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老师李轻松，在消失了好些天之后，有一个晚上忽然又登上了舒一眉家的门。

他躬着腰，敲门敲得小心翼翼，态度恭敬而谦和。手里还是拎了礼物的，不过已经不是大瓶的可乐和雪碧，改成一箱露露牌杏仁饮料。“冬天要喝热的露露。”他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广告词。

弟弟很奇怪，超市里有那么多吃的和用的东西，李轻松又不是饮料推销员，为什么每次都喜欢买饮料来做见面礼？

李轻松还带着自己的棉拖鞋，也是刚刚从超市买的，用一个塑料袋拎在手里。以前他留下的一双拖鞋是塑料的，早已经被舒一眉扔了。就是不扔，深秋天穿着也太冷。李轻松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猜到了自己会没有合适的拖鞋穿，所以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一双。

他趿着合脚的大棉拖鞋，抱起饮料箱子去厨房，找地方放妥，然后打开包装，大手像抓斗一样，一抓就抓出了其中三罐。他把三罐杏仁露放进钢精锅，再放进水，点火，煮。他接受了从前的教训，坚决不让弟弟再进厨房了。他把厨房门关上，一个人守着火头，等待蓝色的火苗把锅中冷水慢慢舔热，舔出咝咝的响声，翻起珍珠般的气泡。

弟弟站在客厅里，和坐在沙发上的舒一眉对看着，大眼瞪小眼，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李轻松会来。他真的是一个不速之客。而对这个已经进了门的李轻松，他们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客客气气请他走。他们好像做不来这种过于绝情的事。舒一眉做不来，弟弟同样做不来。

气氛沉默而微妙。

李轻松把三罐热气腾腾的饮料捞出来，用一个托盘装着，嘴里发出嘘嘘的声音，动作夸张地端到客厅里。而后，他又拿过来两个杯子，拿抹布包住烫手的罐身，撕开铁环的扣子，倒出两杯雪白喷香的杏仁露。

一杯端到舒一眉手上：“你喝。”另一杯推到弟弟面前：“你也喝。”

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不喝肯定是不礼貌的。

舒一眉端起手里的杯子，示意弟弟跟着动手，然后用下巴点一点剩下没开的那一罐：“李老师，你自己也喝吧。”

李轻松受宠若惊，顺势在舒一眉旁边一屁股坐下。“不不，我不喝，那一罐是留给你喝完再添的。女同志喝这个好，补气养颜，我在一份保健杂志上看到过。”

说完这句话，他忽然扑上前，大狗熊一般地蹲在了弟弟腿边，不由分说就掀弟弟的裤子，扒他的袜管。“我看看。”他说，“我心里一直惦记，怕落下疤痕。有吗？有吗？啊？”

弟弟不习惯被人扒着衣服看，羞得脸通红，一个劲地往后缩，恨不能墙上有个洞，让他把身子放进去。

李轻松放心地拍拍手，站起来，坐回到沙发上。“不让看，就是没事。那就好。”

好像他巴巴地来这么一趟，就为了确认弟弟腿上有没有疤。

舒一眉没有心情再陪他坐下去，放下喝了一半的杏仁露，起身说：“我要上班了，你现在走不走？”

李轻松有一点意犹未尽，吹了声口哨，用眼睛看着弟弟：“我也要走吗？你有没有什么功课要问我？”

弟弟忙不迭地摇头，把脑袋摇成了一个拨浪鼓。

李轻松只好怏怏地站起身，抖一抖原本熨得很直的裤线：“那好吧，我也走了。星期六我再来，给你们送螃蟹。”

星期六，李轻松果然拎了螃蟹到舒一眉家里来。

螃蟹一共三只，两只小的，一只大些的，用很粗的紫红色的尼龙绳子扎着，看上去像一份珍贵无比的礼物。那些小东西的手脚被绳子捆牢了之后，想动动不起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只好拼命地吐泡泡，吐得嘴边上肚皮上到处都是，怪可怜的。

李轻松进门之后就把螃蟹高举着，很夸张地喝叫说：“都闪开！别碰它！让我来！”

他钻进厨房，剪开尼龙绳，找了一把刷鞋子的刷子，刷那些螃蟹的肚皮、大钳、脚爪。期间被蟹钳夹了一下，疼得一个人在厨房里嗷嗷地叫。弟弟在房间里伸着耳朵听，以为舒一眉要过去安慰他一下。结果根本没有，舒一眉在埋头往电脑里输一些文字，屁股都没有抬一抬。

螃蟹热腾腾地上了桌，李轻松激动地招呼舒一眉和弟弟过去吃。他一共准备了两只盘子，一只给舒一眉，又一只给弟弟，这就表示他自己不准备享用。他把螃蟹翻过来看，两只小些的圆脐，是母蟹。大的那只无疑是另一种性别。他起先往舒一眉的盘子里放进了一公一母，剩下的母蟹归弟弟所有。突然他又变了主意，把母蟹从弟弟的盘子里撤出，跟舒一眉盘子里的公蟹调换过来，还解释说：“小孩子懂什么享受啊，吃母蟹浪费了。”

话音刚落，舒一眉已经推开她面前的盘子，站起身，宣布说：“我今天皮肤过敏，不能吃这个。”

李轻松张大嘴，呆呆地看着她从餐桌前撤离，头也不回地走进卧室，掩上房门。

李轻松这时候的神情有点可怜，他的脖子鹅一般地往前伸着，眼睛盯住舒一眉盘子里的蟹，不知所措地看。两只母蟹的蟹壳通红，看起来绝对新鲜。那脚爪上的绒毛是金黄色的，洗刷得根根清爽。蟹眼煮熟之后发紫，死不甘心地怒睁向前，有一个眼珠子几乎要弹落出来，在脑袋上摇摇欲坠。

李轻松无比沮丧地咕哝：“她怎么啦？这人到底怎么啦？”他转头问弟弟，“不是好好的吗？我们谁惹她了？”

弟弟没说话，因为他也没有能够理解舒一眉这是为什么。可是，既然舒一眉离开了餐桌，总是有她的道理，从责任和义务上来说，弟弟应该毫不犹豫地响应。所以弟弟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对李轻松道歉说：“我也过敏了。”

李轻松垂着脑袋坐在桌边，很久都没有搭腔。弟弟得不到他的回答之前，始终不敢离开餐桌。两个人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对坐着，情景很尴尬。

过了足有五分钟，螃蟹壳子上已经不再有热气冒出来，盘子边缘凝结的水珠也已经蒸发干净，李轻松才丧气地摆摆手：“你们都走吧，螃蟹我一个人吃。有口福干吗不享？”他还尖酸地说了一句话：“你妈这样的人，谁碰上她都会怕，只有我是傻瓜。”

事情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儿：李轻松一口咬定了自己是傻瓜，但是他一丁点都没有卸去傻瓜帽子的意思。他兢兢业业地服侍舒一眉：花整整半天的时间，把螃蟹剁开，蟹肉一丝一丝地掏出来，做了一个蟹粉豆腐煲，还做了一个蟹黄炖粉皮。他愉快地搓着手，把舒一眉和弟弟重新请到了餐桌上，恳求他们用心欣赏他的厨艺。他认为自己在厨艺上的进步是明显的，因为舒一眉拒绝他登门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看电视里的《天天厨王》节目，记下了几十页纸的心得和要领。

碰上这样死缠烂打的人，舒一眉真的是没主意。她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

三十五岁的英语老师李轻松，就用这样老套到不能再老套的方式，再一次地入侵到舒一眉和弟弟两个人的家。

他继续为舒一眉做饭、揉肩、换灯泡、给电脑软件升级，打理一切琐碎的家务，在舒一眉面前留下“模范男人”的印象。

另一方面，舒一眉离家上班时，他依旧支使弟弟做他的小奴仆，扫地、抹桌子、买啤酒、把泡好的热茶端到茶几上。只不过开水壶不让弟弟碰了。只要水壶坐到了火头上，沸叫声一起，不管他是在上厕所还是看电视，十秒钟之内他肯定冲进厨房去，完成灭火和冲水两项大任务。

外婆有一次试探地问弟弟：“你妈妈跟那个李老师，他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都老大不小的两个人，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有过说法吗？”

弟弟认真想了想，咬着外婆耳朵说：“我妈妈不会跟他结婚。”

外婆着急：“不结婚干吗要耗着呢？你妈妈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人情世故一点都不通啊？”她叹气：“急死了！我真是要为她急死了。”

可是外婆又不敢把这种着急对舒一眉说出来。外婆有点怕她。家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怕她。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

可儿给弟弟发来一封“伊妹儿”。她写到：“我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急需找助手，你肯不肯帮忙？”

弟弟发信回答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可儿又打出一句话：“你这人真没劲，找你是看得起你，干吗要问个青红皂白？”

弟弟觉得打字太慢，干脆离开电脑，走过去打电话：“可儿姐姐，你要是不说清楚，万一我妈妈问到我，我怎么告诉她呢？”

可儿劈头盖脸骂过去：“真是个蠢猪头！你不会不说吗？刘胡兰对着敌人的铡刀都不投降，你妈总不会拿把菜刀对你吧。”

弟弟觉得可儿的比喻也太不恰当了。第一，他本人不是英雄刘胡兰；第二，舒一眉也不是地主还乡团。

但是弟弟不敢把这话对可儿说出来，因为他想去。可儿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件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不起”就是非同一般。非同一般又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是惊险、刺激、了不起。哎呀，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总之这么说吧，弟弟很激动，不愿意放过历险的好机会。

可儿对弟弟的积极态度表示满意，从而下达了第一个指令：星期天下午一点整，夫子庙花鸟市场，不见不散。

弟弟瞪着眼睛想了半夜，死活不觉得花鸟市场跟“了不起”的事情有任何联系。他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谍中谍》，觉得那个特工间谍所做的一切才能配得上这三个字。

但是也难说。万一可儿拽上她爸爸宝林，财大气粗地要把市场上所有的小鸟都买下，而后再放生呢？万一她通过什么关系知道了市场上有人卖毒品，带上警察，呜呜地鸣着警笛，来个全场大抄底呢？就是她看上了一条一万块钱的拉斯维加斯搜救犬，要想让弟弟帮她鉴定一下值不值得买，那也是了不起啊。

所以，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半，弟弟出发往花鸟市场去的时候，脸上兴奋地放着光，头也抬得比往常高。

眼镜店老板卫东平惊诧地喊住他：“弟弟啊，你这么开心，是不是收齐《三国演义》的烟标啦？”

弟弟抿嘴笑，认真地问他说：“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了不起的事？”

卫东平摇摇头。

弟弟笑得更欢：“那我要去做了。回来我再告诉你。”

他坐车坐到花鸟市场，时间是一点差十分。他先在卖猫狗的店铺前逛了一圈，没见到可儿。又在卖鸟雀的店铺前逛了一圈，还是不见可儿。最后看到可儿穿着一件绿色连帽衫向他走过来的时候，弟弟简直就傻了眼，因为可儿的手里拎了一只装小白鼠的小铁笼！

弟弟结结巴巴地问：“你不会是找我帮你买老鼠的吧？”

可儿皱一皱眉，很不屑地回答他：“可能吗？我会是那样的三八婆？”

弟弟觉得也是，可儿在他心里一向都是做事很酷的人。

可儿把弟弟带到旁边的一家甜品店，请他喝了一杯热可可，然后告诉他说，刚买的这只小白鼠，她准备偷偷放进宝林的那个“情人”的家，吓她一个半死，同时也是向她表明，做人不能太猖狂，舒宁静拿她没办法，还有可儿在呢，谁要敢无视可儿，侵犯可儿的妈妈，得让她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弟弟听得发懵，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也许是真的需要弟弟帮忙的原因，可儿破例没有责怪弟弟笨。她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给弟弟下达第二个指令：一会儿他们打车去那个女人家，由可儿负责敲门说话，弟弟躲在门边等待时机。可儿就站在门口跟她说话，甚至争吵，甚至打架，总之拖延时间，让弟弟把老鼠从门缝里塞进去。

可儿说：“你听明白了吗？这要是打仗，我就是佯攻，你就是主攻，我们彼此配合，不能出错。”

弟弟望着笼子里的小白鼠。小白鼠正趴在一个滴溜溜转圈的圆筒上，小腿儿蹬得风快，红眼睛得意地东张西望，像个高高兴兴表演着拿手戏的孩子。它丝毫不知道自己将要担负的“了不起”的责任。

弟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一只可爱的小白鼠送到那个女人家里是没有意义的，谁都知道小白鼠是宠物，塞十只进去都吓不死人。如果有一百只还差不多，因为它们的队伍会浩浩荡荡形成“白色风暴”，达到恐怖电影片的效果。

可儿一撇嘴：“你知道什么呀，女人都怕老鼠，一只足以搞定，这我再了解不过。再说了，做一件事重要的不是结果如何，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做的本身是表明态度，划分立场。只要让那个女人看到老鼠，我们就胜利了。”

可儿这一番气壮山河的话，把弟弟说得心悦诚服。他真心地认为可儿是了不起的，她的计谋、她的果敢、她的勇气，都是了不起的。

于是他们提上白鼠笼，走出甜品店，打车，去往“那个女人”家。可儿事先已经侦察好了路线，知道车进了小区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她甚至还说得出那个女人住在小区的哪一栋，几单元，多少号。她把手里的一张写了门牌号码的纸条亮在弟弟眼前时，脸上的神情带着冷笑，简直可以和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比胆识。

屏心静气地站在漆成绿颜色的小区铁格门前，可儿和弟弟有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对望。两个人都在调整呼吸，平缓心跳，把临战前的状态提升到最佳。可儿的脸上是破釜沉舟的悲壮。弟弟的鼻尖上则挂着汗珠，明显很慌张，跟可儿相比，他的定力差了几个等次。

可儿小声地给弟弟下达第三个指令：“把铁笼子扔掉。”

“啊？”弟弟下意识地把笼子护在腹前，眨巴着眼睛，以为自己听岔了要求。

“老鼠拿出来，抓在你的手中。笼子扔掉。”可儿压着声音，又一次重复。

“为什么？”弟弟还是不能明白。

可儿已经很不耐烦：“真笨啊！如果老鼠还关在笼子里，我把门叫开之后，你能够来得及开笼子抓老鼠吗？就算来得及，动静不是太大，惹她注意了吗？”

弟弟真想揪下自己几根头发，作为对这个愚笨脑袋的惩罚。

他蹲在路边，小心地抬高铁笼子上的那扇精致小门，另一只手迅速地伸进笼子里，捉住了那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他做得心惊胆战，生怕一不留神逃走了白鼠，又惹可儿一顿臭骂。臭骂还是小事，关键是可儿那副鄙夷的眼神，弟弟一想起来就会头皮发麻。世界上所有对他的伤害都比不上可儿的一点轻慢，这是对一个男孩子自信心的毁灭性的摧残。弟弟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住自己在可儿面前的这一点可怜的自尊。

小白鼠毕竟是驯养过的宠物，在弟弟的手中乖巧温顺。它的皮毛柔软滑腻，小爪子软绵绵地搭在弟弟手心，眼睛惊讶地眨动着，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让它离开这个习惯的居住空间，而被一个看上去并无恶意的孩子攥在手里。

可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口香糖，撕去包装纸，郑重地放进嘴巴。她已经很久不碰口香糖了，今天突然地破例，说明她并不似弟弟所想的那么镇定。她脸上挂着酷酷的神情，心里还是免不了怯懦，需要有口香糖一类的东西来为她鼓气。

弟弟识破了可儿的伪装之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觉得这个嚼口香糖的可儿才是真实的可儿，是一个比他高明不了太多的十四岁的女孩。

可儿用劲地瞪他一眼：“笑什么笑？放跑了老鼠，看我怎么罚你！”

弟弟刚要说话，觉得手心一热。低头看，原来小白鼠尿了，尿水已经顺着他的指缝滴落在地上。弟弟龇牙皱眉，恶心得要命，别过头，远远地伸开胳膊，生怕手里的小东西一高兴又屙出几颗屎来。他拼命地对可儿打手势，要求她赶紧行动。时间如果长了，他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

可儿最后看他一眼，两人进了单元门，找对房号，可儿果断地、悲壮地、咬牙切齿地，把一根尖细的食指按在了门铃上。

他们都听到了电子门铃动听的音乐声。然后，脚步重重地响了起来，从房子的里面一直响到门后。再然后，门锁被人从里面咔咔地拧动，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一张胡子拉碴的面孔出现在可儿和弟弟的面前。

可儿一声惊叫。尖利和惊诧的叫。弟弟那一次在厨房里被开水烫伤，叫得都没有她这样吓人。

弟弟没有来得及叫，因为他手里的白鼠趁他猛一愣怔的时候，飞快地从他手心蹿出，跌落在地上，闪电一般地没了踪影。

铁门后面那张胡子拉碴的面孔，属于一个叫宝林的男人。他当时穿着一身条纹睡衣，脚上趿着一双皮底拖鞋，所以可儿和弟弟才听到那么重的脚步声。

可儿事后问弟弟：“你想到这个情景了吗？我们想警告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结果出来的是我老爸。”

弟弟摇头。

可儿悲哀地长叹：“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荒诞！作家们编出那么多巧合的故事，可是现实永远都比小说精彩。”

弟弟赶快掏本子掏笔，把可儿的这句话记了下来。他准备在合适的机会写进作文。郭鸣老师看到这句话后，一定会眉飞色舞，然后提笔打一个红红的双圈。

可儿让弟弟帮她回忆，宝林身后站着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子，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戴了什么首饰。可儿说，她当时太气愤了（她不肯承认是太惊慌了），所以拔腿就跑，什么都没有来得及看清。

弟弟怯怯地承认，他也没有看清，因为他当时关注的目标是那只小白鼠。

可儿恨恨地骂他：“本末倒置！”

弟弟又记下了这句话，并且准备回去翻成语词典，看看是什么意思。

可儿又开始一片接一片地往嘴巴里扔口香糖，飞快地嚼，鱼一般地吐着泡泡。那些比较大的泡泡挂在她唇边时，活像从嘴巴里长出了另外一颗白色透明的脑袋，令人感到恐怖。当那些泡泡破灭时，白色的口胶丝丝拉拉地挂在她嘴唇周围，又像一个人长出来的白色的胡子，荒诞至极。

弟弟不太忍心看到可儿如此颓唐，诚心诚意劝慰她说：“其实你已经做得很了不起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小白鼠现在肯定在那个女人家里大闹天宫呢。”

可儿的脸色柔和起来，有了隐隐的笑容。她眯缝起眼睛问弟弟：“你真的是这么想啊？”

弟弟说：“我真的这么想。”他又说，“我想成为你这样了不起的人。”

可儿不笑了，呆呆地看着弟弟。她感觉到了他的忧伤。他的心里肯定有一个隐秘的世界，希望和失望都从那里诞生，爱和不爱也在那里滋长。这个隐秘的世界，他将它小心地珍藏着、保护着、遮掩着，不允许别人侵犯和窥视。

现在的情况颠倒过来，可儿心疼弟弟，迫切地要抚慰这个忧伤的灵魂。她要请求他、恳求他，甚至哀求他，给她机会，让她展示自己运筹帷幄的才华。

总之是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途夭折，会成就另外一桩了不起的事情重新开始。可儿坚信，人就是在这样的折腾中成长起来的。

可儿又给弟弟发过来一封“伊妹儿”，提了四个问题：

1.舒一眉到底下岗还是不下岗，有了结果没有？

2.对于适当的“炒作”，舒一眉会不会反对？

3.弟弟想不想帮舒一眉一把？决心多大？

4.如果他们再一次携手，弟弟能不能守得住秘密？

弟弟把这四个问题抄下来，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有空就想，想了一天，而后用笔在纸上写好了答案的草稿，最后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回复给可儿。

弟弟的回复是这样的：

1.妈妈没有提起过工作上的事，可是她一直不怎么开心，大概还是要下岗。

2.什么叫“炒作”？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能不能先解释一下？

3.特别地想帮妈妈，哪怕是割一个肾都愿意。这个决心够大了吗？要是不够，再加捐一只眼球。

4.能够守得住秘密，严刑拷打也不会投降，比刘胡兰还要坚强。

可儿再给弟弟发信，祝贺他通过了资格审查。她说，经过深思熟虑，她有了一个帮助舒一眉解脱下岗困境的最佳方案，她坚信这一次能够成功。

几次的邮件往返之后，可儿跟弟弟敲定了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可儿提醒弟弟，每次发过邮件都要启动“删除”程序，不要让舒一眉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可儿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点怪异：喜欢神秘，喜欢出奇不意，喜欢看到别人的惊诧或者惊喜。

可儿在邮件中写道：世界上很少见到奇迹，所以我们要多多创造奇迹。

弟弟要求可儿回答的却只有一句话：你为什么想帮我的妈妈？

可儿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家里的不幸从我妈的下岗开始，我不想让同样的悲剧在你们家里发生，因为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整个行动的过程，以一种连续递进的方式向前推动。

第一天，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中生模样的男孩走进城市晚报广告部，要求刊登一个“星夜心语”节目主持人心萍跟听众见面会的简短告示，连登三天，而且是“加快”，而且是当场支付现金。

广告部一位员工拿着男孩写好的告示，翻来覆去地看，提出了疑问，那个电台节目的听众中年人居多，怎么会有年轻男孩出来操持见面会呢？

男孩当即不悦，手里捏着咔咔做响的现金钞票，反问那个员工：迷恋一个人需要问理由吗？

员工当场承认自己的疑问没有任何道理，并且解释，他只是好奇，绝无恶意。

第二天，同样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女孩，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宾馆营销部，要求包租一个中型会场，时间两小时，用作“主持人和听众”见面会。

这家宾馆营销部的经理没有过多盘问。宾馆里这一类活动搞得多了，见多不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嘛，正是狂热追星的年纪，谁在年少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第三天，报纸广告刊出，可儿和弟弟一共买了五十份报纸，只抽取有广告的那一版带着，潜到电台门卫室附近。弟弟在电台停车场碰响了一辆汽车的电子报警器。可儿趁门卫走过去察看汽车时，把广告塞进了所有电台领导和员工的私人信箱。

第四天，吃早饭时，弟弟故意把翻开的报纸遗留在餐桌上。

下午放学回家，他听到舒一眉在打电话问那家宾馆，到底是谁出面组织的这个见面会？为什么事先没有跟她商量？去订会场的那个女孩留下了电话号码没有？估计没有问出来任何结果，舒一眉的脸上一片茫然。

弟弟走到舒一眉的面前，说：“不管是谁组织了见面会，妈妈你都应该去。”

舒一眉奇怪地看着他：“为什么这么说？”

弟弟仰起脸，眼睛里露着哀求：“这说明很多人喜欢听你的节目，他们想要见到你。”

舒一眉淡淡一笑：“喜欢我，就听我的声音，不必一定要见到人。”

弟弟表现出少有的固执：“也许他们想要当面问你一些问题呢？也许他们觉得见到人会更好呢？如果你不去，喜欢你的人就会失望。妈妈你不应该让他们伤心。”

舒一眉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好像你说得有道理。”

第五天，外婆给弟弟送来一碗烧好的红烧肉。她用砂锅在炉子上炖热，夹了一块送到弟弟嘴里之后，突然问他：“弟弟啊，你跟可儿在玩什么名堂啊？两个人都是神神怪怪的样子，叫人好不放心。”

弟弟赶快否认说：“哪有啊，我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干。”

外婆笑着说：“好事也是个事啊，到底干了什么事呢？”

弟弟很拙劣地打岔，嘴巴大张开，用手扇着风，舌头呜噜着喊：“好烫，好烫！”

第六天，弟弟在巷子里碰到了卫东平。卫东平举着刊有广告的报纸问弟弟：“明天你妈妈是不是有个听众见面会？要不要凭票入场？”

弟弟反问他：“你要去吗？”

卫东平说：“我要去的。我天天听你妈妈的节目，天天看到你妈妈从我店门前走过去，就是不知道她当众说起话来是什么样。我想要看看去。”

弟弟很严肃地要求他：“你说了要去，就一定要去！大人说话要算数。”

卫东平大笑：“弟弟啊，好像你比你妈妈还着急！你是怕见面会冷场吗？”

弟弟说：“别人我不管，反正你要去。”

卫东平挠着头，笑得很灿烂。

这一天放学后，弟弟到舒宁静家里，跟可儿碰了最后一次头。弟弟把自己攒下来的二十六块八毛钱交给可儿，结清他承诺提供的活动经费。作为交换，可儿把所花费用的总的数字告诉了弟弟，其中包括广告费、租场地费、两个高中生的出场费。

弟弟被这个巨大的数字吓得半天回不过神，问可儿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

可儿神秘地告诉他，是从宝林那儿“敲诈”来的。可儿撇着嘴，意犹未平地说：“谁让他跟那个女人好？谁让他跟那个女人好了之后还是丢不下我？他活该！”

弟弟从来没有参加过歌迷、影迷、球迷、各种各样发烧友跟偶像的见面会，没有想到现场的秩序会是这么的乱。他以为那些到会的听众一定是端端正正坐在会场中，举手提问题，安静地听解答，就跟他们在学校上课一样守规矩。实际上，现场没有提供很多座位，大多数的人都站着。

站着他们也不安分。有的举着相机窜来窜去拉人照相，有的胡乱抓一本书一张纸就要舒一眉签名。还有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攥住了舒一眉的手跟她说话，没说两句居然失声痛哭，呜呜的像个孩子，也不知道是过于激动还是触景生情。

有几个媒体记者，是看到广告后自发地赶过来的，手里的话筒一直捅到舒一眉鼻子下面。

弟弟躲在走廊里的一丛龟背竹后面，听着门里面乱哄哄的声音，吓得心里怦怦乱跳。好不容易看到可儿从会场出来，他一把将这个得意扬扬的策划者抓住，着急地抱怨：“怎么这么乱啊？怎么这么乱啊？”

可儿一扬眉，对他的抱怨表示吃惊：“乱你还不高兴啊？乱就是气氛！气氛这么好，可见你妈妈的听众缘还真是不错。小子，这是你的运气！”

弟弟嘟囔：“可是……乱成这样，谁都听不见我妈妈讲话。”

可儿噗地喷出笑来：“还讲什么话呀，谁这么傻冒，要在这时候讲话。见个面，照个相，签个名，报纸上发个消息，好得不能再好了！你不是问我什么叫炒作吗？学着点吧，炒作就是这样子的。”

可儿说完话，晃着她的马尾巴辫，又赶回场中去看热闹。可儿穿的是一件白色薄棉夹克衫，一条短短的黑皮裙，脚上一双鞋头尖尖的高筒靴，还喷了味道很怪的香水。弟弟觉得可儿这样子很陌生，不像是读中学的女孩子，像什么呢？他也说不清。

弟弟还是不敢进会场。他蹭到门口，猫着腰，从门缝里盯着他的妈妈看。别人的疯闹痴傻他不管，他只在意妈妈舒一眉。

吃午饭之前，按照事先的约定，弟弟偷拿了舒一眉的手机，躲在卫生间里给可儿打了一个电话。可儿问他，舒一眉的情况怎么样，下午是不是一定去会场。可儿说，千万不能不去，不去就不可收拾了，前面的钱也白花了。弟弟老老实实答，他不知道舒一眉到底去不去，他不敢问她。可儿着急，说你看还看不出吗？要是决定去，她就会化妆打扮做准备的呀。弟弟说，她没有化妆，也没有准备，她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可儿实在问不出结果，对着电话愤愤地喊一声：“真是没法跟你急！”

吃午饭的时候，弟弟就一直偷看舒一眉的表情，注意她有没有下午出门的意思。他觉得她吃饭比往常快，还催着弟弟快吃，好像是要赶时间。他又觉得她头发没有整理，衣服也没有换，跟平常在家的状态没有两样。弟弟鼓足勇气试探了她一句：“妈妈你要是下午有事，我会好好做完作业的。”舒一眉只是淡淡点头，依然地不置可否。

弟弟完全没辙了。他甚至开始同情李轻松，那个教英语的大个儿，他跟舒一眉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肯定是最不轻松的。

还是可儿有办法。午饭快要吃完时，舒一眉接到了一个咋咋呼呼的女人打过来的电话。那人在电话里直着嗓门叫：“心萍老师吗？哎呀你好你好！我是你的最忠实的听众啊！我听你的节目听了两年啦！你跟大家聊那些话，我可愿意听了。下午我的好几个姐妹都想去见你，我们要跟你照相留个念……哎呀你还在吃饭吗？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我们下午见啊！不见不散啊！”

弟弟尖着耳朵听电话。他一听就听出来是可儿又一次地雇了人。他看着舒一眉盯住电话茫然失措的神情，心里很想笑。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电话。舒一眉终于开始吹头发，化妆，换上一件黑底镶橘红色滚边的立领小棉袄。这件衣服含蓄而收敛，非常地中国化，很符合“心萍”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和气质。舒一眉甚至还喷了一点香水，那种好闻的甜橙香，弟弟最喜欢的味道。

现在，隔着会议室的门，在一屋子闹哄哄的人群中，弟弟仍然能够嗅出来舒一眉身上的甜橙香。他还看得见人缝里不时闪出来的穿黑衣的苗条身影。在所有这些体形发福的、衣着花哨的、因为激动而脚底下仿佛安了弹簧的中年听众里，舒一眉的黑衣身影显得安静、沉郁、柔弱和忧伤。

卫东平果然也来了。他是从超市赶过来的，手里还拎了一兜子花生瓜子之类的小食品，准备给舒一眉的见面会“增加欢乐气氛”。他走到会场门口时，看到弟弟躲在门外猫着腰往里面看，伸手在弟弟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催他快进去。弟弟红了脸，往后赖着，不肯。其实是因为舒一眉在里面，他不好意思。

卫东平知道弟弟很怕羞，没有强迫他。但是这个聪明的人很快有了主意，他把身上穿的一件藏青色短风衣掀开来，裹住了弟弟的脑袋，揽着他的肩膀，把他捎带了进去。会场上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突然从一件衣服里钻出来的小男孩，连兴奋的可儿都没有发现他。

卫东平进门不到一分钟，就明白了会场中是怎样的形势。他掂了掂手里的食品袋，低头对弟弟说：“得！谁也不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嗑瓜子说话了，干脆我们坐到最后面去吧。”

他带着弟弟，走到角落里最冷清的地方，拖两把椅子过来，两个人分别坐了，开始像两个局外人一样看热闹。当他看到一对夫妻模样的人，拼命地扒开人群往里挤，口口声声称舒一眉是“恩人”，死活要拉着她合影时，忍不住哈哈地笑了。弟弟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对夫妻他认识，住在眼镜店隔壁的巷子里，有一阵子天天打架，从楼上打到大街上，女的被打伤过一条肋骨，男的被打伤过眼睛。

他扭头看着弟弟：“你应该为你妈妈骄傲。就是这些人，他们从你妈妈那儿找到理解。你看他们现在过得多有滋味。”

弟弟看出来了，卫东平嘴里的“有滋味”，是指那两个人穿着同一种颜色和花纹的手织毛衣。男人的那一件，开襟，v形领，领口特意翻出灰色的衬衫。女人的那一件，领口是圆的，有一点点高，她的脖子也像长颈鹿一样伸得笔直。

这一对夫妻跟舒一眉合过了影，心满意足地走开去。下一拨人又挤了上前。那是四个叽叽喳喳的同龄女人，都穿着红毛衣和黑裙子，仿佛刚从某个街道业余合唱团的排练场里走出来。弟弟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人午饭时给舒一眉打了电话。如果真的是，弟弟就应该感谢她。

四个人开始排成一队，把舒一眉推着搡着拉到她们正当中。舒一眉羞怯地笑着，要求站在边上。她们坚决不答应，四双手同时去拖舒一眉的胳膊。

就在这时候，舒一眉一抬头，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弟弟和卫东平。她起先微微地怔了一下，有几秒钟的不知所措，没有想到弟弟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氛中。可是，随着闪光灯蓦然一亮，她扬脸笑了起来，并且像一个可爱的中学生一样，笑得那么羞涩和欢喜。

晚上九点钟，舒一眉上班之后，可儿给弟弟打来电话。可儿这个做事霸道和任性的人，能够坚持到舒一眉走了之后才打电话，难为了她苦熬。

她在电话里得意地大呼小叫：“你看见一个穿灰衣服长络腮胡子的男人了吗？那是电台的总编室主任！虽然他只进去了五分钟，可是你要知道，这五分钟一刻值千金啊！总编室主任有权决定一个节目的生死命运的！后半场还进来了一个穿皮夹克的人，很年轻，戴眼镜，有一点点明星派头，那个就是承包电台晚间节目的新闻研究生，就是外婆说的，可能会废掉你妈节目的那个人……哎，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下午坐那儿干什么了？怎么谁都没有注意到啊？”

弟弟灰溜溜的，被可儿说得很自卑，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白吃白喝无所作为的人。但是他又挺高兴，因为可儿认定见面会很成功。可儿认定了成功的事，那就一定是漂亮的、非凡的，能够像风一样飞起来、像云一样动起来的。

才过去了一天的时间，舒一眉已经清楚了可儿和弟弟的所谓“秘密”。

大人的眼睛就是厉害，你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妥当了、滴水不漏了、人不知鬼不觉了、可是总有一个角落里还透着光，或者是漏着气，他们的眼睛往那个透光漏气的角落里稍稍地一瞄，马上就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剥去层层遮掩，还事情一个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的世界永远要比大人单纯。

舒一眉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破例地没有生气，也没有用拒绝吃饭和说话来惩罚弟弟。她把弟弟叫到身边，眉眼淡淡地问了他三句话。

第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二句：“有用吗？”

最后一句是：“做这件事，影响了你们的学习吗？”

弟弟紧抿着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如果可儿在，可儿的小嘴巴会呱啦呱啦地说出来一大串话。可是她不在，弟弟觉得还是不回答为好。他在舒一眉面前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不说。

幸好舒一眉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问题提出来之后就算了，她不是非要弟弟回答不可。提出问题仅仅是她的姿态，或者说，是她自问自答的一个方式。

深秋，北方的寒潮第一次袭来之后，屋子里的温度渐次下降，洗澡的时候需要开启浴霸，否则就冷，打喷嚏，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舒一眉家里的浴霸已经用了三年，一直都用得很好，开关按下去之后，四个灯泡就像四个耀眼的小太阳，把人的头皮烤到灼热。可是今年第一次使用就发现了问题。问题也不是太大，好像抽风机出了一点故障，打开来之后会轰轰地响，响声还发闷，间或有喀啦喀啦的撞击声。因为灯泡照样能亮，并不影响使用，舒一眉就没有管它。没有男人的家里，过日子常常是这么狼狈的。

不管，故障就有点愈演愈烈的劲。

首先是抽风机完全不起作用了。打开之后，它像一个老人那样费劲地哼哼着，有时候还咳嗽、呻唤，累得不行的样子，可是卫生间里依旧蒸汽弥漫，水珠挂得四处都是，抽风换气的责任它丝毫没有履行。

其次，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候，哪怕舒一眉和弟弟正在吃饭、正在上厕所、正在看书写作业，卫生间的天花板里会突然传出来窸窸窣窣或者喀啦喀啦的响动，让他们惊讶和怀疑。

舒一眉判断是老鼠。房子住得久了，难免会有这些不速之客。她让外婆去街道上要来了一些老鼠药，撒在卫生间四边的地角上。

一个星期过去之后，老鼠药一粒未动，天花板上的响声依旧。

可儿听弟弟描述了情况之后，特地赶过来做了一个实地考察。她神秘兮兮地把弟弟叫到他卧室里，掩上门，宣布说：“是精灵。”

弟弟吓得小脸发白，急忙否认，说世界上没有精灵。

“不，有的。”可儿一脸虔诚，“真是有的。有许多的精灵，最大的像豌豆，最小的肉眼根本看不见，它们生活在世界各处，极少现身。”

她停了一会儿，定定地看着弟弟，说：“精灵在你家，你是幸运的。”

弟弟头皮都麻了。他觉得这种幸运还是不要为好。尤其晚上，舒一眉不在家的时候，他走进卫生间，冷不丁地听到天花板上窸窸窣窣地响，他就害怕得想哭，心里一个劲地祷告，希望精灵们能够搬到可儿家里去住。

又过了一阵子，舒一眉和弟弟忽然觉得家里面怎么清静很多了呢。仔细一想，原来天花板上的响动消失好几天了。

突然地有了，又突然地没了，真是叫人纳闷。

可是抽风机却是彻底坏了，被什么东西死死卡住了一样，马达转不起来。每次洗过澡之后，湿气很难散发，晾毛巾的杆子和马桶扳手开始长出锈斑，墙角的瓷砖上也有了霉点。

舒一眉犹犹豫豫地问弟弟：“是不是浴霸用久了，需要换一台新的了？”

弟弟建议说：“请卫叔叔过来看看吧。”

舒一眉没有反对。在修理电器这样的事情上，她莫名其妙地依赖着弟弟这个小男孩。

卫东平带足了起子、镙丝刀、老虎钳等工具，兴冲冲地上了门。卫东平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只要一听说哪儿有什么要修要补的东西，他就精神头十足，好像钻研各种修理活是他的乐趣。

卫东平站在浴霸的下面，仰头琢磨着，把抽风开关打开，又合上，再打开，再合上，听马达启动的声音，还用手指敲浴霸的外壳，许久也不动手。等舒一眉和弟弟在旁边看得都急了，他才动手旋下浴霸的四个大灯泡，小心地放到一块毛巾上，而后又一颗一颗地拆螺丝，卸下一个个部件，按次序排列好。

浴霸全部拆开之后，露出抽风机上软管的洞口。软管有碗口粗，一米多长，直通到墙外。卫东平两只手抱住管口，屏足了一口气，果断地一抽。哗啦一声响，整根软管掉落下来。

随着管子掉下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石子、棉花团、短树枝什么的，浴霸下方的浴缸里顷刻间堆了一摊烂东西。

卫东平毫不意外地笑了起来，一手抓住软管，垂直地抖，结果抖下更多的杂草碎屑，还有一片片的灰色羽毛。

舒一眉和弟弟看得目瞪口呆：原来是鸟儿把抽风机的软管做成了巢！

卫东平拎着抖空的管子，笑嘻嘻地说：“弟弟啊，可惜发现晚了，鸟妈妈已经把小鸟孵出来带着飞走了，要不然你还能养个小鸟玩玩。”

舒一眉有点想不通：“现在才是冬天呢，鸟儿怎么会生蛋孵窝这么早？”

卫东平啧啧嘴：“如今这个世界的怪事太多。基因都能够突变，鸟儿在冬天孵蛋就不稀奇了。再说现在家家都有暖气空调，小鸟找个暖和的地方落脚过冬容易得很。像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里写的那样，小燕子不飞往南方过冬就冻死的事儿，恐怕不会再有了。”

他琢磨着怎样杜绝鸟儿再一次用软管做巢，想了一会儿，让舒一眉找出来一块纱布口罩，拆开，把纱布蒙在管口上，管子再伸出墙外。他说，也许一两年之后纱布就会烂，要重新换。不过没关系，反正他就住在巷子里，喊一声，他会再过来。

舒一眉让卫东平忙了这半天，有点过意不去，要留他吃饭。后来想起冰箱里没有什么菜，就张罗着要去楼下的小馆子里叫菜回来。

卫东平笑着制止了她。他知道舒一眉是个不会做饭也很少留客的人。他说：“倒是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你那个‘星夜心语’的节目，还是要一直办下去吧？我天天听节目，好像没觉得要取消啊？”

舒一眉说：“是，不会取消。台里搞了个民意测验，支持这个节目的听众还不少。”

舒一眉说着，脸有些红，仿佛因为自己的支持率高而羞愧。

弟弟心里想，妈妈真沉得住气啊，她已经不会下岗了，可是她没有对弟弟夸耀一句工作上的事。

卫东平走了之后，舒一眉几乎立刻扑向了书橱，在里面上上下下地找。弟弟问她找什么，她说要找王尔德的那本书，《快乐王子》，她记得她是买过的。她转过头，若有所思地问弟弟：“卫东平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他怎么还会看过王尔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