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状，人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后人会带着惊讶和蔑视来看待今天的英国社会：最富有的1000人占有5200亿英镑，1而成千上万的人却不得不排队等候食品救济。金融精英们把英国抛入了经济漩涡，而他们自己却中饱私囊。政府拿出一万亿英镑的公共资金来救银行业，并让它像以前一样运转。占统治地位的信条把政府视作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应该剔除或规避政府干预，但事实上政府充当了私营公司的靠山。公司和企业的精英们依赖政府的慷慨，却不想给政府交税。媒体不说实话、不辨是非、不挑战权贵，却为一小撮富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尽情施展自己的野心、偏见和私欲。更让我们的后人惊诧的是，这些居然成了正常的、合理的。精英把持的媒体竭力把公众的愤怒引向社会底层群体，而且做得还挺成功。

这种现状——既缺乏理性又缺乏公正——得到了权贵们的保护。掌权并不能说明权贵们做得对：他们在英国掌权不是因为他们能最有效、最理性地将社会组织起来。他们掌权是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财富精英们需要机制和思想工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只不过以前的做法更直白些。1918年以前，财产资格限制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在议会迫于民众压力（1832、1867和1884年）施行普遍选举权之前，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可以投票。由于没有财产的人没权投票，政治是精英们的玩物，仅为精英的利益服务。当然，也有一些限制因素，如害怕暴动或革命。但总的来说，英国的统治阶级并不用怎么考虑民众的需求。民主把事情搞复杂了：由于实际上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投票或参选，政治家不再赤裸裸地充当富人的代理人了。普选权开启了诸多的妥协，如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创建福利国家为所有人提供社会保障，等等。

一场民主革命——通过和平手段重新讨回被权贵们吞并的民主权力和权利——早就该开始了。这场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先学学权贵们成功的经验。大肆推进思想界斗争是权贵们成功的关键。权贵们从来没有真正赢得英国民众的心。正如民调一再表明的，大多数人赞同对富人收更高的税，反对通过公共服务和设施牟利。例如，把公共服务和设施交付给几个关键机构是最不得人心的。但是，一个劲儿地宣扬“别无选择”——这也是权贵们的非官方口号——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胜利，得到了广泛接受，让民众愈发无奈，消磨了民众抗拒的意志。

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先锋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群信念坚定的男人（或女人），总体上来说他们坚信自己开出来的药方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但他们的信念同富人和大公司的利益相一致，这就导致了他们这些人异乎寻常地因共同利益而凑到一起。一个更广泛的联合形成了，包括持类似观点的媒体和相当大一部分政治精英。

这群人一同改变了可接受的政治辩论的条款，即“奥沃顿窗口”的大小。“奥沃顿窗口”描述的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边界，窗口之内的东西被认为是主流的、合乎常理的、中枢的、情理之中的，等等。窗口之外的思想被认为是极端的、危险的、不可能的、来自外星球的。思想先锋们的所作所为表明，“奥沃顿窗口”不是静止不动的：过去被看作是窗口之外的思想可以变成政治常理，过去被政治精英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思想可以被视作“疯狂”而被一笔勾销。思想先锋们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还不会偏激到极端的程度，因而不会被立即勾销，但它们还是偏激到足够帮助有类似想法的政客，并催生更多有类似想法的政客，为其进入主流政治创造机会。在危机中，当求变心理愈发普遍，急剧变革越来越有市场时，这种策略就可以乘势而起了。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当代英国的权贵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形成的——和2008年前后的经济危机被用来有效地变更“奥沃顿窗口”。但这一策略总是依赖持续重复一套说辞，也就是说，用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机构，来一次又一次地宣扬同一个观点。

思想先锋们的哲学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不论是在智库、大学院校，还是在报纸的观点栏目里，这些思想先锋都能编制一套连贯的思想，把权贵们维系在一起。今天的权贵们比以前的执政精英更讲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以各种形式灌输：不受政府束缚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文化、经济运作效率，等等。在实际中，这种意识形态为许多观念提供了理由，这些观念则把少数人集中权力和财富视为合情合理的事，欧莱雅广告语“你值得拥有”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贪欲——尽管没有人如实承认是贪欲——被赞扬为解放个人潜能、推动繁荣、造福所有人的重要手段。而实际上，是这些权贵们捞取了绝大部分的好处：政客利用职业经历最终进入大公司的董事会、私营企业被政府给予了大量公共资产或被纳税人直接补贴、大公司得以免缴大额税款、英国的银行家赚得比别的欧洲国家的银行家加起来还多的红利。

权贵们洋溢着胜利的优越感。他们战胜了对手，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胜利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冷战的结束被聪明地宣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外的选项都已死掉，这更坚定了权贵们的信念。全球化让市场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新工党拥抱权贵，这让权贵们更是觉得自己的思想不可战胜。顺从的媒体也乐滋滋地按照权贵们设定的日程走，维护富人们的利益，营造一种氛围，仿佛谁要是反对他们就是头脑不正常似的。那些挑战权贵的政策则被视为毁灭之策：大公司会撤离、资本会抽逃、税收会下降，等等。反对权贵立场的人们被忽视，被斥为危险、愚蠢或极端——如有需要——还会被羞辱。权贵们的自信还可以从一项事实中看出来：他们甚至准备跟警察翻脸。警察曾为击败反权贵者效犬马之劳，但现在不被看成不可或缺了，因为现在权贵感觉，没有什么势力能对其霸权构成威胁了。

权贵们还得以躲在一旁，看着公众的愤怒转向社会底层而不是上层。低收入工人被媒体和政客们怂恿去嫉妒拿着福利过阔绰日子的失业群体，而不是去痛恨不给他们足够工资的雇主。私营企业没有退休金的工人被鼓动去嫉妒能拿到退休金的国营领域的工人。政府拒绝建造廉租房，形形色色的政客任凭稳定的工作从经济中流失。这样，拿不到廉租房、找不到稳定工作的人就被鼓动去忌恨移民们，觉得是移民们拿走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

这种转移愤怒的做法还称不上是有组织的预谋，媒体大腕、大企业主和政客们还没有躲在暗室里，抽着雪茄密谋着如何把穷人碾入地沟，然后鼓动他们去恨自己的邻居。愤怒转移是权贵们一系列说教的自然结果：在上层的人们配得上他们的地位；有才干、有技能、有毅力的人士应该在社会之梯上爬得更高；没能爬上去的人只能从自身找原因。媒体人不愿意批评社会精英，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政客不会批评跟他们交往的私营企业，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得靠这些企业挣钱。即便是对这些公司精英稍有微词，你都会被冠上“反公司”和“极端”等恶名。工党领袖米利班德2013年建议暂时冻结能源价格后，就陷入了这种境地。同时，没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来鼓动民众把愤怒转向上层。无权无势者的行为总是受到严苛的审查，而有权有势者却不受审查，这大大保护了权贵们。

在那些零星的反现状的人士们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初似乎为打破权贵们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某种可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实验再次把世界抛入了可怕的混乱，就像1930年代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怎么会失败呢？”《泰晤士报》问道。据《新闻周刊》讲，当选总统奥巴马的任务就是“领导一场思想上的反向革命，来反对一种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主导全球，但现已进入尾声的思想：自由市场绝对主义”。《时代周刊》把应对危机的西方国家政府描述为“资本主义危机联盟”。权贵的批评者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时机终于到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自由市场模式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二十多年，现在就要终结了。”《卫报》的专栏作家舒马斯·米尔尼写道。

但这场危机没有为思想先锋们敲响意识形态的丧钟，而是让它获得了新生。权贵的反对者们拿不出现成的言之有物的替代方案，而资源丰厚的思想先锋并没有在危机前乱了方寸。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这次危机，把它变成了机会，正如197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依旧满怀激情和活力，编织自己的一套理论，说危机是由过度开支引起的，为重新回推国家权力鼓与呼。

在新时代里，最成功的反权贵力量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蓬勃发展的是英国独立党，该党由前大宗商品交易商尼格尔·法拉奇领导。法拉奇走到哪里都带上他那朴素的魅力，几乎每次照相都端着他的品脱杯和爱尔啤酒。独立党最初关注的是让英国退出欧盟，现在它已经开始传递更广泛的不满。法拉奇反复宣讲，自己是代表民众反对精英的。“权贵、现状、大公司、高级欧洲官僚，还有我们所谓的三大政党，他们都被独立党吓傻了。”他宣称。2014年3月，法拉奇和自由民主党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参加了一场电视辩论，他指责克雷格妄图加入欧洲货币，就是因为“他的团伙（大公司）”要他这么做。

独立党帮助把移民问题推到了英国政治日程的顶端。这样，对英国多年社会问题的责任由从高层责任者那里转移到了替罪羊（外国人）身上。“在欧洲有2600万人在找工作，”独立党遍布全国的一份宣传单里写道，“他们在盯着谁的工作？”伴随这句话的是一幅画，画面里有一只手正指着一个过路人。独立党的做法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独立党在英国民调中的支持率最高，108年间首次有工党和保守党之外的政党得到这么高的支持率。

独立党的策略是聪明之举。尽管独立党的宣传充满民粹思想，但它代表的恰恰是纯粹的权贵们的思想。它把民众的愤恨引向移民，而不是金融城、给员工低工资的雇主和逃税的大公司老板们。同时，它支持那些只让富人受益的政策。直到2014年，独立党一直建议实行平直的收入税，这就可以削减富人缴税的金额，让亿万富豪和呼叫中心里的工人在同一个纳税范畴里。尽管后来独立党在此项政策上来了个180度转弯，但它一直鼓吹削减最高税率。独立党想消除员工国民保险缴纳金，这就会白送老板们500亿英镑。独立党宣称要裁掉200万个公共部门职位，好多社区将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

在把nhs解体和私营化方面，独立党甚至比保守党做得更甚。“nhs的存在就窒息着竞争。”独立党的二把手保罗·纳陶说道。他还声称：“只要nhs还是英国政治的圣牛，英国人民就只能长期忍受二流的医疗服务。”2014年11月，独立党发布了一部短片，法拉奇在片中呼吁用私营保险体系取代nhs。尽管最初曾被迫撤回这类言论，2015年初法拉奇还是对bbc讲，私营医疗保险可能会在10年内取代nhs。2独立党呼吁摧毁工人的权利，包括废除关于遣散费、假期工资和加班工资的法律。3

但绝大多数独立党的支持者除了知道它反对欧盟和移民外，对于独立党真正代表什么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支持独立党的选民绝大多数当然不是过度信奉***主义的失宠的保守党人。实际上，民调显示，跟保守党相比，他们不大可能支持紧缩政策或削减福利。但令人惊奇的是，在许多问题上，独立党的支持者比普通英国公众更偏激。“舆观”的一项民调表明，78%的独立党支持者赞成对能源公司实行公有制（平均数是68%）；73%的独立党支持者赞成铁路重新国有化（平均数是66%）；50%的独立党支持者赞成对租金实施控制（平均数是45%）；更令人吃惊的是，40%的独立党支持者赞成控制食品和蔬菜的价格（平均数是35%）。4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一方面，权贵派获得的支持甚至比很右的政党还少。在经济问题上，右翼政党比权贵还要左。另一方面，这对工党很偏激地反对权贵的人士来说，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征兆。他们没能利用好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失望，只好任由右翼民粹主义者去填充留下的真空。

对于在英国的其他人来说，政治是无关紧要的事，完全抽象且跟生活脱离。投票在许多人看来是徒劳。在英国的城市和乡镇，人们不投票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什么都不会改变”“政客们就顾他们自己”“政客们在中饱私囊”“政客们都一样”“政客们总是食言”，等等。没技术的工人比中产阶层和专业人士的投票率低20个百分点。201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选民们被问到“想到外来压力，比如全球化、现代科技、欧盟、大跨国公司、金融市场，下面哪些观点跟你的比较接近？”将近一半人选的是“这些压力这么大，以至于英国政府和议会几乎都丧失了为英国未来作出重大决定的能力”；只有39%的选民不同意。同时，这次调查还发现58%的选民同意“谁赢得大选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这些年来主要政党之间没啥区别了”。5权贵把民主权力交给私营利益，建立大同小异的政党，他们对民主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卡洛琳·卢卡斯是布莱顿（brighton）的绿党议员和前党主席。她回忆了同当地一位市政官员讨论市政削减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福利的不愉快经历。“通常，要做这类变动时，真正去打电话的显然是受过一定训练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同生气的人打交道。可以理解，人们当然会生气的。”但是，这次削减福利是强制实施的，市政官员碰到了一种不同的反应。“确实让她吃惊的是，这次人们没有生气，他们被搞得精疲力竭了。感觉就像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斗争的意志。当街头不再有定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时，我感到有些惊奇。或许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以某种令人生畏的方式放弃了。”权贵让许许多多的人颓然，不再抱有希望，感到抗拒是没有用的。这当然就助长了权贵的主导地位。

这些并不是说权贵的反对者们近几年已经在战斗中彻底阵亡了。通过采用有着近一个世纪历史的非暴力不合作传统，“英国不削减”运动已经迫使政治和媒体精英至少能修正（如果不是解决）大公司和富人避税这一问题。占领运动在圣保罗大教堂外扎帐篷，呼吁人们关注英国和整个世界如何为1%而不是为99%的人服务。工会已经组织成千上万的人抗议和罢工，显示他们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残疾人反对削减”这样的社团已经开始为捍卫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而战。“人民大会”（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参与的一项倡议）是一项广泛的反紧缩运动，已在全英国举办一些大规模集会。绿党也在寻找紧缩政策的替代选项和环境破坏的解决方案。一些工党议员和活动人士已经组织起来反对保守党，在有些情况下还反对他们自己的党。不管你怎样看苏格兰独立，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亲独立的公投运动（yes campaign）利用了苏格兰民众跟掌权者越来越疏远这一事实，认为只有脱离英国，苏格兰才能摆脱掌权者的主导和他们的信条。

民主革命的支持者们可以从上面的范例中汲取灵感。但他们还应从思想先锋们那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在战后的数十年中，思想先锋们曾被视为失败者、无关紧要的边缘分子、失败思想的宣传者，注定像灰尘一样被滚滚向前的历史甩掉。他们的队伍曾弥漫着消极情绪，人数不断减少。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对自己后来的胜利感到惊讶，更不用说外人了。维系他们的，是他们对自己思想的坚定信念。一个充满雄心的长期目标是至关重要的。1979年上台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知道，他们筹划的转变绝非立竿见影：转变思想和态度、击败反对者、建立新的难以撼动的机制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

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还需要拥有长远眼光。英国应该是一个由劳动者运转并为劳动者利益运转的国家，而不应是为了最富的一小撮人积聚财富而运转的。这意味着社会应该根据民众的需求，而不是私人的短期利益来组织。这意味着把民主延展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只是政治和那几年一次的大选，而是更广，广到经济和劳动场所。

建立一个跟民众的经历和意愿产生共鸣的思想体系——正如思想先锋们在表现最好时曾经做到的那样——是成功的关键。这样的思想体系不是抽象的自我陶醉的思辨。如果没有一个言之成理的话语体系，广大民众只能继续默默地忍受。只有当相当一部分民众被这种思想振奋起来，并相信其能够实现时，意义深远的变革才有可能发生。

反对权贵的人们现在渴望得到思想的营养。富人们拿出大量的钱给智库，让它们产出思想来维护富人的经济利益。新右翼的兴起把异见人士从经济学系清洗出去，谁要想爬上学术高位就得循规蹈矩。但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有些就是我写本书时采访过的），他们拒绝墨守现状。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震动了思想界。该书揭露了不平等如何能永远持续下去，呼吁征收更高的收入税，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

问题是这些异见人士过于零散，各行其是，通常不被有敌意的媒体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权贵的捍卫者宣扬一种放任的自由主义，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很守纪律、步调一致、分工合作。我们的对手团结应战，而我们却单独行动，各自为战。

如果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要想成功，就必须把碎片整合起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思想先锋。一种形式是思想库，引导我们在敌意的环境中行动。工会是关键的同路人似的机构，它们有足够的资金来创造这样的智库，并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阶级”（class）思想库于2012年成立，我任顾问，还有新经济学基金会。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一套言之成理的、可信的、反映民众心声的话语体系，现状就会一直维持下去。新自由主义思想先锋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有人这样批评反对权贵的人，说我们就是要搞国家主义，用僵化的官僚主义来替代自由市场。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替代放任的资本主义，不见得就是要从上到下实行国家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替代权贵信条，一部分做法就是“找回”国家。所谓“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幌子，为的是向富人慷慨提供补贴。为所有人提供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已经被扭曲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收入源，给工人低工资的老板和抬高租金的私营房东们借此大捞特捞。把最低工资变为可供生活的工资，就会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控制私营地产的租金也有类似效果。放开对市政部门借贷的限制让它们可以放手建造高质量的社会保障房，这样会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这会让福利国家重拾初心。这样的要求普遍代表民意，会迫使权贵的支持者们不得不让步。

西方世界最具压制性的“反工会法”已经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老板们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修改《工会法》，来确保英国最大的民主运动能有效代表工人的利益，包括给他们找工作的权利。工会势力弱化导致了工人生活水平比危机前下降，尽管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生活水平下降致使更多工人申领税款减免或依靠低息贷款，经济生活中的需求减弱。挫败权贵的反工会信条对大家都有好处。

在工厂和公司里的民主也会把权力从老板手中夺回。在德国，工人选举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这叫“共同决定”。如果说这种做法对德国工人有好处，那它当然也会对英国工人有好处，会给超市、服务中心、办公室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工人更大的发言权，而不是被当成剥削对象。其他一些政策也应到位，确保工人不被雇主当成说雇就雇、说辞就辞的玩物，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废除零小时合同。官方应推出政策来建立全职雇用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最好地保障劳工的谈判权。老板们不应再是英国工厂和公司里的独裁者了。

私营制已经成为公司接受救济的一种形式，铁路公司之类的企业拿到纳税人的大笔补贴。每家铁路都可以很容易地被收归国有，甚至可以不用花钱。因为私营的合同已经到了续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用官僚替换股东。最重要的服务领域要纳入民主所有制，由运营工人和顾客共同管理。这意味着把合作社的原则（如著名的约翰·路易斯合作社）和传统的公共所有制的原则融合起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六大能源公司，它们在经济大范围萧条的背景下还抬高能源价格，而自己却挣了个盆满钵满。战后的工党政府以政府债券换股份的方式把私营资产收归国有，使得这些大公司能够摆脱那些只管自己发财不管别人的逐利之徒。

对关键设施实行公有制和民主管理，这会大大挫伤权贵关于市场最有效的信条。首先，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欢迎公有制，甚至连某些保守主义政党的支持者都赞同国有化。但应避免以前国有化的一些问题，如任用了一些不太懂消费者需求的官僚来经营。1980年代，***能很容易地把设施和服务私有化，没招致多少民众的反对。这主要是因为民众普遍缺乏所有权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以前公有制的资产（如英国电信）似乎很遥远，由面无表情的官僚经营，且服务很差。

让劳动者和用户都参与其中的公有制会使经济生活民主化，是跟自由的市场和严苛的国家干预都不一样的替代选项。现在的权贵让社会无休止地为了一小撮精英的利益而运转，这回他们将遭受重创。这样的一场民主革命应该借鉴1970年代思想先锋们的经验，他们认为要想让一种新的安排能够持久，就必须把利益集团的支持制度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服务的使用者感受到这些服务是他们的，是归他们民主所有的。这种民主所有也不会窒息创新。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从互联网到iphone技术——是企业能有所作为的源泉，不论是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提供基础设施还是培养劳动力、资助并推动研发，等等。这再次证明创业不光是百万富翁们的事，公共领域也能推动企业创新。

恢复民主意味着要同金融家们较量。英国对金融城或（更广义上地讲）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并不像金融城的守卫者们声称的那样高。制造业提供的税收收入和工作岗位更多，也没有让政府花几千亿英镑去救。但英国政府的确依靠监管很差的金融领域的献金，而英国的金融领域却往往被外国危机拖垮。金融的权力制约了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手脚。这迫切需要发展现代新型产业来改变英国对金融的依赖。英国要向德国等国学习，政府要摒弃“甩手不管、胜败全交给市场”的态度和做法。就连保守党前大臣迈克尔·黑塞亭之类的人都呼吁政府培育和推动新产业。如果产业政策有国家积极干预，英国就能建立新一波的“绿色产业”并创造就业，这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结束对金融毒瘾般的依赖。

没有什么比金融领域更能体现英国是“富人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了。危机形成以后，纳税人被迫为救助私营企业来买单。这意味着公众来还债，而利润却留在私人之手。但这里有一个机会。英国政府没有鞭笞那些银行，反而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它们。政府本可以把这些机构变成公共拥有的地区投资银行，让其为建设英国各地区的经济效力。可以给它们专门授命，让它们支持贷款给紧缺的小企业，帮助重振经济，鼓励新产业。

同样，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模式。英国的纳税人救助了银行。美国有一句革命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同样的原则也应用于金融行业。我们作为纳税人，应该在我们救助的银行的董事会里有民主选举的代表，以便确保这些银行关心消费者和社会的要求。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削减金融行业的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充当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堡垒已经很久了，它迫使各国经济向着全球化力量开放，将产业私营化，取消监管，移除资本流动的障碍。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对控制资本（或限制资本流进流出国境）的全面反对，堪称金融界的一场地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声称监管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透明的、暂时的”。在过去的几年内，施加此类限制的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韩国、印度和中国，它们到今天仍未取消这些限制。冰岛因金融崩溃而陷入经济危机时，资本管制对于复苏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巴西施行了6%的金融交易税，政府称之为成功之举，因为它防止了汇率蹿升。马来西亚挺过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表现比其他经济体好，就是因为对资本流动实施了管制。

资本管制有助于监控流进流出某个经济体的资金，防范资产泡沫和投资者的短期套利，这些投机行为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冲突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入，推高房地产价格和利率，然后突然撤离，造成经济急剧滑坡。例如，2008年，总共有4900亿英镑撤出了英国。由于金融领域在英国经济中占了很大比重，英国面临着严峻的传染效应：在高度全球化的金融体系里，危机会像闪电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正如1992年索罗斯之流从“黑色星期三”获取暴利，投机者经常寻机从经济噩梦中捞钱。6但其损伤是巨大的：所谓的热钱——大笔资金涌入国境来短期套利——会损害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如果一个民选的政府采取的政策让富人们不高兴，他们就可能突然撤资。“政府会失去它能控制经济的所有杠杆，”经济学家安·派提佛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杠杆是利率。不只是央行制定并可以升降的基础利率，还有小业主要想借款开业必须付的利息，当然，大公司要想冒险也可以借贷。总之，利息是很重要的。”

新经济学基金会建议施行一系列的资本控制，来帮助新当选的政府重新找回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吸引更稳定的长期投资、削减金融卡住英国经济喉咙的能力。我们应该对外资拥有的房产进行限制，消除房产泡沫，因为房产泡沫会让英国人买不起房，并使英国经济步履维艰。7

这将会把经济主权从公司和私人那里转移到民选政府手里，这将是对权贵地位的沉重打击。民主革命应该把重新分配财富放在事业的核心。富人们的银行账户持续膨胀，即便是萧条导致了生活水平下降。这不仅不公正，还说明大把的钱没用来投资和生产。钱被存了起来，没有交给社会使用。最穷的10%的人口把收入的43%交了税，最富的10%只交了35%的收入。从理性的观点看，这怎么也解释不通。8

更富有的国家，如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施行更高的最高税率。甚至连日本的最高税率都是50%。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支持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包括对100万英镑以上的所有收入都征收75%的税。9作为开始，对10万英镑以上的所有收入都征收50%的税——换言之，对最富的2%人口课以重税。收上来的钱就可以用来培训和雇用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否则他们就会没有足够的活干或根本就没有活干，那样的话，他们的前景会很糟。此类税收可以用来启动技术培训项目。例如，资助一些国家性项目，给住家和公司的建筑物加装保温层、帮助数百万人摆脱燃料贫困，从而减少能源开支保护环境。但这只应是个开始。考虑到社会顶层聚集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更加进步的税收政策还大有空间。之所以把税收负担从劳动人民身上转移到上层人身上，就是要让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繁荣完全依赖政府的慷慨，所以他们也要相应地花点钱。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把社会的权力平衡向劳动人民一侧转移。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全面打击逃税行为。这不仅会给财政带来急需的资金，还会表明英国社会对富人的力量持何种态度。权贵的理念是大公司和富商们不欠政府和国家什么，而政府则妨碍公司创新和创造利润。注册会计师理查德·墨菲已经起草了一项《反逃税通则》，该草案将有助于堵住大公司和富人们的逃税漏洞。但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把政府部门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此类人员应该被逐出权力机关，更不能让他们到财政部挂职，帮助起草税法，然后再告诉他们的客户如何规避。所有参与起草税法的人员都必须严格独立于私营机构及其业务，并务必确保，所有公司和个人不论其多么有钱有权，议会规定的税款一分钱都不能少交。把大公司代理人逐出权力核心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现在的执政联盟利用民众对富人的政治权力的关注，通过了所谓的《游说法案》，即通常说的“堵嘴法案”，说明它在打压不同意见。该法案打击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而大公司（它们的游说工作是公司内部的专门人员和机构负责的）却没受到影响。然而，正是公司的游说活动才是最应受到法律管束的。例如，能源大公司只关心挣钱，却不管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在政府部门这样的权力核心地带，不应有这些公司安插的代表。

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自由媒体”充当了极富群体的喉舌，他们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政治意图。我们的媒体机构在政治辩论中意图明显而坚定：它们要么剥夺了挑战权贵的人们和运动讲话的平台，要么诋毁并把他们边缘化。必须改革媒体，同时注意防止损害媒体自由、保护新闻出版业和从业人员独立于国家干预。最起码的，应该对一个人能拥有多少传媒机构设定限度，限制寡头在民主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对有事业心的记者设置的限制应该取消，如取消不拿薪的学徒记者政策。毕竟，这样的学徒政策会导致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进入媒体。类似问题还存在于如政治、法律等其他方面的职业。应该要求媒体机构在其合同中加入“良心条款”，这就能让记者不去干不道德或非法的事情。加强工会的力量也会把权力从媒体大咖和编辑手里拿走一些，转交给记者。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打破主流媒体的垄断提供了一些希望。公民做新闻给了受众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使大家可以审视和挑战一些消息，包括富人掌管的媒体兜售的不实之词、歪曲报道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社交媒体越来越为广大活动人士采用，来绕开不配合民众运动、支持权贵的媒体。这样，抗议组织者就可以组织抗议、发布消息，让以前无法被听到的声音有了放送的平台，也可以挑战主流媒体宣扬的故事。随着印刷出版的报纸影响减弱，互联网成了民众获取消息的主要渠道。这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拥有的、廉价经营的媒体，并能提供另一个视角。要想打破富人对媒体的垄断，就必须好好研究这些新进展。

民主革命应该把超级富豪们的权力从政治中赶走。应该对富人和公司对政党的捐款设定上限。大臣们同政界之外的人的所有聚会都应是公开透明的，任何此类会面都不能搞权钱交易。这样一个起码的事情还得反复地讲，英国的民主政治现状就不言而喻了。不应该允许议员干兼职去挣钱。此外，还应禁止卫生和防务之类行当的前任大臣在这类领域的公司里供职。“旋转门”必须关牢。

政治生活必须全面改革，使之充分反映当代英国的社会状况。政治越来越把工人阶级边缘化，而他们所经历和面临的问题正是政府和社会必须解决的，如越来越多的人收入下降、苦苦支撑、交不起房租和水电账单、支付不起养孩子的费用，等等。工会和地方政府是工人阶级推动政治进步的传统舞台，急须得到加强。议员应该和公共事业领域的人员同步涨工资，这就能让政客们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已经承诺很久的“如果有足够数目的选民签名，就要召回议员重新选举”的权力必须得到实施。智库无疑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席之地，但考虑到它们在左右政治辩论进程中的角色，它们应该公布所有出资人的名单，以便让社会知晓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权力应该下放，就像苏格兰设议会和威尔士设公民大会一样。以前的关于在英格兰设地区公民大会的倡议都搁浅了。2004年，在东北部的一次公投以决定性地否决所谓的“公民大会”而告终。但当时的建议只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机构，没法吸引公众的热情。但至少权力应该从威斯敏斯特下放到地方市政厅，包括住房、教育和健康医疗等领域的权力。

按现在的机构设置，欧盟已经把权贵的某些思想机制化了。这样，在欧盟内挑战权贵的信条和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英国人民投票支持。欧洲国家的一个民主集团，为了葡萄牙、波兰和英国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经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这意味着重新就欧盟的设置进行谈判，不是按照英国右翼宣传的方式，而是要除掉跟权贵信条一致的所有元素，确保欧盟不要被操纵来照顾大公司的利益。

只要人民的安全和稳定的生活受到威胁，就需要有一个官方机构来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按目前的形式和结构设置的警察。警察队伍中的歧视和腐败已经说明了问题：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警察办案致人死亡、编造证据陷害保守党的一位大臣、毫无甄别地拦住搜查年轻黑人、骚扰抗议者、编制借口同女性异见人士发生性关系、攻击工会人员、制造希尔斯堡惨案事件，这些都是必须应对的不公正现象。但这意味着要进行深远的机制改革，而且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机构来监管警察，而不是现在的卑躬屈膝的所谓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呼吁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听起来或许荒唐——还有什么比“皇家委员会”听起来更像权贵的呢？但这是一种在英国发起长远的公共调查的必要选择。它应该由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士来领导，并允许警察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出面作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机构来公平对待社会的所有人群。

有人——权贵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一样——会辩称，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仅在英国一国进行深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1970年代的思想先锋们的雄心并不止于英国界内，想给目前的权贵找出替代选项的人们也要有同样的国际视野。在整个西方世界，生活水平在下降，公共资产被贱卖给私营机构，一小撮人富了起来，大多数人却给富人买单，工人阶级费尽千辛万苦赢得的东西——社会保障、劳动场所的权利等等——都在被剥夺。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事业。有一些明显的障碍，比如语言、文化、民族身份，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当下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在有些地方还有走强之势。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社交媒体为各种运动联合起来提供了新机会。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还没有很好地联合到一起。它们必须联合，可以从围绕相近的要求入手联合起来。在英国，单靠一种运动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这类建议是重建民主的一些基本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让它围绕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运转，而不是为了讨好一小撮不负责任的精英。这些建议会缩窄权贵的“奥沃顿窗口”。这样，各类运动就可以开启更激进的广泛可能。做这类变革肯定会很难，不承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别的选项”的信条随处可见，有人主张建设不同形式的社会，他们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遭受疯狂攻击。所有产生深远变革的运动都是如此，但它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权贵要是聪明的话，就会从历史中看出道理来。每一个时代都虚幻地认为自己是永恒的。反对者有时被认为可笑、无足轻重、分崩离析，但有时也会时来运转。今天公认的道理也会很快就成为过去时，为人所不屑。

“权力寸土不让，除非我们据理力争，”19世纪的美国黑人奴隶、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改良家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样说道，“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他的话言简意赅，道出了社会进步的永恒真谛。变革不会因民众的善意和宽宏大量而自行发生，而是要靠斗争和牺牲换来。历史不是一个大型肥皂剧，而是伟大的民众（包括广大男男女女）的人生故事，尽管他们几乎总是被从历史书上抹去。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能利用集体的力量赢得社会公正。这一规律应该让变革者充满希望，让注定失败的被变革者心怀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