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初几年，文学评论界有人称我为“正面强攻战争文学”，引起了我的反思。回顾创作经历，我的确写了不少战争题材的作品，大约要占到我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客观地说，我是军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边境局部战争，曾经在野战部队参与整理本部队军史，曾经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经主要阅读和观赏战争文艺作品；调入解放军出版社工作之后，曾经参与战争人物回忆录和传记的编辑、整理工作，曾经接触、采访过近百名战争亲历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战争体验、战争回忆、战争想象和战争思考，占据了我文学思维的主要空间，这是我当时并没有清醒认识，如今逐渐醒悟的事实。也许，就是这些比较特殊的经历，在不知不觉中牵引我的笔触，以至于混出个“正面强攻”来，近水楼台也好，得天独厚也罢，其结果似乎成了情有独钟。

我并不排斥“正面强攻”的说法，这些年，我提着我的狼毫，攻打一个又一个山头，从《历史的天空》到《仰角》，到《明天战争》，从《高地》到《特务连》，到《四面八方》，再到《八月桂花遍地开》。

扪心自问，写小说只是外在的行为。其实，一个自诩为战争文学的作家，打遍天下也许只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当然是英雄。

我的寻找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非常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个让我五体投地的人，就像童年，从长者嘴里听到的那些能够扭转乾坤、拯救人类的大力士，他们既有超凡的本领，又是道德完人；既能驱除人间一切邪恶和灾难，又能在天塌下来的时候毅然挺起肩膀扛住。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面，一切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就可以偷懒而不必自己奋斗了。

可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在天上。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人间寻找肉身英雄，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我们最理想的，他们或者足智多谋，但存在道德瑕疵；或者道德完美，却又昏聩无能；或者道德智慧一流，却又在性格上存在致命弱点；或者能够安邦济世，却又贪杯好色，生活作风糜烂；等等，不一而足。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人值得我们完全信赖或者依赖。

找不到了，我们失望了。怎么办？一旦放弃了寻找，也就是放弃了信仰；而一旦放弃了信仰，我们的灵魂就会流离失所；一旦我们的灵魂随风漂泊，我们的生命就只剩下一堆碳水化合物了。

好在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有文学。年复一年，我们在自己的思维空间里耕耘，我们栽树种花植草。于是，这个人先后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梁大牙、韩阡陌、兰泽光等等，八仙过海，各显身手，特别是《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出了个沈轩辕，忧国忧民，韬光养晦，大智大勇，几乎就是我要找的大力士，我感觉我的思维触角正在向战争的深层挺进，正在向我理想中的英雄靠近。曾几何时，我自鸣得意地认为，离那个地方还有一步之遥，快了，快了……

直到有一天，我深入地研究了一个战例，了解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内幕，并为在战争中一位高级指挥员超常的思维所震惊，引发了我对于战争的深层思考。我突然发现，我和“那个地方”的距离，还有很远很远。

我捧着那个战例，反复想象那场战斗，想象着那些活着或者死去的人，日复一日，忽然发现一个人，从字里行间冉冉升起。

两年后，我写出了《马上天下》。

《马上天下》故事很简单，我写了战术专家陈秋石和战斗英雄陈三川父子在不同的战争阶段不同的战争生活和迥异的战争观念、悬殊的战术水平，我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这对父子的生离死别，对于战争与和平、勇敢与怯懦、忠诚与背叛等对立关系以新的视角进行诠释。

战争小说，不能不写战术专家；战争文学，不能不追求战争境界。中国是一个兵法大国，关于战争，老祖宗早有警言：“兵者，国之利器，不可不察也。”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在《马上天下》里营造了这一境界，我让我的主人公陈秋石说，三流的指挥员被敌人消灭，二流的指挥员消灭敌人，一流的指挥员既不是消灭敌人，更不是被敌人消灭，而是让他投降滚蛋。作为声名显赫的战术专家，陈秋石还老老实实地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学会了打仗。”

这两句话，可以看成是《马上天下》的核心价值。

文化与知识决定了人的思维的高度，陈秋石的“读书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战争境界。我在创作《马上天下》的时候，从战术这一核心要素出发，重视了战争文化的价值，通过陈秋石表现知识分子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上战不战，止戈为武”的战争理念。这与当下弘扬的英雄主义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可能不相吻合，但我坚持认为，这是战争文学作家必须达到的高度。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小说，我强调的是战术意识而不是战术本身。战术意识只是作品人物内在联系的结构线索，而并不是战术教科书。

战争意味着杀戮，但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守望大爱与大义的终极人文关怀就显得弥足珍贵。理智和审慎地对待战争，用智慧和人格化解战争，也许就是最好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陈秋石才是英雄，尽管他可能是一个缺乏亮度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才可能是真实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