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野战军某部侦察连担任政治指导员，我的连队曾在边境线上执行为期一年的边防任务。无论是对于一个军人还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段经历都是不同寻常的。也就是在那里，我才真正地找到了军人的感觉。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巡逻，一起潜伏，一起承受意志、胆魄和能力的检验，一起分享艰难困苦和胜利的喜悦，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相濡以沫。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登上驻地附近那座著名的飙水岩主峰，眺望蓝天白云，凝视浓重的云雾下面我们刚刚撤离的山岳丛林，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切。枪声炮声呐喊声，还有我们的心跳声，一切都被覆盖了，一切都重新平静下来了。然而，我的思维却往往就在这一瞬间激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

我的那些战友们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陈学礼、刘广超、邵海、管洪福、李全海……这些人都是二等功臣，还有那位牺牲在我身边的李军——他的母亲李祖珍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子弟兵的好母亲”的荣誉称号。我在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就像在读一本本年轻的书，读他们的言谈举止，读他们的内心世界，读他们的情感，读他们的命运。直到二十多年之后，这些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常常想起，不能忘记。

我的影集里有一张含有李军形象的照片，照片的核心位置是满面春风的我，只是在照片的一个角落里，留下了全副武装的李军的一个模糊侧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行动，李军被分配在尖兵组，出发之前，他要求我给他拍摄一张照片，并且嘟囔着半开玩笑说：“给我照一张吧，没准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我听了这话，感到不吉利，于是批评了李军，我对他说：“别人可以留影，你就算了。你的这张照片留着，等完成任务回来之后再照。”我想李军可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没有再坚持，向我笑笑，然后就闪到一边，看着别人留影，并且在我的那张照片上留下模糊的笑容和一条清晰的扎着绑腿布条的腿。

没想到一语成谶，李军似乎对他的命运有点预感。就在那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李军踏雷负伤，血流不止。等我带领接应小分队赶到时，他已经牺牲了。这以后，只要我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

二十年后，我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当编辑，编了很多书；当业余作者，也写了一些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这些作品总是在虚构，我觉得我应该写写我自己了，写写我身边的那些事情了。当我产生这个念头之后，脑子里首先就跳出李军等人的形象。多少年来，李军最后的思想状况，最后想说的话和想做的事情，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谜团。我按照我对他的了解和我的想象去推理并且试图论证，假设了很多种可能，于是就派生出很多故事，到了最后，这些故事已经跟生活的真实大相径庭了。

如此说来，《特务连》仍然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的生活体验较之我本人的其他作品可能要真实一些，深入一些。关于这一点，从写作角度上也有所体现。我的多数作品的视角都是选择在作品的外围或曰上空去俯瞰或者透视，唯有这一部《特务连》，我采取了忽而亲临其境，忽而凌驾其上的半人半神的视角，写着写着，我成了一个叙述者，一个局外人；写着写着，我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回到了我所工作过的侦察连，回到了同李军、邵海和陈学礼他们并肩战斗的日子。写到动情处，我深陷其中，往往连自己都出现了思维障碍，搞不清楚哪个情节是真，哪个故事是假。我甚至自我安慰地想，也许这种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状态，正是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所谓投入，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让我自己来总结《特务连》的特点，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阅读的亲和力，因为生活积累比较丰富，酝酿比较充分，情感比较真挚，写作的时候水到渠成，基本上没有刻意雕琢，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设置阅读障碍，所以我估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身临其境、一睹为快的感觉。而这，一直是我的重要创作原则之一。

我坚持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简洁的、明白的，一个敬业的作家，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建筑能力，能够将生活错综复杂的原材料精心筛选出来，严密组织起来，巧妙建造起来，也就是说，把一切复杂的劳动留给自己，把简洁通晓的作品献给读者，而不是把阅读的负担推给读者。基于这种认识，我在《特务连》的创作上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复杂的酝酿过程。从结构意义上讲，我感到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人物性格比较鲜明，故事脉络比较清晰，小说元素比较集中，这已经远远不是二十年前我在侦察连，在前线所体验的生活本身了，而成为一段高度凝练的情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