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经用脑袋去撞苏州街上的石子，不过，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故乡的石子还是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茫然，想了一会儿，才知道是跌了一跤。我有些狼狈，说：“哥哥，阿拉有血？”

不仅有血，还有一个大窟窿。

小天的“主导性格”在那个时候也许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来一辆三轮车。

母亲也来了，她抱着我坐上车，一路呻吟。三轮车工人奇怪地回头看着，说：“你们到底是谁摔破了头？”

没有人回答。

我那时是无声无息地倚在母亲的怀里，一点也不疼。后来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了我的头，露出的正是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个窟窿像一只眼睛，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医生说：“这怎么行，回去回去，换个人来。”结果就换来了外婆。

母亲能说出许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童年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家，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过，是很难写出来的。

母亲和外婆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生活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想，在我小的时候，是柔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有一些波折，这是难免的。

1996年，我母亲去世10周年。

1996年，我正在为自己的一套文集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序。

母亲在世的时候，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底，那时候，离母亲去世只有几个月。我告诉母亲我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母亲笑了；但是，这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去读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了。于是，在母亲的已经带走的印象中，只有我的短篇小说。

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夜归》。当时母亲正在住院，父亲从医院一直走到很远的邮局，买了十几本当期的《上海文学》，又片刻不停地赶回到医院。我记得那一期的《上海文学》是淡绿色的封面。

父亲拿着《上海文学》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并且向别人介绍了又介绍，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

母亲躺在病床上，身患重病，满心欢喜、笑眯眯地听着父亲朗读我的处女作。母亲将那本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搁在她的床头，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能看到那个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

在1980年到1986年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的生命也曾出现过一些奇迹。久病不愈的她，有一阵子身体突然好起来，于是，她将堆积了许多年的家务一一从头做起。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就在一张旧的躺椅上躺一会儿，而这时，她的灵感也就会突然而至，所以，她就从躺椅上坐起来，找出纸和笔写道：“在到了快要做外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母亲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她小时候跟着她母亲坐船到外婆家去，她母亲抱着弟弟睡在船的那一头，她睡在船的这一头，听着河里的流水声和岸上的狗叫，母亲说：“我既害怕又兴奋。”

不久以后，母亲再次病倒，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做家务、写作。

母亲终于没有写成她的任何一篇小说。

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告诉我，母亲的灵魂是文学的灵魂。我总觉得，我的小说，是母亲赠给我的生命礼物。

母亲生前只读过我的短篇小说，现在已经记不清母亲对我的短篇小说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只是记得在那些岁月里，母亲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最终母亲输了，我们都输了。

我能做的只是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把我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她。

遗憾的是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集子里收集的全是我198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我没能把母亲读过的我的短篇小说中的某一篇收进到这个集子里。

遗憾永远是难以避免的，母亲的去世，就是无情的上苍给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无法代替母亲去实现她也许曾经有过的作家梦，但是，我做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

母亲一辈子经历的苦难足以将她的心磨出很厚的茧子来，但是，母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心都是柔弱的、浪漫的，母亲的心里有太多的爱。

当我儿子的生命刚开始孕育时，母亲也许就知道她与世不久了。她躺在病床上，每天靠药来维持生命。病痛稍轻的时候，她的脸上就露出神往，我想那既是她对自己生命的渴求，更是为下一代的即将来临所产生的企盼。她开始给我未出生的不知是男是女的孩子起名字。

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大概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想许多名字，我和丈夫也是一样，设想过孩子的许多叫法。但奇怪的是，那一天，当母亲脱口一说时，我心里就立即认定，这就是孩子的名字。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一点点反复。

在儿子刚刚懂事的时候，他就听我们无数遍地说过：“你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后来，我们发现儿子对外婆给他起的名字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当然不知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一说，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只要有人或认真或玩笑地对他说改名字的事情，儿子就会严正地说：“我的名字不能改，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也许他不理解人的名字到底算什么，但他永远地认定一个理。

为什么外婆起的名字就不能改？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道理，儿子自己当然更说不清，他只是在心中有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这是他对外婆的一种特殊的感情。

来了新的朋友，或者不知道他名字来历的人，我常听见儿子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我生下来才17天，外婆就去世了。”

有一位退了休的医生告诉儿子，说：“徐来，你外婆当时躺在病床上，你妈妈把生下才5天的你抱到医院给外婆看，外婆摸了摸你的脚，笑了。”

我生孩子时的病历记录，一直在抽屉里放着，儿子从那上面看到了他的小脚印。儿子很惊讶，反复地说：“我的脚这么小？外婆摸的就是这只脚吗？”

从一种意义上说，我母亲和我儿子是见过面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没有见过面，因为我儿子没有印象，母亲有印象，但她的印象只维持了10天。在这10天中，母亲曾经向守护在身边的人说起她的担心。

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黑？”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是胎气的缘故，母亲也没有等到听一听，更没有等到看一看。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虽然对外婆没有印象，但是外婆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却是最神圣的。

儿子自己的东西，如学习用具之类，总是丢三落四、乱七八糟的，从来不知道整理。你替他整理了也是白搭，你前脚收拾好了，他后脚又给你搞乱了，没有办法。可是有一天，儿子忽然很紧张、很严肃地跑到我身边，说：“妈妈，床头柜里掉出一包东西。”

床头柜本来是我父亲用的，后来移到儿子床边，里边塞的东西都是用旧报纸包的，儿子从来没有想到要看看这是些什么。这一天突然从柜子里掉出一包东西，儿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些信件、笔记。他看着那陌生的笔迹和陌生的语句，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慌慌张张跑来问我：“妈妈，那里边是什么？”

我知道那里边是什么。

母亲的遗物。

我说：“是你外婆的东西。”

儿子默然，他郑重地将纸包重新包好放入床头柜，并且放得很严实，确信不会再次掉出来。

最后，儿子对保姆老太说：“这个柜子里装的是我外婆从前写的东西，妈妈说，外婆的字，写得很好。”

现在，我应该回到从前了。

1966年的深夜，响起了惊恐的敲门声，有人来抄家，他们是我父母亲的同事。我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听到母亲不断地说：“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

母亲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木门书柜，对我来说，书柜的门永远是关闭着的，因此，书柜也显得很神秘。有一天，我在里边发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几乎是几代人的英雄偶像。

我相信他也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