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经验，讲课不敢当。这就好比一个木匠，刨刨锯锯，做几件家具，手把手带徒弟还凑合，但是很多窍门可能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这次东莞文联让我来参加这个文学沙龙，一方面感到很荣幸，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不知道讲什么好，想来想去，还是选了一个力所能及的角度，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我对文学的一些认识，零零星星，不成体系，好在是交流，大家对我这个“老木匠”也不抱太大的期望，完成任务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个教育工作者了，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因此，我的创作体会，可能或多或少地掺杂着一些教学体会。

前不久，我接手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军训结束，我给他们上了第一堂课，课题名叫《文学系的一二三四》，要求我的学生高举一面旗帜，即真善美；开辟两个战场，即课堂与课后；增强三个意识，即爱民意识、爱国意识、爱军意识；提高四种能力，即观察、想象、审美、表现。我的这个“一二三四”，主要谈的是对文学的看法，这其中，或者说是我个人对文学的理想和目标，也是我本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的目标点。

一、文学是照亮人生的一簇火光

先讲个故事。

去年我去俄罗斯，到雅斯纳·波良纳庄园（即托尔斯泰庄园）参观，看到了追求“平民化”的托尔斯泰当年种地用的农具、做鞋的工具，还有一些简朴的生活用品。庄园里面有一棵小树，据说，当年托尔斯泰在这里写作的时候，周围的穷人经常到托尔斯泰庄园来寻求帮助。他们不愿意在托尔斯泰工作的时候打扰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待，待托尔斯泰出来散步，这才上前向他倾诉，获取帮助。后来，这棵树就成了一个中心，托尔斯泰常常在树下的长椅上同农奴们交谈，帮助他们寻求自由之路。所以，这棵树被人命名为“穷人树”。托尔斯泰晚年因不甘被家庭和社会的种种矛盾缠绕，离家出走，在逃亡途中罹患感冒，弥留之际又一次振作起来并呻吟道：“农民——农民究竟怎样生活？”庄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托尔斯泰最后说的话是，人类所有的哲学只有一句话：爱与和平。

我的阅读非常有限，中学以前读的都是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东西，其中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的毒草，也包括当时同样是“毒草”，后来被平反为“红色经典”的那一部分，比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等。参军之前我读的外国作品，屈指可数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茶花女》等。我阅读外国名著，基本上都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决定挤上文学小道，所以如饥似渴。

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我读外国作品有一个障碍，记不住名字，托尔斯泰的作品让我特别痛苦，他的《战争与和平》是我作为一个军旅作家不得不读的作品，但那里面往往长达十几个字的人物名字和对于景物不厌其烦、近乎工笔画的描写，常常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阅读的时候，把他作品里的人物编成甲乙丙丁，就靠这个办法，还是常常张冠李戴，看起来特别费劲，这大约就是我至今未能读完《战争与和平》的缘故。但是，我记住了《复活》里面的那个叫玛丝诺娃的妓女，记住了玛丝诺娃在法庭出场的时候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我第二次去俄罗斯，在冬宫博物馆看到一幅以《圣经》内容为素材的油画，主题是一个因通奸而即将被处以极刑的女人，耶稣说：“如果你们谁能证明你比她更纯洁，那就用你手中的石头砸她吧！”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我不知道人们手中的石头会不会砸向那个女人，我只知道耶稣的话命中了我们心灵深处最柔弱的地方，也因此我知道，作家托尔斯泰和上帝的情感是一致的，文学具有上帝般明察秋毫的慧眼和博爱精神。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短篇小说等等。

鲁迅一生中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他那短小精悍的作品，总是渗透着对底层百姓生活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比如《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等。这些作品或揭示人的苦难，或传递人的温暖，无不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作为自己的主要关注对象。

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我不懂诗，但是我喜欢普希金的小说，他的《驿站长》是个短篇小说，里面写了一个忍辱负重的底层角色，他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唯一相依为命的女儿，经不住一个过路上尉的诱惑，无情地弃爹而去，这个受伤至深的孤独老头从此踏上了悲愤的寻找之路，无望而不屈，艰难而执着。我至今还能记得，作品写到老人终于找到了女儿，而女儿避而不见的时候，老人一遍一遍地哀求上尉：“把她还给我吧，反正你已经把她玩够了，还给我吧……”读到这里，我们内心涌动的就不仅仅是同情了，拍案而起、拔刀相助的念头都有。

郭沫若说，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所以说，文学往往就是针对这苦闷发出的呐喊。

我的早期阅读经历告诉我，作家是人类社会的良知，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所以作家必须有一颗爱民之心，以人为本。

二、文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蹂躏，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晚清政府深感失望，备感屈辱。官场中有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除了对政治体制的疑惑，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朝野不得不正视“科技的伟力”，文人墨客，柔弱书生，痛定思痛，开始做梦，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敦促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一批以追求“坚船利炮”“奇电飞船”为创作主旨的小说应运而生，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和《未来空中征战记》《电术奇谈》等等，描写中国抵御外侮的军力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并且在上个世纪初的小说作品里就出现了空降兵（飞兵队）和潜艇（海底神兵），这些作品虽然因其过于神话而遭到讥讽，为文学史所忽略，但是，其呼唤“科技强军”的爱国愿望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同民族精神和国家命运的关系，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

最早把小说推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前台的，是近代思想启蒙家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两眼漆黑，看不见出路，大约是从日本的“政治小说”中获取灵感，一时间竟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了。1902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在梁启超当时的感觉中，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小说这个文学家族的远亲，一下子回到了家族的祠堂中央，并摇身一变，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简直就是灵丹妙药、救世良方。

在20世纪之初，把文学当作救世良方的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之后，一些有地位的评论家和作家纷纷拟文呼应，呼吁大力创作新小说，比如夏曾佑、吴趼人、严复等等。与这支队伍成为精神同盟的还有后来的鲁迅。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他在《藤野先生》中说得很明白：“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尽管后来的事实让梁启超和鲁迅等人深感失望，文学并没有达到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也并非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此后不久的抗日战争和各个阶段的民族战争中，文学还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情感慰藉，当时的民族主义文艺（以国民党官方为主体）、左翼联盟（以茅盾等人为代表）和稍后的“国防文学”（以周扬等人为首倡导），并且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同日本的“笔部队”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博弈，我最近正在撰写《战争文学与文学战争》，还没有定稿，暂不多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和西方同盟国出现了许多反思战争、披露灾难、开掘人性、呼唤和平的作品，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对中国军队作家影响很大，在新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半壁河山。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处在当时火热的语境中，因为明显的政治功利追求而多数呈现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瑕疵，但是，它们对几代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培育，还是不容抹杀的。

关于战争小说的人性书写，我想举两个中国的例子。

1．《百合花》。在座的朋友大都读过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讲的是解放战争一次战斗前夕，文工团员鲁兰让他的通讯员为包扎所借被子。小战士来到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荷花家，笨嘴笨舌，未能完成任务，向鲁兰抱怨新媳妇“落后”。鲁兰批评了小战士工作方法简单，亲自前去借被子。当他们发现借来的是一床精心刺绣着百合花图案的新婚嫁妆时，十分过意不去。小战士又把被子还了回去，荷花却坚决不肯收下。总攻打响后，小战士身负重伤。在包扎所护理伤员的鲁兰和荷花见担架队抬来生命垂危的小战士，十分震惊。小战士牺牲了。新媳妇饱含热泪，为小战士缝好军装上的破口，庄重地将那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被子，盖在这位不知姓名的年轻子弟兵身上。

我特别欣赏的是小说的结构，《百合花》虽然是写战争的，但是通篇极少出现正面战斗，作品里面有两个道具，我把它们命名为“结构核”，一个是那床百合花图案的被子，它是故事的缘由，并且起到了将故事发展各个阶段的情节凝聚在一起的作用，被子是道具，借被子是结构核。还有一个是小道具，就是小战士肩膀上的破洞。我们不妨稍微展开分析一下。破洞一共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通讯员终于借到被子，搂着被子慌慌张张往外走，衣服被门钩挂住了，刺啦一声，破洞诞生了。第二次是通讯员还回被子后回部队，“他人已经走了，但还见他肩膀撕扯下来的布片在风中一飘一飘”。第三次是通讯员牺牲前，新媳妇端着水盆过来，看见门板上伤员肩膀上的破洞，啊了一声。第四次是作品结尾部分，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这个破洞很重要，它实际上承载着结构情感的作用，是情感的结构核，从最初的接触、好感、震惊到最后的悲痛，一次一次向上推动感情。表达悲痛有很多方式，但是作者表达悲痛的方式却是别出心裁的，她没有让人物放声大哭，可是却让我们禁不住热泪滚滚。

卫生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里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

这篇小说没有写战争场面，却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擦亮了、放大了，至今仍然让我们为之动容。

2．《通腿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通腿儿》是一篇非常精致的小说，通篇没有战斗，写的却是战争故事。这篇作品里的结构核不像《百合花》那样有显而易见的物质的道具，而是一件“事情”或者说习俗。沂蒙山穷，一家只有一床被子，孩子大了怎么办，两家合伙再添一床被子，让两个半大男孩“通腿儿”。后来男孩长大了，结婚了，先后参军走了，远走高飞了一个，以后在城里当了“陈世美”。还有一个牺牲了，剩下两个寡妇，怎么办，还是“通腿儿”，两个人养一个儿子，儿子大了又参军走了，牺牲了，两个寡妇又“通腿儿”。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若干年后的一天晚上，当年离开家乡，后来在城里另娶的那个男人带着他同城里妻子生育的男孩回到家里，在油灯下看着两个瘦弱的老女人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床上。两个女人看见那孩子，一起起身喊“抗战”。小伙子倏地闪开。他把老的拉到一旁，用上海话悄悄地问：“爹爹，伊拉一边一个头，啥个子困法？”老的泪光闪闪地说：“这叫通腿儿……”

到了这个地步，两个通腿儿一辈子的女人，已经不分彼此，认不出谁是谁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远远不是物质、精神层面的了，已经渗透到生命的核心位置。作品没有特意描写沂蒙山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通腿儿这么一件事情，把两个女人先后送走了自己的丈夫，送走了自己的儿子，同中国的解放战争宏大背景勾连在一起。

三、文学是我们生活中盛开的鲜花

文学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情感艺术、思想艺术的总和，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的文学性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起到核心结构作用的，应该是感情。感情是文学创作的灵魂，也就是说，作家在感受生活时产生的强烈的心理反应，在引导作家进行创作，进行表达。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托尔斯泰更具体并且形象地描述了感情和创作的关系：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

中国的文学大师，对于情感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都多有阐述。鲁迅说：“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就愈热烈”。巴金说得更明确：“我的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

由此可见，情感既是作家进行创作的目的，也是推动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一个投身文学事业的人，会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写作？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会想到《安徒生的童话》，或许，那个饥饿的寒夜就是弱者的人生，那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就是底层人民的缩影，而她手中的火柴，就是作家的作品，尽管她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在擦亮那根火柴的瞬间，她还是给我们带来刹那的光明和温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擦亮自己手中的火柴，也许，那就是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火光中，香喷喷的烤鹅和亲爱的祖母真的会向我们走来。擦一根火柴照亮人生，这就是我的文学理想。

担负教学工作之后，我突击读了几位当代作家的作品，如鲁敏、魏微、孙频等，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频繁出现“取暖”“照亮”“抚慰”“滋润”等意象，还有毕飞宇的《推拿》，这些作品总是洋溢着温馨的暖意。

这里我讲两个作品。

一、李浩的《爷爷的“债务”》

我先把故事简要介绍一下：

爷爷是个农民，有天赶集回来，在路边草丛里发现一个绿色的布袋，里面是四百多元钱。忠厚老实的爷爷守在路边等待失主，一会儿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愁眉苦脸而来，爷爷如释重负，主动上去询问男人是不是丢了东西，是不是一个装钱的布袋，男人慌乱地点头，接过布袋，千恩万谢地骑上车子走了，爷爷还在后面追着喊，数数钱少了没有。男人走后，也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一个干瘦老头，一路低头寻找，爷爷疑惑，一问，才知道，这干瘦老头是村里的会计。布袋里面的钱是全村凑齐让他买织网材料的，全村人都指望织网脱贫，没想到钱丢了。爷爷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坦诚相告，钱是他拾的，但是又被骗走了。干瘦老头坐地大哭，爷爷安慰他，一定要把骗子找到，把钱还给干瘦老人。

从此，爷爷就走上了寻找的道路，走遍了周边几十个乡村，渺无音讯。这期间，干瘦老人村里数次寻衅，到爷爷家里要钱，干瘦老人的儿子儿媳多次到爷爷家里赖吃赖喝，家里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屡次发生战争，爷爷忍辱负重。后来爷爷听说老会计病了，爷爷前去探望，两个老人高度默契，互相信任，爷爷毅然决定摔锅卖铁把这个钱还上——这里，出现第一个转折，老会计的不慎失误由爷爷主动担当过来。爷爷的行为自然又引发家庭各派势力的战争。就在爷爷厚着脸皮东借西凑把钱凑齐了，送到老会计家里的时候，老会计的儿子过来了，说钱不用还了，老会计已经去世，父债子还，欠村人的债，由他慢慢还——第二次转折出现了，恩怨开始转化，由爷爷的主动担当又回到老会计儿子的担当。之后不久，在村人的帮助下，爷爷终于找到骗子，骗子的妻子投水寻死，爷爷冒险相救，差点冻死在骗子家门外的水塘里。“我”的四叔得到这个消息，二话不说，连夜赶到骗子家，二人发生争斗，四叔砍伤了骗子的一条腿，结果被关进看守所。爷爷全家为营救四叔，凑钱给骗子治腿，以求给四叔减刑，却意外得知，骗子坚决不去县城医院，只在乡村卫生院里做简单治疗，并且向政府提出，不起诉四叔，二人自我了结——第三次转折，也是第三个担当。原来，这个骗子，也是一言难尽，当初并没有想到要骗钱，只是母亲病重，弥留之际想吃一顿饺子，骗子见财起意，把钱骗走，本想把剩余部分还回，可是后来，因为想给母亲买药，一分一分地花完了，骗子愿意到爷爷的村里做工，继续还钱……

我在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一直感到揪心，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陷入困境，猜疑、争吵甚至殴打，但是良知未泯。在种种矛盾中固守诚信，互相慰藉，他们遭遇的、应对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坏事，但是他们的本质特征却又都是好人，让我们在阅读中动心、动容、动情。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二、孙频的《青铜之身》

小说选取一段抗战往事，日军进犯黄村，将全村男女分别关押在祠堂两侧，轮奸一侧的老幼妇女，另一侧的男人但闻其声却无可奈何。强奸结束后，连经常劝说失贞妇女“死了吧”的黄寡妇也不再言死，而是抻抻衣襟，若无其事地对众女人说，都回家吧，愣着干啥。这个“若无其事”意味深长，至少表示了一种反正大家都一样的感觉。自此以后，黄庄男女在度过了短暂的尴尬之后，炊烟照常升起。突然又一天，回来了三个躲过劫难的女人，庄大有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从此打破了黄庄好不容易才沉寂下来的平静，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被强奸了，为什么唯独他们家没有被强奸？大家都被强奸了，就平等了，彼此的尊严就有了保障。可是她们母女三人没被强奸，她们在精神上就成了村里的上等人，因此庄大有一家很快就被孤立起来。再过些日子，鬼子又来了，要村民推举三个慰安妇，在祠堂门口，大家经过短暂的沉默，突然一个女人高喊一声，庄大有家的，接着，不仅是女人附和，男人也振臂高呼。庄大有叫天天不应。庄大有家的三个女人被抓到日军炮楼，母亲和大女儿很快被蹂躏致死，小女儿明珠被日军军官西山看中，据为己有，反而保了一条命。抗战结束，明珠回到村里，原以为母女三人献身使全村躲过一劫，却不料村人见之如躲瘟疫。明珠带着西山的孩子生活在山洞里，坚持不死，每当村庄红白喜事，明珠就带着孩子出现，似乎在揭示村人最忌讳的一段耻辱往事。直至最后，形如青铜。后面的结果这里不说了。

坦率地说，在新锐作家里面，我是比较欣赏孙频的，这个刚刚三十岁的山西女子，对于历史、战争和人性深层的细微洞察，几乎是我这一代和上几代作家都难以企及的程度。我还读过她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的《月煞》也是很有深度的，结构精致，引人入胜，不动声色地挖掘人性的丑恶和善良，说到底，真善美是由假恶丑反衬出来的，假恶丑挖掘到了极致，真善美尤其绚丽。我喜欢这样对人深刻认识的作品，它让我们警醒，也让我们振作。

最后，我想谈谈我的作品《四面八方》。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幡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这部小说，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渗透了“城堡情结”，也渗透了我自己的很多生活体验，甚至包括童年的梦境和记忆。我崇尚英雄，崇尚肖卓然那样引领人民走出困境、走向健康的真正的公仆，在他们的身上，我寄托着我的梦想和希望，我甚至希望我就是他们。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终于，那座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也是我在心灵世界里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象征着人民意愿的十八层白色大楼耸立起来了，它在天穹之下、阡陌之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田野的气息，脱颖而出，茕茕孑立。我们所有的苦难、曲折、悲伤、爱情、希望、成功，都被这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大厦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

当然，这座城堡并不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一个作家的想象世界，它是我们的白日梦，我们的梦乡鲜花盛开！

结束之前，做一个招生广告：就学即就业，当兵即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