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丛钰坤，是在二十六年前，那时候因为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一度一刀切，不从基层提干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干部苗子被“抢救”到桐柏山下的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进行学历速成培训。到教导大队之后不久，我就注意到，保障排里有一个女兵，看脸蛋不过十七八岁，看神情却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后来得知，她比我还早一年参军，已是三年兵龄了。她是我们大队卫生所的女兵班长，据说也是个干部苗子，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四个兜干部服，提干指标就冻结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入教导大队之前，她同我们的境遇是一样的，而在此后，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培训，过渡一下，多数人还能提干，而她却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也许就这么再当几年老兵，然后复员。

我想，这大约就是她不苟言笑的原因之一吧。那个年代，当军官是多数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领章帽徽，加上四个兜的军官服，虽然简朴，但是其中蕴含的荣誉感和优越感却丝毫不比今天的毛料军服逊色。更何况，她是那样的执着，又是那样地热爱军人这个称谓呢。渐渐地我们就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的父亲是一个军医，“文革”中很不得志，她是在下放农村后，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贫下中农和当地领导充分好感之后，才被推荐参军的。那年头崇尚表现，衡量一个人表现如何，主要是看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搞好团结，能不能艰苦朴素。这些她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她年年受奖，还立过两个三等功。保障排的任务很重，除了本职工作，还要打杂，放完电影后要清场，学员洗完澡后要打扫澡堂，抽空还得帮厨，这些粗活累活她干起来总是默默无闻。更难得的是，她当的是卫生员，却把自己当成医生，医书看了不少，小伤小病也治了不少，在我们教导大队，实际上她是被当作一个军医使用的。也正因为如此，她被干部部门顺理成章地纳入预提对象，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干部苗子”的花名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声干部制度改革，预提成了不提，苗子永远只能是苗子，只能为人作嫁搞保障。

她倒是心安理得，我们野训，她跟班，风里雨里，一丝不苟，呼来唤去，绝无怨言。我记得有一次定点，有个学员迷路了，大家分头去找，她也跟去了，还给各个小组发了防创伤和防毒蛇的药。她话不多，走在山路上，一个学员跟她聊天说：“眼看就快脱军装了，还这么任劳任怨地为我们保障，心里平衡吗？”她说：“有什么不平衡的？红花还需绿叶扶持嘛，我当不了红花，给你们当一片绿叶也是人尽其才了。”这些话现在看来有些冠冕堂皇，似乎不太像心里话，但是我们知道，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话语。

那年春天，我因为坐骨神经疼发作，经常去卫生所打针，接触丛钰坤的次数就多了一些，我发现卫生所门外的水泥地上晾晒着许多中草药，其中有一味就是治疗坐骨神经疼的。据卫生所姚所长介绍，我们教导大队因为训练强度大，学员中患有腰肌劳损、胃病和关节病的不少，这些中草药大都是丛钰坤从山上挖来的，经过临床检验，效果不错，有些学员毕业之后，还写信到教导大队要药。至此，我对丛钰坤更是刮目相看了。

丛钰坤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夏天，军区给了炮兵教导大队几个考军校的名额，大队领导首先就想到了丛钰坤。从表现上讲，丛钰坤一直是教导大队有口皆碑的，勤劳，好学，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从文化程度上讲，丛钰坤高中毕业，虽然那个年代的学历水分很大，多数名不副实，但是丛钰坤不一样，她性格文静，不浮不躁，即使在动乱的岁月里也能潜下心来读书，比起一般的高中生，自然又多些功夫。如此说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不行，因为本大队还有一个后台很硬的女兵跟她竞争。大队两次向上申报丛钰坤，两次被驳回。就在这时候，丛钰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她父亲的老上级家里打来的，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这位老上级突发急病，就是丛钰坤的父亲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的，首长家没有女儿，自幼视丛钰坤为掌上明珠。“文革”前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丛钰坤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不牵连首长，这才主动疏远。现在，老首长也恢复了工作，在总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几经打听，知道了丛钰坤一家的消息，首长夫人身患绝症，弥留之际要见丛钰坤。丛钰坤赶到北京，首长夫人拉着她的手，一再问她，需要不需要她帮助，首长家里的人也劝她，改掉清高的臭毛病，赶紧把自己面临的难题跟夫人说，以首长的威望和老太太的余热，解决她的问题轻而易举。但是丛钰坤踌躇再三，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她一切很好，请阿姨放心。一个老兵的自尊心再次堵住了丛钰坤前途上的捷径。

这件事情终于不了了之，后来同丛钰坤竞争的那位女兵如愿以偿上了军校，丛钰坤仍然在教导大队当一名老兵。

我是提干后第三年因编写教材回到教导大队的，丛钰坤见到我，居然一本正经地给我敬了一个礼。看着她一身发白的棉布军装和依然平静的脸庞，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天我联络了几个同学，请当年的教员吃饭，把唯一残存在教导大队的老兵丛钰坤也请了去，大家一再追问丛钰坤，为什么当年放弃那么好的机会，她起先不讲，问急了才说：“机会就一个，大家都不容易，我可以竞争，但我不能开后门。”

这些话今天听来难以置信，而我们大家相信丛钰坤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丛钰坤之所以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是建立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后来的情况是，就在这次重逢不久，大裁军开始了，教导大队解散。以后又得到消息，丛钰坤复员后，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南方一家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2003年秋天，我到武汉出差，原教导大队的一名教员组织了一场聚会，席间有十多人，都是当年在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学习或工作过的，教员一一介绍，但只介绍当前情况，不介绍名字，让我自己辨识。我注意到了，在窗前的木椅子旁边，站着一名优雅端庄的中年女子，含笑不语，静静地看着我。

毕竟快三十年没见面了，大家的变化都很大，我还真的不敢马上确认。教员说：“你们是老战友了，当年她给你治过坐骨神经疼，现在她是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真正的大知识分子。”

我脱口而出，丛钰坤……

她还是一脸平静的微笑，眸子还是当年那样清澈，她微笑着向我点头致意，让我在瞬间似乎又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忙碌于桐柏山下的那个略带忧郁而又执着不屈的年轻女兵。

两年后，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仰角》，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详细地刻画了一个自尊自强，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兵形象，作品中的丛坤茗，即来源于生活中的丛钰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