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威廉姆斯永远不会忘记他当警察后第一次值班的经历。那是1980年代早期北威尔士里尔（rhyl）的一个温和夏夜，他刚刚完成那冗长的入职培训。他站在商店橱窗外，身着新制服，内心充满自豪感。这时，一位的士司机上前来，“他说那条街上有起冲突，”威廉姆斯回忆道，“很显然，只要你穿上这身制服，人们不会管你工作了多长时间，或者是否有工作经验等。”
的士司机把威廉姆斯带到了让人惊悚的现场。一位海洛因吸食者偷了一辆车，并残暴地撞倒了三位17岁女孩。三位女孩来自布莱克浦（blackpool），第一次被父母允许出远门。“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四处充满尖叫声。”他想对一位女孩进行人工呼吸，但发现她已经死去了。另外两位女孩被撞进了附近的一家商店里，身负重伤。
护理人员和警察到达后，一位长官指示威廉姆斯“回警局，去喝杯啤酒吧”。但是，他刚走到车站，制服上还带着血迹，一位男士又从家里跑出来，对他大声说：“快点快点，我妻子就要生了，我叫不来出租车。”威廉姆斯回忆说，这确实不奇怪，因为人们都去处理刚才那起流血事件了。威廉姆斯在培训学校时曾看过接生婴儿的视频。他就仅凭记忆去帮助接生了。“她问我过去接生过多少婴儿，我当时天真直白地说：‘你是第一个’。可想而知，她脸上会流露出何种恐惧的表情。”威廉姆斯的糟糕经历并未到此结束。他再次回到警务站时，又被派去记录一位幸存女孩的口供，并负责告诉她，她的朋友已经死了。“当时我23岁，在我第一次独立巡逻时，就接连遇到了死亡、重伤、接生等各种事情。”
威廉姆斯极力为警察辩护，他向我讲述这些故事，就是为了说明警察承受的工作压力是何等之大。在他那糟糕的初次值班经历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靠激情支撑着工作。2013年，史蒂夫·威廉姆斯成为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局长。这一职位统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警察。对他而言，告诉我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故事生动地解释了警察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他的工作是为那些逮捕犯罪分子、维护公众安全、经常身处危险境地的警察们的利益代言。每年有3000多名警察负伤，其中约800名警察受重伤。1
英国警察扮演了很多角色。其中之一是保护公民安全，阻止和抓捕那些给人们造成痛苦、恐惧和耻辱的犯罪分子。其他角色有待讨论。警察在1980年代帮助击溃了工会反对派发起的工业骚乱，帮助塑造了今天占据统治地位的权贵。1989年，警察的这一角色导致了希尔斯堡球场惨案。政府越来越认为需要控制并压制抗议行为，基于这一考虑，警察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权力。这种专制路径也延伸到了法律和秩序层面，制止战后英国那种所谓的“放任”状态。新权贵把以开放、自由为内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结合到一起，必然需要警察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在一个种族主义依然流行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对这种独裁主义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
警察行使权力的方式反映了英国社会权力的不平衡。警察经常执行一些打击穷人轻罪的任务，比如逮捕存有少量大麻的人，打击骗取福利的行为等。但是警察却无视、允许甚至帮助上流社会那些更恶劣的行为，比如逃税、贪婪、把经济拖入灾难等。他们尝试调和激进反对派的观点，使其趋于温和。在扮演所有这些角色时，警察展现了他们遮蔽真相、掩盖阴谋、逃避监督等令人惊恐的能力。与法国等其他国家不同，英国警力被认为是独立于“中央权威”的。相关法律和秩序受“立警为民”原则的引导，或者在理论上是这样。不过，在当今权贵治理下，警察与政府走得越来越近。
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前侦缉总督察彼得·柯卡姆对警察行业极力维护。一个阴雨天我和他在西伦敦帕丁顿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他是一个相对呆板、穿着保守的中年男士，把大量业余时间用来在社交媒体上反驳各种批评警察的言论。但是，柯卡姆也对警察在新工党执政时期与政府走得太近感到绝望，这一时期一些警官甚至游说议员支持对公民自由进行强力打击。“这一点很可怕，”他说，“警察们已经忘了自己的定位。回顾历史来看，警察应该是为民众做事的，而不应该是为政府做事的。警察不应该是政府的权力机构。”从学术意义上讲，警察机构或许不是政府权力部门，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警察就被权贵当作政府权力工具。大约一个世纪前，权贵们为争取到警察的忠诚曾经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战斗。如今，警察的忠诚在权贵们争得压倒性优势问题上再次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18年8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伦敦大都市警察局的警员罢工了，社会主义革命者、女权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高呼“彼得格勒精神万岁”的口号。“那之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警力而非军力才是平息政治或产业起义的力量，也是维持英国社会当权派集团利益的力量。”唐宁街10号的政府要员们吓得闭门不出，有1.2万名警员走上怀特霍尔街（也叫白厅街）街头，他们被贫困补助和恃强凌弱的管理方式所激怒。他们有一个“非常险恶的态度……让居民觉得好像真的在面对一场革命一样”，劳埃德·乔治联合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后来情况变得更糟糕。被派去护卫政府办公楼的士兵们对罢工者非常友善。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罢工者把士兵拽下马来，抢过他们的步枪，在那里欢呼雀跃。”
英国的统治精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恐惧。俄国革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工业动荡逐渐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在大陆上演，英国国内对底层民众颠覆政权的恐惧感不断上升。如果失去对警察的控制，无异于一场灾难。“如果这场由秩序护卫者发动的暴乱得不到平息，”劳埃德·乔治对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这样说道，“整个当权派群体将彻底消失。为了重建社会秩序权威，首相已经准备好支持任何严酷的应对措施。”
但是，罢工后情况变得似乎更加糟糕。新的警察工会组织——全国警察和监狱官员联盟（nuppo）同时隶属于早期的工党和英国劳工联合会。这一联盟远不是什么“不偏不倚的评审官”，而是坚信警察已经被当成“雇主阶级用来破坏公正和工人合法诉求的工具”。他们声称，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都是从工人中招募来的，”全国警察和监狱官员联盟的领导向他们的成员骄傲地表示，“并且我们应该一直呆在工人队伍之中，与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解放劳动群众。”
政府没有准备容忍警察的“解放”理念。这个联盟1919年在最后一场罢工流产后被禁掉了，那些顽固不化的警官则被解雇，并被剥夺了养老金。政府废除nuppo之后成立了警察联合会（pol federation），这个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控制民众表达不满情绪的工具，其成员没有罢工或加入某一工会的权利。“我们就是为了挫败警察罢工而建立的”，近一百年后的警察联合会主席史蒂夫·斯密斯这样说。从此，警察与劳工运动被不可逆转地分割开来。
不过，统治精英们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在第一次罢工前，警察工资大幅下降，以至于许多警察的工资比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还要低。当时甚至有关于警察营养不良的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今，警察的工资急剧上涨，他们被赋予了未曾想过的地位和声望。汤米们【1】从“一战”战场回国后，国内罢工不断升级，并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中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警察对政府的忠诚度经受住了考验。2尽管警察对政府的忠诚度也需要不时提振一下，但总体而言还是靠得住的。
布莱恩·帕迪克一看就是干警察的料。身材魁梧、体格健硕、声音洪亮、气场强大。2007年之前，帕迪克是伦敦大都市警察局的副助理专员。此前，他干警察这行已经有30多年了。1976年他从伦敦霍洛威进入警界。那时的工作条件不像20世纪初期那么差，但随后他们的工资持续下降了数年。“那时警界很缺人手，”帕迪克回忆说，“警察的数量很少，因为当时让人加入并长期待在警察队伍当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977年工党政府委托一个叫埃德蒙·戴维斯的法官领衔开展一项有关警察工资的调查，这项调查最后建议将警察工资上调45%。“工党接受了涨工资的建议，”帕迪克回忆说，“但决定错位推进，此举导致戴维斯设想的效果最终没能达到。”
工业工人的斗争召来玛格丽特·***1979年执掌政权。而新政府上台后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警察工资提升45%，尽管其他一些公共部门岗位的工资不升反降。此举效果显著，在随后的风暴中，警察的忠诚度得到了有效保证。警察在驱逐那些反新自由主义的人士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想那就是警察问题的发端，人们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把这一问题公开地政治化了，”前侦缉总督察彼得·柯卡姆表示，“***知道她将用警力开战，因此她愿意在警察身上投资。”涨工资这一招显然达到了目的。“玛吉（玛格丽特·***的简称）的计划很有效，”柯卡姆总结说，“警察们把玛吉视作他们的英雄。他们爱玛吉……他们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在1984～19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警察被当作了政治“破城锤”。在矿井、村庄里，他们被称作“玛吉的马仔”。“我想，如果回顾这段历史，你将冷笑两声，因为你会发现***接受了埃德蒙·戴维斯的建议，买断了警察，买断了他们的无限忠诚，”帕迪克说，“煤矿工人大罢工发生时，就到了***收取回馈的时候了。”1984年6月那场臭名昭著的欧格里夫战役发生时，正值持续一年的斗争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围堵南约克郡（south yorkshire）焦化厂的煤矿工人遭到骑警的警棍攻击。起诉矿工围堵行为的尝试最终失败了，南约克郡警察不得不赔偿了50多万英镑，其中包括赔偿金和诉讼费。
近30年过去了，南约克郡警察被英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ipcc）检举，面临伪证、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攻击欧格里夫等罪名指控。在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中，警察被指控伪造证据、掩盖事实。英国顶尖律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在法庭上为一些矿工辩护。在他位于伦敦北部法灵顿（farringdon）街道的会所里，他告诉我警方陈词如何引用同一条款把欧格里夫战役界定为一场暴动。“他们需要确保使用符合暴动定义的措辞。所以，大量的陈词写得非常相似。很明显他们受到同一个部门的指令。”最终，经过16周的审讯，在确认警方陈词中一个签名是伪造的之后，审讯终于结束。在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警察表现得完全不像法律和秩序不偏不倚的护卫。正如曼斯菲尔德所言，他们好像深深地卷入了一场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矿工大罢工的斗争。“这很明显是一场政治斗争。暴动的指控很显然是一个政治决定，因为这一指控并没有被反复使用，也并没有成为媒体头条。工党与托利党都赞成说，当时确实是矿工们的过错。”
1980年代中期矿工大罢工的失败标志着现代工会运动的崩盘，这是新权贵曾经面临的最为强大的有组织威胁。矿工领导者阿瑟·斯卡吉尔被政府视作“内部敌人”，曼斯菲尔德说道：“他们认为，除非把他打成肉酱，他终将成为另一个政府，成为对放松管制政策的威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大规模强化的威胁。”***的自由市场改革运动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对者。现在，他们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开展新的工作了。这是新权贵巩固地位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们具备了管制和教训大规模有组织抗议的能力。警察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警察被训练去搜出权贵们的所谓“内部敌人”。这种心态塑造了一种残忍的文化，警察们在1980年代的战斗中对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真相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样的行为最终以一场灾难而终结，这一次又是南约克郡的警察们干的好事。1989年4月15日，也就是欧格里夫战争发生5年后，94名利物浦足球迷在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被踩死，原因只是他们去看利物浦与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后来又有2名受伤者死亡。对于这96名活着出去看球而躺在棺材里回家的球迷来说，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这些家庭却需要去应对另外一大创伤，南约克郡警察针对死者亲属和幸存者玩弄起了阴谋伎俩。
“我没有钱，我不是物质主义者，但我经常认为自己很有钱”，玛格丽特·阿斯皮诺尔告诉我，当时我们坐在利物浦的一家休闲中心，我们聊天时，儿童们的声音在隔壁体育馆里回荡。“我非常富有，因为我有五个漂亮的孩子。”她的第一个孩子叫詹姆斯，是忠实的利物浦球迷。“他是克里斯伯格的忠实粉丝，”她回忆说，“他对克里斯伯格的音乐超级喜欢，也经常演奏他的歌。其中一首歌名为《远航》，我曾对詹姆斯说：‘我真希望你跟着这首歌去远航，妈妈听这首歌听得要疯了。’”后来他在利物浦造船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后不久的一天，18岁的詹姆斯非常兴奋地回到家，他为父亲买了一把吉他。“爸爸妈妈18年来对我这么好，我只是想给爸爸一个特别的礼物，”詹姆斯当时对她说，“妈妈也不要担心，我已经为你九月份的生日准备好了礼物。”然而，詹姆斯没能完成他的这一心愿。
玛格丽特几乎记得1989年4月15日的每个细节。她记得她的小姑子告诉她希尔斯堡球场出事儿了，小姑子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侄子去那个球场看球了。玛格丽特记得自己当时把给孩子做的三明治掉到了地上，慌不择路地跑到起居室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失去意识的利物浦球迷被担架抬出的画面。当报道说已经有七人死亡时，她立即对着电视尖叫起来，因为担心看到自己的儿子，并催促小姑子赶紧把电视关掉。
玛格丽特的丈夫吉米当时也在希尔斯堡球场。但是他没有与詹姆斯在一起。他是安全的，他向玛格丽特承诺说他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儿子，每个小时都给她打电话联系一次。在凌晨时分电话中断了。到黎明时分，玛格丽特带着她儿子的狗出门，看见她的小姑子缓慢地走向她，她的丈夫也同时开车驶进街区。可怕的事实彻底击垮了她。玛格丽特开始狂奔。“玛格，停下”，吉米对她大喊。“不，吉姆，别管我，”玛格丽特大喊道，“求你别管我，如果你不拽着我，我的儿子就还活着。如果你抓住我，你就会告诉我他死了，不是吗？”她希望能一直跑下去，不想听任何话。后来，吉米瘫倒在路上，她的另一个儿子不能自已地哭起来。“这不是真的，对不对？”她恳求丈夫说，“我那可爱的孩子没有死，对不对？”而丈夫随后的回答让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玛格，我该怎么说呢？”玛格丽特尖叫着捶打邻居们的门，大喊着让他们起床，哭诉说她的儿子死了。
这只是一个家庭的可怕经历。玛格丽特形容那一晚“如同地狱般的煎熬”。她最大的孩子活蹦乱跳地离开利物浦的家，迫不及待地去看他最喜爱球队的足总杯半决赛，结果却是被装在一个尸体袋里回来的。像其他失去亲人的亲属一样，玛格丽特和他的家人也去看了詹姆斯的尸体。她还本能地给詹姆斯带去了外套。当他们到达医疗中心时，许多正在哭泣的人们向他们表示问候。玛格丽特强忍着悲痛，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在精神恍惚中纳闷，为什么这些人都在为詹姆斯而悲伤，他们甚至从来都没见过詹姆斯。这家人被带到一个有玻璃屏障的屋子里，玻璃屏上遮着一层蓝色帘布。“阿斯皮诺尔女士，您准备好了吗？”工作人员问她。当帘布拉开时，詹姆斯那冰冷死寂的尸体呈现在她的眼前。“把我儿子还给我，我要去抱抱我的儿子。”她乞求道。但她得到的回应可谓冷酷无情，“他现在不属于你了，阿斯皮诺尔女士。他现在属于验尸官。”
这场惨剧发生23年后，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委员会终于得出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从一开始就知道的结论：不是球迷导致的这场惨案，这场惨案的主要责任在警察身上。警察当天的策略是“人群控制优先于人群安全”，只关注酒鬼、失序以及逃票等问题。球迷尤其是利物浦球迷被认为是威胁秩序的暴徒，可想而知，警察是如何给这场灾难定调的。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足球迷作为低收入人群，基本都是一些人渣”，工党南威勒尔（wirral south）选区议员，同时也是希尔斯堡活动家的阿里森·麦戈文这样说。
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委员会有证据表明，那天列平巷（lep-pings lane）看台的旋转门“无法让球迷在开球前全部进入，然而警方却忽视了不断上升的危险”。警察行动队总警司大卫·达肯菲尔德命令打开一个入口，导致隧道过度拥挤。在警方岗亭里，监视器的记录证明了“拥挤造成的严重问题”。而当时警方并未对过度拥挤采取行动。“警方把列平巷的动荡迹象视作可能失序的信号，但没能及时意识到观众已经被挤得不堪承受了，最终导致了大量伤亡。”根据当时的报道，96位死亡者中，有41位本应该可以救活的。
利物浦的球迷与这场灾难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南约克郡警方不想承担责任，在死者尸体还停放在临时搭建的停尸房时，他们就开始设法转嫁责任。警察询问遇难者家属死者的社交情况和饮酒习惯等类似的带有侵犯性的问题。他们不经死者家属同意就对尸体进行酒精检测，即使这样，就像报告中所指出的，没有证据证明饮酒与这场灾难发生有任何关系。
对那些血液中不含酒精的人，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抹黑操作。他们通过查找这些人是否有犯罪前科，想用过去的事来诋毁他们的声誉。有犯罪前科的人和酒鬼一样，被当成了替罪羊。达肯菲尔德总警司撒谎说，这场致命惨案是由闯进球场的利物浦球迷引发的。这一谎言在全世界被广为传播。
在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看来，“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之间的联系非常有意思，因为调查结果显示，某种意义上说，两场事件是同一警力行使同种类型的权力”，而且在两个案子中，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警察成为影响调查的外力，他们被指定为这场调查粉饰洗白。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工党议员玛丽亚·伊戈尔长期致力于为希尔斯堡惨案寻求公道，把这一惨案描述为“一个由最高至警察局长的高层官员组成的黑色宣传机构，把这场事件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描述，力求蒙蔽除他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根据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在164份警方陈述中，有116份被修改或删减了对南约克郡警方不利的内容。后来，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的报告认为这一数字应该更高，并且球迷的陈述也可能是被修改过的。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印证了一个有组织的阵营的存在，他们努力清洗任何可能对警方形象不利的陈述。
南约克郡警方和托利党议员欧文·帕特尼克向媒体界撒谎，《太阳报》以“真相”为题不加甄别地公开撒谎，这是警方最下流、最无耻的阴谋。利物浦球迷被指责袭击警察，向正在抢救伤员的警察身上小便，甚至偷走死者身上的钱包。3“我们无法起诉报纸，尽管他们做得很过分，因为他们没有点任何个人的名字。”玛格丽特·阿斯皮诺尔这样说。只要报纸没有提任何个人的名字，对已经遭受心灵创伤的球迷的恶意抹黑就只能被接受了。
1980年代，为应对与新权贵实力上升相伴而生的工会动荡，警察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就是把工人阶级当作“内部的敌人”。“他们当时所处分的实际是他们所造成的悲剧的受害者，而他们却把这些受害者视为‘内部的敌人’”，玛丽亚·伊戈尔说，“利物浦工人阶级被视为社会的浮渣，被视为像矿工那样的‘内部的敌人’。”南约克郡警察非但不用接受检查，反而紧密联系，步调一致，遮蔽事实，扭曲、伪造证据，向《太阳报》等媒体散布对受害者不利的信息。
煤矿工人大罢工强化了警察群体的心理共识，而这种心理共识直接导致了希尔斯堡悲剧的发生。“南约克郡警察一度可以对工人阶级做任何事情而免受惩罚，”伊戈尔说，“这一情景从煤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他们给罢工的人们硬扣罪名，不用面对除赔偿损失外的任何后果，他们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免受处罚的共同心理，而这一心理在希尔斯堡惨案中显而易见。”因为得以从欧格里夫战役中顺利逃脱，在希尔斯堡惨案导致96位球迷死亡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有底气按之前的方式处理。
“警察机关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玛格丽特·阿斯皮诺尔表示，“玛格丽特·***在警察对矿工们采取行动的事情上对南约克郡警察亏欠很多。不要忘了她尝试让矿工家庭遭受饥饿之苦。她导致兄弟、父子、夫妇反目成仇。她为获得她想要的东西而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这一问题上，警察为她拼力卖命，这可真是一件充满血腥味的好工作。所以说她亏欠他们一大笔债。”***主义成功收买了警察的忠诚，他们为她而战，在此过程中一时变得威风无比。
希尔斯堡惨案真相最终得以大白天下的唯一原因，就是受害家庭为寻找真相和正义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媒体、警察和政治精英等人持续了20多年遮掩事实真相的行为。“只有这些家庭知道事情的真相，”玛格丽特·阿斯皮诺尔说，“那天在现场的24 000名球迷和目击者非常清楚事实的真相。政府和权贵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2012年9月，当希尔斯堡惨案令人震惊的阴谋细节最终曝光后，英国政治精英道了歉，当时一种普遍的感觉是，这是一种对当下时代的干扰，因为黑暗时代早就已经是过去时了。之后，警察继续前行，他们对专制特权和“秘密文化”进行了改革。起码他们的说法是这样。“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球迷被当作二等公民，总是被通过有色眼镜看待，经常被当作流氓。”工党的安迪·伯纳姆在调查报告发布后对bbc记者这样说。他在为调查希尔斯堡惨案行动提供安保问题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角色。4“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经验丰富的《卫报》记者迈克尔·怀特这样写道。其他人也有一些怀疑。“我想，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或许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玛丽亚·伊戈尔对我说，“权力和权威颇具诱惑性，很容易被滥用，我们应该抵制这一点。不过今天的警察比过去可要好太多了。”
新权贵在警察中推行的威权文化延续了下来。随着工会的衰败，权贵们的极端反对者变得更为碎片化和无能为力。不过这些极端反对者却依然需要面对警棍和大范围逮捕，甚至比之前更为糟糕。
新权贵承诺给予个人以自由，但同时却通过给予警察越来越多的权力而变得比以往更为专断，对公民进行抗议的权利构成威胁。1986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公共秩序法案，该法案将可能引发“骚扰、恐慌和悲痛”的言行定为犯罪。这项立法后来也被用到同性恋权利抗议者和基督教街头传教士身上。5这项法案对示威游行也强加了新限制。八年后制定的另一项公共秩序法案集中打击狂欢聚会，同时也瞄准一些形式的抗议行动。这些看上去值得赞赏的法律实际被用来打击各种异议。举例来说，1997年通过的免受骚扰法案，在2007年甚至被用来阻止牛津郡中产阶级村民的一场抗议活动，而他们只不过是要求能源公司停止破坏一片湖泊而已。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保护个人免受骚扰，这完全是保护公司利益免受抗议。2005年，《严重犯罪和警察法案》对在议会广场一公里范围内的抗议行为强加了相关规定。甚至在“议会之母”（指英国议会）之外自由地举行抗议这一历史性权利也遭到了冲击。
在新工党时期，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为制定一些法律的合理理由，这些法律允许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嫌疑人采取“控制指令”，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同时，这些法律也允许对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进行合法拦截。不过，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新工党决定将无指控羁押的期限延长到90天这件事情上。这在西方是最长的羁押期限。2005年，托尼·布莱尔首相曾问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他们审讯恐怖嫌疑分子需要多长时间。警方本不敢指望首相会接受他们的这一建议。他们就不断游说议员们支持这一提议。“议员们与来自各方面的人们反复举行此类会面，人们告诉议员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到世界末日了。”一位工党影子大臣这样回忆说，他当时还是一位后座议员。此外还包括一些不记录在案的一对一会面。布莱尔给了警察“他们想要的所有权力”，前高级官员布莱恩·帕迪克说：“工党想的是，万一再发生恐怖主义暴行或犯罪浪潮，他们不想成为被责怪的对象。届时他们就会指责高级警官，那时责任就转到了警察身上，政府可以得以脱身。”尽管90天的最长羁押方案最终被议会反对派否决掉了，但其他反恐法案还是顺利通过。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工党在2005年工党会议中将1937年从纳粹德国逃出、年过八旬的沃尔特·沃尔夫冈驱逐出党，原因只是他激烈诘问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根据恐怖主义法案的规定，沃尔夫冈被拒绝再次入党。无怪乎布莱恩·帕迪克说新工党时代“近乎失控，警察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没有任何顾虑”。
那些抗议英国新权贵价值观的人们最终都栽倒在威权主义者的手中。2009年春天，政府对金融系统实施救助几个月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伦敦举行。迎接这些手握实权的男士们（他们中女性很少）的，是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公平的强烈诉求。面对这些游行示威活动，伦敦警方发起了一场代号为“格伦科行动”（这个名字不吉利，但能说明问题，格伦科因1692年2月一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而著名，那场大屠杀针对的是未对王权宣誓效忠的苏格兰氏族领袖）的安全行动。“我们准备好了，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西蒙·奥布里恩司令官事前声称，这件事儿指的就是处理政治示威游行行为。这是一篇看上去像是准备迎接严重冲突的讲话，而不像为民主示威提供服务的讲话。“为抗议者提供服务与警察的固有文化明显不符，这与他们一贯行为根本不合拍，”帕迪克解释说，“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牵制它、控制它。”
苏菲·佩兹尔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学生。她在东苏塞克斯农村长大，参加了2009年4月1号的游行。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抗议游行，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对社会有些不满情绪，”她回忆说，“我当时正处于盲目追求无政府主义的阶段。”金融崩溃的后果和对金融城那些“无法无天者”的愤恨，让她意识到追求公正的重要意义，尽管她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她和朋友们精神倍爽地走上街头，身着笨拙的马甲，手举海报，上面画着各种漫画和标语。比如打着“打倒这种事”的标语向电视剧《神父泰德》致敬。她记得，在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有一种街头聚会的氛围，但是当抗议者走到英格兰银行附近时，气氛开始发生变化。“我们最终与几个白痴一起被搅了进去。”她说，少量的海报被扔向警察方向。到了下午3点，局势平静下来，游行活动也就散了。
但是，就当苏菲和她的朋友们打算回家的时候，警察突然在游行区域之外封锁了路线。她们被困住了。“当时的气氛简直可怕极了，”苏菲说，“大部分人不愿再游行了，他们只想回家。”警察称其为“管制”，但是人们更愿把这理解为“瓮罐”战术。当时仍在现场的示威者，包括苏菲和她的朋友们在内，被困在那儿将近六个小时，并且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位曾与他们交流的澳大利亚摄影记者发现自己身陷混乱，尝试拍照记录，但他的相机马上就被警察没收并弄坏了，而他身上最后也弄得血迹斑斑。
在他们附近，气候营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把主教门（bishops-gate）变成了抗议者的嘉年华，人们在那里跳舞、打鼓、大声播放音乐。突然，从下午7:10开始，他们被警察指控搞得过火了。警察朝抗议者挥舞着警棍，抗议者大声嘶喊着“这不是一场暴乱”。抗议者被困了好几个小时。警方后来为这场围堵辩护时称，此举是为了防止暴力示威者“绑架”气候阵营组织的活动，高等法院随后裁决说他们使用了“不合理的警力”。但这一裁决后来又被上诉法院推翻了。
随着抗议者从下午7:00开始被打散，高级警官们发布了一道命令，同意在零星的混战中使用“正当武力”。在这一紧张情景下，一些与抗议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路上行人也被抓了起来。47岁的《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报贩伊恩·汤姆林森就是其中一位，他当时正在下班回家。谁知几分钟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警方最初的声明，“有一名公众”告诉警察有一位男士瘫倒在地，随后他们派警医去实施心肺复苏术，尽管当时“有许多抛掷物扔向他们，主要都是一些瓶子”。6媒体与警察相勾结，将罪责转移到抗议者身上。记者不加甄别地接受警方对事情的陈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与警察一样对抗议者充满反感。第二天，《伦敦标准晚报》按警方的意思刊发了《警察冒着被砖头砸的危险抢救人员》。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警察抢救汤姆林森时“遭到砖头、瓶子、木板等的轮番轰炸”。警察在此有意把抗议者妖魔化，以转移公众对他们的指责，这是一种扰乱舆论民意的策略。
“4月4号，伊恩·汤姆林森的妻子朱莉接到伦敦警察家庭联络官的电话，”汤姆林森的家庭律师朱尔斯·凯里在伦敦市中心一家嘈杂的酒吧里告诉我，“联络官对朱莉说，‘我们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一群戴黑色头套的抗议者已经受到了指控，当警方对此作出反应时，抗议者们趁机跑掉了。伊恩当时是在戴黑头套的抗议者中被逮捕的，当时他看起来像是突发心脏病死亡。是那些抗议者杀死了伊恩。’”当联络官告诉朱莉这些时，她禁不住哭起来。
但是，由于科技手段的进步，靠传播错误信息而逃脱责任变得越来越困难。纽约投资基金经理克里斯·拉召尼当时正在伦敦出差，他恰巧用手机记录下了伊恩·汤姆林森生命的最后时刻。几天后，拉召尼在去希思罗机场（heathrow）的路上发现他视频里的这个人符合死者特征，并把这些材料传给了《卫报》记者。7
警方的说法被彻底推翻了。视频显示伊恩·汤姆林森双手插口袋从警察和警犬旁边走过。在汤姆林森没有任何挑衅动作的情况下，一位头戴巴拉克拉法帽、遮住了编号的警察突然用警棍袭击了他，并把他迅速按到地上。汤姆林森的头撞到了硬路面上。随后，他坐在地上向警察表达异议，但没有一位警察来帮他。相反，是一位叫阿兰·爱德华的抗议者上前帮助汤姆林森。爱德华后来向警方转述了汤姆林森的话，他说：“我只是想回家而已。”
汤姆林森随后想离开，神情恍惚，走了60米后瘫倒在地。他被记录下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是他们打的我，是那些混蛋把我打成这样的。”一位名叫露西·艾普斯的医学学生尝试对汤姆林森进行了紧急抢救，但后来她被警察强行拖走了。当警察围在汤姆林森周围时，一位名叫丹尼尔·马克菲的社会志愿工人打电话叫了紧急救援。救护车话务员要求与警察对话，但警察拒绝这样做。最初版本的警方报道似乎没有那么准确。8
“4月8号，在他死后的第八天，我坐在伦敦城市警察局里，”朱尔斯·凯里说，“伦敦市侦察员向我强调说，警犬咬汤姆林森的腿可能是因为抗议者扔玻璃瓶导致的，袭击他的警棍当时可能也是在抗议者的手中。他声称抗议者偷了警察的制服，所以袭击汤姆林森的也可能是一位抗议者。”
起初，伦敦市验尸官保罗·马修斯指派福瑞迪·帕特尔医生对汤姆林森进行尸检。结论是汤姆林森死于冠状动脉疾病。但帕特尔的专业素养向来饱受质疑。2004年，警方甚至曾给内政部去函，对他的工作表示担忧。在g20抗议之前，医学总会已经对他进行了四年的调查。汤姆林森死后几个月，随着其他几个案例也显示出帕特尔专业素养的欠缺，他的政府注册病理学家头衔被暂停，后来被从中除名，并被禁止行医。随后进行了第二轮尸检，结论是汤姆林森死于“因腹部遭受钝力损伤和酒精肝硬化共同导致的腹部出血”。9最终的尸检报告采用了第二种观点。
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和警方自一开始就设法干涉对汤姆林森死因的调查。警方在汤姆林森死后四个小时才向公众宣布，九个小时后才通知家属。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在对汤姆林森进行紧急抢救时还受到抗议者偷扔杂物的干扰。10记者们则吹风说，鉴于汤姆林森的身体健康状况，亲属们对他的死并不感到特别奇怪，并且希望大家不要妄加推断，以免让他的家人心烦意乱。警方一直设法干预相关调查，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警方人员从调查工作中赶走。11
当审讯最终举行时，陪审团驳回了2011年5月的非法谋杀的判决。事后证明，这一案件的肇事者西蒙·哈伍德此前曾有两次不当行为的前科，其中包括一次路怒事故。他因健康原因在惩戒听证会之前从伦敦大都市警察局辞职，之后成为一名萨里郡警察，后来又回到了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工作。汤姆林森死后四年，伦敦大都市警察局进行了一项庭外和解，为他的家庭所遭受的身心痛楚而道歉，并表示对哈伍德的行为负全部责任。12哈伍德被指控过失杀人，但并未因此获刑。自1990年以来，近1500人在与警察的接触中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一位警察因此获罪。
类似西蒙·哈伍德这样的案例非常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但人们顶多把西蒙这样的人归为“坏人”，却很少谴责警察制度。而这只不过是权贵们把经济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融合到一起的一个典型案例罢了。对g20抗议的高压处置引来一场由警察监察总长丹尼斯·奥康纳领衔的调查行动。调查结果为从制度层面理解警察如何对待抗议活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报告警告说，英国警察的强硬态度和处理g20抗议活动的策略有失公允、冒进又缺乏协调一致。奥康纳在报告中建议，即使处理最紧张的态势，也只能出动最小数量的警力。报告结论说，最重要的是，警察行动需要“与公众同意挂钩”。奥康纳警告警察不要偏离英国传统模式，强调应重新重视传统模式。在这里，白纸黑字，证明英国警察的心态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13
但是，当新一波抗议活动涌向英国街道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奥康纳的“非冒进”建议被警方采用。2010年5月联合政府上台执政不久，大学学费上涨了两倍，这直接违反了自由民主党关于彻底废除大学学费的承诺。此举引发了一场从2010年11月开始的学生抗议浪潮。年轻人经常被认为沉迷于电视真人秀，是极其冷漠的一代，但当他们走上街头游行时，迎接他们的却是围堵和警棍。在12月份伦敦的一场游行示威活动中，包括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内的示威者被围困在零摄氏度左右的街道上达五个小时。“上千名愤怒、疲惫的年轻人被困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就像一场满座的摇滚音乐会的场景”，亲历者之一丹·汉考克斯告诉我。当时人群极其拥挤，以至于来自阿伯丁皇家医院的一位麻醉师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这简直有点像希尔斯堡惨案的情况。”14联合国和平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迈纳·凯甚至将这种围堵称为“不利于人们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因为这种围堵不分青红皂白，且所留空间也与人数不成比例”。15
冒进的警察，围堵，批量抓捕，基于欺骗的对抗议行为的妖魔化，导致伤亡的警方行动，这是权贵威权主义的后果。许多活动分子告诉我，许多与他们政见相同的人因担心被围困数小时或被逮捕甚至有更糟的事情发生，而不愿参加游行活动。尽管苏塞克斯警方明确表示“警察的一项核心功能就是为和平示威提供便利”，但警察对最近几起抗议活动的反应，却使人们严重质疑这一承诺。类似这样的行为改变了警察的形象，让他们成了社会现状的维护者。
警察们目前应对其他异议的手段有可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艾莉森1994年在北伦敦哈克尼第一次见到马克·卡西迪时只有二十几岁。她当时是科林·罗奇中心的一员，该中心是为纪念1983年被哈尼克警察射杀的、年仅21岁的黑人而成立的。“他（马克）很谦逊，很接地气，看起来倒像个工人阶级，”她在一家土耳其餐厅回忆说，“这让人耳目一新，因为许多左翼人士其实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关系从1995年春天开始。马克自称是个木匠，住在一间既是卧室又是起居室的房间里，不过他们很快就搬到了一起住。“我彻底陷入了爱河。”她坦言。
马克继续他的政治之旅。他所在的机构名叫反法西斯行动中心，这一机构的工作目标是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集团从大街上清除。但是马克深深地卷入了一个名为“红色行动”的左翼宗派。这个职位给他带来了很多威胁。一天夜里，艾莉森在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电话那边的男人要求与马克对话。“你个芬尼亚会混蛋，我要杀了你。”马克怒斥了对方一通，随后挂掉电话。马克安慰艾莉森说，如果对方是认真的，他们就不会先打电话来了。他把窗户横装上一道木头杠。“别害怕，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他再次向她保证。
在他们相处的早期阶段，艾莉森经常开玩笑地问：“你去向你亨敦（hendon）的同事报告去了吗？”当时亨敦是伦敦都会警察局的主要培训中心所在地。他对此也开怀大笑。后来，突然有一天，马克去逛商店时把夹克落到了家里。艾莉森在他的夹克里找到了一张西敏寺银行的信用卡，卡上签名是m.詹纳。“谁是他妈的m.詹纳？”待马克回家后她大吼道。“我的天呐，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如此愚蠢。”他双手抱头解释说。他声称这张卡是从酒吧里一个家伙那里买来的，那个家伙当时想换现金买汽油，他还祈求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他会被当成小偷。“不过这倒确实像是他这样的人能够干出来的事儿。”艾莉森对自己说。毕竟这个男人和她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他们相处的后期，马克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经常给艾莉森讲关于他那不正常的家庭的故事。2000年春季的一天，艾莉森回到家时发现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的关系至此结束”。马克后来又从柏林给艾莉森发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不要老想要‘阳光下的假期’”。这是性手枪乐队一首歌的名字。明信片最后一行写道：“请不要再等我了。”艾莉森彻底崩溃了。马克消失几周后，艾莉森接到了他的一个前左翼同事的电话。艾莉森同意在一家酒吧与他们的一位领导人会面，那人问了艾莉森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梳理各种事情来查明他到底是不是个内鬼。”那人告诉艾莉森。
像艾莉森这样毫不知情地与卧底警察交往的女性还有不少。这些女性的经历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这些卧底警察都有一辆面包车，在集会后用面包车把活动分子挨个送回家，这样一来他就知道这些人的家庭住址了。他们都会编造关于自己家庭的糟糕故事，这样一来自己的伴侣就不会想着去见他们的家人。他们突然消失时都会留下一些纸条，甚至连上面的内容都惊人的相似。对于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前高级警官布莱恩·帕迪克来说，这一条线“对于我们了解游行示威者的情况、预估他们要做什么，以及很好地控制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招很奏效”。
艾莉森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性别歧视”。他们以虚假的身份与女性建立关系，进而发生性关系。他们到女性的家里住，可以使用她们所有的财产。他们共享生活，却保守着至关重要的秘密。“对此我想说的是，警察在那些方面已经彻底失控了，”为卷入这类事件的女性伸张正义的绿党议员卡络琳·卢卡斯这样说，“如果你认为电话窃听就已经够令人愤怒的了，那么如果一些人不只是窃听你的电话，而是从本质上介入你的生活，那是多么令人愤怒？想想看吧，这些人与你睡在一张床上，与你共享所有的东西达六年之久，还与你有了小孩。”
与卧底警察鲍勃·兰伯特生了一个孩子的那位抗议者在描述自己经历时显得非常平静。她是“被国家强奸了”，她说：“我不是自愿与鲍勃·兰伯特睡到一起的，我根本不知道鲍勃·兰伯特是谁。我与一个间谍一起生活，一起睡觉，一起组建家庭，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值得。”16难怪皇室法律顾问、工党副检察长维拉·贝尔德认为，卧底警察的此类行为符合强奸的标准。17
这些受害者联合到一起，要求弥补精神、心理和财产损失。并且揭露政府为抑制政治异见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更令卡洛琳·卢卡斯震惊的是，2013年1月一位法官判决说，这些案子中的一些必须闭门审理，这无异于伤口上撒盐。在被政府“性侵”后，她们甚至不被允许去旁听她们自己的案子。
此外还有一些爆料，数十名警察间谍盗取了至少42名已去世儿童的身份。随后一些调查对象逐步浮现。1993年当十几岁的黑人儿童史蒂芬·劳伦斯被种族主义暴徒谋杀后，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不抱任何希望地开展调查，结果自然是失败的。1999年麦克弗森报告表示，警察实际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者”。2013年6月，前卧底警察彼得·弗朗西斯承认他被命令到劳伦斯家族做卧底，目的是试图通过发现一些“肮脏的事情”来搞臭这一家族。他帮助拘捕了杜韦恩·布鲁克斯，他曾是史蒂芬·劳伦斯的好朋友，劳伦斯被杀害那天，布鲁克斯正与劳伦斯在一起，当时针对他的指控被法官驳回。18直到事情过了近20年后，谋杀史蒂芬·劳伦斯的五位凶手中才有两位落网。警方看起来是为史蒂夫·劳伦斯家庭伸张正义，但实际上是在利用资源败坏这一家族的名声。
新的威权主义的权贵为打击极端异见分子而赋予警察横扫一切的权力。此举导致的结果是英国警察行事风格越来越像东德警察。在这一新版的威权主义影响下，遭殃的可就不只是那些抗议者了。
1983年，玛格丽特·***的保守党扫除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对派的阻碍，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布莱恩·帕迪克当时还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名警司，布里克斯顿是南伦敦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当时刚刚引入目标导向的治安理念，”帕迪克回忆说，“警察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制定工作目标。这在之前从未出现过。”当时有一种观念遍布公共服务领域，那就是所谓的“物有所值”，尽管允许警察们高额的支出上涨，但也没能免于这一公共部门的“指导原则”。不过，就像帕迪克所言，这也导致了一些不正常的后果。警察如果开展抓捕行动，他们就不得不经常加班。“他们不得不出去拘捕那些吸食大麻的青年人，这很容易做到，因此他经常加班。”他回忆说，同时，这些青年人中黑人略多。
政策转向威权主义也并非瞬间完成的事情。1981年，政府接受了一项修正案，成立跨党派的国内事务特别委员会，废除所谓嫌疑犯拘捕法。根据这一法案，警察可以拦下甚至拘捕任何他们认为可能涉嫌犯罪的公民。这一法律的受害者中有大量黑人，这种骚扰导致了1981年英国的城市骚乱。
政府非常明确地转向威权主义。1979年，法律和命令构成了保守党竞选平台的关键部分。工党明确指出托利党的竞选纲领严重破坏了“法治”原则。在保守党治下，刑事司法法案被强行加入许多严苛条款。***的接任者约翰·梅耶1994年引入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该法案给予警察更多权力，以制止和搜查在帕迪克看来“没有什么嫌疑可言的平民”。一种新的嫌疑犯拘捕法就这样被引进了。在新权贵这里，政客们应该把自己定位到与战后英国所谓“宽容的社会”相对立的立场上。***的得力助手诺曼·泰比特在1985年的一场报告中对所谓“宽容”进行了概括总结，他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犯罪分子与受害者获得了同样多的同情。”***同时也极力谴责所谓“寻找开脱理由的文化”。
这一信条在接下来的近20年被托尼·布莱尔所效仿。他声称，“不同类型生活方式构成的社会”已经“孕育出一群没有在父母的规训下长大的年轻人”。“今天的人们拥有类似1960年代的足够多的共识。”布莱尔断定，并极力呼吁“规则、秩序以及恰当行为”。在1993至2012年间，英国监狱人口几乎上涨了一倍，超过86 000人。19这在西欧国家占比是最高的。种族问题遍布监狱牢房，黑人被捕入狱的概率是白人的五倍之高。20至少说，新威权主义的行为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目标人群是社会底层大众而非社会上层人士。
21岁的约翰内斯·斯嘉里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被捕过，更别说被指控犯罪了。不过我和他也有明显不同，我从来没有被警察突然拦下搜身的经历，这种经历对我而言就像外星人一样少见，但对约翰内斯而言却几乎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他12岁时，有一次与小伙伴一块从住所附近的足球场溜达回家时被拦住搜查，那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从那之后，他已经被拦截有大概50次了，平均两个月一次。
约翰内斯出生于一个牙买加移民家庭，如今即将完成大学学业。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他因天资聪慧被《伦敦标准晚报》从一个青少年俱乐部选去做实习生。他低声细语却又极为雄辩，他为人低调却又充满魅力，整个人显得极其可爱。他的穿着与英国城市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连帽衫、牛仔裤、运动鞋和一顶帽子。一位警察在把他拦下来检查时告诉他，他的这一打扮“很像犯罪分子穿的制服”。
约翰内斯有许多非同寻常的经历。一些警察非常礼貌，他们会对他说，“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并不是所有的警察都那么坏”。而在一些糟糕的案例中，警察甚至没有停下来检查。就在我采访他的几天前，他在叼着烟走路回家途中又被警察拦下。当时，一辆警车在他身边减速，然后尾随他慢慢开。他说：“这种行为感觉就像是恐吓和欺凌。”在停下盘查期间，约翰内斯感觉自己被剥夺了“无罪推定权”，再也不像一位拥有权利的公民。“他们可以在你面前来个急刹车，跳出来厉声喝道‘站在墙边去！’随后开始大吼大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在走路回家而已。”他说，警察“基本上相当于把你推来推去。先把你推到墙边，然后让你转身。他们搜查时动作非常粗野，如果你有任何反抗，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甚至做得很过头。如果你显示了哪怕一点点的抵制情绪，他们就恨不得把你打翻在地。一旦你开始反唇相讥，他们就会请求支援，把事情闹大。”
对从未有过被搜查经历的人来说，很难体会到这种经历有多不爽。“我感到害怕，感到极其害怕，”约翰内斯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感觉很丢脸。就在街道中央，所有的人都在围观。你没有任何能力反抗。世界上最让人烦躁的事情就是被人控制住、一动不能动。”这样的公共演出实在有辱人格。约翰内斯感觉好像在被路人审判似的。在他们看来，警察正在调查一个青年黑人。“还有那些从自家窗户往外看的人们，他们看你的眼神似乎在说‘瞧那些熊孩子’。”
对约翰内斯而言，种族主义的幽灵难以避免地经常出没。他回忆起一次被拦下搜查的经历。那时他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和朋友们正在踢足球。“我们都被搜查了，除了两个白人男孩和一个混血男孩，”他回忆说，“警察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警力去搜查其他人，但很明显对待我们存有种族差异。所有的黑人男孩在一边接受搜查，而两个白人男孩和一个混血男孩则站在足球旁边等着我们。”
所有这些都并非是约翰内斯偏执的直觉。2012年，受政府资助的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在一项报告中表示，黑人被拦下盘查的概率是白人的六倍，亚裔人群被拦下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211994年公共秩序法案第60条开始实施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根据这一条的规定，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随意将人拦下搜查。根据平等与人权委员会的数据，2010至2011年间，黑人被伦敦大都市警察局警察拦下的概率是白人的11倍之多。在西米德兰兹郡，这一比率甚至达到惊人的28倍。22
如今警方在减少使用拦截搜查方面已经作出一些努力，取得一些进步。不过这也证明这一办法在降低犯罪率问题上并没起到多大作用。根据平等与人权委员会的数据，到2013年6月，五家警局把拦截搜查行为降低了50%，犯罪率甚至持续降低。23只有9%的拦截搜查对象最终被捕，导致保守党内政大臣特蕾莎·梅都承认，这激发她“思考拦截搜查工作是否通常都是适当的”。警察督察局2013年7月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27%的案例中，警察要么不能给出盘查的理由，要么给出一个无效的理由。这项报告最后的结论是，2/3以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不知道该如何有效使用手中的权力，也不知道这种行为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何种影响。
在新工党执政时期，随着任务指标制度的实施，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剧。正如霍华德刑法改革联盟主任弗朗西斯·克鲁克所言，考虑到国内暴力、儿童色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处理起来很复杂，政府“迫使警察抓捕尽可能多的孩子，因为这些小孩可能帮助他们完成指标任务。只要感觉不顺眼，你可以抓捕12岁的儿童，也可以抓捕大量其他人群。”换句话说，重压之下的警察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就会去找那些唾手可得的目标，比如街上那些孩子们。
西米恩·布朗是托特纳姆（tottenham）地区一个青少年团体的领导人，托特纳姆位于北伦敦地区，黑人人口很多。西米恩·布朗发现，警方对黑人青年的拦截搜查给这一群体带来深刻的心理影响。“你会感觉自己是外人，”他说，“你会感觉自己似乎被看作国家的敌人。他们认为你很危险，很像是犯罪分子，很像是无业游民，并且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
新威权主义也延伸到了毒品犯罪领域，并且带有深远的种族主义内涵。1986年，警方为毒品问题实施了32 500次拦截搜查。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爆炸式增长到40.5万次。24毒品慈善机构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为检查是否拥有毒品，伦敦警方对白人的搜查比例仅为7‰，对混血人群的搜查比率为14‰，对亚裔人群的搜查比率为18‰，而对黑种人的搜查比率则高达45‰。黑人被拦下盘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六倍。这一比率不能简单归因于黑人吸毒可能性的大小。就像这家慈善机构所指出的，实际上，黑人吸毒的比例大概是白人的一半。
搜查后所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白人与黑人的待遇是何等的不同。同样是私藏大麻，黑人被起诉的比率是白人的五倍。同样是私藏可卡因，白人被起诉的比率为44%，而黑人被起诉的可能性为78%。因私藏少量毒品获罪对这些人的未来生活会有不利影响，他们未来可能不容易找工作，并且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不过黑人确实更容易遭遇这样的命运，这是一个事实，反映的是英国司法系统内特有的种族歧视。
在2011年警方给英国城市造成混乱、破坏和恐惧的那场防暴行动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卫报》共同发起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动乱参与者对警察充满怨恨。脱衣搜身、言辞粗鲁、肤色歧视等各类报道逐步呈现。这场防暴行动发生一年后，我在托特纳姆的一家咖啡馆里采访了经验丰富的反种族主义宣传工作者斯塔福德·斯科特。在他看来，把这种委屈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要命，年轻人在警察那里感受到的不公平，与他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怨恨混合到了一起。作为一个年轻人，斯科特曾经被拘捕罚款，警方的依据是所谓“嫌疑犯拘捕法”，这是两个世纪前实施的流浪法案的一部分，而这一法案直到1981年才被废除。这一法案允许警察对有可能犯刑事罪的人实施拘捕。许多黑人因此莫名入狱。同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大量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被逐出学校。哈林盖拦截搜查监视工作组主席肯·海因兹告诉我说：“你们（白人）已经让三代黑人群体遭受同种形式的拦截盘查了。也就是说，我35年前经历的事情如今还在我孙子的身上发生。”25
接受我采访的黑人青年中有一种共同的情绪，他们认为警察是“这里最大的帮派”。令人不安的是，警察自己也用这一称呼。2012年年初，恩菲尔德（enfield）警察总监伊恩·吉布怀特警告帮派成员说：“你们帮派有100人，但我们帮派有3.2万人。我们帮派的名字叫大都市警察局。”布莱恩·帕迪克对他一些老同事的言行反省说：“他们同辈人中有些成为罪犯，有些成为警察。他们最后到了篱笆那一边其实只是一念之差。”他推测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安全问题吗？是因为人们感到自己太脆弱吗？是因为人们看到周围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想要安全，想通过加入合法帮派来保护自己吗？如今犯罪团伙能够给青年提供安全感，或许警察选择这一职业也是因为觉得警局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全吧。”
我与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前侦缉总督察彼得·柯卡姆聊天时，他对警察角色恰恰也用了相同的描述。“在一块地盘上有一些人就是想当家说了算，”他说，“你要向别人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不，你他妈不是’。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撼动他们的地位，你也会感到自己是这一块地盘上最大的帮派，并且你们不会去恐吓当地老百姓。”
这一观点在英国警察中颇为流行，而且备受推崇。通过把自己当作一个大帮派，而不仅仅是捍卫法律的卫士，警察就自动与敌对帮派站到了冲突对立的立场上。“帮派”这个词含有各种令人忧虑的内涵——护卫领地，扩展权力，寻求地位、尊重和荣耀，寻求摧毁敌人、赢得服从。这一定位使得警察的自我辩解变得更容易，支撑了他们那种咄咄逼人的心态，并认为只有做坏事的人会遭受警察的管制。问题是，像黑人青年这样的群体会被预设为做坏事的人，被预设为敌对帮派的人，进而以此为依据来对待他们。
如今伦敦大都市警察局的标语非常霸道。在前警察局长伊恩·布莱尔时期，警局曾经使用一句颇具交互感的标语——“为了一个更安全的伦敦而一起努力”。但是2011年9月伯纳德·霍根-豪成为局长后，这一标语变成了“警察总动员”，听起来像是《机械战警》里面的用语。1999年，麦克弗森报告明确表示，警察是一种“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许多人说，今天仍旧如此。“在种族主义这一点上，警察没有什么改变，”该报告的四位撰稿人之一理查德博士2012年说，“尽管人们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26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观点被都市黑人警察协会引用，该协会表示，他们“仍然认为警察是一种制度性种族主义”。当英国黑人遭受警察的不公正待遇时，他们的经历往往无人知晓。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被掩盖起来的一些种族主义的案例如今可以曝光了。2011年，21岁的毛罗·德梅特里奥录了一段录音，并泄露给《卫报》，内容是巡警亚力克斯·麦克法兰对他说：“你的问题在于你永远是个黑鬼。”大小陪审团认为，虽然麦克法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大都市警察局内部的相关规定，但并不构成严重的蓄意种族骚扰罪行。此事发生后，引发了针对伦敦警察种族主义行为的一波调查和起诉浪潮。
但是，直至麦克弗森报告发布十多年后，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依然故我，更别说那些莫可名状的心理歧视了。这一点在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到了强调。“很多时候，投诉经常被驳回，他们根本不进行调查，也不给解决。他们不认真对待投诉，也不吸取教训，”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专员詹妮弗·艾泽柯在结论中严肃指出，“关于种族主义的投诉，如果种族因素没有得到恰当处理，可能会加剧警察的负面印象。这同时也说明警察没有承担责任，或者说并没有从他们的行为中吸取教训。”27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公正：先是因为种族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后当你鼓起勇气和决心把这件事说出来时，又得不到认真对待。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种族主义，或许确实会有一些，”彼得·柯卡姆承认，“但我不认为存在明显的种族主义，因为我不认为谁能够逃脱得掉……人们对警察还留有大量刻板的印象，因为我们的相关训练确实还跟不上。”在柯卡姆看来，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警察出了问题。“如果你到一个穆斯林国家，相关制度规则就会尽量有利于穆斯林宗教，”他暗示说，“既然你在这里，相关制度规则就是围绕基督教制定的，这是个基督教国家，到处都是英格兰教堂……我们当然要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西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历史等。这个国家是为这些人的利益而建立的，因此整个制度设计对于不是这一背景的人来讲，就会或多或少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这种合理化论调令人担忧，按照这一逻辑，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是为满足主流种族群体的需要而建立的。其实这种说法转移了话题的焦点，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警察因拥有横扫一切的强大权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
这种独裁心态与种族歧视的结合会导致致命的后果。英国慈善机构“询问”（inquest）开展了一项关于拘留期间死亡案例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黑人和少数族裔人群因过度使用武力、约束以及严重的医疗不作为而死亡的比例明显要更高，我们相信这是刑事司法系统中制度种族主义的表现。”他们统计的数字非常惊人：自1990年以来，已经有500多位黑人和少数族裔人在监狱、警方拘留或安全培训中心死亡。28
警方拘留致人死亡的问题引起举国关注源自肖恩·里格的案子。肖恩·里格是一位40岁的英国黑人音乐家，他有偏执型分裂症。“肖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非常有艺术气质，作为一个舞蹈家和音乐家，他用艺术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旅行，”肖恩的妹妹玛西娅·里格在布里克斯顿明媚的阳光下告诉我，“肖恩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爱说爱闹的逍遥自在的家伙。他在十几岁时并没有精神疾病，1988年，20岁的他被警察逮捕并极其恶劣地注射了致幻剂之后，他就患上了这一精神疾病。”玛西娅·里格坚定地认为，他在一家警局里被注射了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并被诊断说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玛西娅认为他从此陷入了一种漩涡，再也没有恢复。她对如此多的黑人遭受这一痛苦而深感不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哥哥离不开药物。如果不服用药物，他就会出现间歇性精神失常。尽管这样，肖恩仍然继续自己的生活，继续到处旅游。他的生命最终结束于布里克斯顿（brixton）的一家旅馆。这间旅馆是专为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开设的小客栈。他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他在旅馆安全防护设施较差的单元有自己一间住处。
2008年8月21日，玛西娅早晨起床后，突然决定到伯明翰为父亲扫墓。当她在伯明翰宗亲家里坐着聊天时，电话声响了。电话是她妹妹萨曼莎打来的。警察联系萨曼莎表示想立即见她一面，警方表示这件事情不便在电话里说。萨曼莎和玛西娅立即明白，一定是她们的哥哥死了。当警方联络官抵达后，萨曼莎又给玛西娅打电话，确认了她们的担心。肖恩暴毙于拘留所，至少她们是被这样告知的。警察承诺向她们提供了所有信息。但玛西娅的弟弟韦恩从一开始就很愤怒，并对警方所言持怀疑态度，并拒绝向警方透露肖恩的健康状况信息。警方告诉这家人，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将就此展开调查，递给她们一张这一警察监督机构的简介，并告诉她们调查员的名字是克里斯多夫·帕特里奇。萨曼莎问警察，她们什么时候可以辨认尸体。“他们说尸体已经被封闭进了尸体袋里，只能通过护照来辨认，”玛西娅说，“我们对这一解释感到无法理解。”警察还递给了萨曼莎一打活页，其中一页是慈善调查机构“询问”的简介。萨曼莎在绝望中联系了他们，“询问”回复说将于8月22日上午进行验尸。
玛西娅当天回到了伦敦，在那间旅舍里与家人会合，她的家人正在询问护理团队各种各样的问题。克里斯多夫·帕特里奇代表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告诉他们尸检结果和损伤情况：“脸颊有点刮伤，戴手铐导致了一些伤痕，膝盖和肘部有一些擦伤，就这些。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警方的结论。”
但是，当这家人8月23日上午去辨认尸体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始料未及。肖恩脸部一侧的太阳穴有明显伤痕。他们哭泣着为他祷告。她们的弟弟韦恩转身愤怒地离开，并大喊着：“他们谋杀了我的哥哥！”
当局声称在肖恩·里格濒临死亡时，他们维护了他的基本尊严。但如此看来，肖恩在最后的时刻显然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我们自己变成了侦探”，玛西娅表示。她们家人决定把各种线索搜集到一起，查个究竟。两周后，她们到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看监视器录下的肖恩临死前的镜头。“我和弟弟韦恩一起痛苦地看监控录像。并且在拿到这些影像资料后，我们反复看了无数遍，看着肖恩死在他们脚下，看他们当时都做了什么，我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8月21号，肖恩·里格的精神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所住的旅馆反复给警察局打电话，却没人理睬。肖恩后来离开了旅馆，走到街道上。周围民众拨打了999，警察作出了反应。他们在街上抓住里格，把他铐起来，面朝地撂倒至少八分钟。他被逮捕的理由是袭击警察、扰乱公共秩序以及盗窃一本失效护照等。而后来证明，那本护照实际是他自己的。
随后，里格被关在警车的一块巴掌大的囚笼里，双腿弯曲、全身呈“v”字形地被转移到布里克斯顿警局。在布里克斯顿警局的停车场，他被铐在车厢囚笼里大概11分钟，这时他的状况不断恶化。但是警察对此不屑一顾，监控录像显示，当时一位警察还表示里格完全是装出来的。当里格被带到警局拘留室外时，他又双手被铐，扔在警局院子里达10分钟。之后警方才叫了医生。此时里格已经在警局里待了大约20分钟。一位警察还对医生说里格是“假装昏迷”。大概10分钟后，医生发现里格停止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随后他们把里格送到萨瑟克区的国王学院医院，医生在那里宣布了里格的死亡。
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对里格死亡事件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2010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警察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疏忽和过失，他们甚至认为，警察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理性和恰到好处。对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批评者们而言，这份报告的结论非常好笑，尽管他们得出这一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2008年时，有100多名律师从他们的咨询委员会中辞职，以此表达对“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各层级决策质量一直以来都那么低下”的“沮丧和失望”。
2013年2月，下议院内政事务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猛烈抨击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对既定目标的完成非常不力，当警方的正直廉洁遭受质疑时，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既缺乏权力又缺乏资源，因而对此无计可施。”29
在很大程度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缺乏权力或能力，而在于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这种人员构成让人不得不怀疑它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事实是，他们不愿行使手中的权力，因为这些人之前都干过警察，”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这样说，“这些前警官们如今有一种下意识的偏爱，希望保护警察，因此也就不会那么尽职地进行调查。”警察从新权贵那里得到授权，而检查和制衡就变得非常虚弱和易于妥协。
与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相比，萨瑟克区死因裁判法庭陪审团在2012年8月1日的一项反馈意见认为，警察的行为对于里格的死亡具有“超过最低限度”的影响。警察使用了不合适的、不必要的强制手段，没能尊重里格的基本权利。陪审团认为，尽管里格在被拘捕时进行过挣扎和反抗，但并没有暴力行为。里格的家人坚持认为，警察在被询问时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撒谎捏造。
里格死了五年后，两位拘留里格的警察和一位警察联合会官员因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被拘捕，又过了一年后，皇家检察署考虑对其中的两位采取法律诉讼。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再次对里格案的逮捕、控制、拘留过程进行调查，四名参与拘捕的警察和一名小队长配合了调查。
2013年5月，一份针对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发布，这实际是对警察监管机构的一份起诉书。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接受了警察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资金支持，他们没有检查与警察陈述不符的监控录像，在打算作出“不得体行为”的结论时受到警察联合会的干涉。涉案警察可以彼此协商、交换意见。30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简直就是一场笑话、故弄玄虚和滑稽表演，目的无非就是想掩盖事实。
“肖恩不是一个动物，”玛西娅说，“他是一个人，自然应该被作为一个人来对待，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应被公平对待。”
警察从政治精英那里获得更大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胆。这些权力没能得到一视同仁地运用。一些族群被认为地位低于其他族群，其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社会底层民众深受警察威权主义所害。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却没有什么畏惧感。
1999年，针对史蒂芬·劳伦斯之死的麦克弗森调查报告发布后，布莱恩·帕迪克表示，“警察对他们的声誉变得近乎偏执。”这一点不仅是关于“高级官员因做错事而脸红”，他解释说，“掩盖一些事情是为了维护警察的声誉，以便与公众更好地合作。”警方为此采取的一项举措是成立公共关系机构，与报纸编辑们拉近关系。此举导致了帕迪克所说的“不恰当的举措”。比如，“通过拍报纸主编的马屁，与他们一块喝酒吃饭，来保证他们不报道有关警察的负面消息。”警察和媒体因此走得越来越近。
这就不难理解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对始于2005年的电话窃听事件展开调查时的表现了。事情卡在了关于电话窃听的定义这一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上。警方坚称，只有窃听受害者本人尚未听的信息才构成非法行为，按照警方的这一标准，受害者数目很少。而且，伦敦大都市警察局故意忽略掉了那些引人注目的证据。
格伦·穆尔凯尔是一名私家侦探，做过很多窃听电话的事情。早在2006年，他的家就被搜查过，证实他曾窃听过几千人的电话。在这些文档之中，有一个的名称是“给内维尔的副本”。这一线索指向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内维尔·瑟贝克。然而，包括瑟贝克在内的《世界新闻报》记者及高管们并没有被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叫去询问。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大都会警察局警察没能为皇家检察署提供什么有力证据，警察们也没能“与高级别检察官讨论这些证据，包括一些可能牵涉其他记者的线索”。31大量英国媒体对这一逐渐浮现的丑闻保持沉默，反而是一些外媒开始对这件事情进行深挖报道。当穆尔凯尔和《世界新闻报》前王室事务记者克莱夫·古德曼因2007年非法窃听皇家电话被捕入狱后，伦敦警察局还硬说这些只是个案，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了。
“我想，警察总是会抱怨缺乏资源。”帕迪克表示。然而这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可以告诉高层政客他们是电话窃听的受害者，毕竟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而与此同时，警察却告诉《星期日邮报》记者，国际新闻集团窃听了他们的电话。“所以，那些应该被告知的人们并未被告知，而那些被同行监听的记者却被告知了此事，”帕迪克表示，“这充分说明了警察和媒体的关系，或者说警察认为自己有多重要。”刑警部门实际有充足的资源，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信息从未被移交给他们。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公共事务部门的45位新闻官中，有10位此前曾在国际新闻集团工作。大都市警察局的头目们一直以来都欣然接受来自默多克帝国人士的招待。2006至2011年间，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专员保罗·斯蒂芬森与新闻集团重要人物共进晚餐的次数不少于80次。伦敦大都市警察局指派安迪·海曼负责特种行动，从2005年开始调查记者针对王室开展的电话窃听活动。然而，海曼本人却沉浸于与《世界新闻报》重要人物的晚餐和香槟之中。包括2006年4月，他自己的手下们在为质询整理证据时，他还在与《世界新闻报》方面的人共进晚餐。海曼一年后离开了这一职位，在默多克旗下报纸《泰晤士报》拿到一个专栏。前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专员约翰·史蒂文斯在警方和默多克帝国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前《世界新闻报》副主编和执行主编尼尔·沃利斯2012年4月炫耀其为帮史蒂文斯保住在大都市警察局中的职位专门开展了莱韦森调查，而史蒂文斯则鼓励警察与记者们分享信息。2005年退休后，他也在默多克旗下报纸《世界新闻报》拿到了一个专栏。
尼尔·沃利斯身材矮小，蓄着胡子，说话带有沙哑的林肯郡口音。因所谓窃听电话而被捕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一个严重的创伤。在他看来，那就是一场“受政治因素驱动的国家迫害行为，完全夸大其实了”。他生动地描绘2011年7月14日早上不到6点警察破门而入的场景。“他们搜查我家，就好像我家是违禁药物窝点或者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窝点似的，”他说，“他们把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在被保释的20个月里，他认为那“对孩子们而言简直就是地狱般的生活。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两年最低六位数的工资，失去了婚姻。”2013年2月他被告知不需要承担责任了，但八个月后又被传唤了一次。他认为，整件事情就是工党为报复默多克帝国而制造的，也是那些薪酬开销被媒体曝光的议员们所推动的。
沃利斯对他与警察的联系感到问心无愧。“对我所联系的警方人员来说，我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我们都从案子中挖料，我也不介意在沃尔斯利与他们共进晚餐，”他笑着说，“他们将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能获得报道，能获得支持，能获得点拨。”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助理专员约翰·耶茨告诉莱韦森调查机构，他是沃利斯的“好朋友”，会一起去看足球赛。沃利斯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名叫沙米传媒（chamg media）。他们从国际新闻集团那里得到大量的资金，而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基于大都市大警察局的调查来报道一些犯罪新闻事件。“我好多年来扮演着大都市警察局专员和高级官员的非官方新闻官的角色，因为他们信任我，”他说，“我靠给他们提供建议获得收益，坦率说金额并不是太多。”大都市警察局社会沟通部主管迪克·费多齐奥与国际新闻集团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甚至允许《世界新闻报》犯罪新闻主编用警局的电脑写新闻稿。他聘用沃利斯的公司为警局提供公关建议，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之间支付给他2.4万英镑。后来费多齐奥被迫辞职。费多齐奥并非个案，在道勒窃听案引发的风暴中，斯蒂芬森和耶茨都被辞退了。不过，除了这些备受瞩目的主儿，就没有多少其他人被暂停职务，更别说逮捕了。
作为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与默多克旗下精英们良好关系的一部分，警察也获得一些非法收益，克里斯·布莱恩特在2003年的一项质询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但后来这一事件被媒体故意忽略掉了。2011年7月，《卫报》又得到一些材料，说《世界新闻报》给了五位警察大约10万英镑。大都市警察局的副助理专员苏埃克斯负责调查警局与默多克丑闻间的纠葛，她告诉莱韦森调查机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太阳报》也会提供非法报酬，每个记者手里有15万英镑，专门用来交换信息。她强调说，记者看起来完全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
警察与政治、媒体精英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之近，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则预示着他们在新权贵中的地位不像过去那么稳固了。他们已经帮助扼杀了新权贵价值理念的反对者们。但当这些价值理念用到警察身上时，就会引发痛苦的复仇。
下面的这一场景引发了政治反抗者们怪异的微笑。2012年5月，几千名休班警察走上伦敦街头，举行大型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减支、私有化和重组。社会媒体则呼吁说应该把他们围困控制起来。
实际上，参加抗议的警察怒气暗流涌动。抗议活动发生后不久，保守党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警察联合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就被嘘下台。“我想，在一些人们的眼里，我们就是勒德分子（luddites），抵制改变，但我不认为那是事实，”警察联合会主席史蒂夫·威廉姆斯说，他强调需要与政治家们深度接触。“在内政部制造这些起哄和嘘声导致我们的行动失去了许多政治和公众支持。实际上只有少数听众发出嘘声，但媒体的报道方式导致人们对于这一年会只记住了这一点，其他什么都没记住。”近一年后，在警察联合会2013年3月组织的一场投票中，81%的警察投票支持游说政府允许工业部门举行罢工。但是这一动议最终失败了，因为按照相关规定，需要英国全体警察中的多数同意才行，而不能仅仅是参加这一活动的多数警察同意。
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在1980年代中期，警察已经帮忙挫败了煤矿工人大罢工。煤矿工人罢工的目标是抵制新权贵，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理念，即让市场主宰一切，政府从经济生活中退出。这一意识形态对煤矿业以及靠这一产业生存的群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为了维持警察对新权贵的忠诚，政府决定警察暂时免于受这些政策的影响。在政治评论和政府大臣们的描述中，“这是公共部门中最后一块未改革的领域”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但是，由于如今权贵们对自己的地位已经非常自信，相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击败，再把警察区别对待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必要。2013年11月，联合政府主持削减了一万个警察岗位后，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宣布把价值五亿英镑的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改革。减支和私有化此前是其他工人经历的命运，而如今又姗姗来迟地摊到了警察的头上。他们憎恨这一改革。但是，尽管为巩固新权贵的地位如此卖命，他们自己任新权贵宰割的这一天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政府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引入警察选举和犯罪事务专员制度，目的是加强地方警察的问责制。但是当2012年11月举行投票时，投票率少得可怜，还不到15%。这是和平时期国家层面投票的最低纪录。很显然，想加强警察群体各部门的问责制是不可能的。相反，这导致了警察进一步政治化，这一点得到广泛表达，且毫无疑问成为低投票率的原因之一。
警察对政府的愤怒不断积蓄。2012年秋天，警察过去经常对抗议者和少数族群成员采用的办法被用在了一位社会顶层人士的身上。
安德鲁·米切尔洋溢着权力和权威。我们在他下议院办公室会面时，他直视着我，让我深感惊恐。他随口对手下研究人员进行评点，那种颐指气使的语气，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他出生于北伦敦繁华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一个前托利党大臣和王国骑士家庭。他在拉格比高端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那时他的绰号是“脱粒机”，从这一线索就能知道他十几岁时的举止行为了。在剑桥期间，他很自然地成为工会及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先是为全球投资银行拉扎德银行工作，随后进入议会，成为托利党议员。尽管他曾是大卫·戴维斯的竞选经理人，而戴维斯在保守党党魁竞选中输给了大卫·卡梅伦，但米切尔还是进入了内阁，并最终成为卡梅伦在议会的关键支持者、首席党鞭。在这一点上，米切尔发现自己与警察及警察联合会存在冲突，并导致了戏剧性的政治后果。
米切尔曾经是警察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他曾经一度扮演影子警察大臣的角色。他与史蒂夫·威廉姆斯的继任者简·贝里过从甚密。“在警察的努力工作下，我的选区成为全英国第二安全的小镇，”米切尔引以为豪地说，“我曾经深夜与警察一起出门，看他们处理一些情况，所以我对警察的工作非常了解，并且高度钦佩他们的工作。”
作为党鞭，米切尔是在唐宁街工作的三位高级大臣之一。他回忆说，警察曾经拒绝让他进入唐宁街去参加首相组织的紧急内阁会议。不过误解很快就消除了。“我曾经向安全主管抱怨，后来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可以自由出入后门，不再有任何问题。”他偶尔也会遇到麻烦，有时值班警察不太愿意开门。“我会告诉他们，‘请打开门，我在里面工作’，听我这样一说，他们也就会让我进入了。”
但是，在2012年9月19日晚上，值班警察拒绝让他通过。米切尔对值班警察说，“我在这里工作，我是执政党党鞭，让我出去。”但是值班警察托比·罗兰仍然不肯变通，回答了三次“不可以”。米切尔的脾气猛然爆发，他回忆道：“我说，‘我想你们这些家伙应该帮助我们，’事实本来就是如此，随后我离开时告诉他，‘这件事儿不算完，咱明天早上再说。’”
然而，警察官方记录里却不是这么说的。按照警方的说法，米切尔当时大喊：“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别把自己当成操控政府的人……你就是平头老百姓而已。”米切尔极力否认他曾经说过这些词句，而罗兰以此控诉米切尔诽谤，罗兰得到警察联合会的资助，并获得了成功。一天后，副党鞭约翰·兰德尔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声称自己是当时的一位旁观群众。他在信中说，自己和当时在现场的其他看上去很震惊的旁观者都非常清楚地听到了这些脏话。
当警方把这份记录透露给《太阳报》后，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由于民众对百万富翁把控的政府普遍存有怨气，这一“平民门”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在这件事情上，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确实有一些纨绔子弟非常傲慢，并且对下层社会充满蔑视。印有“平民”字样的t恤、纽扣、徽章成为表达对托利党蔑视普通民众这一做法严重不满的重要表达方式。这些话对米切尔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就像1920年代那种‘亨利万岁’的漫画，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愚笨行为。”他说。
对于《太阳报》而言，当时正值莱韦森调查机构对电话窃听事件调查后，政府提议进行媒体改革，报纸内部的讨论正日趋白热化，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可是他们不可错过的胁迫政府的好机会。“《太阳报》开展了针对我的反对活动。”米切尔说。这家报纸把米切尔对警方记录的否认置于头版。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太阳报》政治主编汤姆·牛顿-邓恩在保守党大会期间参加了会场周围的“平民”衫游行活动。米切尔表示，那时的自己就像“被围猎的野生动物”。“我家房子后面的田地尽头有一片树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那里的一个动物，被这些人穷追不舍。”
即使对“脱粒机”而言，这样的媒体漩涡也是一个让人深受创伤的经历。“我的情况与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托尼·布莱尔的前通讯部主管）非常类似，他说个人和政府在媒体风暴中最多能坚持8天，”他说，“戴维·凯利6天后选择了割腕，而我们却坚持忍耐了28天。”米切尔体重下降了14英磅。他描述自己当时如行尸走肉，与妻子待在一起，吃不进睡不着。人们在街上见到他会对他乱喊乱叫。他的孩子们也受此连累。
28天后，米切尔辞职了。如此多的负面报道让他无法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不过这种冲他来的劲头儿不久就开始分化。
2012年10月19日，西米德兰兹郡警察联合会派三名警察与他会面，讨论这一事件的处理。他断言说，“这就像某种形式的‘重启’。”那场会面后，警方或许计划宣称米切尔拒绝告诉他们那天晚上他到底说了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位保守党的新闻官把整个对话过程录制了下来，这场对话证明了警方实际在撒谎。
然后，事情发生三个月后，记录下事情发生过程的监控录像被公之于众。这份录像只显示了简短的互动，几乎没有对话内容，更不用说那些激烈言辞了。关键的是，与指控陈词明显相悖的是，当时周围根本没有游客和旁观者。随后，最确凿的证据也出现了。那位给副党鞭写邮件的所谓“公众”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公众。那其实是一名叫基思·沃利斯的负责外交安保的警察干的。沃利斯随后承认他当时确实没在现场，他的邮件完全是在撒谎。
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一个简单的发脾气的事件被渲染成一场戏剧性事件。当时，米切尔已经向那些警察道歉了，并且他们也接受了他的道歉。该事件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这么简短的几句口角能够升级为影响这么大的“平民门”事件？
据称警察联合会的不满情绪和对政府政策的回应正在逐渐上涨。“突然，警察联合会很想抓住这一机会来反抗政府，”米切尔表示，“那些高层大臣经常称他们为平民，他们平时就这么做。”工党前大臣克里斯·马林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表示，米切尔向警察道歉之后，警察联合会其实已经卷进来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警察联合会已经联系了那几个警察，并劝说他们把工作记录拿出来。后来那些内容在《太阳报》头版公布，后来又在《每日电讯报》公布……警察联合会就是一霸。他们没少干败坏大臣、记者及其他人名声的勾当。”32警察联合会迫使米切尔辞职，而他们的西米德兰郡分支机构则试图进一步陷害这位前党鞭。
那么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阴谋呢？“我个人认为没有。”史蒂夫·威廉姆斯说。他在“平民门”事件后接管了警察联合会。根据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说法（当然，该委员会的独立性经常受人诟病），不存在有组织的阴谋。不过，警察之间确实有串通，米切尔说这种串通的程度与有组织的阴谋也差不多了。这种串通“不仅给米切尔先生带来不公，而且给警察造成耻辱。”伦敦大都市警察局的调查显示，提供关键“证据”的沃利斯和其他两位警察之间确实互有联系。米切尔当然不会相信给他副手写信的警察只是一匹“独狼”。“咱现实一点吧，不可能只是他一个人的阴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警方为此发起了一场调查。但米切尔认为这样的调查“不过是为给他们的老板——大都市警察局局长拉个垫背的而已，他曾态度不友善地在国家电台说100%地信任自己手下的警察。”不过，确实有几个警察被捕了，罪名包括未经授权向媒体披露信息。2014年2月，基思·沃利斯和另外一个叫詹姆斯·格兰维尔的警察被解雇了。沃利斯因公务行为不端被判监禁12个月。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英国媒体肯定会攻击说那里缺乏人权，”米切尔表示，“你所看到的是守卫权力城堡的武装警察用老套的方式收拾一位位高权重的党鞭，而他们没有被追责。我们国家给了警察太多的权力，他们有权剥夺你的自由。”
米切尔认为他的案子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经历了一般只有无权无势的人才会经历的遭遇。他说，“既然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一位内阁大臣身上，那就能发生在你们、你们的孩子，以及你们的孙子孙女儿身上。我无所谓，我可以驳回去，揭发他们。想想那些在汉兹沃斯或布里克斯顿的贫苦的青年人吧。如果他们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还有还击的机会吗？”米切尔的妻子是一位全科医生，事情发生后她惊恐万分地去上班。她到单位时，大家的反应很大。“加勒比黑人护士会走上前给她一个拥抱，告诉她，‘现在你就能理解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处境了。’”经历这一创伤后，米切尔开始支持黑色精神健康组织，这家慈善机构专门帮助那些在监狱里忍受精神苦闷煎熬的人们。他说，有些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拒绝接受罪名，而这一斗争的过程经常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深刻的影响。
不过，2014年11月，米切尔戏剧性地在罗兰控告他诽谤的案子中败北。法官说罗兰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正确的，导致米切尔面临巨大的损失，也导致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不过就像罗兰的同事、当时也在场并且出庭作证的伊恩·理查德森在结案后所言，这不过是一件“琐碎无意义的事件”，结果如何“根本不重要”。他坦诚地替米切尔感到非常难过，并表示说：“这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只是披露给媒体报纸了。让我们继续看吧。当然我们也不用继续看了，过去这两周我们已经在高等法院了结了这一案子。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给这么多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最有趣的是他对警察联合会角色的评价，他说这一机构需要进行“严肃的改革”“我想他们需要更明确代表成员的利益。这一机构不能只是展示警察们的委屈和不满的机构。”33
安德鲁·米切尔的这一案子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权、有影响的白人上层托利党人。监控录像可以被调出来，媒体可以对引起公共重大关注的事件进行调查。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争议较大的案子，都与警察较少受到审查监督有关。他们经常置若罔闻，采取过分行动时毫不犹豫，如果所作所为被发现就辞职。这就难怪那些黑人护士会主动上前拥抱米切尔的妻子了。
安德鲁·米切尔这个奇怪的案子说明警察在权贵中的地位有些不稳。他们在帮助权贵巩固地位、击溃对手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也是威权心态的重要工具。不过，随着权贵不再面临能撼动其地位的有组织运动的威胁，他们逐步疏远警察也就不再有什么风险了。
这一插曲也深刻揭示了警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不管怎么说，米切尔遭受了一般只有社会底层才会经历的煎熬。警察的威权主义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分布。他们利用法律规则打击贫穷人群的不端行为，进而保护有权人。警察的威权主义行为违背了权贵们所主张的政府在公共事务中逐步退出的理念。实际上，政府是在权贵塑造的环境中生存，毫无疑问，他们是权贵的利益代言人。
【1】汤米们指tommies，“一战”中英国士兵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