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自从2008年9月英国陷入经济灾难以来，就有一种步调一致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因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有权势的人身上转移开。这种力量一如既往地引导英国公众，将挫折转嫁到那些经常被精英政客和媒体诋毁的人群身上。这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业者、领救济金者、公共部门的员工等。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妖魔化运动愈演愈烈。政客和媒体一起编造并宣传这样的故事，即国家产生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

我想尝试扭转这种社会总体认知状况，因为真正的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社会底层人士的行为却经常遭受无情的批判和谴责：电视剧《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可以霸占英国荧屏，而《逃税街》或《银行街》却从未上演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如果想解决这些影响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不公现象，聚光灯就应该落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头上。

这本书顶多算是对这项事业非常有限的贡献。这一事业不应由单个作家笔耕不辍地发起争论，而应通过有规模的行动来有效克服社会不公。但对我而言，只要能引起公众对权势人群的讨论，把这种讨论引入大众每天谈论的话题，引入酒吧、家庭、电视、报纸以及社会媒体的讨论中，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许多机构关门大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挑战那些有权阶层。鼓励那些努力维持现状的人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对手被迫对他本想遮掩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铭记的胜利。

反对性意见同样弥足珍贵，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帮助澄清和完善相关争论，并且它们的意义还不止这些。所以，对本书初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是有价值的。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权贵，以及如何定义权贵等。

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典型的权贵人士应该是白人男性，这些人通常无须多么努力，就能从私立学校直接进入牛津或剑桥学习，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丰厚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好工作。虽然这些特征是民众辨识权贵人士的一个视角，但这并非是我理解权贵的核心依据。在我看来，今天的权贵是由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心态聚合而成的。尤其是，他们都认为社会顶层人群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他们手中的权力莫可名状、难以描述。他们会通过推动改革，提升现有体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但他们的权力却仍然捉摸不定、莫可名状。尽管他们的制度体系可以吸纳妇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人群进入，但这并不能改变制度体系给民主造成威胁这一事实。

一些人会问，有权势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联系，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毕竟，在相近工作领域的人难免会彼此相识并建立联系，在所有社会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像新闻国际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这样的媒体高级执行官与首相成为好朋友，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强烈兴趣。这可以说明默多克帝国的触角在英国政治精英当中已经伸到多广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因此重要的媒体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理应受到认真的审视。然而，现实情况是，有权势的人们往往通过业务或社会关系聚到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帮衬，并塑造出一种团结一心的氛围。

今天的权贵高度依赖这样一个咒语：“你别无选择”。他们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能的社会运行方式，并以此抵制潜在的反对力量。“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英国并未形成今天的权贵，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如今被描绘得糟糕透顶：被官僚和失控的工会所掌控的一个集权的、沉闷的、消磨意志的人间地狱。我反对把英国这段历史妖魔化，这并非像极左和极右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怀旧的感伤（其实，在那个时代我还没有出生），而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纠正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英国曾对富人征收重税，工会组织也较强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那时经济也高速发展，而且那时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权贵形成于1970年代后期，他们所管理的英国是一个增长速度更低、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国，并且已经遭遇了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早期和2008年以来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我并不是说，旧的秩序不用面对诸多难题的困扰，也不是说长远来看旧的秩序更具可持续性。但就像右翼记者彼得·奥博恩所言，197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都准备突破当时盛行的战后共识。“有段时间，”他写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将会获胜，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左派还占有优势。”1所以说，虽然后人经常把右派的胜利视为必然，但实际上今天权贵们的胜利并非上天注定。

有人问警察是否应该被视为权贵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劣迹有什么新鲜可言。毕竟，警察包庇犯罪、暴力、种族歧视等行为在今天的权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有些甚至比今天更为严重。我觉得应该这样看：今天的权贵在当年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工会运动。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因此，玛格丽特·***就职伊始，就赋予警察横扫一切的权力，提高警察待遇，以此收买警察，保证他们在后来的斗争中对***忠心耿耿。不出所料，警察被彻底政治化了。警察的感激之情在1984～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尤其是在臭名昭著的1984年欧格里夫战役【1】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没有警察的支持，英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打败工会组织。警察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就被要求把工会罢工分子视为“内部敌人”，这种蔑视心理很容易扩展到其他工人阶层身上。在1989年希尔斯堡惨案中，遭殃的是利物浦球迷。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警察在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2】中的表现可谓惊人相似，两个案子中的警察都有欺骗、责备受害者，掩盖事实真相等行为。

这些并不意味着警察完全支持权贵们的新自由主义“教义”。警察毕竟是公共部门的雇佣者，从政府那里拿工资和津贴。他们不希望把在其他公共领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用到警察身上。实际上，接下来的几届政府都没有再进行改革，相当于默认了保持警察的忠诚度极为重要。有人会说，警察帮助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胜利，但他们却不愿把新自由主义理念用到自己身上。不过，最近几年，由于权贵们对自己取得的大获全胜太过自信，他们不愿再搁置警察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了。如今，在联合政府治理下，警察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公共领域相似的冲击——削减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工作条件和地位恶化、私有化。毫无疑问，他们厌恶这一点，警察和政府的关系相应地陷入史无前例的低潮。保守党前党鞭安德鲁·米切尔和唐宁街警察发生几句口角后爆出爆炸性丑闻这件事，就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有多糟糕。2014年5月，保守党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对警察联合会表示，警察被大量丑闻缠身，必须进行相应改革。2这种程度的表态，在以前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也并非所有警察都是“阶级战士”，都希望维护出格的、不均衡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指派实施法律，而法律却经常被有权势的人所操纵。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被看得比人权更重要。举例来说，富人可以让自己的房产长期空置，却不顾上百万人忍受楼市危机的煎熬，法律保护那些从不露面的房产拥有者，却不会去保护那些蜗居和无家可归的人们。英国监狱里塞满了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大部分人都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根据监狱改革基金会的说法，3有六成多的男性囚犯和五成多的女性囚犯忍受至少一种人格障碍的痛苦。福利诈骗每年造成的损失只有12亿英镑，约相当于社会治安开支的0.7%，却被视为一种卑鄙的犯罪。然而，逃税行为每年造成的公共损失大概有250亿英镑，却能获得政府的支持。那些帮助实施逃税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被请去为政府制定税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大幅削减开支期间对逃税行为进行和平抗议的人、那些抗议企业破坏环境的和危及人类生存行为的人，却因违反保护财产权神圣的法律而须面临监禁的处罚。不管警察的内心是否愿意，他们在现实中就是这样保护现有秩序的。

有些人说，我所描述的实际是拥护自由市场理念的权势人群，而非什么权贵，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也会同意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今天，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不仅掌控经济生活，而且也掌控政治、媒体和知识领域，在主流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战后时代，那场强有力的、进取性的劳工运动促成了一种妥协：虽然工商阶层继续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关键的权力。但是，今天的权贵们又重新收回了那些权力。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为整个过程提供了知识基础。

在这本书中，我剖析了那些在战后时代被排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获得了惊人的政治成功，以及如何将那些曾经被视为极端、不可行的意识形态方案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不过，那些声称新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言论往往会引来争议，甚至连一些“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也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嘲讽并指责政府仍是英国社会中的巨大存在，并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取得绝对胜利，政府的存在就没有合理依据。

但是，就像我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我用一整章——“中饱私囊”——来揭露今天的权贵一边依赖政府，一边却又嘲笑政府。我写道：“在英国所推行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政府在到处撒钱。”政府耗费巨资救助银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私有铁路公司，资助耗资巨大的法律秩序体系，为低收入人群及私有房屋提供补贴，为企业支付数十亿英镑支撑工人教育体系，公共支出中有一半进入了私人合同，直接补贴了私人收益。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当今的政治共识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主义，也毫不客气地诋毁政府角色。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安全网已经收紧了，导致很多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之中，在其他方面，这一网络也在沿着不同路径发展。公共住房私有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政府建造的那些“保障房”被卖给个人，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公共廉租房，导致那些本可以住在地方当局或其他形式提供的社会住房中的人不得不租住私人住房，而这种住房的租金经常疯涨，很难支付得起。政府花在房屋补贴上的费用——部分补贴给了私人房东，部分补贴给了低收入人群——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就业补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上百万工人的工资已经停滞或持续下降了好多年，这部分归因于劳工运动的急剧退潮，政府被迫支付几十亿英镑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差。铁路系统的私有化导致政府不得不给效益差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政府已经把本应给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资助给了那些从民众的需求中捞取巨额利润的人。

在权贵们这里，政府的功能进行了重置。如今，政府支持私人利益，支持像金融城【3】那样蔑视政府的小群体的利益。大的工商企业在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组织、私有化、放松管制等“反革命”措施中明显获益。英国是新自由主义“先驱者”想要或者渴望的那种自由市场乌托邦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他们“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民主制政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梦想肯定不会得到大工商企业的支持，比如削减政府补贴等措施肯定会引发他们的反对，从而也不可能得以实施。但是英国明显已经偏离富人高税、公有制、国家干预、强工会的方向，转向更多服务于大公司和富人的巨额财富了。

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本书并不认为权贵代表一种有意识地组织到一起的阴谋。当然，警察掩盖真相、行业性逃税等行为毫无疑问属于阴谋的范畴。但是，这本书的首要前提是，权贵们是由共同经济利益和共同心态聚合到一起的。他们没有必要针对民主体制实施任何有计划的阴谋。权贵实际是一个有机、动态的体系。

我想再次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这本书不是为了指责那些手握权力的“恶人”们。问题的关键在于权贵这个体系，而非组成这一体系的那些具体的人。英国统治阶层的行为，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完全是理性的：公司追逐利润、防止亏本，所以他们愿意逃税。他们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合法地操纵政治经济体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比如他们可以雇佣那些向财政部或政党派驻“专家”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做项目。他们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获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赞赏企业的角色，却贬低政府的贡献。当我采访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瓦利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认为他是一个慷慨、可爱而又深沉、稳重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有一种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能力。他会说，他的那些公司客户实际已经缴了很多的税，如果支付更多的话，将会适得其反，如此等等。他的公司为慈善事业花费很多。就像我指出的，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一种回归。在那个时代，社会供给主要依靠慷慨的个人捐助，而不是依靠由累进税制支撑的有效的公共福利体系。但是，你会很容易发现，像瓦利这样的人是如何能够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并会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我们的目标是改变这一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鼓励的行为，而不是用“好人”去替换“坏人”。

就我所说的改变体系和改变行为这一点，一些右翼和自由主义批评家建议说，我的解决方式太谨小慎微了。我想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我表达了对“奥沃顿窗口”（overton window）理念的浓厚兴趣。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保守派人士发明的，主要描述在给定的时间内政治上可能的事情。如今这一“窗口”被无情地管控起来了。所以，当工党的艾德·米利班德提议暂时冻结能源价格时，这项虽不起眼但受欢迎的政策被媒体和右翼政客描述为“地下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大部分投票者甚至支持比这更为激进的政策：把能源产业重新彻底国有化。对这一“窗口”进行控制使得权贵们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被认为是温和、具有常识的。任何稍微偏离这一范围的都会被取消。所以，就我所提的像民主公有制、富人高税、保障工人权利、选择性资本控制等政策，虽然在现状的捍卫者看来太谨小慎微了，但这一方案却能帮助逐步扭转“奥沃顿窗口”。

当然，我所提出的“民主革命”不会像我期待的那样推进。我希望英国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及时进行调整，为民众的需求和愿望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精英的利益服务；我希望英国成为一个由劳动者掌控的民主社会，成为一个可以将民主延伸到工厂和经济等领域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或许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出现。我的目的就是扭转新自由主义思想先锋们的成就：把“奥沃顿窗口”扭转向其他的方向。这样做可能会开启更为激进的进程。如今被视为完全极端主义的事情将首先变成边缘理念，进而变为激进理念，进而变为有争议的理念，进而成为常识性的理念。我们生活在一个权贵阶层大获全胜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其他社会运行模式被描绘为绝无可能之物。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旧有的信念必须被削弱。

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权贵们却始终大权在握。这意味着，任何对现状不再抱有幻想的人（根据相关民调，这种人大概有几百万）今年【4】五月大选时将很难有决定。届时可以得出结论说，投票没有任何意义。2013年，喜剧演员拉塞尔·布兰登因声明他从不参加投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全国大讨论。他认为，参加投票就意味着一种“默认的顺从”，他甚至主张应该进行一场革命。5因贬低得来不易的投票权和不鼓励青年人行使这一基本权利，布兰登遭受了持续不断的攻击。

尽管我也不同意他那种呼吁放弃投票的做法，但是一些针对他的批评，要么太幼稚和不食人间烟火，要么厚颜无耻和充满了虚伪。在布兰登引发全国大讨论时，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已经对政治长期不抱任何希望。他的声明引发长时间的强烈共鸣，是人们理想幻灭的表现，而不是造成人们理想幻灭的原因。实际上，那些攻击布兰登的政客和媒体代言人才应该为公众对政治过程的理想幻灭承担责任。布兰登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以及他的youtube频道《苏格兰尼格裤子》（the trews）鼓励对英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和辩论，尤其是鼓励那些不再参与政治的人加入。

下面说说我对人们即将面临的艰难选择的看法。保守党是权贵们最天然、最坚定的政治代表。在过去五年中，保守党政府按照权贵们所喜欢的方向推动英国社会大变革：给富人和大工商业主减税、私有化、削减公共服务开支、降低福利水平、限制工人权利，如此等等。保守党抓住金融危机的机会，推动实施他们所渴望的、在正常环境下不可能实施的政策。如果2015年5月保守党再次掌权，将意味着保守党将继续他们的政策：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向有权有势的人手中集中财富和权力。保守党政府也会把“奥沃顿窗口”继续朝着符合权贵利益的方向推进，新一届保守党政府更容易成为支持权贵政策的辩护者。工党会因为偏离权贵的信条太远而失败，大选结果公布数小时内他们就会编织出这样的说法。权贵们那种“我们别无选择”的信念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工党中那些有利于权贵们的理念将得到鼓励。工党失败后，他们会说是因为没有彻底拥护权贵们的信条：削减开支、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给富人减税，他们会表示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由于“奥沃顿窗口”已经转向右翼，左翼中那些拒绝工党的人们也很受煎熬。如果工党是因为太激进而失败，他们会被告知，那样做将把工党置于何地。所有这些都是虚构的谎话。但令人沮丧的是，权贵们却能把这些虚构的谎话植入到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常识之中。

然而，工党领导人艾德·米利班德已经被权贵们猛烈抨击，说他太激进。这一点告诉我们，权贵们对于哪怕是稍微偏离他们事先设计的脚本的人和事也极度不宽容，比工党领导层所认为的激进主义者做得还要过分。许多权贵其实并不满足，除非政治社会不断地向他们所期待的方向转型：比如给富人减税、私有化等。任何朝相反方向努力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部分因为权贵们那种令人窒息的必胜信念（我们已经获胜了，谁还敢削弱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部分因为他们敢冒险把更激进的政策合法化。

工党确实在一些领域实施了一些摆脱权贵控制的举措。工党提出将最高税率恢复到50%，而保守党此前已经将这一税率降至45%（要知道，即使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最高税率也有60%，由此可见“奥沃顿窗口”已经扭转了多大的幅度）。工党也建议对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收取“豪宅税”。他们关于冻结能源价格、取缔土地投机者、约束私人租金等承诺都偏离了权贵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工党宣布将废除最近一项毁灭性的福利削减政策，即所谓“卧室税”。这一政策要求那些穷人和残疾人等社会住房租户为租下但没有用起来的“空闲房间”支付更高费用。目前工党领导层也承诺暂停并扭转国家卫生体系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偶尔也会对新工党政府时期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程度表达歉意。他们承诺取缔“零时合同”，这一合同是盘剥劳动者安全和权利的一种主要方式，他们这么做意味着温和地将权力天平向有利于劳动阶层的方向扭转。工党也承诺要减支，只是规模比保守党要小一些，艾德·米利班德明确承认新工党接受***主义所建立的那套政治共识。

工党的自我矛盾之处在于：工党领导层仍然认同紧缩政策，尽管形式上不是那么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当你揭开一些政策的面纱时，这些政策将失去他们的光泽。他们所提出的冻结能源价格方案只是暂时的，当面对民调显示的所有选民都对公共设施公有制持支持态度时，工党仅致力于在铁路领域推动公共经营与私人特许经营进行竞争，这一混乱的中间政策尝试让所有人满意，但却导致所有人都不满意。工党领导层中出现的杂音，也预示着重新引入50%的最高税率或许也只是一个临时性举措，并非意味着财富分配大转型的开始。工党提议到2020年实现每小时最低薪水达到8英镑，这意味着仍然有许多工人需要领取贫困补贴，你会发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在政策实践中，工党总体上接受了保守党的路线图，而且目前仍在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行。然而，在过去五年里，紧缩政策已经被明确证明失败了。由于上百万工人需要拿贫困补助金，紧缩政策导致政府无法弥补这一赤字，而这其实是保守党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承诺。现政府执政五年，造成了比所有工党政府加在一起还要多的政府债务，6在此期间，经济复苏也毫无活力可言。生活标准倒没有下降，但要知道自19世纪以来，生活标准从来都没有下降过。同时，随着权贵地位的日益稳固，社会顶层获得了蓬勃发展。工党对紧缩政策的支持，必须放到这一大背景中进行理解。

很自然地，越来越多的对权贵规则幻想破灭的英国人开始寻找其他出路。2015年年初，民调显示绿党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11%，他们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成员跃升到五万多人，这一数字让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强硬右派——英国独立党黯然失色。英国独立党由前托利党成员和百万富翁所主宰，坚定支持公共服务私有化、为富人减税以及削减工人权利。由主要聚焦环境问题而起家的绿党，提出了真正对权贵构成冲击的政策。他们主张法定最低薪金制度、公有制、工人权利、提高对富人和公司征税比例、打击逃税行为、公屋建设项目等。

不过，对任何新生政党而言，英国的“最高票者当选”的选举体系都意味着一种强大的障碍。仅仅获得全国范围内虽广泛但却非常稀薄的支持是不够的，政党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议席，需要聚焦于争取选区支持。对于那些原本抱有好感支持者而言，他们面对投票表时会犹豫徘徊，因为他们担心投票给绿党候选人将会造成反保守党的投票太过分散，间接导致保守党候选人从中得利。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执政党所期待的。虽然绿党在年轻选民中成绩不错，但民调显示，他们正努力争取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7

选举体系的改革，比如引入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pr），将允许英国人可以更自由地投票，不用再担心无意中为右翼提供帮助了。反权贵力量可以聚集到一个政党内，包括那些之前抱怨选举制度让他们除了支持工党别无选择的人。向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转变正变得日益可行。英国人在2011年果断地拒绝向其他可能的选举体系转变，我当时也对这种转变持否定立场。很大程度上，选民拒绝另择选举体系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新的体系会造成更多情形的政党联合，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经历，使得选民对联合执政产生了失望心理。这样的政府容易为政党组阁后不兑现竞选承诺提供借口：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自由民主党非但没有兑现他们所提出的免费教育的承诺，反而支持学费上涨三倍的政策。不过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的戏剧性兴起、英国独立党的叛乱以及绿党支持率的持续上升，导致“最高票者当选”的政策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实际上，下一次选举很可能再次产生一个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看起来，不管选举体制怎么样，联合政府的模式可能还得继续。“最高票者当选”原则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政府。但是，如果这一制度无法继续兑现这一承诺，不能很好地反映英国民众的意志，那么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就不复存在。

在现实中，2015年大选将带来一个工党或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工党领导的政府将不会与权贵彻底撕破脸。不过这至少还是底层发挥影响、施加压力的重要机会。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抵制这样的运动。工党领导的政府会认为这一现实无法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工党在制度上仍然与工会运动有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工党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里拥有一些根基，而这种联系也会相应地受到权贵人物的攻击。

工党如果看看西班牙、希腊等其他国家左翼政党的做法，就会做得更好。在这两个国家，当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实施紧缩政策时，他们都戏剧性地失去了民众支持，民众转而支持那些更极端的反紧缩政党。如果工党需要组建联合政府，那些工党需要借助的小党将迫使其为“比例代表制”进行全民公投。如果这一方案得到选民们的支持，这一体系将会使反权贵政党赢得选举变得更为容易。

无论谁在五月的大选中获胜，权贵的反对者们都会着手开展斗争。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盟，成员从工会到社区组织再到信仰团体等。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公众的看法已经突破了权贵们的教条了。

不过就像本书结论中所言，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国际视角。在我写这些话时，希腊的竞选活动正在进行中，激进的反紧缩政党希腊左联党可能将赢得选举。在你读这本书时，结果就已经水落石出了。但是，有一股很有势力的国际力量为确保希腊人民在投票中“不做错误的选择”而作了很大的努力。欧盟、欧洲大国、国际金融家等排队反对左联党取胜。西班牙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反紧缩的“我们能党”（podemos）与“种姓制度”（相当于西班牙权贵）作斗争，且直面西班牙权势精英阵营将其妖魔化的挑战。跟那些与普通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不可名状的权贵精英作斗争不是英国独有的。英国的权贵是与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缠绕在一起的。为民主和社会公正作斗争无法在一个国家内部取得胜利。只有跨国界的联合才能确保取得最终胜利。

抱怨不公平固然很好，不过就像已故社会主义政治家托尼·本经常指出的，社会变革需要两种努力的结合：“一个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的火焰，一个是对更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那些想超越旧秩序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责任提供一致的替代性选择。如果缺少这种一致的替代性选择，人们可能会怨恨现有秩序，但他们还会继续勉强忍耐。当今的权贵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绝对的历史性胜利，并且永远不会再被篡夺权力。这是错误的，英国和其他地方底层民众为争取自由公正作斗争的光荣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原因所在。终有一天，今天的权贵们会落败。他们不会按自己的方式或自愿地落败，而会被一场持久可信的替代性方案的运动所移除。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一种新的、不同形态的社会的人来说，是时候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了！

【1】1984年6月，在英国南约克郡的欧格里夫（orgreave），警方与罢工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出动人数都超过了万人，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

【2】1989年4月15日，在英国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的利物浦队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足总杯半决赛中，由于球场结构问题和组织秩序混乱，在比赛开始后尚有5000名利物浦球迷未能入场，警官开启了大门却没有给予必要的引导，致使数千人涌向同一看台，拥挤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伤亡，9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

【3】伦敦金融城，是英国大伦敦的32个郡之一，位于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面积2.6平方公里，该地聚集了大量银行、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等金融机构，所以被称为金融城。

【4】本书英文平装版出版于2015年，文中“今年”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