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英国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公关大使，史蒂夫·瓦利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人选。他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年营业额240亿英镑的安永（ernst ＆ young）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会主席。在干这个职务的人里他还算相对年轻，跟那些俗套的、乏味的、私立学校毕业的英式董事会主席们迥然不同，说话时还带有英格兰北部特有的欢快语气。他出生在约克郡的哈罗盖特（harrogate）。他开玩笑地问：“哈罗盖特很潮，是不是？”他后来在贝里的一家联排别墅里长大，离吉格里球场（gigg lane）有200米远，那里是贝里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他爱笑，很务实，很有亲和力，似乎很快就能让你跟他一块儿喝一杯。他笑着说：“当我回家时，大家就说‘他会先请一轮酒’。我出去跟他们踢球，过了20分钟，我们就成了好伙伴。”
被瓦利的魅力迷倒是很容易的事。他很和蔼，很平易近人，让你感觉权贵也不算怎么坏。伴随他长大的是他对足球的酷爱，他大学毕业时还不知道人生应该干什么。“我花了一年时间来旅行，做的是标准的旅行图书《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上记录的事。”他说。回到英国时他已经债务缠身。“那时候，你要么进银行要么做专业服务。我不太想当银行家。”后来他进入一家咨询公司，2005年被安永挖走，在安永他干得很出色。六年后，恰好赶上挑选新董事会主席，榜上有他的名字。“神秘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他笑着解释道，“虽然不是选新教皇，但也差不多。”他当选了，是惊喜也是荣耀。瓦利比同侪们都年轻，没有干过审计，而且刚进公司几年。他有种迷迷糊糊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掐自己一把来醒醒神”的幸运感。这是为数不多的从圈外挤入掌权精英圈的人们常有的幸运感。“真够走运的！能跟首相的贸易代表团出访。能到巴西总统的办公室里两次。妙极了。”
瓦利热衷于呈现给世人一个讲道德的、人性化资本主义的面孔。他走进位于安永伦敦总部顶层的、能看首都全景的办公室时，抱怨昨天夜里参加由同性恋和双性人运动组织“石墙”（stonewall）举办的活动，熬得太晚，太累了。安永在2012年被“石墙”称作是最善待同性恋的公司，一年后它又成为“伦敦骄傲”活动的广为人知的赞助商，这是全英最大的一场争取lgbt平等权益的盛会。瓦利还是社会企业信托的成员，该机构支持社会企业：他特别自豪的一项事业就是资助“自行车作坊”（bikeworks），该活动把蹲过监狱的人组织起来，把他们培养成自行车机械师。他支持的另一家机构帮助产后妇女重返工作岗位或者找到兼职工作。“他们都是很给力的女性，我从她们那里学到很多。”
这些都不可能不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仁爱资本主义”在英国正在蓬勃发展。安永这样的公司包藏着英国权贵某些最坏的心态和做法：永无休止地把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消弭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界限，从意识形态上拒绝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从而不再维护其基本服务和职能。
安永参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大丑事：当公共开支面临急剧削减时，富人和公司却在系统性地逃税。根据注册会计师理查德·墨菲为英国工会联盟做的一个研究，英国的富人每年逃掉了250亿英镑的税。2014年，国家审计局透露，1/5的英国大公司在上一年度未缴公司税，一半以上缴了不到1000万英镑。1许多大公司排斥政府，尽管它们依靠政府。这些公司对于向政府缴税耿耿于怀。它们觉得自己对政府的贡献已经不小了，仅凭提供就业一项，政府就应对公司不胜感激。
但逃税一项就足以表明英国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有多么不公平。法律对穷人严惩不贷，却怂恿甚至纵容富人的更具破坏性的行为。每年逃缴的税款以几十亿英镑计，福利诈骗的损失是12亿英镑。大小报纸往往对后者大提特提、怒言斥责。2013年10月，32岁的维也纳·米歇尔·伊兹瑞尔被判处一年监禁，因为她谎称孩子仍和她住在一起，从而骗取了共计2.36万英镑的税款抵免、收入补贴和儿童福利。2这种诈骗行为没人会原谅，但跟大公司逃税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有人会油嘴滑舌地申辩：逃税和福利诈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合法的，而后者是非法的。这种言论本身就表明法律已被严重扭曲，让富人沾光得利，尽管他们的行为对社会非常具有破坏性。富人们雇用了大量的会计师和律师，成功逃避议会立法想要收取的税款。会计师事务所帮助起草税法，然后又给公司出谋划策，建议它们如何避税。这些避税精英对民主构成了真正威胁，因为他们系统性地缩减了国家的财力，使得政府在提供服务和实施政策时财力不足，这些富人还暗中跟国家机器勾搭在一起。这一合谋的核心策划者就是所谓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普华永道（pwc）、德勤（deloitte）、毕马威（kpmg）。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四大事务所的业务都是低调无声的。一直到了2013年1月，直言不讳的工党财政大臣玛格丽特·霍奇把它们揪到下议院公共账目委员会时，它们的业务才引起了公众的瞩目。霍奇毫不客气地批评它们：“逃税已经成为一种牟利手段。在我看来，你们做业务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富人或公司尽可能地少缴税。”这些事务所还从没被这样毫不留情地公开质询过，这下它们就难以招架了。霍奇举例提到了普华永道在卢森堡和泽西岛这样的低税收地区“搞了相当复杂的公司架构”。搞这么复杂，就有一个目的，“你们说是为了减少税额，我说这是逃税。”当霍奇想搞清楚它们在低税收国家和地区设立复杂的公司架构是不是为了逃税时，普华永道的税务主管、温和的凯文·***承认：“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3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这场议会审判愤恨不平。头发灰白、着装讲究的德勤事务所公共关系部长戴维·巴恩斯在舰队街附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道：“辩论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玛格丽特·霍奇还有公共账户委员会就是在哗众取宠。”这不足为奇。许多年来，英国富人们逃税达到了工业规模，可这个问题只是政策专家和税务专家们在忧心。在新工党治理下，至少是截止到2008年，英国经济似乎在尽享永不停息的增长。当时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令人瞠目地声称“繁荣和崩溃的周期律”已经扔进了故纸堆。税款源源不断地流进财政部，公共服务开支稳步增长。现在的反逃税先锋玛格丽特·霍奇当时是工党的一位大臣。她告诉我：“当时钱一点也不紧，但工党还是有点不敢疏远大公司。”2008年秋，雷曼兄弟公司垮台时，优哉游哉的日子也随之而去。税收直线下降，2010年5月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执政联盟上台后，实施了影响深远的削减开支计划。公共服务大幅缩减，成为自1870年代以来生活水平下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回时机成熟了，该拷问一下大公司拒绝缴纳应缴税款的事了。
在大公司逃税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政治问题之前，严肃看待这一问题的人不多，注册会计师理查德·墨菲是其中一个。上大学时他视自己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但他对做生意十分着迷。19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一家事务所，后来被并入毕马威。这家公司告诉他：如果他埋头苦干，差不多十年后他就会成为公司的合伙人。雄心勃勃的墨菲果断作出反应——辞职自己干。他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帮人设立公司，26岁时帮人把经典的棋盘式问答游戏“打破砂锅问到底”（trivial pursuit）引进英国。在八月的一个明媚的日子里，墨菲和我坐在伦敦东区的一个咖啡屋外。他对我说：“没有人认为逃税天堂有什么危害。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些逃税天堂，学术界对他们也没有研究。但我目睹了逃税天堂的所作所为，我觉得这些做法触犯了我的道德准则。”墨菲和两个合伙人创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跟别的有点不一样：它不把人们的涉税业务往海外转移，也不设立信托或参与其他形式的避税。他自豪地说：“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
当墨菲决定下一步卖掉事务所搬到诺伐克安静地生活时，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件事：“我想利用我了解的东西，来让这个世界多多少少变得更美好。”他与人合作创立了“税务公正网络”（tax jus-t network）来应对逃税行为和逃税天堂，细致入微地披露法律如何纵容精英们钻制度的空子。这就开启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专家和打击逃税倡议者的联盟。
在伦敦的天使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安静的、颇具艺术气息的后街咖啡馆里，我遇见了两个反逃税人士：穆瑞·沃西和凯特·布拉格耶维奇。两人都是二十多岁，面有稚气，很容易被看成是大学生。但交谈几分钟之后，我被他们的坚定和顽强所打动。他俩都曾跟“气候阵营”之类的环保组织一起做事，紧缩政策在2010年降临英国，他俩和一群伙伴下定决心：这回该采取行动了。在2010年《综合支出审查》中，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出台了超过60亿英镑的削减开支计划。《第三只眼》（private eye）杂志此前刚刚披露移动电话巨擘沃达丰（vodafone）获得了英国皇家税收与关税局（hmrc）的首肯，得以少缴60亿英镑，恰好跟政府预算减掉的金额一样。凯特说：“这下子人们聚集在一起，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60多人在周三早上到沃达丰静坐。消息传开，第二天人们在利兹也这么干，忽然间席卷整个英国，人们都准备在周六这么干。”于是，一场新运动诞生了——“英国不削减”（uk uncut）。这是全国性的直接行动小组，通过和平占领犯事企业，把公司逃税问题逼上议事日程。
马修·科克是沃达丰的外事主任，他实际上是公司的“外交部长”，熟谙权贵的路数。在公司位于伦敦帕丁顿地区的办公室里，马修·科克周围坐着公司的官员们。他自豪地指着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父亲站在玛格丽特·***身旁。他先父彼得·迈克尔·科克勋爵当时是保守党的一位亲欧的大臣。他笑着说：“这张照片很独特，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保守党向欧洲说是’的照片。”他夸耀说自己的父亲劝服了***在1975年英国加入欧共体时的全民公投中呼吁“加入”。马修·科克本人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最初在联合国参加过国际谈判，包括苏联解体后的军控协议谈判。马修·科克在芬兰当大使时，沃达丰邀请他加入公司业务。“找我的是阿伦·萨林，当时的首席执行官，他说的意思就是沃达丰感觉到公司在处理业务环境方面遇到困难。”跟世界各地的管理者打交道很复杂，且科克补充说，沃达丰感到各国政治家在电信方面的“决策越发政治化”。
说到驳斥逃税指控，科克真是外交大师。他用平静的、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这种争辩由来已久。我们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达成一致，我们想坐下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事情已经争了很久了。”科克称，就是在那个时候，沃达丰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达成协议，解决所有有可能出现的欠税——沃达丰将最终支付12.5亿英镑。“此后不久，《第三只眼》杂志就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数字应该是60亿，而非12.5亿英镑。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反驳说60亿纯属无稽之谈。沃达丰只不过是用数字宣泄情绪的牺牲品。60亿英镑是政府从高等教育预算经费砍掉的金额，学费上涨由此而来，这就催生了‘英国不削减’运动。‘要是沃达丰交了税，大学学费就不会涨。’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口号。”而实际上，他声称退休法官安德鲁·帕克勋爵发现，如果沃达丰公司走上法庭，那它还有可能胜诉，一分钱也不用补缴。
尽管科克自己说得有诱惑力。现实情况却大不同。2001年，通过一家位于逃税天堂卢森堡的公司，沃达丰以1800亿欧元购买了德国一家名为麦内斯曼的工程公司。为了避免因这笔交易而在国内交税，沃达丰精心设计了一项财务计划接管麦内斯曼公司。《第三只眼》披露，“沃达丰拒绝让税务官员获取这笔交易的全部信息，并在法庭上辩称，英国法律不准这笔交易享有税款优惠，但这项法律在欧盟法律前失效，因为欧盟法律准许公司在欧盟的任何地区（包括最能避税的地方）设立公司而不必缴税。”案子久拖不决，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局长戴伏·哈内特把这个案子交到了一个较为随和的部门。最后的裁决是：沃达丰先交8亿英镑，然后再在五年内交4.5亿英镑。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跟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法律顾问和税收法专家磋商的情况下作出的。
向《第三只眼》提供这个故事的是理查德·布鲁克斯，他是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税收监察员，专门从事公司法和国际税务业务，在工作15年后于2005年辞职。布鲁克斯回忆，在同沃达丰的这场官司中，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曾占上风，沃达丰开始让步了，决定“最好了结此事，因为知道赢不了了”。可当双方准备确定一个清算金额时，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没有听取专家关于己方获胜概率的建议。“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没有咨询自己的律师，”布鲁克斯说道，尽管该机构有自己的专家，“它有专家班子和顾问团队。这些人帮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打官司。如果你卷入一场大的官司，你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拿到那60亿美元的概率有多大？”6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这么算出来的：2001年以来的欠款加上利息。不过，布鲁克斯指出，这个数字实际上少算了，因为这里面没有加上沃达丰在美国电信公司威瑞森（verizon）持有的股权。威瑞森跟麦内斯曼一样，在卢森堡藏匿着25亿美元的利润。后来沃达丰把在威瑞森的股权卖掉，轻而易举地赚了840亿英镑。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有人披露这一大笔钱也不用向英国缴税。
“皇家税收与关税局以前赢了跟沃达丰打的每一个官司”，理查德·墨菲说，“2010年7月的这场官司，结局令人大吃一惊”。裁决公布一星期后，在率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时乔治·奥斯本表示，在沃达丰的另一笔官司中，他支持沃达丰。这笔官司是印度政府诉沃达丰的，涉及金额27亿美元。沃达丰在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打官司时就曾准备了20亿英镑，准备应对可能的税款偿付。墨菲说：“从账目上看，沃达丰这下子可赚了。在我看来，公司行政高层花大气力笼络感情，这次得到了回报。”
沃达丰引发的争议成了反逃税运动的导火索。从2010年夏天起，“英国不削减”运动发起了一系列对犯事公司的和平占领。与此同时，逃税者也采取了行动。他们的说辞和他们的账目一样能创新。沃达丰的马修·科克和声细语地说：“难题就在于人们仅是盯着公司税不放，而跟我们对英国和任何相关国家的财政贡献相比，这点儿事太小了。我们每年对英国财政贡献大约七亿英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
科克的说辞也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广泛兜售的。毕马威的总部未来主义气息浓厚，位于查林十字街，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及整个南岸。公司副总裁理查德·塞克思通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公司的行事之道，流露出自信和业务精通。“越来越多地，我们鼓励人们关注‘整体税’，也就是公司的整体贡献。我们对自己也是这么做。作为公司，我们缴税。我们雇员工，他们也在缴税。我们还为税务部门创造其他收入来源，比如增值税或者其他什么税种。你得把这些都算上。”
科克和塞克思通都是在编制精巧的说辞，就像是在足球比赛中试图挪动球门门柱，好让自己得分。这些公司百般努力费尽心思，就是不想缴纳公司税。可当面对无法抵赖的事实时，它们又说缴纳这笔税意义不大，因为它们在交整体税。“整体税赋贡献”的理念是2005年约翰·怀亭推出的，4他曾在毕马威干过税务方面的相关业务。因其在税务领域的贡献，怀亭后来又得到了大英帝国勋章。他现在是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一位非执行主任。
正如理查德·墨菲所言，“整体税赋贡献”是“完全简单化的税务计算方法”。“整体税赋贡献”所做的就是把公司给政府的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包括电视许可费、车辆使用税、燃油税、机场税和保险费等。但这些所谓的税实际上几乎都是服务费，而不是真正的税。你要上路，就得交车辆使用税；你要坐飞机，就要交机场税，凡此等等。除了这些服务费，公司还算上了员工的所得税和保险费。可这些根本不是公司交的税，而是员工因为自己的收入而交的税。剩下的就是公司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费了。关于这笔钱到底算不算是税，目前尚有疑问。从源头讲，公司给每个员工投了保险，从而承担了保险成本。墨菲指出：“如果我们没有‘雇主国民保险贡献’，而是有‘雇员国民保险贡献’，那么工资总额将会上升。你的雇主会想，我想花1.5万镑雇这个人。从这里得出1400镑的保险，好的，你就只好拿1.36万镑了。大多数公司真正缴纳的税是公司税，这是公司无可争议应该缴纳的税，是对资本征收的税。”
但显然，商界的精英们根本不把公司税视为政府对公司的合法要求。约翰·朗沃斯是英国商会主席，2013年夏我们在他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办公室里见面时，他对我解释道：“我们在给财政大臣的呈送件中说得很明白。如果到今年秋季我们不能实现增长，或者见不到增长的前景，那么财政部就应考虑大幅降低公司税。”换言之，这些商界游说家们正企图利用经济危机来赢得减税。并且还有人走得更远。
董事长研究所主任西蒙·沃克说：“我们不喜欢公司税，这个税种不好，因为它经常造成双重征税。”沃克呼吁彻底废除公司税。“我认为公司税效果不佳，于事无补。”这种说辞可真是有想象力，比“大公司不喜欢被征税，想尽可能多地保留利润”要高明得多。为了换取同情，沃克之类的人必须发挥想象力。但他的观点暴露出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董事长们笃信自由市场观念，拒绝接受“利润应该被征税”这一理念。
整个皇家税收与关税局也到处弥漫着自由市场观念。理查德·布鲁克斯说：“1990年代以来，这里的态度确实大大地变了。监管者和调查者们从原来的怀疑大公司转向了不言不语地相信大公司。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跟大公司打交道时没有了戒心，建立了伙伴关系，把自己变成了大公司的客户，而不是主管机构。”布鲁克斯言简意赅地总结这种态度：“大公司说啥，皇家税收与关税局都信。”
这种态度跟权贵笃信且奉行的放任政策一脉相承。布鲁克斯说：“这种态度跟宽松监管的理念如出一辙。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把宽松监管搞到了极致。在皇家税收与关税局里，谁若是反对这种做法，就会被排斥出局，就像权贵的对手们被排挤掉一样。你要是挑战他们，你就成了‘史前动物’，你是现代化的反对者。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有一套路数，可以让你表示你认同这一新理念，不妨叫管理层话语吧。要是你不按他们那一套来，那你就靠边站吧。真够阴的。”
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大公司有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帮它们少缴税。而这些事务所当然都称自己没错。安永的史蒂夫·瓦利说：“我们从来不容忍、也不支持逃税行为。从根儿上讲，议会想看到什么情形，就朝着那个情形立法就行了。政府也要拿出具体的战略来，根据经济运行的状况来制定规则。我们这些人就会根据这些法规，向我们的客户提出建议。”
他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但是，瓦利真正想说的是这个：要是有人说我们逃税，那政府就应该修改法律，打击逃税行为。安永之类的事务所只不过是遵照法律来行事罢了。它们只是在不偏不倚地向客户提建议，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
瓦利没有提及的是：最初是安永这样的事务所帮助设计法律，然后它们又抽身而去，告诉它们的客户如何规避法律条文。2013年4月，下议院公共账户委员会宣布：“我们看到的情形很像盗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护林员，转而又变成了盗猎者。这些事务所的从业人员一边给政府提建议，一边又建议他们的客户如何利用法律少缴税。”这一发现令人惊愕。资深议员们认识到：这些会计师不仅是在给政府提供专业知识，帮政府制定税收法。他们还在帮助客户如何绕开这些法律。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说，这是一笔大生意，每年仅在英国就价值20亿英镑。正如公共账户委员会所指出的，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根本没法同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较量，因为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自己还得依靠它们的专业知识。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拿出四倍于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人力资源来搞“转移定价”。这是会计学使用的委婉用语，指的是把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
除了向大公司提供税务咨询，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还把人员派到财政部挂职。公务人员管理部门十分推崇挂职，说“这能让来自不同机构的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也能让公务机构之外的人们深入了解中央政府如何运作。”5挂职这一机制是权贵设计出来的，表明他们想把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搞模糊，好让大公司在国家机器中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这么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效率低、懒散，应该学习私营领域，即市场驱动下对利益的追求让人们工作起来更有效率。1980年代，玛格丽特·***曾鼓励这种做法：在她任首相期间，公务和私营领域之间交叉挂职将近1000人次。同时，她的政府把零售大亨德雷克·雷纳之类的公司执行官召入公务人员行列。6今天，这一做法比以往更普遍：现任首相力推的“公务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增强公务体制的动态性和灵活性，让各级公务人员更容易在公务和私营领域之间流动”。7但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来挂职，不是为了提供专业知识，而是能“深入了解中央政府如何运作”，从而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的客户绕开税法。其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
正如公共账户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考虑到没有几个议员对税务有多少了解，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别无选择，只好依靠外部会计专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自己辩护说，它们只不过是向财政部官员提供“技术性建议”，而不是起草税法。但安永告诉议员们，“安永的会计师还从工作过程中洞察了政府的思维和思路，从而获益。”这样一种安排使得大事务所的会计师们能进入权力的中心，洞悉英国税法的本质，这给了他们巨大的优势，让他们更有底气地建议客户如何避开税法。当被议员们问询时，毕马威还“承认业内有种感觉，就是大公司借助同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得以熟谙税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小公司则不能”。情况的确如此。
2010年执政联盟执政以来，毕马威把员工派到财政部去挂职，参与设计管理“受控外国公司”和“专利盒”税制两项法规。向财政部提供建议后，毕马威又做了些关于这些法规的小册子，炫耀自己向政府提供了政策咨询。8公共账户委员会的报告举出一个例子，就是2012年出版的《“专利盒”税制：其中哪些跟你有关？》这本小册子。9小册子称：这项法案意味着一个业务机会，可以减少税款，而毕马威可以帮助客户“准备经得住推敲的开支分配方法”。公共账户委员会的报告解释说，“大会计师事务所在税务领域呼风唤雨”，而且“熟知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怎样实施税法。这样它们就能提醒客户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提出问题。通过建议政府修改法案，它们详细了解英国税法，很快就能找到新法案的漏洞。”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报告总结道：值得担忧的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税法“知根知底”，看来它们是在利用这一点来把如何利用法律漏洞少缴税的信息卖给客户。10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讳言它们同政治精英的亲密关系。普华永道的理查德·塞克斯通说：“在政治上，我们从不明确地跟哪边站在一起。我们和政党交往，是为了确保它们在思考和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是从表面上看这类说辞，你肯定会觉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过是扮演中立顾问的角色，出于善心和利他主义而提供专业技术知识。你根本不会想到它们是逐利的公司，其利润来自如何巧妙地绕开政府制定的法律条文。2014年11月，有人披露：工党前座议员——包括影子财长艾德·鲍尔斯、影子商务大臣楚克·乌曼那、影子教育大臣特里斯特拉姆·亨特——从毕马威那里拿了60万英镑的咨询费。11要是工党重新掌权，毕马威无疑会占便宜。
塞克斯通补充说：“由于我们有关系网，我们有能力让政府和政治家们跟各领域的选民接触。”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举办了业务务虚会，联络了几乎所有主要政党的领袖。我们还邀请各个部门的大臣参加，一同谈论我们对现行法律的某些条款的看法。”他坚持说，这不是帮官员们起草法律，而是“测试官员对他们的建议作何反应”。这也暗示出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力有多大。它们充当了大公司老总和资深政治家沟通的渠道，能让他们见面并讨论政策。
其他制度安排也给了四大事务所直接影响政府的能力。2010年掌权后，戴维·卡梅伦设立了“商务顾问小组”。其官方网站称，“该小组由对英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商领域的领军人物组成”。这些人每个季度“向首相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建议，以应对国家面临的重大商务和经济问题。”在该小组的16名成员中，不乏臭名昭著的逃税公司的头头们，如谷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和沃达丰首席执行官维托里奥·科劳。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戴森勋爵，他把制造业的业务于2002年从英国搬到了远东，致使英国损失了800个工作机会。当然，这里边没有工会和消费者权益组织的代表：这是一个让大亨们直接对首相和他的关键同僚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
财政部也有关于税务的工作小组，而且——在保守党入主唐宁街10号以前——甚至还有一个工会代表。理查德·墨菲也是一名成员。但新的小组排除了这类人员。现在，该小组完全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人员、公司律师和大公司代表构成。理查德·墨菲说：“全球金融精英实际上已经左右了纳税方，而现在他们又开始左右立法方。”关于修改税法的咨询完全偏向有钱有权的人，这不难理解，因为搞这种活动需要动用大量资源，比如需要金钱和专业知识才能做研究并出具翔实的咨询报告。但政府、公务部门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关系实际上还要深得多。
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前任领导戴伏·哈内特常被反逃税人士称为逃税公司的“托儿”，因为他曾为大公司谈妥了许许多多的“甜心交易”。2001年，哈内特为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拟就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文件，即《同大公司关系报告》，后来被广泛称作《哈内特报告》。理查德·布鲁斯说：“该报告说大多数大公司不逃税。这是谎话，他们也深知这是谎话。我在内部场合提过抗议。我给他们展示了证据，证据都来自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自己的数据库。在报告考察的大公司当中，一半以上有逃税方案。我们调查的结果跟其他方面所做的普查相吻合。”布鲁斯的担忧被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高层官员以“天真”为由当成了耳旁风。
2012年，为抗议哈内特对大公司的态度太温和，一群反逃税人士冲进了牛津大学举行的一场人均收费854英磅的黑领结辩论【1】，他们给哈内特颁发了一个讽刺奖项，“表彰”他为沃达丰和高盛这类大公司做的“好事”。反逃税人士后来被哈内特的同僚们赶走，律师罗伯特·维内博在其中帮腔。有录像记录了他大喊的神态：“你们是渣滓，竟敢非法闯入会场。你们是有预谋的。快点走开，否则我们就用狗赶你们走。”12
哈内特离开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后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为外国政府在税收体系方面出谋划策。反逃税人士的“非法闯入”被哈内特的这一举动证明是有道理的。哈内特是在公职和大公司之间自由切换的“旋转门”的一个典型例证。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例证。根据《金融时报》的一项研究，在过去的十年间，18位前部长和前高级公务员转身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其中包括两位新工党的前内政大臣、一位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前局长、一位唐宁街10号政策班子的前领导、一位金融服务局的公务员、一位副首相的前顾问。正如《金融时报》所言，“这是一个迹象，它表明政府和那些饱受争议的逃税大公司的关系。”13
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部门的关系远不止于挂职和“旋转门”。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每天都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密切合作。根据“信息自由”的一项信息，2007～2011年间，哈内特同德勒（英国）的高级合伙人柯睿尚会晤了48次。理查德·布鲁克斯说：“柯睿尚和哈内特一直有很多交易，这是一种无间道行为。大公司深知，要想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达成有利的交易，就去找柯睿尚：他会和哈内特坐一坐，交易就搞定了。”
“英国不削减”运动拼命揭露的就是这种关系。抗议人士让逃税不再被公众舆论忽视，但他们决心走得更远。2011年，一次“在一个美好世界里的某个地方”的战略谋划会议上，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下定决心：把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拉到高等法院。他们本能地瞄准了沃达丰交易，但司法审查须在沃达丰交易进入公众舆论三个月内进行。“英国不削减”运动的穆雷·沃西说：“这太可耻了，因为上亿英镑就这样处于风险之中。”但麻烦还不仅这点。抗议人士得把“英国不削减诉讼行动”同别的类似运动区分开来。“英国不削减”运动的凯特这样分析：“如果法官们认为你们是一帮乱糟糟、闹哄哄的占领商店的示威者，他们肯定不喜欢你们。”
另一笔“甜心交易”被曝光，这次涉及的是高盛投资公司。在1990年代，高盛银行采用了一种熟知的逃税方案：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离岸信托，把公司的账目和工资细节都严格保密。2005年，在数年的司法角力后，一家法院接受了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关于这类信托非法逃税的控告。但高盛仍然拒绝赔付，当时的赔付额为3081万英镑。五年后，随着利率积累，高盛欠税务部门4000万英镑。
尽管高盛很顽固，但它正一步步走向败局。2010年春，一家法院裁定：高盛关于其真正雇主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声明不成立。马尔科姆·伽米是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皇室法律顾问（qc），他在7月提出极为正面的建议：政府将赢得高盛所欠的所有税款。但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负责和高盛这样的强势投行打交道的人员在2010年11月30日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哈内特已经同高盛的税务主管接触并达成交易，戴伏·哈内特和高盛握手言和。1000万英镑从高盛欠款中刨除，而且——根据向公共账目委员会的通报——这笔钱本来会高达2000万英镑的。这个消息让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高级官员很恐慌，私下里大家把这交易描述为“栽跟头”。14
“英国不削减”运动坚信这是一个重要案例，足以暴露税务部门同逃税公司的交易。“英国不削减”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找到了总部设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利天公司（leigh day ＆ co.），得到了律师事务所的支持。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举报人把举报信发在了《卫报》上，这下交易进入了公众舆论，“英国不削减”运动得赶快行动。举报信登出来之后两天内，“英国不削减诉讼行动”成立了，后来又在英国公司注册处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完成了登记。2011年12月，“英国不削减诉讼行动”把案子交到了法院。
对“英国不削减诉讼行动”参加者来说，这是一场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搏斗，要想获胜看似是不可能的。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对于征税享有合法的垄断，法官在裁决时也顺理成章地关照税务部门。但这个案件却是要让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栽跟头的。在他的裁决中，法官尼克尔称“这在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历史上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官员们“没有咨询律师”，也“忽略了自己有不同意的权力”。但真正把税务部门和大公司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和盘托出的是审判期间公布的一批电子邮件。戴伏·哈内特的一封邮件解释了为什么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忽视了律师建议、自己的办事原则和内部审查。安东尼·英格莱斯是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律师和顾问，他曾建议哈内特：根据法律，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应该要求高盛赔付欠款的利息。
如裁决所示，哈内特强行让皇家税收与关税局接受这笔交易后，皇家税收与关税局高风险公司管理委员会曾试图推翻他的交易。据哈内特讲，高盛听说委员会的决定后“勃然大怒”，威胁说要退出政府新颁布的税务行为准则。尽管这一准则是自愿加入的，其规范是不具执行力的，公司也不需要额外多缴一分钱的税，哈内特用这一威胁来挫败追回高盛欠款的企图。哈内特写道：“一旦高盛撤出税务行为准则，这当中的风险会让大家很尴尬，财长奥斯本、皇家税收与关税局会感到尴尬，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大公司服务处还有你、我也都会尴尬。”此外，他还担心毁约会“大大伤害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和高盛的关系”。正如法官尼克尔所言，哈内特考虑到了“高盛退出税务行为准则会给财长造成的尴尬。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认为这是一个不相关的考虑，不应进入他的决策过程”。15
这件事暴露了税务机构在强势的大公司面前是多么软弱。“英国不削减”运动的凯特·布拉格耶维奇就此表示：“可以看到高盛欺负、挤兑、呵斥政府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而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只是低三下四地说，‘好的，好的，请别冲我喊了’。这里可没有什么温馨，这里有的只是生意，投行飞扬跋扈，对政府发出威胁，实实在在的威胁。”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哈内特如何被奉若上宾，而是被高盛骑在脖子上。
难怪在2011年2月下议院公共账户委员会痛批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在与大公司的税务纠纷中处事不当，指责税务部门遮遮掩掩，“对自己跟大公司的特别安排守口如瓶”，以至于“让公众猜测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同大公司的关系过于密切”。16
许多税务官员从意识形态上本能地和逃税者往一块儿想。2013年9月，戴维·希顿成为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应对猖狂逃税顾问后不久，就被bbc秘密拍摄到他参加“101个帮你做个人税务规划的建议”的会议。在演讲中，戴维·希顿提出各种建议，好让听众的钱“别被财长脏兮兮的手指头拿走”。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安排好发红利的时间，确保多拿产假工资返款，把缴税税率从41.8%减到8.4%。希顿的话被公开后，他被迫辞职，但这事让人清楚地看到高层官员都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工作任务可是要尽量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啊。
会计师事务所、大公司和税务部门的这种关系充分显示了大公司的政治权力。私人利益越来越向国家机器的中心渗透，权力和财富越来越向高层倾斜。事实上大公司和富人们在英国政府的核心里安插了说客，表面上是在帮政府立法，实际上是在帮大公司和富人们制造法律漏洞，以备日后钻空子。政府和税务部门的高级官员们最后都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效力拿薪水，利用他们执掌公权的经历帮公司钻法律空子。大公司则吓唬、忽悠公务人员，直到逃税的企图得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合谋剥减自己的税赋收入。例如，2013年，财长宣布财政部自己的预算将削减5%。这是彻头彻尾虚假的节俭。法律事务所品诚梅森（pinsent masons）的一项研究发现，去年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在大公司税务监管上每花1英镑就收回97英镑。17但依然有人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同类辩护——说它们不过是中立的守法者——这简直就是瞎扯。
不过，安永的史蒂夫·瓦利一个劲儿地坚持说逃税是必要的：公司实际上是被法律逼得不得不逃税。作为受托人，公司的董事们有“一种法定的受托责任”，必须想方设法改善公司的“财政状况”。他说：“现在界限模糊了，是不是？因为你们整天想的是什么是道德的、公正的、公平的社会。我想这很难说清楚。你怎么能搞清什么是道德的、公正的税？你要是公司的董事长，你就有受托责任，为公司做正确的事，公司法里没有说你要为社会做正确的事。”
但这根本不是对法律的确切阐述。2006年《公司法》根本没有说让公司利润最大化，而是呼吁董事长们“为增进公司所有成员的福利而推动公司成功兴旺”，包括“考虑公司员工的利益”，并且还要考虑“公司的运转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合谋剥减财政部赖以维护公共服务的资金，这显然会对社区（当然也包括公司员工）造成不良影响。躲在法律后面只能表明自己胆怯心虚，根本不能为逃税开脱。
这些会计师异常聪明，善于利用法律的复杂琐碎。他们创造各种各样虚假的花销，把不该减税的给减了税；把收入变成资本收益，可以少缴税；把实际上的贷款说成是股份；如此等等。
普华永道的理查德·塞克斯通向我表示：“这些人在灰色地带活动，我们姑且称之为不断挤压法律的边界。但我们不是这样。”虽然塞克斯通矢口否认，但仔细一查看便知分晓。埃塞克斯大学会计学专业教授普莱姆·席卡揭露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几种伎俩，让人们看清它们是怎样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的。例如，普华永道设计了一项方案，可以让一位富人对一笔1070万英镑的利润免交资本收益税。这个方案被交到税务法庭，法庭发现该方案制造了一笔1100万英镑的亏损。具体操作是“利用一系列循环和自我取消的交易制造资产并随即处置资产”。法官裁定这一方案无效，认为“根本就没有资产，也没有对资产的处置，也没有损失”。但200名企业家此前已经签字认可了这一方案。这一方案若是真的获准，那财政部将会损失将近10亿英镑。
毕马威也有举动。它创造了一个聪明的方案，可以让一家开娱乐场的公司免交增值税。即使毕马威认识到皇家税收与关税局将视该方案为“无法接受的逃税行为”，但它还是坚持推行这个方案，直到欧洲法院将其封杀。德勤有自己的举动，它的方案几乎涉及了300名银行家，让他们得以对9100万英镑红利免交收入税和国民保险费，直到一位法官将其封杀，因为“这一方案从整体到局部纯粹都是为逃税而制定的”。18
随着“英国不削减”运动迫使逃税问题进入议事日程，人们已经不可能假装不知道英国有钱人大肆逃税的事了。尽管公众（包括右翼选民）反对，财长奥斯本还是在2012年3月把最高税率从50%降到了45%。这引起了公众愤怒，因为这时候英国普通民众正经历1870年代以来最长时间的生活水平缩减。为了转移公愤，奥斯本声称“吃惊地看到英国有些最富的人这样安排自己的税务，以至于不交收入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一项递交给他的秘密研究，富商巨贾们正采取疯狂的逃税计划，把他们的收入税降到平均10%，比最高税率低35个百分点。19
保守党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利用民众对富人逃税日益增长的愤怒。喜剧演员吉米·卡尔是1000个利用泽西岛逃税的富人之一。这事被披露后，首相卡梅伦批评他“道德上不老实”。菲利普·格林勋爵是阿卡迪亚（arcadia）公司老总，拥有顶店（top-shop）和多萝西·帕金斯（dorothy perkins）等高端商店。对于他就没有这么严厉的斥责了。卡尔毕竟不过是个喜剧演员，而格林则是议会的台柱子，所以得“看人下菜碟”。格林无可否认地是个英国人，可他的公司却注册在妻子的名下。她居住在避税天堂摩纳哥，根本就不为阿卡迪亚做任何工作。下面看看他的逃税方案——他称为税务效率——是怎么运作的。2005年，格林给自己开了一笔12亿英镑的红利，这是英国公司史上最大的一笔。通过一套复杂的离岸账户网络，并借助泽西岛的避税便利，这笔钱到了他妻子在摩纳哥的银行账户。通过这个聪明的伎俩，格林给自己省了2.85亿英镑，吃亏的是英国纳税人。正如“英国不削减”运动所言，这笔钱足够给两万名护士发工资。
格林的举动自然招致反逃税人士的抗议。2010年冬，“英国不削减”运动对他位于伦敦牛津街的顶店旗舰店进行了和平占领。格林根本就没有惊慌失措，当时他正在巴巴多斯的一个每天花费1.6万英镑的豪华别墅式酒店里晒太阳呢。政府非但没有指责他逃税，反而请他做顾问，来建议如何削减公共开支。
其他的大公司发现自己被反逃税人士拉到了公众面前接受审查。价值40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星巴克成为众矢之的。1999～2012年该公司在英国销售额达31亿英镑，而只缴纳了860万英镑的税。星巴克的说辞是：尽管它在英国有735家门店，但年年亏损，所以不用缴纳公司税。2009～2013年间，它没有缴纳任何公司税。星巴克私下里告诉投资人和分析师，它在英国是赚钱的，而且值得美国本土的门店效仿。
事实上，星巴克利用离岸许可和转移定价把利润转移到了荷兰和瑞士。它的30家瑞士门店利润率为20%。星巴克向每个英国门店收取销售额6%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星巴克跟荷兰政府有一个秘密的很划算的税务安排，在瑞士只交税率为12%的公司税。这可太高明了：公司对自己征税，并把利润转移到税率划算的国家。20
再看看英国亚马逊（amazon uk）。这是一家英国公司，从名字上能看出来。它的主库房在东米德兰的儒日利（rugeley），工人们在这里长时间地工作，很少休息，上厕所要计时，工时不定。尽管公司机构设在英国，该公司2012年只交了240万英镑的公司税，而销售额却高达420亿英镑。公司主要通过卢森堡实现销售，凭此逃掉了海量的税款。
谷歌有类似的伎俩。用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的话，谷歌“一直都在立志做正确的事”。用词很讲究：毕竟“立志”暗含的多是雄心勃勃的和遥不可及的目标。但谷歌离“做正确的事”相去甚远。2006～2011年，谷歌收入120亿英镑，可缴税只有区区的1000万英镑。21公司把其英国分公司办成一个营销部，作为其爱尔兰总部的助手。这样一来，它在英国的销售都转由爱尔兰来实现。22又是一场聪明但合法的骗局。玛格丽特·霍奇称谷歌“实际在作恶”，用以驳斥谷歌的座右铭“不作恶”。
逃税公司还可以包括那些从公共服务外包中获益的公司，它们的利润是直接由政府来补贴的。20亿英镑的公共资金在2012年流进了阿托斯和g4s，但二者都没有缴纳任何公司税，而塞克罗和卡皮塔只缴纳了可怜兮兮的一点公司税。从nhs私营化当中受益的公司（如医护合营公司等）也在逃税者之列。尽管这些公司急于从国家税收中分一杯羹，它们自己对国库的贡献却少得可怜。
当然，逃税大行其道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英国税务部门。公司为逃税而耍的花招越来越复杂，鼓动它们逃税的是这样一种心态：税收是一种不合法的负担。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允许富人和公司系统性地囤积钱财，使其逃开收税官员的眼睛。2013年春，200万份秘密材料——大多来自避税天堂英属维京群岛——泄露，曝料有21万亿英镑的富人资产被藏匿并逃税，其中不乏英国富豪。23
正如理查德·墨菲所言，英国法律体系和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的法律体系之间的互动创造出了二者都没想到的结果。“公司和法律体系对着干。法律体系也和公司对着来。当他们说什么是合法的，他们其实非常谨慎，并不界定在哪里是合法的，也不说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泽西岛或许是个避税天堂，但它的税法134a这一节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一个严苛的反滥用条款，要求他们支付欠下的所有税款。泽西岛这样的避税天堂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允许外国富人利用它来记录交易，给富人提供机会和途径来破坏本国的税法。最要紧的是，他们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情。跨国公司在不同的避税天堂里来回鼓捣子公司的利润。它们的成本落在了高税率的国家，这些成本最终抵扣税款；它们的利润最终落到了泽西岛这样的避税天堂。
这就是为什么运动人士强烈要求建立一个跨国税务透明体系，他们称之为“逐国报告制度”。该制度可以迫使每家公司报告它在哪些国家有业务、它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有哪些公司、这些公司的财务表现如何——从销售额到税前利润。理查德·墨菲说：“为透明而战，就是跟全球的精英做斗争，跟他们的秘密交易做斗争。”
逃税者们提出的一种说辞是打击他们只会让富人们从高税率国家出逃。史蒂夫·瓦利说：“假设你想去度假，有的地方吃顿饭不交税，有的地方缴40%的税，这会影响你的选择。”德勤的戴维·巴恩斯也支持这种说法。“打压公司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公司老总们肯定会说，‘好吧，我带上东西走人，换个地方接着玩。’”然而，一项学术研究对这种逃税言论提出质疑。根据美国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选项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提高税收会让富人们出走。报告称：“低税收会使政府无法维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潜在的移民很看重这些服务，如文化设施、休闲机会和其他公共服务。”24俄罗斯的最高收入税率为13%，但几乎没有见到英国的亿万富翁们疯狂奔赴莫斯科或西伯利亚（最高收入税率为15%）。富人们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亲朋好友愿意去、社会和文化生活丰富、感觉像到家一样、感觉安全稳定。
大公司已经习惯用关门闭店或把工作撤到别处来要挟政府。但这是虚张声势。理查德·墨菲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跨国公司因担心2008年税法有变而迁址别处，但由于它们压根儿就没交什么税，所以国库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目前似乎没有哪个大公司考虑搬出英国，这里有全球最大最吸引人的市场，即使民众真心想打击逃税。毕竟，这个国家有许多优势：世界顶级的教育、优良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法律体系、官方语言碰巧是国际商务用语。
逃税还伤害了当地的小企业。比如，独立经营的小咖啡店雇不起那些擅长钻法律空子的会计师，不能从海外子公司进口成本消减利润减免税款，不能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它们只能乖乖地交税。这样一来，在跟那些钻法律空子的公司竞争时，小企业就处于不利地位。
逃税者还另有说辞：等一等，也许确有富人或大公司千方百计逃税，但绝大多数大公司和富人还是承担了英国税收的绝大部分。经常提及的一个数字是1%的挣钱最多者交了英国1/3的收入税，这其实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收入的1/4来自收入税，其余部分大多来自国民保险和国民支付的间接税。
对于逃税说辞，还有几项关键的反驳论据。首先，被征税的巨大财富可不只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们凭着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体力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劳动者挣到的钱尚不能让他们过上舒服的生活。还有其他人的劳动，如培养下一代的教师们，还有创造新技术的人员。其次，如果公司董事对自己的纳税比例不满意，他们可以给自己少发点公司利润，而给工人多发点工资。这就意味着工人挣得多了，他们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也就越大。
但最厚颜无耻的辩词同时也流露出了大公司的心理。普华永道的理查德·塞克斯通说道：“如果不全面地看一个人做的事，而只是盯着一个方面，那就有点危险了。毕竟菲利普·格林勋爵通过有效运作的零售连锁为英国创造了大量财富。你也许不知道哪家店是他的，但你可以在里面购物。甚至连我也在里面购物。我不知道他经营掌管哪些品牌，但他创造了工作机会，创造了财富。”
这样说来，大公司的老总们是高尚的、乐善好施的富人，他们创造了工作和财富。这听起来是在说大公司有点像慈善机构。它们已经对社会有巨大贡献了，少交点税有啥大不了的？然而，这些大公司已经从政府的慷慨中占尽了好处，从基础设施到银行援助，到低收入者税收抵免，到培养劳动力的教育系统，它们都沾了政府的光。
史蒂夫·瓦利爱吹嘘安永的善举，如帮助“弱势女性”找到工作。但是，由于英国福利制度已经捉襟见肘，女子收容所平均每天都得婉拒230名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瓦利的公司帮助逃税造成的。他自己在良心上也许过得去，觉得自己的公司帮女性找到了工作。但他所言的善举规模太小了，彻底被他助长的逃税造成的后果给冲淡了。福利制度就是要驱散支离破碎的、杯水车薪的、基本全靠富人乐善好施的贫困救济体制。弗朗西斯·贝克特是战后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传记作家，他这样讲到：“慈善是一种冷冰冰的、苍白无爱的东西。如果一个富人想帮助穷人，他就应该欣然纳税，而不是心情好时才捐点钱。”
巨富们系统性地逃税，这也显示出大公司和亿万富豪们对民选政府能施加多大的影响，要么在高层有自己的代理人，要么干脆就恐吓要挟政府。普通公民就只好乖乖地守规矩，而且他们要守的规矩和精英不同，精英的规矩是他们自己协助政府制定的。这也暴露了政府如何被公司挖了墙角，这些公司想方设法不缴纳政府赖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税金。
这也显示出权贵根深蒂固的心态：公司认为政府妨碍企业家精神的施展，企业不必完全依赖政府的慷慨，企业向政府缴税是说不通的。企业家们已经对历届政府向企业和公司让渡权力和财富习以为常，只要对其地位稍有挑战，他们就会近乎歇斯底里。
伴随着权贵越来越得势，大公司得到的好处也一发不可收拾，逃税仅是一个征兆而已。向私营领域转移公共资产、削减公司税、让公司说客进入权力中心、任由全球化蔓延、打压工会，这些都助长了大公司那种应得的地位感和胜利感。与此同时，财富分配也越来越不公平。
2013年9月，工党领袖艾德·米利班德宣布：如果他当选，将暂时冻结能源价格。这种措施根本算不上是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毕竟，民调显示大多数英国人支持对能源彻底实施再国有化。但右翼的反应却是歇斯底里。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措施的彻底程度，工党的建议切中要害了吗？是的。”英国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安瑞拉·奈特承认。她曾是保守党议员和财政部经济事务官。1997年工党大胜，她被迫离开议会，有许多公司给她提供非执行董事的职位，后来她选择了银行家协会的首席执行董事职位，一直到现在的英国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仿佛奈特是存心要成为英国资本主义默剧里最大的恶棍代言人似的。她也恰在其位地目睹了工党建议对大能源公司的影响：“我们感到强烈的震荡，这种震荡一直都在。”
六大能源公司的反应称得上是恐吓与叫嚣的大放送。苏格兰电力（scottish power）的公司事务部首席官员凯斯·安德森威胁要撤销150亿英镑的投资，4500个工作岗位也将化为泡影。英国能源——英国所有能源公司的喉舌——威胁说要“冻结60万个就业机会”，把“能源紧缺变为现实”。最大的能源企业森特理克集团（centrica）更是直言不讳地宣布：“如果在成本上扬的情况下还控制价格，那么森特理克将难以为继，任何其他能源供应商也都难以运转。”25彼得·阿瑟顿是伦敦城证券经纪人和能源分析师，他用大白话讲出了六大能源公司威胁要干啥：断油加断电。26
如果是工会发布这样的威胁，右翼报纸早就大批特批了。可这回根本就没有哪个小报跳出来登载“能源大亨们绑架国家”或“内部的敌人”之类的头条消息。媒体只是一个劲儿地登载发布六大能源公司的声明，来证明工党原本很谦和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可英国选民们并不这么想，“舆观”的一份民调显示：十个人里有六人认为能源公司在耍横。27而欧盟中有一半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来抑制能源价格，它们并未遭受断电之扰。法电（edf）实际上由法国政府控制，在法国境内必须遵守限价令。
这一情形跟逃税一样暴露了公司企业的心态。在新的权贵治理下，本应成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公共服务被外包给了私营企业：这些公共服务现在被用来赚钱，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在今天的英国，500万家庭被定级为“能源贫困”，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任何西欧国家。能源贫困顾问小组警告说，2016年这个数字会达到900万。这些家庭得在取暖和吃饭之间取舍：2013年上半年的一份民调显示，1/4的家庭落入这种窘境。每年冬天，两万或更多的老人因家中太冷而死去。根据慈善机构“英国老年”的调查，在可以防范的死因范畴里，家中过冷的老人比家中暖和的老人的死亡率高出三倍，nhs每年拿出13.6亿英镑来治疗在家中因挨冻而得病的人。28
同贫困、痛苦和因冻死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能源卡特尔兴旺发达。2012年，六大能源公司赚了37亿英镑，比三年前增长73%。这些钱有一半以上以红利形式落入股东们的腰包，而对大规模清洁能源的投资从72亿下降到了30亿英镑。29这是能源公司的蓬勃时代，而数百万家庭则在上涨的能源价格面前苦苦挣扎。就像许多大公司一样，能源公司也是厚脸皮的逃税者。比如，恩能公司（npower）在2009～2011年间没交公司税，尽管它挣了7.66亿英镑。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英国的能源市场有多少竞争。自由保守党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提到一种现象：现行的税收制度使得纳税人不得不给公司掏钱，而公司成了政府的附属，操纵市场来方便自己，利用政府来封杀竞争。
在跟米利班德的斗争中，能源卡特尔有着强大的盟友。2013年秋，保守党能源大臣麦克·法伦这样说道：英国能源的“游说力量数一数二”。能源公司已经把说客安插到了权力中心。302013年5月，森特理克的公共事务主管塔拉·辛格成了卡梅伦的能源和气候变化私人顾问。森特理克的董事会主席罗杰·卡尔勋爵在卡梅伦的工商顾问小组工作。在他之前，森特理克的首席执行官萨姆·赖德劳在这个小组干了两年。菲奥娜·奈维西从森特理克过来挂职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电网管理战略主管直到2014年。该部的科学与政策小组前任政策顾问来自法国电力集团。31在卡梅伦政府的前10个月内，政府大臣们跟六大能源公司及其说客开会195次，而同环保组织仅会见17次。
能源公司进入权力的心脏，这给了它们强大的平台跟米利班德展开全面较量。《观察家报》获得的信息表明，这正是能源公司做的。它们利用“在权力心脏地带挂职的雇员和数十名公共事务专家来强化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六大能源公司的一位公共关系顾问明确表示，事情后来也的确是这样演变的，“如果大肆抨击米利班德的建议，那将会是一个大的错误，这只会让它们本来就有的恶棍形象变本加厉。六大公司会另有策略，它们会悄悄地做工作，拉默多克的媒体来助阵，确保工党不能掌权。”32换句话说，大公司已经把自己的人放进了政府要害部门，拉到了媒体的支持，左右权力结构的其他环节，来对付民选的政府首脑。
这就是1980年代***主义大规模私有化的后遗症。卖掉公共资产被标榜为创造了新的“民众资本主义”，结果却适得其反。六大能源公司当中的四个为外国公司所有。唯一的国营能源供应商是法国电力集团，而它是法国政府所有。英国的“民众资本主义”实际上处于一种长期衰退的状态。1963年，伦敦证交所50%以上的股票为英国人所有，但今天的数字只有10%多一点。到2013年，53.2%的英国股票为外国投资者所有。
当然了，***主义宣扬的是好战和爱国。私营化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新logo放弃了英国国徽，***十分恼怒，有一次甚至用手帕把logo盖上。但是，***主义帮助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们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产：英国的企业精英们越来越不“英国”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73年，英国大公司只有7%为外国拥有，1998年的数字为31%，2012年为41%。十项英国专利中有四项为外国所有，而在美国，比例不到12%。
外资购买英国公司的速度极快。2011年，价值330亿英镑的英国公司被外国人买走。大多数的英国机场为西班牙建筑公司法罗里奥（ferrovial）所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化学公司ici现在为荷兰公司阿克索诺贝尔（akzonobel）所有。高端药店博姿在2007年被卖给了美国私营公司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和意大利商人史迪凡诺·派西纳。2009年，美国公司克拉福特食品（kraft food）接管了巧克力制造商吉百利（cadbury）。外国政权甚至也加入抢购队伍：卡塔尔是森斯伯瑞（sainsbury）的主要投资方，还拥有哈罗兹（harrods）商场、伦敦的沙德（shard）大厦、希斯罗机场20%的股份、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商业区的部分股份，还有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大部分。
英国——特别是伦敦——越来越成为外国寡头的游乐场。每年，《星期日时报》富豪榜都审视一下在英国的最富有的1000人。2013年排名最靠前的英国出生的人是威斯敏斯特公爵，他排名第八；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寡头阿里舍·乌斯马诺夫，紧接着是乌克兰的列昂纳德·布拉瓦特尼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亿万富豪——他们可以跻身世界上最富者的行列——被英国“适合居住的避税天堂”这一雅号所吸引，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描述英国时用的字眼。外国亿万富豪买下的不仅是英国的公司和资产。2011年上半年，伦敦中心区60%的新建住房被外国投资者买下。2011年外国投资者一掷千金，在伦敦住宅上花掉了52亿英镑，远远超过英国政府在整个英格兰“买得起的住房”计划上的投资。33英国现代经济制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民众资本主义”，因为小业主、持股人和有房产的人占不到多数。
自由市场信条失败了，这并没有让卡梅伦政府望而却步，尽管他渴望结束***主义做得过火的事情。即便***本人也对卖掉皇家邮政迟疑不决，明确表示：她不想“把女王的头像私营化”。但2013年下半年，皇家邮政还是被私营化了，这符合英国权贵的意识形态：把所有的公共资产卖掉，风险国有化、利润私有化。退休金基金——皇家邮政的债务——依然由公众负责，而公司利润却卖掉了。而对皇家邮政的估价却低得离奇，比实际价值少数亿英镑，纳税人又亏了一大笔钱。
民众资本主义谈起钱来一点也不遮掩。投资人必须得有至少750英镑才能买股份。“这很让人失望，因为大量的股份都留给了国际基金和投机者，普通英国人购买股份的权利被剥夺了。”马尔科姆·赫斯通这样抱怨。他是伊索中心（esop center）主任，该机构支持工人持股。34皇家邮政的2/3被金融城里的投资机构买走了。大的股东里不乏主权投资基金，包括科威特的独裁政权。其中一个投资商是兰斯唐恩投资基金（lansdowne partners），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皇家邮政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第一天就赚了1800万英镑。兰斯唐恩投资基金的一位高级雇员是彼得·戴维斯，财长的贴身跟班。35这是把有着497年历史的机构贱卖了，卖给了金融城的投机者和外国独裁者。现在皇家邮政的运营目的是赚钱，而不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纳税人不仅亏了钱，还得承担皇家邮政的债务。这是又一个“富人社会主义”的鲜活例证，权贵就是要把英国现代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公共资产被贱卖只是大笔财富落入富人手中的一个原因。现代权贵出现后，财富的再分配也助长了富人聚敛财富。***1975年上台时，国民收入的6%归了最富的1%的人。今天，14%的国民收入归了最富的1%。2013年“高工资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千禧年之初，《金融时报》证券部统计的100家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比普通工人多40倍。到了2011年，则多出185倍，尽管股票价格下来了。报告发现：巴克莱银行有400余人年薪超过100万英镑，而在整个日本拿到这么高工资的所有公司高管人数也不到300人。有时这些人的薪酬涨幅十分惊人：2011年英国石油老总的薪酬比1979年老总的上涨了3006%。巴克莱老总的薪酬则同比增长了4899%。
国家可能陷入经济危机，但英国公司却掌控着数千亿英镑的财富，投资能力势头不减。性格乐观的董事长研究所主任西蒙·沃克说：“我希望看到这笔钱用于投资，我想它们会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把公司税削减到西方国家最低水平只是徒劳无益。公司有大把大把的钱，进一步减税只会白送给公司更多的钱，而公司却不愿意把钱投到本国经济上。
相比之下，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前，工人们的工资维持在原位不动甚至在下滑。从2003年开始，除伦敦之外的所有地区，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都在下降。从2004年开始，社会中下阶层的工资原地踏步，而对于最底层那1/3人口来说，工资则在下降。36而与此同时，大公司却在获得创纪录的利润。执政联盟上台后（2010年）的三年内，英国工人工资严重下降，平均下降5.5%，下降幅度在欧盟27个国家里排名第四。37这个趋势很具破坏性。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捞取的钱放进银行账户或避税天堂，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却不得不把挣得的每一个英镑花掉。38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英国经济中的消费和需求越来越乏力。
即便是工人的工资在下降，财富却继续被精英吸走。2014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显示：最富有的1000个英国人的财富在五年内翻了一番，而同时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则在下降。2010年，政府开始削减公共开支，而最富的1000人的财富却增长了30%，第二年又增长了20%。2013年，这些人的财富又在原有的4500亿英镑基础上增加了350亿英镑。现在，前1000名富豪的财富——按相对数字计算——比1989年富豪榜首次发布时增长了八倍。
2009年，戈登·布朗在工党政府苟延残喘的日子里实施了新的50%边际税阶，征税对象是每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人，即挣钱最多的1%人口。民众广泛赞同这一措施。民调显示，七成英国人支持这一政策。而大公司则暴怒，发起了一项抗议运动来捣毁这一政策。抗议逐步升级，直到同情大公司的执政联盟上台。537名公司老总在2012年2月底把一封共同签名的信交给了《每日电讯报》，敦促下调税收门槛，强调政策要“考虑到目前英国的经济形势”。他们说，这项税只会“减少政府收入、破坏经济、有损公共服务和慈善事业”。这封信结尾呼吁：“作为生意人，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和第三产业兴旺。取消50%的税率能表明财长鼓励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愿意刺激产业发展，这也有利于政府的保增长计划。”
这里，武断被打扮成了事实，好让英国民众相信富人少缴税对民众有利。但风险投资家伊琳·博比跟我讲述了税率从50%下调到45%以后出现的情况。她说，同她打交道的年轻企业家们对最高税率没有丝毫兴趣。她解释说：“他们不在那个范围内，那项税收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只关心有没有人支持他们想做的事情。”她补充说，达到收入税起征点“对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享有自己从未奢想过的财富。39
这是玛莎·雷恩·福克斯赞同的观点。玛莎是英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在网络经济蓬勃兴起之际她与人合作开创了“最后一刻”网店（lastminute.com）。她干得很好，住在伦敦超级阔绰的马里波恩（marylebone）地区，她戏称自己的住址是“新权贵宫”。我采访她之后不久，她被选任为上议院议员。一个女仆端上来咖啡和饼干，我们坐在她装修华美的房间里聊天。41岁的雷恩·福克斯魅力很足，也很会自嘲。2004年在摩洛哥度假出车祸之后，她在自己屋里走动都得借助拐杖。她说：“没几个企业家总是关注个人财富。现实情况是，创业者往往住在地下室里，手里拿着张纸，上面是计划草稿，或者想办法拿到银行贷款，或者筹集资金。勇敢的企业家和平常那些坐拥千万英镑的富豪毕竟是两个概念。”
政府压低最高税率的一个关键理由是最高税率适得其反，它让政府拿到的钱会更少，因为富人们总是能想出迂回之策不吐钱出来。但如果英国不是一个按照富人的意愿和利益来进行政治辩论的国度，那么这种持续的逃税必将招致民众打击逃税的呼声。政府的说辞无论怎么看都是很误导人的，因为那些受到上涨影响的人会使用一种一次性的被称作“抢先”的策略来逃避新税。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他们把收入计算到新税收政策开始实施的前一年：根据皇家税收与关税局的数字，180亿英镑的收入被以这种方式提前。在新税收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关于政府收到的税得不出什么结论，因为避开新税的花招不能二次使用。
当戈登·布朗实施新税后，媒体——那些会受新税法影响的人经营着这些媒体——将其宣传为对中产阶层的打击。《每日电讯报》的一个标题是“对英格兰中产阶层的野蛮而毫无意义的攻击”。这种说法很奇怪，因为英国人的中位年薪是2.1万镑，仅相当于50%税门槛的1/7。《每日邮报》称这是“嫉妒政治”的回归，而《太阳报》则把该税法称为“对财富创造者的袭击”。
这种说辞也是建立在一种武断之上，即那些富人们都是完全靠着能力和决心才出人头地的，那政府凭什么要惩罚有能力又能干的人呢？有些企业家坦言自己如何依赖他人和机会。玛莎·雷恩·福克斯坦诚地说：“我觉得盲目尊崇创业者或企业家是很危险的事。没有哪个异常成功的企业是靠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某个企业仅靠一个人，那它就称不上是成功的。”她强调说自己的公司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是真正的团队精神，参与其中的人们都很有才干。我们有明智的做法，也有过糟糕的做法。”她还指出了她信赖并依靠的有利条件，“我很幸运受过教育，也很幸运能有信心把一个主意付诸实施。我很幸运有一套公寓房，我可以把它租出去，这样我就不至于急着要公司赚钱。这些全都是运气而非才能。所以，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特权在许多时候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对于上层聚敛财富至关重要：没有来自下面的势均力敌的压力。这是工会运动遭受失败后留下的后果之一。40年前，处于弗朗西斯·奥格拉蒂位置上的人可以名正言顺地称自己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奥格拉蒂当时是工会联盟秘书长，也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个女性。早在1968年，工会联盟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来庆祝成立100周年。小册子夸耀说：“一个小的辩论会成长为英国工会事业的全国性代表机构，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参与主要社会服务的提供，以平等身份同资方代表进行会谈。”
今天，工会很难说有这些权力了。会员人数已经比高峰时（1979年）下降了将近一半。2013年倒是的确增加了5.9万人，但这也只是十年内的第一次。在私营领域，情况就更糟了。仅有14%的工人是有组织的，且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以前公有领域的工人。他们的部门后来被私有化或外包给了私营部门。在***主义大行其道前夕，有八成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款是由集体谈判达成协议的。但这个数字现已降至不到三成。弗朗西斯·奥格拉蒂说：“我认为我们在那一阶段没能有效应对权力缩水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我们代表的人口比例实际上在减少，但这一事实被经济蛋糕在变大这一事实掩盖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工会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反工会法的实施，正如托尼·布莱尔一次吹嘘的，是“西方世界对工会最严厉的限制”。反工会法搞得工会无法为它们所代表的劳动者维护权益。全日制就业的终结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工作不保准的日子里，工会的声音越来越弱，因为许多工人宁可忍气吞声，任由工资缩水和工作条件变差，但求能保住工作。在1980年代中期，大工会遭受失败，矿工工会是典型例证，它以前被看成是近乎无敌的。工会失败让人们感到工人抗争是徒劳的。而英国工商业精英的本质发生了转变，这也妨碍了工会代表工人利益。
外国人控制越来越多的英国公司股份，股份易手的速率也越来越快。“资本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奥格拉蒂辩称道，“从工会的视角看，资本市场已经割据化了。越来越长的供应链和人力资源部门是最快被外包出去的。坐在房间里跟你谈判的就是实际掌权的人们，这很难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人盾，保护越来越集中的资本，而工人们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讨回应得的股份”。富人阶层的组成越来越复杂，工会也越来越难以使用集体权力来为工人们争得更大的权益。
缺乏来自底层的压力使得权力越来越向工商精英们偏移，不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社会上。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劳动者手中拿走。工会联盟的一份研究表明，550万英国工人签了零工时合同，40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缺乏退休金和带薪假这样的基本权利。这仿佛回到了20世纪初的日子。当时的船坞工人每天一大早就赶到船坞，在近乎绝望中等待有人找他们干活。劳动者被当成可以随意使用和抛弃的商品，他们的基本权利很容易被剥夺。其他劳动者则以“个体”身份注册，他们的数量在2000～2004年间增加了100万。但他们缺乏稳定的有体面收入的工作。根据决议基金会的数据，英国个体劳动者的收入在2006年后下降了1/5。经济危机后成为个体劳动者的英国人中有九成每周工作不到30个小时。41这些劳动者缺乏其他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如病假、带薪假和退休金等。
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美国的就业保护记录比英国糟糕。但当卡梅伦的执政联盟2010年上台时，工商精英们看到了把权力拉向己方的新机会。作为剥夺工人权力的新一轮攻势的一部分，保守党雇用了阿德里安·毕克罗夫特。毕克罗夫特远非超然事外。他是私募基金大亨，其投资包括合法的高利贷公司万卡，他还向保守党捐助了50多万英镑。《毕克罗夫特报告》建议剥夺在一份工作的头两年内被解雇的工人诉称不公正解雇的权利。报告还进一步建议应该允许雇主随时给工人一笔钱打发走了事，而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政府不仅提高了诉称不公平解雇的资格时段，还提高了工人起诉雇主的起诉费。改革再次被包装成国家利益，并声称这有利于创造就业，尽管约翰·菲尔伯特人力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认为“这只会在经济周期内使就业更不稳定。”42
但对董事长研究所所长西蒙·沃克来说，《毕克罗夫特报告》是“有道理的，不管它多么不受欢迎，我都要说，它是有道理的”。他提倡将现有的保护工人的法律压低到标准水平，因为他相信不可能“为坏老板制定规则”。他的观点是市场能决定一切。他辩称：“我想如果一家公司名声不好，那就会越来越难招到人愿去这家公司工作。”沃克显然是在虚幻地认为数百万工人被充足的就业机会惯坏了，或者觉得工人们能判断哪个老板更仁慈，然后决定到他的公司去上班。这种狂想只能说明，上层人士离广大工人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
卡梅伦政府（2012年10月）采纳的另一项政策是让工人们出让工作权，把它换成股份。即便是一些工商精英也认为这有点太过分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英国商会主席约翰·朗沃斯说道。他批评财长的政策班子是一群“狂吠的家伙”。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手拈来的逃税花招：如果股份赚钱了，公司就可以免缴资本收益税。43
但是，这些“狂吠”的建议能被采纳和实施。这足以让人们看清今天的权贵是什么货色。昭然若揭的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被转移给工商精英，不管他们要还是没要。高高在上的阶层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不必缴税，而民选的政客是应该敦促这些人缴税的。如有必要，他们会合伙使用权力，让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么是从民众那边赢得更多的让步，要么制衡对其地位的挑战。
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是霸权性的，无人能挑战的，以至于被认为是常识。这种默认的常识是没有人敢背离的，除非你是偏执乖张的家伙，或者是一个政治史前动物。它有自己的逻辑：对富人减税、私营化、剥夺工人的权利既是手段，更是目的。智库和公司化运作的媒体不停地为其提供思想支持，把公司精英们的利益描述为同国家利益相一致。大公司不仅资助政党和智库，还在某些领域跟国家机器打成一片。由于没有一个势均力敌的有组织的力量——如被急剧削弱的工会，权力和财富就会越来越转移到上层手中，且制衡越来越少。
如果没有什么力量能挑战权贵的意识形态，还有大公司及其帮凶对政治的主导，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当英国的金融精英们把国家抛入经济灾难后，这一进程又变本加厉了。但英国的权贵们很清楚：最终为危机买单的是劳动者，而非制造危机的人。下面还有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情形，帮助我们看清在这个国家权力是怎样运作的。
【1】“黑领结辩论”是牛津辩论社（the oxford union）每周组织的社会议题辩论，也会邀请名人来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