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源乡下住的大院里，一排开四间大屋，第一间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第二间是我们家；第三间是一个富农；第四间是另一个富农。院前大门边有一间小屋，是知青住的。

赤脚医生有三个人，一个是大学毕业派到乡下来做赤脚医生的赵医生；另外两个是本地的复员军人。

复员军人在乡下有自己的家和老婆，他们不住在合作医疗站，每天来上班；赵医生是镇上人，分配到乡下工作，没有老婆，一个人住在站里，是我们的近邻。

做医生的人应该知道清洁卫生，但是，赵医生不太讲究清洁，他懒得倒马桶、涮痰盂，所以，不用马桶，也不用痰盂。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听到赵医生大叫：“一只老八脚！”

接着，就听到赵医生出门；再后来，听到赵医生回来了，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第二天，我们看到赵医生头上横七竖八地乱缠着一些白纱布，有一个棉花球掉在外面，一晃一晃的。

赵医生说：“昨天夜里一只老八脚咬我，我去踩了草药敷上。”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头上的棉花球晃晃荡荡的，我们都笑了。

赵医生也笑了，他说：“有什么好笑的，痛死我了。”

那时候我很向往做医生，有一本《农村医生手册》，蓝色塑料封皮，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手册中占了相当篇幅的是“新医疗法”。

这部分的一开头，照例是***语录：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接下去的一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医务人员遵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以无限忠于***的红心和对工农兵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发扬敢想、敢干、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创造了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新医疗法’，这是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是医学的良好开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的‘新医疗法’打开了聋哑‘禁区’，使成千上万的聋哑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万岁’；使许多瘫痪病人重新站了起来，参加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行列；使多年的盲人重见光明，看到了***的光辉形象；使那些被资产阶级的专家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新医疗法”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新针疗法”，内容十分详细。

我曾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金针和一些关于针灸的书，那时候宣传针刺麻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向往。我非常想学针灸，但是，始终没敢扎下第一针。母亲生了病，要打针，我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但是，我紧张得针还没有刺入皮肤，药水已经被挤掉了。

母亲叹息一声，说：“算了吧。”

合作医疗站有许多悲惨的事让人触目惊心，我们队一位副队长的儿子，5岁，蛔虫引起肠穿孔，连夜摇船送医院，走到半路孩子已经不行了，船又摇了回来，悲痛欲绝的父亲抱着儿子的尸体直冲合作医疗站。

紧接着我们家响起了急促地敲门声，母亲去开门。副队长说：“水林死了，我要几个洋钉钉棺材。”

这已经是后半夜，母亲把很长的洋钉找出来，交给副队长。母亲说：“他半夜敲门，是为了告诉大家，医生误诊了。”

医生到底误没误诊，当时就没有断定，事隔这么多年，我记得的仍然是那深夜的敲门声。

在乡下有许多人拿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就做医生，他们自己说是拉个黄牛当马骑。初中生、高小毕业生都能做医生，小毛病胡乱治一治，量个热度，给几片apc；抹点红药水开几帖膏药，稍有疑难的推给公社医院。

如果命运稍出一点“差池”，我也许真的拿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做了医生。

那会怎么样呢？

我无法推断结果。

赵医生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邻居，后来，合作医疗站搬走了，赵医生住的那间屋分给我们家。

赵医生后来到桃源镇医院工作，去年文满来过后，他知道了，对文满说：“你有没有范小青家的电话，我要去找范小青。”

文满对我说：“我没有告诉他。”

所以，赵医生也一直没有来找我。

赵医生仍然孤独一人，大概有60岁了。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和外婆说，又有人给赵医生介绍对象了；过几天又听说，又没有成。

我想象着60岁的赵医生在桃源镇医院里上班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