情绪“飞不起来”，导演只好撤下他，另外换上了一个脑袋偏大却活泼好动的。

女老师惋惜地告诉舒一眉说，那是一次机会，因为团体操后来上了电视，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

从团体操谈开，女老师忽然记起赵安迪在学校里好像是有一个绰号的，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搬家鼠！“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绰号，搬家鼠。”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名字，女老师显然有些兴奋。总算是有东西可以向孩子的母亲交代了。

为什么叫“搬家鼠”？因为赵安迪喜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捡回来往抽屉里放。什么小瓶子，小夹子，电话卡，广告画，用剩的圆珠笔、签字笔……有一次他还捡了一台被人丢弃的手提电脑，抽屉里放不下，放到班级的“生物角”里，又无巧不巧地被检查卫生的副校长看见，扣掉了班里一星期的卫生小红旗。“是一种癖好，顽症。医学上大概叫强迫症吧？”

年轻的女老师歪着头，小心翼翼看着舒一眉，仿佛生怕这个沉重的医学名词会吓着母亲。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古怪的孩子。

舒一眉笑笑，客气地跟女老师握了手，说了再见。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她不置可否，甚至连一点点惊惶不安的神情也没有。

舒一眉走了之后，女老师长出一口气，抬手摸一摸头上的蝴蝶发夹，对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我跟她说这一会儿话，汗都出来了。她对她儿子好像不怎么在意哦！”过了片刻，她又若有所思地自语：“不过她的气质是真好，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也特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话。赵安迪的母亲是一个天外来客，从来不到学校，第一次来，就把孩子转走了。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什么样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啊？女老师说过这话不久，很快便忘记了赵安迪这个学生，以及一个名叫舒一眉的母亲。

还要补充一件事。弟弟在跟随舒一眉回家的火车上，曾经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个农村妇女给她孩子喂奶的过程。那一只裸露在外的乳房鼓胀得似一座小小的山头，乳汁突涌如火山爆发，出生不久的婴儿根本吞咽不及，被呛得连连咳嗽。女人只好移开孩子的嘴巴，抬起车窗，沿铁轨线放出多余的乳汁。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核桃大小的褐色的乳头，指间轻轻一压，滋的一声响，白色的液体像从高压喷枪射出来一般，强有力地打向窗外，形成一条粗粗的鞭子一样遒劲的白线。跟着，腥甜腥甜的乳香就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强烈得好像早晨送奶员在小区门口打翻了奶罐。

那女人一回头，发现弟弟盯着她的乳房，她有一点害羞，可是也没有特别在意，朝弟弟憨憨地笑了一笑，忙着把乳头重新塞进婴儿的口中。

弟弟凝神想，如果他要写一篇关于妈妈怎么给孩子喂奶的作文，该怎么形容这个妈妈的乳房呢？这么大，又这么白，用什么来做比喻？

同桌的李小伟曾经在作文里描写过他们班最漂亮的女孩程红叶的嘴唇。李小伟写道：程红叶生气的时候会把嘴巴鼓起来，这时候嘴巴就没有了，变成了一只熟透的红草莓。语文老师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红杠，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比喻不当，性意识太强烈。

班上的同学把李小伟的作文本传来传去。大家都朦朦胧胧地知道老师批语的意思，可是又说不清楚。知道，却说不清楚，这才令人兴奋。

弟弟下意识地吧嗒了一下嘴。他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妈妈是不是也这样给他喂过奶。

舒一眉埋头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她一点不知道弟弟这时候想了些什么。从上了火车开始，她就一个人看书，全神贯注地看，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儿子。

要适应两个人的生活，对于舒一眉来说，就像是要从地球跨到月球，那么的遥远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