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金融城，你可以感受到权贵的心态最纯粹的体现。一方面，英国的金融领域充斥着对政府的反感，以讨厌缴税和仇视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为特点。另一方面，金融界又依赖政府，集中体现在政府救市上——那是2008年的事，政府拿出公共资金救活了风雨飘摇中的金融城。在这里，人们不仅为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而鼓掌欢呼，还以此为荣。金融城随处可见这样的行径：人人为己，残酷的同类相残，跟政治权力勾肩搭背、亲密无间，对淘汰出局者冷漠不理。但是——可能最让人吃惊的莫过于——人们感觉到这里对上层有一套规则，对于其他人则另有一套规则。
2008年金融崩溃之后，政府出资救助银行，但几乎没有附加什么条件，也没有什么问责。相比之下，在随后的紧缩计划中，政府给社会底层的支持却越来越缩水，即便给救助，也附加了严苛的条件。拿布瑞安为例，他是金融危机后成千上万的失业者之一。跟其他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一样，他被要求写一个“求职日记”。每周找工作的补贴是微薄的71.7英镑，领了两个星期补贴后，他的日记被送回，随附的一封信告诉他：他的福利将被叫停，即“福利制裁”，而他还得继续按照找工作的规定去做。至于什么原因，信里没提。布瑞安拨打通知里的电话，对方也没有解释，只是说已经把他的情况交给了“管事的”，让他等消息。
最后，理由来了。跟其他失业者一样，布瑞安被要求使用政府的全国求职网站，该网站据称能把雇主和求职的人匹配起来，一周五次。他遵循了这些要求，在提供的“求职日记”里写下了他采取的步骤。但他没能在在线日记里留下说明，因为没人告诉他需要这样做。他的顾问认为把福利暂停四周够严厉的，并帮他发了一封上诉信。布瑞安等了两个月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打电话问时，也只是被告知这项决定将被继续执行。布瑞安说：“说句实在话，失业也许是我一辈子最垂头丧气的日子。我从14岁开始送报，后来又到夜总会，有时还干第二份活儿。一直到28岁，我还没失过业。但就业中心办公室的人可不管这些，他们好像根本就不愿看见我。整个过程让你感到抬不起头来。”
布瑞安绝非个案。格林来自曼彻斯特，以前是燃气安装工，他的失业福利在2013年圣诞节前三个月被暂停，一分钱也拿不到。他错过了一个签字日，因为他当时正在通过息汰（seetec）找工作，息汰是政府雇来的一家负责“从福利到工作”的公司。还有桑德拉，她有残疾，和女儿一起住在格拉斯哥。桑德拉收到一份表格，问她是否和别人住一起。她以为这里指的是生活伴侣，所以就说不是。后来她被叫去参加“守规情况面试”。由于女儿没有接受全日制教育，桑德拉被剥夺了享受每周50英镑严重残疾补贴的资格。丹尼住在伦敦南部，神经出现严重问题后，他曾享受过福利。但后来他的福利被叫停两周，事先也没有人通知他。原因是他错过了一次面试机会，而他的顾问忘了通知他了。他回忆说：“这可真是够煎熬的，他们给你施加很大的压力，威胁你类似的情形还会再来。这对我精神打击很大。”
政府对这么多没工作的人实施制裁，以至于这种做法势必受到公众关注。60岁的退伍老兵史蒂芬·泰勒曾志愿为英国皇家军团卖罂粟花标志的纪念徽章，为战友们筹钱。他无数次申请工作，都没成功，其中包括他卖过罂粟花徽章的超市。他被制裁了四周。1
玛丽和孤独的父母亲在就业中心工作，在这里代表“公共商业服务”工会的工人们。她告诉我：“管理层的霸道行径无处不在。他们之间在竞争，看谁的团队制裁得多。”要是哪个职介中心比其他地方制裁的人多，那他们就会“欢喜开心”。压力不仅来自管理层，还来自小组长们。这里的氛围是：你要是制裁得不够，你就“让大家没面子”。其中的变化可谓大矣：在世纪之初，她在工作和退休金部工作时，制裁被看成最后的办法，是一种失败。可现在越来越依赖制裁了。她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可言，纯粹就是存心惩罚没有工作的人。”
数字讲述的是凄凉的故事。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86万人被制裁，比工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增加了36万。这对某些群体的打击尤为严重。慈善机构“无家者链接”宣称，将近1/3的拿失业补贴的无家可归者被制裁。在紧缩政策期间，将近100万英国人接受食物银行的救助：在地球上第六富有的国家里，许多最穷困的公民竟然买不起食品。特拉塞尔信托（trussel trust）是英国最大的食物银行，根据它的数据，一半以上的接受救济的人依赖施舍充饥，因为他们的福利要么被削减，要么被叫停。
金融危机没能撼动权力层的根基，而是凸显了他们的价值观。金融界的“喉舌”《金融时报》在危机开始六个月后宣称：“对银行家的惩罚走得太远了。”2但是，即便是政府有惩罚银行家的冲动，也没有将它付诸实施。而那些被惩罚的恰恰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包括因为危机而失业的工人，而危机恰恰是那些据称处于困境的金融家们造成的。失业者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视为犯罪的人，其行为稍微被认为是不符合规定，就会立即招致警告。
那些应该对英国的经济灾难承担责任的人却没有受到制裁或惩罚。他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贫困，日子也没有不好过，更不用依靠食物银行来填饱肚皮。在很多例子中，他们活得比以前更滋润了。失业人口要得到政府补贴必须满足不少附加条件，而被救助的银行家却无须面对严格的附加条件，他们得到的公共资金也十分宽裕。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伦敦金融城开始庆祝重返兴隆时代，一些个性化车牌在彭博（bloomberg）金融新闻栏目里打广告。buiimkt需要2.5万英镑，而buiiesh则仅需要1.5万英镑。
这场危机表明了法律是站在哪一边的。凯尔·斯达莫是英国的最高检察长，他在2013年9月提议对骗取福利的惩罚可以延长至10年刑期。被骗取的福利仅占英国社保开支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法律却任由金融大佬们的贪婪和私利把世界抛入经济混乱之地。下面看看2012年年中曝光的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事件。这一丑闻揭露了银行家们肆意调整利率来牟取私利。人们甚至还要辩论这在英国法律体系中是否违法。到2014年年中，还没有提起任何公诉。甚至连英国银行业游说团队的一位领军人物都私下跟我说，这有点蹊跷。“要是穷人们在福利补贴上这样搞的话，他们早就下狱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说道。
但失业者在权力核心里没有自己的说客。没有哪个政党从穷人们手里拿资助金。也没有哪家知名智库或维权人士来替失业者说话。而金融精英们却扼住了权贵的咽喉，他们共有的意识形态毁了英国经济，遭殃的却是别人。
我在苏活区的一家咖啡屋里见到了希达思，他对于和我谈话这件事有些紧张，以至于想让我签一份将他的身份保密的协议。几乎每位跟我谈话的金融城从业者都是这样。不愿透露姓名是因为他们还得在这个行当里干下去。另外，他们好像觉得，一旦站出来透露真相，自己就违反了行规：英国金融界的沉默法则。
希达思的口音比较混杂，印度、英国和美国口音都有，表明他在好几个地方度过了童年。他是印度外交官的儿子，父亲指望他进入外交界，十几岁时，叛逆的他选择了金融领域。2004年，他参加了巴克莱银行的研究生项目，同学当中不乏跃跃欲试的大学毕业生。当时英国金融界还被四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困扰，这一阴影其实是后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前兆。在巴克莱晃荡了几年之后，希达思被一家世界级投资银行猎去。希达思再次请求我不要把这家银行的名字说出来。“我干了几年，你看看我的白头发就知道了，”他做着手势讲，“2008年，因为世界局势变了，市场糟透了，我有点筋疲力尽了。”
那年秋天，金融危机骤然降临：以前只是雷声滚滚，看似虚张声势，这回却由次贷危机引发，一发不可收拾。雷曼兄弟岌岌可危。“监管部门在周五（2008年9月12日）抓起电话打给各大银行，就问一句话：雷曼兄弟撑不到下周一了，你们想买吗？”希达思回忆说。当时他正在一家大银行的并购和购买部工作。在雷曼兄弟崩溃前的那个周末，他跟其他竞争者一样，算计着接管雷曼兄弟是否可行。
这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任何接管或政府救市都不行。2008年9月15日，银行家们鱼贯走出雷曼兄弟位于金丝雀码头的伦敦总部，手里提着一箱箱的物品。一个存在了158年的美国银行，挺过了美国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还是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希达思目睹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代是如何开始的。他两眼放光地说：“要是看看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那我在的地方可能是最棒的。你会感到肾上腺素在往上蹿。”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他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在办公室里熬夜。“你是靠肾上腺素撑着呢。这真是令人称奇，甚至是让人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世界会变成啥样，但你身处风云变幻的最紧张时刻。”回头想想，整个风云聚集的过程他其实都看见了。“直到2007年上半年，所有的银行都疯狂地壮大，它们劲头十足，特别是在并购收购这块。谁都想达成并购协议，因为那是壮大业务的最好方式。那时候时兴说：‘好的，你知道，我们想迅速做大，我们想尽快实现增长，咱们立马把谁谁买过来吧。’”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进，人们的想法彻底变了。“基本上是在2007年的5～6月间，人们开始后撤，并且说：‘好的，你知道，这回可不是闹着玩的。’然后就是2008年9月的大崩盘，雷曼兄弟先完了。”
事后回头看，人们容易产生错觉：似乎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有明显的征兆，且不可避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人们居然没有看到山雨欲来。“我记得读过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关于1929年大萧条的杰作。当时我就想，哈哈，人们怎么可能没看到这些征兆呢？”当金融危机来袭时，工党财政秘书安吉拉·伊格尔这样说，“我们都身陷其中，谁都没能逃脱。”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序幕早在2008年之前就拉开了。
最近几十年，伦敦金融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但远在1980年代之前，人们就没少批评金融城的地位。经济学家张夏准说：“在19世纪晚期，许多人就说英国工业比德国、美国落后，原因就是金融城的势力太强了。金融界对长期投资不感兴趣，英国的公司发现越来越难以动员资本家到大规模的重工业和化工业投资，而这二者当时正是新兴产业。”一战前夕，英国的工业实力被德国超越。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跟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比，英国工业投资严重不足。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保险业的中心，金融领域从英国所处的时区中受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时间处于美国和亚洲各证交所之间。不过，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建立的战后新秩序里，伦敦金融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和管理。“金融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像是教皇在莫斯科一样怪诞。”艾德礼曾这样宣布。3艾德礼政府在1946年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直到1970年代，英国金融服务的增长率低于经济的其他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管理的结果。
“曾有一段时间，政府对金融业施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管制，”常驻伦敦的异见经济学教授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说，“这段长期的繁荣，即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跟金融受到压制有关。”由于受到限制，伦敦金融城不是战后共识的核心要素。但在1970年代早期，这种管理架构开始解体。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运作，该体系用固定汇率体系管理商务和金融。各国把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挂钩，保持汇率长期稳定。但是，美国经济面临持续危机，因为历届政府拒绝为越南战争和国内社会性项目买单。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突然终结了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了汇率的稳定和利率的稳定，”拉帕维查斯教授说，“这对管控金融来说非常重要。现在这种全球管控架构已经不存在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金融世界悄然而至。
那一年英国还发生了一件重大转变。时任财长的安东尼·巴伯强行通过了一项新的货币政策——竞争与信贷控制条例。该政策实质上是允许银行想放多少贷款就放多少。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找到了安·派提佛。她是1980年代领导大伦敦理事会（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工党议员肯·利文斯通的顾问。她与人合作创办了“福音两千”（jubilee 2000）第三世界债务减免运动，现在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心（prime）主管。我们在考文特花园的医院俱乐部里见面。来这里的都是很时尚的艺术人士。“从那时起，对信贷的管控就开始瓦解了，银行可以放贷了。”派提佛解释巴伯的货币政策，她的口音告诉我她来自南非。“1971年前，如果你想贷款，你得找银行经理，花上几个小时跟他谈判，他会认真评估给你贷款的风险之后，才有可能答应你。1971年后，银行甚至可以不受管控和限制来创造信贷。”信贷像水一样被注入英国经济，因为市场上钱太多，而产品和服务有限，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
随着***主义帮助塑造了新权贵，金融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在某种意义上，新权贵代表了金融资本对制造业资本的胜利。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英国保守党阵营在历史上曾对伦敦金融城有过疑虑：在20世纪，许多保守党政治家甚至还曾鼓动政府限制金融资本流出金融城。但是，在1979年入主唐宁街的前一年，***发表了一次演说，赞扬金融领域对经济的贡献，称“这不是政客们的成就，因为金融城提供的服务不需要任何补贴，也不需要政府暗中贴补”。考虑到金融界后来会从耗资巨大的政府救市中受益，这里面的“补贴”压过了政府给其他任何部门的补贴，***的这番话现在看起来绝非一般的胡诌。它表明，在***主义的怂恿下，金融城走进了新权贵的内心：颂扬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私营主义将成为英国官方事实上的信条。说到金融城，***称以前所有政府做的就是“给金融城的进步设置障碍”。所有这些障碍都将被撤掉。4
在1979年***大选获胜前夕，伦敦证交所上的股票简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股指支持玛格丽特！”《伦敦标准晚报》这样声称。5***没有让支持者失望。她迅速废除了资本管制，或者说取消了资本流动税，意味着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进出英国。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而民选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在减弱，因为市场不欢迎的政策会突然导致资本外逃，这不仅无法遏制，还对经济有害。
***早期的去通胀政策——使失业人数升至400万——让一部分传统工商业精英们不高兴。特伦斯·贝克特是cbi主席，他的机构是英国工商界的主要“喉舌”。有着制造业背景的贝克特这样表达不满：1980年他呼吁同***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徒手搏击”，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英镑坚挺，它让英国制造业日子不好过。但金融城对***的政策非常满意。正如保守党的一位内阁大臣伊安·吉尔穆尔所言，“严酷的财政挤压”是为了让“金融城满意，向金融城显示***和她的幕僚们在去通胀问题上很强硬”。6“非常感谢您坚决支持政府的政策。”***的议会私人秘书伊安·高在1980年10月对伦敦证交所主席尼克拉斯·古迪森这样写道。71980年代，金融城很兴旺，而制造业则被高利率和英镑坚挺搞得摇摇欲坠。英国天然气这样的公共服务设施被私营化，这也让金融城受益，因为大银行帮助监管大笔大笔的公司抛售交易。金融领域越来越向权贵的核心地带靠近。
1986年，金融城的崛起又得到了一系列措施的助推，这就是后来所知的金融“大爆炸”。到这时候，***春风得意、高高在上：她已经赢得了两次大选，还打败了矿工们，让工会运动服了软。作为“大爆炸”的一部分，***政府撤除了股票经纪人和市场制造者（常被称作“股票定价者”——他们为股票买卖制定价格）之间的障碍。技术上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包括采用电子交易。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公司可以为外国人或公司所有。投资银行和大牌银行合并，高盛这样的外国投行开始让英国对手们相形见绌。
跟希达思一样，在“大爆炸”前一年加入金融城的达仁也坚持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防毁了前程。他在老家南安普顿的一家电视购物商店里干够了，决意逃离。幸运的是，他有朋友和亲戚帮忙。他一位同事的妻子在伦敦金融区工作，他父亲在一次宴会上跟几位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人帮他递了个话。达仁就开始了在伦敦金融城的职业生涯，一开始是做证交所的交易员。他回忆说：“那是一个层级很严格的工作。人们带着各样的标牌，银色牌表示你职位很高，是证交所的成员。蓝色牌表明你是有授权、可以做交易的。黄色牌表明你是实习生，你可以跑动，问问价，但不能交易，且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取送三明治和接电话上。”当时，主流群体是两类：一类是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另一类是来自伦敦东区的“土孩子”。没几个大学毕业生干这行。“‘大爆炸’改变了一切。”达仁这样讲。他成了衍生品或复杂金融产品交易员。公立学校校友的圈子被打破了，这回形成的新权贵不再靠以前的个人背景来维系了，而是靠共同的思维方式。交易大厅不再像以前那样人头攒动，因为业务都让位给了电子交易。“大爆炸”后的金融城比以前更能迎合高端需求，钱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伦敦的金融心脏。
张夏准说：“伦敦成为一个准离岸金融区。”由于制造业无人关照，人们愈发感到财政部依靠金融领域的收入，而金融业的游说能力也就越来越强。来自金融业的收入也正好为权贵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让他们能够保护和巩固金融城的霸权地位。
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们赶下台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此事再次表明金融市场已经有多强大了。那年，保守党政府让英国进入了欧洲汇率机制（erm），把英镑的价格和德国马克捆在一起。这一举动的主要支持者是伦敦金融城。金融城相信欧洲汇率机制能降低通胀，并对英国的收支平衡有好处。8但欧洲汇率机制的成员身份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各国的利率和通胀水平差别很大。英国有“双重赤字”：政府有财政赤字，而项目也经常有赤字。1992年9月16日，乔治·索罗斯、银行和养老金基金之类的投机者开始抛售英镑，因为他们赌定英国不可能继续满足欧洲汇率机制要求的经济水准。为了支撑英镑价格，防止英国被踢出欧洲汇率机制，英格兰银行每小时拿出价值2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最后，价值150亿英镑的外汇被抛出。在仅仅一天内，利率就从10%到12%，后又到15%，努力让投资者买入英镑。然而这些都是徒劳。
努力全白费了。保守党政府坚定地支持市场和金融领域，但凭这些都救不了它们。正如当时的内政大臣肯·克拉克所言，“我们无能为力，市场和突发事件左右一切。在那一天里，我们显然就是大海上的漂浮物，被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抛来抛去。”他这头儿提心吊胆，金融家们在另一头儿却为自己能搅动市场而欣喜若狂。金融城的一位市场交易员马克·克拉克这样说过：“金融城里有一种敬畏的氛围，市场居然能跟中央银行交手，而且还能赢。我简直不敢相信。”9英国被羞辱性地逐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投机者们跟民选政府作对，而且战而胜之。索罗斯一个人就从英国攫取了10亿美元。这是政府与金融界的一场新的较量，教训发人深省。
讨好金融城的不光是保守党。整个政治精英层都前来拜谒英国的金融大咖们。当然，传统上工党对金融家们的态度总是既不喜欢又不敢得罪。1970年代，尼尔·金诺克成为工党议员时，当时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政治盟友哈罗德·里威尔对金诺克说：“年轻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爬到工党高层，只要你对金融城或者奶牛们了如指掌。因为如果说工党需要熟知的领域有两个的话，那就是金融城和农业。”
但随着工党被***主义者把持的保守党挤压得步履维艰时，工党自己也改弦更张了。在1990年代早期，当时的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和工党知名人物莫·摩兰姆开始了一场“大虾鸡尾酒攻势”，讨好金融城里的关键人物，请他们参加私人聚餐或聚会。促使工党高层人士发生这一转变的是一种宿命心理：目前的政治经济现实是金融城颐指气使，工党必须采取新立场。“‘大爆炸’确立了这一格局。当一样东西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你却想着它没被创造出来该有多好，这样想是没有意义的。要紧的是想办法适应它。”安吉拉·伊格尔这样说。当我问她这是不是后悔的缘由，她的反应很有启发性：“有时候想想，是这样。但是现在说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从最初就看出来，就像卡桑德拉【1】一样。”不管工党的做法和说法是不是有道理，一向就很强势的金融城在新生权贵的呵护和默许下，最终获得了一个谁都拿它没办法的地位。
1997年工党上台后，制造业继续凋敝，而金融城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权贵的意识形态为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辩护，并确保无人能挑战金融领域。“金融城权力很大，对其他英国权贵，特别是对政治权贵，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安·派提佛说道，“这种权力把控心理、把控社会、把控金融、把控政治。”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赞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勋爵的政治履历丰富多彩：他曾在上议院任保守党财政部发言人，尽管他在2001年离开了保守党。他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也是紧缩经济学的一位知名批评人士。我在上议院的一个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头发花白，七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爱咧嘴笑。他一边跟两位同事随口聊上几句，一边回答我的问题。“这更像是大家共同持有的某种态度，很难确定是什么东西，但那些东西肯定在公众认可的范围之外。”他这样谈论金融城的权力。“意识形态很重要，我说不清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确切关系，但毫无疑问，布朗认同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金融城不需要太多监管。他们认为金融城可以自我监管，认同有效市场理论。于是，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确立一个通胀目标。”这一意识形态最初是那些呵护金融城的人提出的，他们直到1970年代末期还一直被边缘化。1947年在佩勒兰山会面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观点，已经成了金融城的交易者、银行家和政治家们的信条：“政府不插手，市场最繁荣。”这是他们的口头禅。所以，最好让金融城按部就班地挣大钱。
身为反对党的保守党要求对金融城更少监管，并在2007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放开英国，让它自由竞争》。但是，时任新工党财长的戈登·布朗对金融城卑躬屈膝，其媚态不输任何保守党政客。“在我担任财长的10年内，”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布朗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跟金融人士的一次晚会上说，“我年复一年地看着伦敦金融城在你们的努力下，凭着机智和创造力成长为世界领袖。”戈登·布朗2007年成为首相后——曾担任他助手的达米安·麦克布莱德说——金融大咖和媒体大佬是布朗最愿意见的人，尽管反过来不见得如此。“戈登会被邀请参加宴会，他会坐在巴克莱银行前董事会主席鲍勃·戴蒙德之类的人身边。”这样的聚会是不对外公开的，也没有公务人员记录。“如果你是戴蒙德之类的人，你肯定会想：‘他知道我是谁。’谁也说不清这会有什么影响。”
工党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从金融领域来的税收可以用于资助社会项目。“随着经济稳步向前，金融城就成为一项收入来源，”斯基德尔斯基勋爵这样说，“这就可以使他（布朗）能有钱来搞公共服务。所以这是一种腐败关系。你可以称之为布朗的浮士德式交易，就像布莱尔同默多克的浮士德式交易一样。这就是新工党的逻辑基础。”
从这里能看出意识形态理由是怎么回事：有时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是建立在权宜之计和幻想之上的。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金融城是一个“顺周期行业”，意思是说它把经济的波动放大。例如：在经济萧条期如果少放贷，危机就会加重。但是，这份报告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由于逃税在金融领域十分普遍，它在“繁荣时期提供的税收收入非常少”，而在危机出现时，纳税人却不得不拿出大笔的钱来救助金融领域。2002～2008年间，来自金融领域的税收收入约为1930亿英镑，平均起来，只占税务总收入的6.8%。制造业纳税人数多，逃税少，所以制造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是金融业的两倍。10但自从***时代以来，政治精英在金融界面前俯首帖耳，金融界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经济绝对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制造业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制造业雇用更多的人，纳更多的税，却被痴迷金融领域的政治精英们弃置一旁。
政治精英们竞相谄媚金融城，难怪银行家和交易商们无不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金融城里夜夜上演花花世界的场景，天天弥漫着花天酒地的气息。达仁在危机前一直在金融城工作，最终到了苏格兰银行。他回忆说，金融城是“一个离奇的世界。即便在危机期间，你也能听到许许多多的对危机满不在乎的幽默。人们还是很超脱的。这里的人们并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因为他们有大把大把的钱。正常法则在这里不适用。交易所是一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同性恋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的行为规范跟别的地方不见得一样。”尽管他已婚且是个直男，达仁也经常被说成是个同性恋，因为他不做那些炫耀猛男气质的事，也不参加膝上艳舞俱乐部的聚会。“交易所里没几个女的，她们要是从办公桌前走过，人们都会斜着眼瞟一眼。”
思想先锋们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被金融领域推崇备至。“贪欲是第一动力，”达仁说，“人们就盯着红利，你天天都跟钱打交道；你每天都用钱来衡量你的成功程度，也就是说今天你挣了多少，这周挣了多少，然后是这年挣了多少。你想的是钱，谈的也是钱。这里的人们觉得大饼是他们做的，他们就有权来吃块大的。”
作为一个不出柜的同性恋男子和“一个不情愿的投资银行家”，工人背景出身、来自埃赛克斯郡罗姆福德的吉姆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发现自己的行当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歧视。“在交易所里，你仿佛置身于一个游乐场。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和种族歧视令人瞠目。”最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在由贪欲构成的泡沫里工作。“这里人们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点总是让我吃惊不已。”他回忆说。1987年，***的财长尼格尔·劳森把最高收入税率从60%削减到40%时，金融城里欣喜若狂。“这是彻头彻尾的贪欲，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人们只想着如何少缴税，比如把红利早点发出来，等等。”
银行的结构设置助长了这种贪欲的机制化。“成本飙升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提拔自己下面的人，给自己下面的人加薪，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也就可以多拿钱了，”英国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詹姆斯说，“例如，如果我想得到更高的工资级别，我就提拔我底下的人，让他们拿到更多的工资。多提拔人，多涨工资，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2000～2009年，美国银行系统充斥着热钱，因为中国的银行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这些热钱不断涌入，“不差钱”的美国银行向穷人们卖出了大量的“次贷按揭”，尽管知道这些穷客户根本就还不上借款。有些交易甚至还有“资金偿还假”，就是说客户三年不用还贷。这让许多人期待着房价会很快上涨，他们把房子一卖就赚钱了。
美国的银行突然间来了大量的“次贷按揭”业务，让它们应接不暇。于是，评级公司发明了一套公式，在假定能收回成本的前提下，评估如何进行“次贷按揭”业务。那些收回成本的实际概率很低的客户都被评估为具有99%的偿还可能性，只要他们按照一定的结构来申请并使用合法实体来申请。实际上是垃圾的按揭书被评为aaa级，这样做符合信用评级公司的利益：每多发一个好的评级，它们拿到的评级费就比正常情况高出好多。大的投资银行培训自己的员工操纵公式来造假。这看似一个双赢安排。信用评级公司拿到了优厚的报酬，银行总裁们很高兴，因为利润大涨。在这场争夺“次贷按揭”业务的狂奔中也有英国银行加入。新权贵们把银行变成了巨大的赌场，用别人的钱来疯狂押宝，只想赚更多的钱。但当低收入的美国人开始大批大批地债务违约时，多米诺骨牌便开始一张张倒下。
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看到危机将至的精英人士之一。但是，由于跟权贵的行事方式不一致，他被边缘化了、被忽视了。2006年6月，他被任命到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自1997年起，该机构一直负责制定利率。布兰奇弗劳尔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绝大多数委员来自牛（津）剑（桥），而他不是。“每次参加会议，我就会听见人们说：‘我在牛津时如何如何，我在剑桥时如何如何’”，他回忆说，“我就回应说‘我在伯格诺时如何如何’。不管我是去伯格诺、去牛津还是去剑桥读书，你都应该同样重视我。我从最初那一刻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从一开始，布兰奇弗劳尔就明白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莫文·金不想让他在委员会干。“我从最初就感到不受尊敬，”他说，尽管他自己的简历——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教授——比金子还更闪亮，“我感觉他们在想‘你怎么敢进我们的圈子？’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经济该如何运作，布兰奇弗劳尔从最初就跟金意见不同。布兰奇弗劳尔被人嘲笑，因为他的研究包括幸福经济学。“从第一天，我们就开战了。”
1981年时，金是给《泰晤士报》署名发表公开信的364个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写这封信指责当时的财长杰弗里·豪的经济政策讨好金融城、去通胀措施过于生猛。但是，就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金渐渐变得拥护思想先锋们所宣扬的经济学，相信放任政策，任由市场自行运作。金是“典型的理论家，这类人对世界的真实情况关心甚少，”布兰奇弗劳尔说，“于是就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偏向。这些经济学家们正是金想要的。”有了金这样的意识形态偏向强烈的人在领导位置上，那些跟他意见相左的人肯定是会被悄悄地边缘化。
银行没有派专家去美国考察主要金融机构，理由是“市场自己就能运行，别干扰它”。布兰奇弗劳尔说。金认为美国经济不足为例，因为英国和美国早就“脱钩”了。他还犯了另一个致命错误，他相信即将发生一轮工资暴增，因为工会将动员工人们要求大幅度涨工资。“没有资料预示这个。”布兰奇弗劳尔说。在布兰奇弗劳尔看来，金的失败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很享受身为权贵的一员。“我时常想起的事就是：最让金欣喜的莫过于坐在温布尔顿体育场的皇家看台上。权力和特殊待遇是他的一切。”
那时布兰奇弗劳尔在美国工作，到伦敦来参加英格兰银行的月度会议。“我那时候太讨人厌了，”布兰奇弗劳尔回忆，“从2007年10月开始，我从美国一飞过来就对别人说：‘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形一夜之间就会在英国出现。’别人都跟我说：‘你疯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最怕的是通货膨胀。’”布兰奇弗劳尔被金孤立起来了。英格兰银行的职员们都不和他说话。他回忆说自己“简直就被当成了头脑不正常的人。我被当成弃儿，甚至一直到2008年9月，正如2008年9月4日（雷曼兄弟破产前11天）的一大段会议纪要显示，他们还在讨论为什么英格兰银行需要加息。”布兰奇弗劳尔坚持认为英国已经陷入萧条，他的判断随后得到了验证。威胁不是来自通货膨胀，但金却不这么想。金认为：如果物价的确在上涨，那在经济学上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提高利率，从而遏制信贷。真正的威胁来自严重的经济下行，所以必须紧急削减利率，来鼓励人们消费。
“从2008年3月开始，我们进入了193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三个季度。但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布兰奇弗劳尔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发现英国经济连续三个季度下行3%。他们没有看到百年间宏观经济学上最大的事件。他们应该对此负责，但从来没有人负责。”在布兰奇弗劳尔看来，这简直是“丢人现眼，无能至极”。但是，他也很清楚：自己必将被打入冷宫，因为他不认同英格兰银行的所思所做。
当雷曼兄弟崩溃时，仿佛冲击波将冲垮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在英国，政府人士相信，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提取现金的网点即将突然停止发钞。很具苦涩讽刺意味的是，在新自由市场时代，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在全球展开。正如布兰奇弗劳尔所言，“私营领域失败了，必须由公共领域救助，别无选择”。这是宏大规模的富人社会主义。救助这些银行的不是自由市场信条，而是政府。
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布朗是资深的银行业说客之一。“我生下来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银行说客。”他笑着对我讲。我们在英国银行家协会位于英国金融区心脏地带极其小的办公室里见面。论背景，布朗更像是思想先锋：他当过“政策交流”的主任，该智库由保守党资深成员创建，由右翼私营机构资助。他的职业生涯是“旋转门”的典型代表。他在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政府关系部门当过领导，当过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在bbc、《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当过记者。布朗对政府救助银行这事颇为坦诚。“正面我赢，反面你输。这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他说：“这里有个道德问题，银行基本上是由纳税人来保底的。它们挣钱时，股东和员工跟着挣钱。它们赔钱或倒闭时，股东和员工稍微赔点，银行破产，它们却没事。但纳税人得买单到底。这是个大问题。”
根据国家审计局的数据，政府救助银行的规模在高峰时达到1.162万亿英镑。11但这些银行并不对救助它们的人负责：纳税人在它们的董事局里没有代表。政府总是跟纳税人若即若离，而让银行为所欲为。关于这类救助举措，最令人吃惊的评论或许是英国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詹姆斯的话（为了保全职业生涯，他也要求对身份严格保密）：“这是工业级的公司骗局，且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詹姆斯的观点值得好好品品。对英国穷人来说，生活就是“不会游泳就得淹死”。如果每月都依赖万卡这样的合法高利贷商的百万家庭无法偿付债务，政府是不会出面救助的。恰恰相反，政府会派出行政管理人员砸他们的门，警告他们不还债就拿东西抵。穷人必须遵守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规律，而把世界抛入灾难的大银行则不用。它们有个安全网：政府会出来救驾。
政府对银行慷慨解囊，还不仅限于出资救助。由于迫切需要复苏经济，英格兰银行在2009年3月把利率下调到0.5%。这措施来得有点晚。但它有一个副作用：银行可以按高利率放贷，赚更多的钱。钱还以另一种形式注入金融领域：量化宽松（qe）。
量化宽松并不是人们有时说的“印钱”，因为它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启动印钞机，而是由英格兰银行创造“电子钱”，然后再用电子钱来购买政府债券。然后金融机构可以卖掉这些债券，把钱存入它们的资产收支表。到2013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量化宽松法把3750亿英镑注入了金融系统。量化宽松是对富人的超级补贴，对那些有金融资产的富人尤其如此。英格兰银行估算，英国人口当中最穷的那1/10里的每个人因量化宽松损失779英镑，最富的那1/10人均资产增值32.2万英镑。12英国宏观经济学家克里斯·马丁发现，尽管量化宽松“为金融领域带来了有限的暂时的收益，但它对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没有丝毫帮助，对广大跟通胀和失业抗争的个人和家庭来说更是如此”。13根据绿色新政（一个反紧缩环保运动组织）的估算，量化宽松“肥了银行和富人”。2015年1月，这群人提出，他们支持“绿色基础设施量化宽松计划”，以刺激经济、保护环境。14
在1970年代，那时工会被错误地指责为英国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并面临着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一系列的立法强行推行反工会法案，这些反工会法案比几乎任何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严厉。在2008年之后，却没有任何类似法案来打击银行，尽管这些大银行把英国抛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个独立的银行业委员会直到2010年6月才建立起来，第二年9月才拿出一份报告，这时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三年了。当执政联盟承诺要基于报告的调查结果制定法案时，各大银行还被允许在2019年前实施一项建议，对高端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隔离，这样投资银行就不能再用普通消费者的钱来投资风险产品。在雷曼兄弟破产十年内，投资银行仍享有这种宽限。保守党议员安德鲁·泰利称政府的修正案实施了隔离，但削减了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作为反对派的自由民主党党员，温斯·凯博呼吁彻底隔离高端银行和投资银行。但这一要求被执政联盟抛弃了。报告的许多建议被泼了冷水或被抛弃，包括限制各大银行运营风险的建议。
帮助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是银行的作用，向公司和企业贷款是银行发挥这一作用的一个很好例证。但是，各大银行并不给公司和企业贷款，而是用它们的新钱来重建收支平衡。2013年秋，银行向非金融公司的贷款出现了两年半之内的大降，下降了47亿英镑。152011～2013年，在英国的120个邮域（postcode areas）内，80%以上的邮域贷款下降。银行继续给经济复苏断炊。16
执政联盟为紧缩政策辩护，理由是英国深陷债务，削减开支是减少债务的关键。政府的意图是想说，过多的公共开支才是罪魁祸首。“乔治·奥斯本跟我亲口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用意的。”戴维·布兰奇弗劳尔说。他特别想说的是政府对危机的反应是用心良苦的。但不要忘记，占gdp81%的公共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在2010年公共债务的占比高于战后平均值，但大大低于七大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值（105%）。但是，私人债务——包括公司的和个人的——却多得多。到2008年，私人债务已达gdp的487%。在这个数字里，金融机构的债务占了很大的比例。1987年“大爆炸”之后它们的债务为47%，2000年时攀升到122%，目前为219%，远远高于七大工业经济体当中的任何其他成员。这么高的私人债务制约了英国的增长前景。17尽管执政联盟声称其紧缩措施在偿还债务，但它在四年内给国家带来的债务比工党十三年还多。18
执政联盟允许银行像危机前一样行事，基本不予干预。这些银行“无所不赌，从利率变动、原油和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到外汇价格，等等。它们的赌博工具就是各种名目的金融衍生品。”埃塞克斯大学的会计学教授普莱姆·西卡说道。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预言家般地把这些金融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那是在这些武器在全球金融系统的心脏地带爆炸前五年。19
英国工人的工资在缩水，发放食品救济款的食物银行在激增。绝望的终极指标——英国的自杀率——随之上升。但金融城里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和羞耻。希达思这样总结人们的心态：“我觉得金融城是一只谁都想抽一鞭子的替罪羊。”他说，“每个人都恨不得自己的信用卡能得到零利率。每个人都想花实际上不属于他们的钱。”的确，工人们远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感受到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却被迫用廉价信用来补充他们越来越微薄的收入。
在金融城里，即便你提一提紧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也要冒被取笑的风险。“如果我跟人们谈起政府削减开支的事，我就成了取笑对象，”金融城前交易员达仁说，“如果你跟别人说这类事，你就会被解雇，或者被喝止，或者被无视。人们生活在一堆泡沫里，他们对你说的事漠不关心，即便那事确实存在。”达仁把这归咎于交易员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心态，“不管是对还是错，他们感到自己是成功的，而且配得上这种成功。这是达尔文主义。”他痛斥自己以前的同事们，“那里的人大多可鄙、贪财、贪婪。在金融城干得越久，他们就越狭隘，跟外面的世界愈发隔绝。任何同情心或者对外面世界的一丝理解都被封杀。也许金融城并不想这么干，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金融城能够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力，哪怕是在经济动荡时期，这要归功于它复杂严密的公关体系和游说集团。公关公司精心打造和管理主要金融机构的形象，主要路径是经营和改善它们在投资者、政府或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在过去的30年里，公关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到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有至少86家金融公关公司在运营。正如《每日邮报》金融城新闻前主编伊安·莱奥所言，在金融崩溃期间，公关公司“妨碍记者、投资者和监管者，不让他们搞清哪些银行破落到无药可治，哪些还有救。”20今天，顶级的金融公关公司是博然思维（brunswick），它的客户包括巴克莱银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英国第三大开放式房产基金标准生活（standard life）。富思博睿（rlm finsbury）和21家其他公关公司紧随其后。21对于一个报道工商界的记者来说，在这样强大的公关攻势面前，你如果站错队，那就别想得到关于绝大部分工商精英们的相关消息。
一位资深金融记者告诉我（他的身份严格保密），这些公关公司给大公司提供“集体保护”。比如，博然思维和富思博睿二者合起来代表了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 100）和金融时报250指数（ftse 250）的将近一半的公司。这样一来，“记者们拿到消息的路径就被控制住了”。如果让一家公关公司成为消息的唯一出口，大公司们就知道，没有对手能抖落他们的糗事。一有不利消息出现在报端，公关公司就会打电话给编辑，狠狠训斥一顿。尴尬的是这还不算完：在宴会或别的公开场合，大公司和公关公司还会就这事向这位编辑发难。“公关公司的办事人员薪酬很高，他们魅力十足，言语很强势，”这位金融记者说，“这台机器冲你开来的时候，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些公关公司是当前权贵圈子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博然思维的创始人阿兰·帕克2007年结婚时，参加他婚礼的就有当时的首相戈登·布朗（他的妻子萨拉是博然思维的合伙人）和戴维·卡梅伦。22布朗是帕克儿子的教父，而次年3月帕克和卡梅伦就一同在南非休假。2008年年初——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几个月——布朗任命博然思维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卡特为自己的幕僚长。帕克的姐姐露西·帕克是博然思维的一位合伙人，她在卡梅伦入住唐宁街10号后当上了政府人才与企业工作组的组长。博然思维还在默多克帝国里挖人才，它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戴维·叶兰德是《太阳报》的前任编辑。23帕克以回避媒体关注闻名，这就使他的行动愈发神秘：正如公关杂志《品牌共和国》（brandrepublic）所言，博然思维“既是一支主要力量也是一个谜团”。24
富思博睿的创始人罗纳德·鲁德是另一个权贵大咖。2013年他连续第三年被金融记者评为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公关公司执行官。他的强项是跟生意人、银行家和政界精英编织关系网。251998年电视公司卡尔顿电信使用了富思博睿的服务，该公关公司直接对卡尔顿的公司事务主管卡梅伦负责。这个卡梅伦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26鲁德是欧盟的热情支持者，他跟新工党的要员彼得·曼德尔森关系密切，后者是他一个儿子的教父。他还跟埃德·鲍尔斯过从甚密，并为首相托尼·布莱尔担任非正式顾问。难怪2006年布莱尔的儿子尤安在富思博睿干上了一份工作。27
除了跟默多克帝国关系密切并且代表英国天空广播公司利益，鲁德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密友，尤其是bbc的经济学栏目编辑罗伯特·派斯通。二人在1990年代早期是《金融时报》的同事。28他的姐姐安波·鲁德曾在摩根大通投资银行工作。2010年她被选为保守党议员，曾为财长乔治·奥斯本担任过一次议会活动私人秘书。在同一次选举中，富思博睿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鲁宾·沃克也被选为保守党议员。旋转门还可以反着转：戴维·亨德森曾在唐宁街工作四年，为布朗和卡梅伦准备“首相问答”的经济方面的问题，2012年加入了富思博睿。29
通过这些公关公司，大的金融公司很快就接入了庞大的政治关系网和媒体关系网。但公关只是诸项战略中的一项。根据英国新闻调查局（bij）的调查，金融城每年花9300万英镑来游说。通过这些努力，金融城从政府那里赢得了大把好处，如削减公司税、削减公司海外分公司的税、减少对国家非盈利退休金计划的投入，而数百万的低收入工人还指望退休金度日。30
被新闻调查局提名为英国最强大的银行业说客的是马克·波利特。波利特以前是思想先锋。在1970年代，他曾为宝弓集团（bow group，一家保守派智库）写宣传册，跟保守党的要员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的财长尼格尔·劳森、***的得力助手基斯·约瑟夫和保守党右翼、当过一任国家社会保障部部长的彼得·利雷。他和后者一直是好友。这段日子里，波利特是伦敦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政策和资源委员会主席，或者说实际上的领导。“关于游说的有些评论是荒唐的，”他在行会厅的会议室里说，然后他又嘿嘿一笑，接着说，“除了说我是伦敦最强的说客。这话我爱听。”跟别的能力强的说客一样，波利特彬彬有礼、魅力十足。他的个人履历很出众：他领导建筑社团协会七年，又领导英国保险业协会六年。“我愿意把某件工作干上一段时间，”他解释说。快50岁时，他又开始寻找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希望能把领导工作和咨询工作结合起来。当被邀请领导伦敦城公司时，他甚至不知这是什么差事。但他当上了伦敦城公司的头，就开始了说客生涯。
伦敦城公司是抗拒民主的一个顽固堡垒。这个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作为一个经济和贸易的动力室，早期的伦敦城意义重大，因而享有一定的自治。在现代社会，这些根深蒂固的特权和做法并没有褪尽。从16世纪开始，伦敦城公司成为贸易和金融中心。它在议会的法令之外运作，甚至还有坐在下议院议长对面的说客。在金融城的25个小选区里，有21个投票支持工商界，而且绝大部分是金融界。31每个公司得票多少取决于公司有多大。波利特强调说并不是大公司有权投票，小公司也可以利用授权经营的模式挂靠到大公司。“我们得说服公司首先去注册，然后让它们任命选举人，我们希望它们指定的选举人能代表劳动者。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但实际情况是：是公司而不是劳动者指定了选举人。我问他这是不是民主。“这是民主吗？没有一招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制度。目前我们的制度让我感到很舒服，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对我来说，这是最关键的。什么是更好的制度？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改进现有制度，我对公司任命选举人的方式也不大满意。”“一人一票”制也许太不现实，他相信。这就是民主与金融矛盾的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表现。
波利特的工作就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稳住金融领域的阵脚。他解释说：“监管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要是监管太松，事情就会出错。然后你就把钟摆往回拨拨，监管很严，又会让人受不了。”他不喜欢让英国经济多样化的想法，也不喜欢把英国经济的重点从金融转向制造业。“是否相信计划经济，这得看情况。这种模式已经在几年前就过时了，即便是在计划经济国家里它都过时了。仿佛在英国我们能决定市场该干什么似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辞，因为要知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挽救了英国的金融领域。
作为为大金融公司效劳的一部分，波利特给政客们安排非常有排场的宴会。他声称：“这不是游说，这是各方代表见面做工作的机会。我们不是为了娱乐和美食才搞的。每次结束时，我都说桌上的饭菜都剩下了，葡萄酒瓶子都没开。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来辩论的，不管参加的人是谁，如工党的影子商务大臣楚克·乌姆那、工党的影子财长艾德·鲍尔斯或其他的大臣级人物，我们都按照查塔姆规则行事。”查塔姆规则指会议成果不提及发言者的身份及其所属机构。查塔姆规则当然能确保谈话更坦诚，但它也剥夺了透明度，也就是说，代表英国民众说的话、做的承诺或达成的协议也就不为民众所知。“通常，大臣会说几件事”，波利特说，“但他更有可能说：‘金融城里给你们添麻烦的是什么事？目前有什么问题？’”
在宴会上，波利特曾坐在内阁秘书长（英国资格最高的公务员之一）旁边。媒体认为这样有点欠妥。他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马克，现在金融城里人们都在议论什么？我们听说过这个，你怎么看？’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制定政策就得让人们谈话磋商，而不是说怕有什么不当影响。”再强调一次，谈话是在没有监督没有记录的场合进行。
实际发生的是：波利特之流在许多问题上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以金融交易税为例，欧盟委员会建议在2016年实施金融交易税，该税是对金融交易征收的一小笔税，以防投机行为造成泡沫。收到的钱将专门用于发展或气候变化等领域。调查显示，广大民众支持该税，但在金融城里这可成了火急火燎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英国民众居然支持对自己征税，而税款却落入欧盟之手，”波利特说，“这可够让人费解的”。英国不仅不采纳该计划，还发起了一场法律诉讼，称这场欧洲范围内的机制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不论英国政府是否签署该计划。强烈反对此税的不仅是执政联盟，工党的影子财长、公然表示亲金融城的艾德·鲍尔斯也强烈反对。政治精英们合起伙来保卫金融界。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是银行家们大肆冒险，而回报却是极高的工资和红利。危机爆发后，超市工人和护士这样的群体遭遇了实际的工资削减，而银行业则继续兴旺。2012年，英国的2714名银行家每人拿到了100万欧元以上，人数是任何其他欧盟国家的12倍。平均下来，这些银行家们拿到的红利接近其工资的四倍，最高层比前年多拿了35%。可当欧盟在2012年建议银行家的红利收入不得超过一年的工资，或经股东同意不超过两年的工资时，金融城怒不可遏。幸运的是，他们身居高位的朋友们来救他们了：英国政府不顾纳税人的利益，把这项建议告到了欧洲法院。整个英国政府在向外界表明——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它是金融城的强大游说力量。
金融城在2008年危机后屹立不倒，还要感谢一些其他势力。共有134名保守党党员和贵族曾在金融领域从业，现在依然有人这样干。32一个例子是马特·里德利，他是一名科普作家，自称是“理性乐观主义者”，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董事会主席职务。他的理性乐观主义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在他的带领下，银行破产了，还得由纳税人出钱救助。在2013年年初，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子爵身份，成为一位保守党贵族。
给保守党捐献的资金有将近一半来自金融城。保守党的一位金主就是理查德·夏普，33在2010年大选前的几年内，他捐了402 420英镑给保守党。他曾是摩根大通银行债务资本市场和交换组的合伙领导之一，在1985～2007年间为高盛工作，干到总经理和欧洲私募股权的老总。夏普是cps的主任。34这又一次表明了金融领域界和思想先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3年，乔治·奥斯本任命夏普进入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这个金融大咖进入的政策机构原本是要避免金融危机的。任命他的就是他慷慨资助的那个党的财长。权贵内部的旋转门再次运转了。
还有蒂姆·卢克，2011年7月被任命为卡梅伦的“工商、贸易和发明”事务高级顾问。卢克曾经帮助工商秘书温斯·凯博抵制对工商业适当监管的企图。卢克在雷曼兄弟工作了16年，直到其垮台，后又进入巴克莱银行。35伊万·罗杰斯在花旗银行和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任过高级职务，后在2011年成为卡梅伦的欧洲和全球事务顾问，2013年11月又成为英国驻欧盟永久代表。布里坦勋爵曾任保守党内政大臣，他现在是瑞银集团（ubs ag）的副主席，还就贸易事务向政府提出建议。
危机后，金融界的触角深入政界。于是，对金融城的地位进行有效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金融大佬们可以高枕无忧的是：他们的许多同行现在已经在政界呼风唤雨，威斯敏斯特的精英们将继续代表他们的利益，即便公众对银行家们早已生了一肚子气。这足以证明，民主已经被一小撮精英颠覆了，而这些精英的利益跟广大国民的利益是有着根本冲突的。
金融系统应该滋养工商业，并为其提供好的成长条件。但英国的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背离这一核心功能，转而像赌场般运转，鼓励投机和复杂的衍生产品。“金融服务领域和金融城应该是为经济服务的，”基金管理人弗兰克（他也要求匿名）说，“可现在，我觉得它们只为自己服务。”正如拉帕维查斯教授所言，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金融化”了。现代的公司和企业把持收入和没有分给股东的钱，痴迷于金融投资。随着更多的人想自己买房并依赖信贷来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各家各户对金融也越来越依赖。现代权贵们的“金融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最令人警醒的是，金融领域已经对英国民主构成了威胁。政府把管理经济的权力交了出去，要么是放弃对汇率的控制，要么是逐渐对经济放手不管。通过游说、政治献金，或让金融城的从业者进入权力中心，金融领域的权力令人生畏。这表明了一种现象：对精英是一套规则，对别人是另一套规则。反对金融界主导地位的人则被边缘化和嘲弄。伦敦金融城就是权贵最精粹的代表。
【1】希腊神话中的凶事预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