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外公。

我第一次回故乡，是在外公去世多年以后的一个雨季。那时候，外婆、母亲也都已经不在人世。我常常独自心酸，和我最亲的亲人都先后离我而去。

当我第一次回故乡走进外公多年来一直一个人居住的那个老屋时，心情很平静，只是想起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说起的一些事情，想象着外公坐在朝南的堂屋里的样子。我们家朝南的堂屋是很宽敞、很气派的，屋中间有很粗的圆木柱子，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围着柱子捉迷藏。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从前，在南通大家都知道冯财徐势，外公姓冯，我想象着外公坐在堂屋中央高高的红木太师椅子上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

我没有找到母亲向我描述的关于老屋的那种感觉，外公的老屋破落得不像样子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外婆和母亲她们几十年不回老家，一定想象不出老家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

我跟随着舅舅们走进了外公居住的院子。

我茫然地站在小小的院子里，从小院子里能够看到街口的一棵香樟树。我想象着外公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鸟窝，鸟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不知道外公对此有什么想法。

一直住在老家的堂舅舅闻声出来接我们。

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后半辈子的生活主题就是老屋，或者说就是卖老屋。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平反，虽然舅舅们可以坦然地对我说：“你外公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家的人谁也不敢这么说，甚至连在心里偷偷地想一想都不敢。外公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他没有罪，不知道房子是属于他的。他在根本不能确认房子是属于他的情况下，还一心想卖掉自己的房子，这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的矛盾和痛苦。

外公的老屋到底被没收了，或是合营，或者是出租，母亲和舅舅们一直是糊里糊涂的。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一直住在朝北的小屋里。朝北的小屋，使我想起外公大半辈子阴云笼罩的生活。

朝北的小屋没有被没收？没有被合营？或者没有出租？或者是曾经被没收了又发还了？对于这一切我搞不清楚，只能想象。朝北的小屋终年不见阳光。

生活日渐艰难，这是外公活着的时候最强烈的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感受。从前家里留下的一些东西，能当的都当了，能卖的都卖了，再也找不出一件值得去换钱的了。外公向母亲和舅舅们提出了增加生活费的要求又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外公开始想办法。

母亲接到外公的信，信上说，老屋是国家的，过去让我们白住了，从现在开始要收房钱，外公说他付不起房钱。其实，这样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老屋的性质是早已经确定了的。母亲可能多少明白一点外公的意思，她回信说，既然国家要收房钱，当然是要交的，请把房租的收据寄过来。在下一封信里，外公说：“随信寄上房租收据。”可是，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收据，母亲哭笑不得。外婆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外婆对外公的本性看得很透吗？我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母亲满地寻找房租收据的情景时，我想，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挤一点钱给外公过日子？其实，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给外公寄生活费，我们家、大舅舅家和小舅舅家已经挤了又挤、不能再挤了。

过年的时候妈妈总是在我和哥哥的枕头边放一个纸包，里边有柿饼、花生、糖，但是后来，这样的时候就没有了。

1967年的春节，大年三十，大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年，可我们家却已经揭不开锅了，更不要说我们盼望了一年的柿饼、花生、糖，妈妈身边一分钱也没有。我记不清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很伤心呢还是无所谓。但在年三十的下午，奇迹突然发生了，邮递员送来一张汇款单，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们寄来了5元钱，汇款单的附言上写着：“给孩子们过年。”

母亲赶在邮局下班前取出了这5元钱，交到欣喜若狂的哥哥和我的手里说：“去买年货吧。”

天色渐渐黑下来，华灯初放，我和哥哥来到宫巷里的一家糖果店，记得当时我们的感觉就像阔佬。我们买了这个又买那个，就在这时，我的脚突然触到了什么，低头一看，有一个狭长的硬硬的白纸包正搁在我的脚边，人穷志短，我拣起了它，紧张地告诉哥哥。我们赶紧买完年货，在更加激动的心情中跑回家。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把折扇。

以后的事情，再也记不起来了，不知道这把折扇是个宝贝还是一般的折扇，也不知道这把折扇后来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怎么会有一把用白纸包着的折扇，被丢失在糖果店里。人的记忆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留下来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常常只是事情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今年过年前，接到一个在农村教书的老同学的电话，她说：“来乡下过年吧，虽然条件差，但是，有人情味。”

虽然我不会到她那儿去过年，但是，我的心却已经去那里走了一回，实实在在的。

人就是这样，穷的时候，迫切地想富，等到日子好过了些，却又恋旧得厉害，觉得还是穷的时候，人活得有滋味、有情绪。现在，我们都不再吃店里卖的柿饼，花生、糖，但我们只吃印象中回忆的柿饼、花生、糖，但感觉却是回味无穷。但是，我们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回到5元钱过个年的那个时候。

外公后来得了肺病，孤独和贫困侵蛀了他的身体。母亲到医院买了链霉素，然后，我随母亲一起到邮局给外公寄去。我看到母亲在药包里夹了小小的一包水果糖，我没有吃到糖。我想母亲已经尽力了。

许多过去的事情，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我们家的经济困难，使我们在那个时候不可能给孤苦伶仃的外公稍多一点钱，让他生活得稍好一点。我现在把这些往事写出来，只是想说我们家那时候实在拿不出更多一点的钱给外公。外公要活下去，他就必须想出一些办法来向母亲和舅舅们要钱。我不知道外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是矛盾还是坦然。我常想，现在外公要是还活着，我一定让他生活得好一点，多给他一点钱。其实，我的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就像我常常痛恨自己在母亲和外婆活着的时候没有对她们更好一点一样。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贵，但是，如果有一天失去的东西复得了，我们仍然不会去珍惜。我常常觉得对不起外婆和母亲，但是，如果她们今天还活着、还病着，又很老了，病得没完没了，老得不能动弹，我又会拿出多大的孝心给她们呢？我会嫌烦，我会没有耐心，我会拿自己的事情做借口减少对她们应尽的责任。我对外公是否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呢？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我站在外公的小院子里，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气氛、一种压抑，院子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能浸入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气息。我不知道这气息从何而来，是外公留下来的吗？我想，应该是的。

堂舅舅告诉我，外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想卖掉老屋。他到处找买主，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知道冯家的房子早被没收了。

我想象着外公坐在朝北的小屋门前，看着街头香樟树上的鸟窝在风中摇摆，也许那时候他已经心如死灰了。

房客们住着朝南的三间大屋子，外公住朝北的一小间。外公一心想要收回朝南的屋子，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和房客们关系紧张，在背后说房客的坏话；他希望子女们能够回来替他争一口气，可是，他的子女一直没有回来。

我第一次回外公老家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房子确实是属于外公的。但是，外公已经不能知道这个结果了。所谓的告慰灵魂，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着很大的雨，水漫进屋去。住在朝南三间屋里的房客们，从容不迫地用各种工具将水往外舀。我想，外公当年面对大雨是不是也像他的房客们一样从容？也和他们一样把水一下一下地往外舀？那时候，外公的心里是安详还是怨恨？我努力想象着外公的形象，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外公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具象。有一次，外婆偷偷地告诉我说，你外公是个白面书生。

我看着雨，渐渐地明白了，在外公的小院子里弥漫的那种氛围，一定是外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的流露。外公虽已去世多年，但是，他的气息仍然回荡在小院子里，我感受到了。

这是一种带着永远的愧疚的感受。

我在堂舅舅家里看到一块石碑。

堂舅舅说：“这是在冯氏的祖坟上得到的。”

石碑上写着：

冯氏西宗

十八代哲庐

燕京大学地理系教授

冯哲庐是我外公的父亲。

我被这块埋在地下多年的石碑搅乱了心绪。我想象着外公年轻时的样子，白面书生、西装革履、学识渊博的风度。

堂舅舅的母亲还健在，我们在堂舅舅家吃饭时，她躺在床上突然说：“老四的房子在他进去之前就已经卖了。”

“老四”是外公。

“进去”是指外公进监狱。

如果老太太的话属实，那么，外公的老屋则又有另外的一段故事了。

也许对于外公的想象都是错误的？我不得而知。

现在，知道外公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后会更少，一直少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