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47岁的保罗·斯坦斯时，我感觉他不是那种具有同情心的人。他黑色蓬松头发的侧面有一块凸显的白色，气质跟政客克鲁拉·德维尔有些类似。在一家豪华的伊斯灵顿美食酒吧里喝完一杯葡萄酒后，这位博客圈里的右翼之王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其实我并不那么热衷于民主。”
回到1980年代，年轻的斯坦斯是玛格丽特·***改革运动的狂热追随者。“我想我当时爱上了她。”他告诉我说，极其少见地流露出情感，“我爱上了她”，他又重申了一遍。他长期受那种对左翼毫不客气的痛恨所驱使。他不带任何反讽意味地对我说：“我认为你的信条是邪恶的。”没错，他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980年，13岁的斯坦斯阅读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被崇拜者誉为对抗整体主义意识形态、极力维护自由民主之作。读过此书之后，斯坦斯把自己定义为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和政府是对个人解放的固有威胁。虽然斯坦斯当时只有十几岁，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已经能接触到大量的有权人了”。他随后成为戴维·哈特的私人助理。戴维·哈特那时是玛格丽特·***的顾问，她的行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伯特·默多克的资助。斯坦斯夸赞说，哈特在1984～1985年矿工游行期间“资助了粉碎全国矿工联盟（num）的行动”，此举是***主义的一个决定性胜利。哈特和斯坦斯都积极支持美国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出售武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一支残暴的右翼准军事力量，1980年代，这一组织认为，在与尼加拉瓜桑迪诺斯塔左翼政府斗争过程中，暴力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斯坦斯在伦敦做过多年的经纪人和商人。2004年，其投资基金背后的金融支持者被起诉之后，他被迫申请破产。他需要一个新的营生。当时博客还处于兴起阶段，他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启了一个被证明利润丰厚的新业态。他开了一个网站，用类似街头小报的方式曝光政客们的新闻。为了向曾尝试刺杀政治权贵的盖伊·福克斯【1】致敬，斯坦斯用了圭多·福克斯【2】这一笔名。他解释说：“我对政客们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我厌恶那些该死的窃贼婊子们！”
“圭多·福克斯”无所不能。2009年，他将时任首相戈登·布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达米安·麦克布莱德与新工党前狡辩老手德里克·德雷珀之间的邮件往来公之于众。其中有两人合谋散布传言以中伤政治对手的内容。至于斯坦斯是如何得到这些邮件的，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丑闻之后，他销毁了他的电脑硬盘。他对我开玩笑说，他的信息来源是爱尔兰特勤处，“你可能嘲笑他们，但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他这一爆料所引起的反响可谓轰动一时，麦克布莱德不得不含羞辞职，对于已陷入政治对手围追堵截的布朗来说也无异于雪上加霜。
然而，斯坦斯因为把“圭多·福克斯”的服务器放到海外，放到他自称为“阳光避税天堂”的地方，从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免于被指控为诽谤。毫无疑问，他的举动在政客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恐慌。他很享受这一点：“我很享受这一点，但这其实很不好。”
不过，如果认为斯坦斯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政治精英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远非如此。其实，他是社会最富裕阶层坚定不移的护卫者。或者，像斯坦斯自己所描述的，“我的观点是支持世界上的富豪们——他们难道不是吃尽了苦头？”这种对最富有者利益的坚定支持，基于他内心对民主的鄙视。“削弱政治家使得他们的行为丧失合法性，”他说，“这基本符合我的意识形态策略。”
对于这位财阀喉舌而言，民主是一种潜在的致命威胁。“它没有让我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穷人通过投票从富人那里攫取财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做事方式……因此，在一个普选制国家里，民主往往导致无产者试图从有产者那里剥夺点什么东西。”
为解释他对民主的反对，斯坦斯作了一个令许多人迷惑的比较。“拿种族隔离制度来说，很明显，处于种族制上层的白人试图把事情安排得更契合他们自己的需要。这很清楚，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从黑人那里拿走了政治权力。对我来讲，很清晰的一点是，在一个一人一票且分配不均的体系里，那些无产者就会试图通过投票从有产者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承认，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但前提条件是“资本找到了保护自己免受投票者损害的路径”。美国体系就是这样做的，在那里，金钱主导政治，即使略微偏左的民主党人掌权，美国体系也会自我调和，推动重新分配。
人们可能会认为斯坦斯是个无关紧要的怪人，但如果你真的这么以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与高层大臣们和知名的右翼分子有着很好的关系。“圭多·福克斯”连续数年排在英国政治博客的首位，斯坦斯在这个国家读者群最大的报纸《星期日太阳报》（sun on sunday）上开有专栏。他针对政治权贵开展的行动，不是为了强化问责制，而是力图削弱对民主制度本身的信仰，这是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在最近30年里，财富和权力已经被从广大民众手中拿走，并且系统性地输送到了顶层人群手中。如果不是先驱们决绝的努力，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要理解当今权贵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回到1947年的瑞士小镇佩勒兰山（mount pélérin）。到访者可能被周围的自然美景所震撼：广阔的日内瓦湖水和高耸入云的登茨杜米迪山峦。在这个田园般的场景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刚刚结束两年的那场席卷除中立国瑞士外所有欧陆国家的屠戮和破坏。
谁也未曾想到，在佩勒兰山诞生的反对革命的思潮有一天竟会席卷全球。在1947年4月的最初几天里，近40位来自西方世界的精英——学者、经济学家、记者等——下榻小镇的杜帕克（du parc）酒店。经过一周时间严肃激烈的辩论，这一群体集体通过了关于在“二战”废墟上再建世界新秩序的宣言。“文明的核心价值处于危难之中，”这一宣言用谴责式的语言陈述他们的目标，“在地球上相当大的区域内，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基本条件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些思想者看来，危机的根源其实很清晰，是因为人们“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的信仰不断下降”。在这种为维护声势越来越弱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开展的经济学代际斗争的背景下，佩勒兰山学会（mont pélérin society）诞生了。
这一学会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创意。随着纳粹帝国在红军和西方力量夹击下走向崩溃，哈耶克给出了一份控诉书，一份对过去一代甚至更长时间里世界状况的控诉书。他声称，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放弃，或者说对“政府从经济生活中抽身是自由和繁荣的保障”这一信条的淡忘，已经威胁到自由的根基：“我们已经逐步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从过去的经验看，没有经济自由，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从未出现过。”1
哈耶克的开创性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二战”临近结束之期，且取得了轰动一时的巨大成功。这本书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售了几十万本，同时，1945年4月的《读者文摘》还刊登了这本书的精简版。2这本书的流行并未给哈耶克带来多大安慰，尽管这让他获得经济上的巨大收益。他对一位志同道合者这样写道：“我对短期的未来毫不乐观，对我而言，欧洲的前景可谓要多黑暗有多黑暗。”3
哈耶克和他的信徒们是世界上真正意义的保守派。他们力图把历史时钟重新调回到他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这一黄金时代被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1940年代的世界大战洗劫一空。他们毫不羞涩地称自己为“古典自由主义”。正如哈耶克在佩勒兰山会议开幕式环节所言，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清洗“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附着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理论冗余”。4隐藏在这一晦涩的学术话语之下的，是一个关于学会成员如何自我界定的明确阐述，即他们要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清洗他们认为已走向腐化的信仰体系。
哈耶克当时坚信，直至晚近时期，西方都“受所谓19世纪理念或自由放任原则的支配”，5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主张向这一模式回归。不过，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并不是20世纪下半叶那种与社会变革和政府干预结合到一起的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的至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出现的那场“强调把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把个人作为社会终极实体”的运动。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理念的要义是，“国内自由放任”和“国外自由贸易”，换句话说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6
不过，在战后初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处于最低点”7的几年里，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其他“向后看”的自由主义者可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主流”。他们被简单地定位为“怪人”。8当时，自由放任经济学被认为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冲突的罪魁祸首，政府战时经济计划的成功进一步削弱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地位，导致这一流派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已经破产了。
在整个西欧地区，上百万的工人受战争经历的影响走向激进化，要求在和平时期进行深远的社会变革，让大公司和富人买单。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通过作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像在英国、瑞典、挪威那样直接掌控政府，卷入了权力之中。9在左翼力量的巨大威胁下，右翼力量除了放弃其所坚持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外，似乎别无选择。不过，直到近30年后，1970年代的一拨思想家抓住了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这一事业将重塑整个英国权贵阶层。处于这一事业核心地位的，是一个叫马德森·皮里的年轻人。
皮里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古怪之人，他那条纹状的领结显示了他的性格特征。起初，他带我共进午餐，多半是为了弄清我的来路。不过，我对他进行采访的地点是在亚当·斯密研究所的一间轻松惬意的非正式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坐落于距离下议院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条安静的后街上。他很好玩，给我看他写的科幻小说，螺旋状阶梯之上，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正愉悦地敲打着键盘。皮里并非精英后代，他在林肯郡的海边小镇克利索普斯（cleethorpes）由祖母带大，他的祖母靠制作捕鱼网维持生计。这位老人已经养育了好几个孩子，她给了皮里足够的自由。“因此想获得更多的自由，”他提醒说，“如果你想对我追求独立的偏好进行心理学追踪的话，或许可以追溯到这种自由散漫的成长环境上。”他认为自己从未怀疑过自由主义的观点。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曾把自己信仰的事情打印了一份两页的总结，后来他才知道，“一个多世纪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已经做过此事，并且做得更好。”
1970年代初期，皮里是圣·安德鲁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这所大学是右翼政治学的传统阵地。他邀请佩勒兰山学派奠基者之一卡尔·波普尔前来给他的同学们作演说。皮里也会参加这一学会的会议，并结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皮里回忆说：“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他回忆说，二战结束30年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孤立，人们出于理念相近或自身实际需要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两个人在自己的学校或自己的国家各自进行着一场孤独的战斗。如果是现在，他们或许都会成为某个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再感到孤独，他们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在佩勒兰山学派的领导者之中很少有乐观主义者。“除弗里德曼存有期待外，其他人都非常悲观。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在走历史的下坡路。他们认为，他们能期待的最理想的终极状态，可能也就是一种混合型经济，也就是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那样。”
皮里即将拿到哲学博士学位时，英国仍然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把控着。这一共识由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所创立。这一共识成为权贵战后统治英国的政治支撑。所有的主流政客都须认同这一宗旨，以免被误认为政治“越界”。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是需要考虑到的重要力量。1968年的百年庆典上，工会联盟标榜说自己已经由一个小型的争议解决协会变成一个工联主义的代表性实体，通过这一实体，成员单位可共同制定政府政策、参与主要社会事务管理、与国家雇主发言人平等对话等。10这一时期，所得税比例最高达到了75%。主要工业和公益事业都实行公有制。在今天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这一时期如同梦魇。“你想把大家带回1970年代！”是右翼反驳哪怕是温和左翼的标志性用语。不过，当时这一共识却带来了生活水平方面惊人的改善，并带来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最稳定的经济增长。
1955年，工党传统右翼精神教父托尼·克罗斯兰写了一本书来庆祝“选举意见的整体左移”。他强调说，这一整体左移已经稳定了下来。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必胜信念，预示了冷战结束时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欢呼。克罗斯兰解释说，战后英国保守党用20年前左派的政策来争取选举胜利，而这类政策在20年前是为右派所反对的。这一变化是如此之深刻，以克罗斯兰戏剧性结论来讲便是，“说今天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不准确的”。11克罗斯兰的主题或许可以总结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左翼的必胜信念与对右翼的绝望相伴而生。玛格丽特·***后来抱怨说：“在印刷精美的政策举措中，尤其是在政府中，托利党长期看来只顾投靠左派阵营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援引她的导师、自由市场主义者基斯·约瑟夫的话，“英国政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棘轮’。”换句话说，她相信英国正无情地，或许也是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描述战后以来的政治走向，***写下托利党是如何“保守”的：“工党政府把这个国家每向左带一点，托利党就把套在身上的社会主义紧身衣放松一点，他们倒是从未把紧身衣完全拿掉。”12
在1970年大选的预备阶段，托利党领导人爱德华·希斯尝试重绘托利党政治，对于哈耶克的追随者们来说，这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在位于克罗伊登（croydon）的塞尔斯登公园酒店进行了一场讨论之后，他倡导了一波自由市场政策，包括减税和抵制政府干预等。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将托利党这一宣言讽刺为“塞尔斯登人”，把其类比为史前的“皮尔丹人”，意在将其描绘成一场落后的、原始的恶搞。当面临严峻的经济现实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时，上台执政后的希斯迅速放弃塞尔斯登宣言。“泰德·希斯【3】的执政从改革开始……却倡导并几乎实施了选举制下历届政府所能想到的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这样写道。她批评希斯“让政府控制价格和股息，为在一项收入政策上换取工会的默许，不惜让英国工会联盟、英国工业联盟与政府联合监督经济政策。保守主义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派让英国工会联盟（tuc）不禁纳闷，他们的阶级敌人还没开始交战就准备投降了。好在我们最终幸免于难”。
由于在顽固的社会民主主义权贵那里搞得日益憔悴，马德森·皮里感觉他已经变成一个革命的、激进的英国反对派。至少，他已经变成一个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事业的旗手，并尽其所能地去拿下“社会主义棘轮”。“1970年我还在圣·安德鲁大学时，我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反向棘轮’这一概念，意思是我们需要做一件类似的事情。”皮里尽可能地从他的敌人那里学习，他相信，如果他的敌人可以建立一种共识，那么他和他那些理念相同的同事们也可以做到。他为此制定了一个计划。“一旦得到推进市场改革的机会，我们必须把相关行动建立在利益集团支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这一改革就不会被逆转。”
皮里完成博士学位后去了美国，当时他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期待，决定在学术界找一份工作。不过，他最后在国会山找到了一份为当时埃德温·佛讷领导的保守共和党研究会服务的工作。佛讷后来成为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头儿，“传统基金会”是为促进保守主义信条而成立的。这不是孤案。美国右翼当时正到处沸腾，他们都怀有保守主义理念，都想扭转国家自越战结束以来的持续颓势和长期经济停滞。
英国那时也有一些这样的智库。iea（经济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代中期，致力于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推进自由市场理念。“人们认为iea疯了，”iea现任所长马克·里托伍德告诉我说，“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性诚实，但他们实在是太远离主流了。”里托伍德表示，当iea建议取消外汇管控时，人们认为他们彻底疯了，国家可以放弃外汇管控的想法在当时还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当然，这一点后来成为***政府的第一项举措。类似地，iea在1960年代的另一个小册子里建议电信产业私有化。里托伍德表示，当时的反应也是相似的，人们认为iea疯了，是彻底的“水果蛋糕”（俚语，疯子的意思）。
里托伍德表示，iea追求的是赢得“智识”，而非“挥舞标语牌、散发传单、张贴海报”等。他用玛格丽特·***最青睐的广告机构打比方说，这不是“像盛世长城广告公司那样努力扭转公众的认知”，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和智识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iea已经开始从事皮里所说的“反向棘轮”的工作了。里托伍德表示，“当***成为保守党领袖进而成为首相后，iea迎来转机，他们不但为***大选提供助力，而且为***第一任期提供了智识支撑”。
皮里赞同iea在挑战战后权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iea在散布市场理念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尤其是在大学里面。”不过仅靠这些是不够的。“我们想要的是能够直接影响政策的东西。我们想通过制定政策来实现自由市场的目标。”皮里眼里闪光，声音充满激情。最能激发他的事情是：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并通过政策改变社会。对于皮里而言，他不仅要说服政客相信“自由市场理念是可靠的”，而且要证明这些理念是可以转化为政策应用到现实中的。“你的政策不仅要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而且要帮助他们再次当选，”他解释说，“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做这些合理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失利，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推翻。”
这就是马德森·皮里的使命。他想推翻旧的权贵阶层，并为一个全新的权贵阶层奠定基础。
1976年，皮里正在美国，当时纪念独立宣言发布200周年的活动正在全面展开。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年也恰好是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200周年。《国富论》是为资本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撑的第一部著作。皮里与一位叫埃蒙·巴特勒的同事决定创立一所新智库，因此，1977年，亚当·斯密研究所在伦敦成立。
皮里决心埋葬战后形成的权贵阶层，但他没有预测到他和他的同行者其实推的是一扇已经敞开的门。“我们当时希望有一两项政策被采纳并取得成功，进而带动更多的政策被采纳；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件逐步积累的事情，”他说，“我们当时从未设想这些理念会取得全面胜利”。皮里的亚当·斯密研究所后来取得了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巨大成功。
到1970年代中期，战后共识开始变得步履蹒跚。1971年8月，美国被越南战争拖得摇摇欲坠，宣布废除作为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年后，石油生产国宣布禁运措施，引发了一场“油价震荡”。西方国家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利润率开始崩溃。对于佩勒兰山学派的创始者而言，时机到来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只要来一场危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都将带来真实的变革。”“当危机出现时，外围理念往往更能影响具体的应对举措，原来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这场意识形态斗争反映了当时正在英国社会上演的一些事情。伴随通货膨胀率的飙升，工会试图争取在收支安排方面的权力，一波罢工撼动了这个国家，1978～1979年间的那个冬天，不满情绪达到顶峰，一连串的工业罢工导致这个国家一些地方的基本服务供应都停止了。这场工会运动取得了一些斗争的胜利，对于佩勒兰山先驱们的理念，英国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
在英国遭受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成立了一大波智库，cps（政策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之一。cps由玛格丽特·***和基斯·约瑟夫于1974年创立，目的是推行他们那“大逆不道”的右翼理念。顺便插一句，基斯·约瑟夫的父亲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建筑业巨头，也是一位顽固的保守党部长。“创建该中心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推动变革，”cps现任主任蒂姆·诺克斯表示，“如果你看基斯·约瑟夫那段时间的演讲就会发现，他正在削弱19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共识，当时的经济困难意味着，挑战这一共识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当事情变得不太对劲儿时，人们就会考虑其他可能的选择。当所有的事情推进良好时人们何必来捣蛋呢？”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大危机对推动社会转型极为必要的观点，在当时自由市场主义的先驱们中广为流传。
1977年皮里的亚当·斯密研究所一成立，就开始了一场猛烈的煽动运动。该所的成员在议会办公室、午餐及研讨会等各类场合向政客们请愿。为了让掌权者注意到他们的观点，他们在主流报纸上写文章，与有影响力的记者建立密切联系。亚当·斯密研究所的官方史中这样写道：“约翰·奥沙利文起初为《每日电讯报》（tele-graph）写稿，后来为《泰晤士报》写稿。他经常在文中设法提及我们的最新出版物，或者诱使他的同事提到我们的出版物。”13亚当·斯密研究所把记者转化为他们理念的传播者，通过记者让普通民众了解他们的工作成果。一些基于研究的文稿经常在《每日邮报》这样的报纸上发表。如果没有雄心的话，这个研究所其实什么都不是。皮里说：“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建立另一套共识，或者不能称为共识，而是创造一种那个方向是潮流的印象。”
不久，形成了一种合作攻势。亚当·斯密研究所联合iea、cps以及其他自由市场的组织成立圣·詹姆斯学会。圣·詹姆斯学会在威斯敏斯特的圣·詹姆斯庭院酒店成立，并借用了这一酒店的名字。他们愿倾听托利党影子内阁重要成员的想法，比如基斯·约瑟夫以及后来成为***财政部首席大臣的杰弗里·豪等。不过，先驱者们当时有一项棘手的工作，正如皮里后来所写的，“当时很少有民众相信自由市场理念和经济刺激能够扭转英国的经济形势……我们曾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不对，你可以把我们赶去开出租车，如果自由市场运动失败的话，我们将被彻底清除掉。”14
不过，尽管自由市场理念的先驱者们起初数目并不多，但他们的成就不亚于一场地震。他们帮着把看起来不可撼动的左翼思潮变成一个新的政治常识。对于他们而言，在较为绝望的时期，能够坚持相信这些常识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开启了一些政策的大门，这些政策后来成为***主义的基石。即私有化、放松管制、为富人减税等。1970年代曾是英国保守党智库鲍集团（bow group）成员的马克·波利特表示，“我与尼格尔·劳森真正对保守党产生影响的是房产政策，尤其是出售地方当局建造的那些公租房。”他表示，关于出售简易住房的问题“曾经是左右翼争论的重要议题。如今，这再也不成为问题。这一政策已被普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政策”。
除智库外，广告商也是推广这些政策和理念的重要力量。回到1970年代，如今已成为勋爵的提摩西·贝尔是***阵营的关键人物，并且直到现在仍在为***的政策摇旗呐喊。他就是2013年受托向全世界证实***逝世的那个人。今天，他是公关公司贝尔·波廷杰的主席，这家机构的客户包括白俄罗斯寡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妻子、皮诺切特基金会等。皮诺切特基金会是已故智利暴君为处理他的遗产而设立的。贝尔是***极度高效的媒体公关的背后策划者，帮助她连续取得胜利。他为托利党赢得1979年大选设计了那幅标题为“工党没效用”的著名海报。图画内容是职业介绍所外排着长队的失业群众。在1984～1985年煤矿工人罢工期间，贝尔勋爵通过安排国家煤炭委员会的媒体反对罢工，帮助击败了这次罢工，并使***在与社会民主势力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天，他就像一位在战场上取得许多胜利的退休老将军一般。
起初，我尝试在伦敦的梅菲尔区（mayfair）找他的办公室。这一地区住着身家百万的银行家、俄罗斯寡头政客以及其他一些英国成功人士。我迷路了，最后在别人的指引下，才找到有警卫荷枪实弹把守的沙特使馆旁边的一栋楼。沙特这个国家不时会成为贝尔勋爵的重要客户。简洁的直梯直接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的壮丽景观堪称胜过这座城市里许多最为奢华的家居装饰。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贝尔勋爵坐在那张置于屋子正中央的桌子后面，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本森赫奇斯牌香烟，透露着对所讨论话题的不感兴趣和疑惑。
贝尔勋爵的成功，部分在于将“***主义”翻译为日常语言，把抽象理念包装为普通常识。这种充满技巧的信息传播方式让***的对手们苦不堪言。“广告人必须掌握的一项功力是如何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完整的意思，”贝尔解释说，“批评者们会说：‘你破坏了它的意思，因为你把它过度简单化了。’支持者们会说：‘不，他们这么说是不对的，你所做的能够帮助普通民众理解它的意思。’”贝尔的目标是把***主义带给普通民众，这一目标更具野心：他试图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广告就是用一个理念捕获公众的想象，进而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行为，”贝尔说，“政治应该是同样的事情。”
在贝尔勋爵这类人的影响下，***主义在1970年代后期以一种清晰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出来。随着战后政治卡特尔的崩溃和社会组织普遍感受到压力，***主义提出一项计划，来扭转她形容为太过无情的社会和经济衰退。***主义有着与“二战”后哈耶克相类似的末日预言，贝尔所提供的或多或少可看作是面向普通民众版本的哈耶克思想。
“生活是可怕的，”贝尔勋爵语气非常平稳地对我说，“她带着一种新理念而来，认为我们不应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回到过去，并且在当前背景下变得再次伟大。这一理念捕获了相当大比例人口的想象力。所以他们支持她，尽管他们不是特别地喜欢她，尽管他们不认为她是大红人或像托尼·布莱尔那样拥有超凡魅力。”贝尔勋爵对***的描述是在纠正那种观点，认为是***的独特魅力蒙骗了这个国家，对于贝尔而言，***在民众中不受欢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魅力，她只不过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右翼而已。
***1979年5月执掌大权时，她的施政基础已经较为坚固，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已经搞定。亚当·斯密研究所已证明，私有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还为政府推动落实提供了具体建议。罗伯特·哈尔丰是一位现任保守党议员，他当年受***冲击波的激励，接受了先驱者们的政治教育。他表示：“如果你看一看***革命，你会发现所有一切都被智库所把控。”“所以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我记得我倾尽全力拜访所有智库，iea、自由协会，等等，你可以随便点名，我都去过。”
马德森·皮里的“反向棘轮”并没有随着***成为首相而停止。结果证明，这只是一个开始。如今先驱者们已经变成权贵阶层不可或缺的护卫者。随着英国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陷入经济风暴，他们再次准备好了。
从马修·艾略特的办公室风格就能看出，他是一位幽默、调皮的男士。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列宁的雕塑，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羊皮帽。他时不时还会亲切地摆弄一下这个雕塑。有关过去荣耀的一些证据杂乱地贴满整墙，比如一张裱起来的报纸首页，展示了一场影响深刻的媒体政变。其中一张是张贴有“notoav”字样的海报。“notoav”是艾略特2011年赢得与“排序复选投票制”阵营之间那场惊世骇俗的全民公投时使用的标语。这场公投由一年前上台的保守自由民主执政联盟发起。艾略特将他那残酷的“notoav”作战策略概括为：“你是想把25万英镑花在建设一个新的选举体系上，还是用来购置婴儿恒温箱或士兵防弹衣？”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全民公投以绝对优势否决了“排序复选投票制”。这位男士为他过去十年对英国政治产生的影响而感到自豪，不夸张地说，这种影响是一种实质性的影响。他很享受与政治对手对话，坚持与他们合影留念，并把照片一一挂到墙上。
艾略特在利兹上的文法学校。大学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他在持反欧盟立场的欧洲基金会做新闻官。后来他成为一位欧洲议会保守党议员的政治秘书。这些工作岗位帮助他建立并夯实了与他志趣相投的右翼之间的关系。回到2004年，在25岁左右的时候，艾略特建立了“纳税者联盟”（tax payers' alliance），他自称这是一个“主张降低税率、优化公共支出的非党派草根阵营”。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被当时的英镑运动所吸引，这一运动后来发展出了举世瞩目的反对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的阵营。他强调说，这一阵营并非智库，他们实际是一个包含许多中右翼民众的阵营运动，但他们非常精明的一点是并没有明确地称自己为中右翼阵营。这可谓先驱者们的一次战略改进，此前他们都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智库。“纳税者联盟”后来成为一个竞选组织，他们非常聪明地把自己展示为一个无党派的民众运动。
对于艾略特而言，这种伎俩其实是厚颜无耻的民粹主义。“各类阵营集团都拥有推行自身理念和主张的空间，但是他们不用类似iea那种非常成熟的学术性智库的路径，而是采取一种精通媒体套路的草根路径。”艾略特也搬出美国右翼力量作为佐证。先驱者们不但要求减税，而且要求压缩开支。比如美国的“美国荣昌”、国家“纳税者联盟”、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自由工厂等。这些组织把自己装扮为非党派草根阵营，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右翼政客的思想先锋而已。
艾略特的核心意思就是，“纳税者联盟”是一个受保守派商人支持并配备了自由市场理论家的右翼组织。虽然他们把自己装扮为纳税者的传声筒，但“联盟”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广泛的联合。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媒体就把该联盟视为努力工作的纳税者们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这一联盟自成立起就与媒体记者有着业务上的良好关系。他们设有24小时“在线”的新闻官，以及滚动新闻频道随叫随到的电视新闻发言人。他们不出版长篇大论的政策报告，因为一直承受截稿期压力的记者很可能忽略这样的报告。他们往往发布那些直击要点的研究简报。这种短平快的方式非常有效。他们的网站自豪地表示：“在经过多年被所有政党政客忽视的经历后，‘纳税者联盟’正致力于推动政客们聆听普通纳税人的心声。”
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前，艾略特和他的同盟者还对托利党努力配合工党开支计划的行为深感懊恼。艾略特说：“托利党已经彻底说服自己，认为重回执政地位的唯一路径，就是不仅配合工党的开支计划，而且承诺比工党更大的开支计划。”他的语调泄露了他对保守党过去立场的蔑视。不过，正是保守党的这一立场，为推动减税和自由市场理念创造了艾略特所称的“政治空间”。不管怎么说，如今确实存在一些愤愤不平的右翼主义者。他们认为现在的保守党为了谋得执政地位，已经背弃了保守党的重要原则。“纳税者联盟”自2004年起开始发动“游击运动”，高调宣传政府开支浪费的极端案例，将其渲染为税收被滥用的典型标志。艾略特说：“为了说服民众他们确实可以减税，你需要参与到有关开支的辩论中去。”“纳税者联盟”经常举公务员享有巨大的养老金池子，拿伤残津贴者质疑医疗条件、大学学历越来越没有价值等案例来说事儿。
“纳税者联盟”的战略很明确，他们就是要把公共开支妖魔化，让公众感觉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平白无故地浪费到各类噱头和津贴上。我向艾略特提出，在报纸上曝光公共部门浪费事件有助于广泛推进削减开支，但却无助于争取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他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他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如果你看看那些关于减税的争论，你会发现把事情解释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简单指出钱正在被浪费，那么你就能切实推动减税举措。”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促使“纳税者联盟”的对手们为他们的条款争辩。艾略特举了“纳税者联盟”曝光的地方当局工资过高的案例。“如果我们列一个市政厅富豪排行榜，戈登·布朗可能会进入榜单，但即使如此，他也会说公共部门的肥猫们确实需要降薪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刚破产时，时任在野党领导人戴维·卡梅伦表示：“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到一边，暂时与政府合作，确保金融稳定。”这一为国家利益放弃政党分歧的政策并未持续多久。仅仅几周后，保守党改变了支持工党开支计划的政策，开始改写历史进程。工党智库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霍顿等人明确指出：“保守党接下来的所作所为直接吸收了‘纳税者联盟’的主张，‘纳税者联盟’为保守党政治战略提供了重要基础。”15
这时，保守党又编织了一个新故事，把“纳税者联盟”说成是已经拥有数年的光辉历史。这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格言“只要有危机，不管是真实的或臆想的，就会带来真正的变革”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此时的英国正面临经济灾难，并不是因为一个贪赃枉法和失去控制的、为追求更高收益而疯狂的金融系统，而是因为英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太多，因为英国臃肿的公共机构。因此，保守党给出的故事是，并不应该去谴责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保守党和他们的盟友采纳了“纳税者联盟”那套成熟的说辞，并将其带入主流体系之中。正如艾略特夸耀的那样，“我们把保守党由支持工党开支计划的立场带到讨论削减开支的立场。”
在戈登·布朗的工党政府因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而变得步履维艰时，保守党和大量主流媒体开始毫不节制地推广关于政府开支过度的观点。保守党在2010年大选失利后与自由民主党建立了联盟，此时“纳税者联盟”为帮助保守自由民主联盟开展更为广泛的攻击，扮演了争取民众支持的角色。保守自由民主联盟敦促政府削减资金，将大量资金转移到私人手中。
工会作为传统商业精英和大部分右翼人士的敌人，是“纳税者联盟”的一个关键目标。有场运动就是针对所谓“工会活动时间”的。这一时间允许工会代表抽出工作时间去做工会的事情。根据英国商业、公司和管理改革部2007年的一项统计，这一机制其实非常划算。通过在工厂内部解决问题，为雇主和国库分别节省了2200万英镑和4300万英镑的雇佣裁决费用；通过降低工伤和因工疾病，为整个社会节省了高达5亿英镑的费用。16一些右翼其实也承认这一益处。2012年，保守党议会议员罗伯特·哈尔丰援引他选区内的阿里瓦（arriva）公共汽车公司的案例表示，“我做选区议员的经历让我相信大部分‘工会活动时间’和工会志愿服务是真实诚恳的。阿里瓦雇有一位工会官员专门负责‘工会活动时间’事务，他们发现这一举措通过为员工提供帮助和消除不满等，能够避免以诉诸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在经济上是划算的。”17
不过，在别人看到有助于增进雇主和雇工相互理解的地方，“纳税者联盟”却看到了一个机会。2011年春天，“纳税者联盟”便抓住了一次机会。当时有一位名叫简·皮尔格林（jane pilgrim）的女士，她是一位长期供职于nhs【4】的护士，且利用工作时间从事工会代表的事务。“纳税者联盟”决定用“朝圣者们”（pilgrim在英语里另一意思为朝圣者）来指代这一人群。圭多·福克斯博客创始人保罗·斯坦斯是艾略特的亲密盟友，他们俩曾一起帮助创立韦斯数码数据分析公司。18斯坦斯回忆说，“我们当时就‘朝圣者们’这一称呼进行过大量的内部争论……我当时坚持认为，这一称呼绝对不能被个人化。”起初，他们担心这个词的含义太正面，因为朝圣者们都是好人，不过后来他们意识到它的含义是可以被颠覆掉的。“我们可以因为一些事情而讽刺一些人为朝圣者。”后来他们就这样做了。
对“朝圣者们”的攻击后来变成一场协调作战的运动。托利党议员杰西·诺曼等人在报纸专栏中使用这一称谓；斯坦斯编辑了大量博文；下议院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争论；大街小巷的货摊都有相关传单和请愿书，他们甚至也被组织起来争取公众支持。工会内部的所谓改革阵营发起了一场针对工会权利的更为广泛的攻击，这一运动其实也是一组装扮为草根阵营的权贵卫士。这一阵营由托利党议员艾登·伯利领导，他后来因组织了一场包含有纳粹装束和手势的男性聚会而被政府解雇。保罗·斯坦斯的得力助手哈利·科尔也是活动参与人之一。
工会已经列入日程，情投意合的政客们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2011年年底，戴维·卡梅伦写信给伯利，同意他们的观点，说无论从道义还是经济角度看，关于“工会活动时间”的规定都无法被认可，这是一大丑闻，对工会的公共津贴应该终止。2013年年初，社区与地方政府部就取缔“工会活动时间”向地方市政委员会发布新指导方针。关于针对工会进行立法的传言到处散播。工会和他们的支持者不得不进行自我防卫。在“纳税者联盟”领导下，思想先锋们将政治辩论的风向扭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
“纳税者联盟”的非凡影响力可谓众人皆知。2008年，《卫报》相信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具媒体影响力的集团”。与此同时，《泰晤士报》评论版主编、影响巨大的保守派之家网站19领导人蒂姆·蒙哥马利表示，艾略特“堪称英国一代人里最具效力的政治活动家”。2007年11月，曾经担任保守党领导人的威廉·黑格按照保守党的方式给了艾略特“我们中的一员”奖，这也等于认可玛格丽特·***关于政治站位准确者的描述。艾略特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变成国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与在政府中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极富建设性的会面。”
当然，创建共识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纳税者联盟”的成员是一群意识形态梦想家。他们善于政策构想，但不愿面对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困难。赞同他们理念的政客必须得对付来自社会和选举的压力。思想先锋们或许帮助扭转了争论的风向，并软化了公众意见，但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罗伯特·哈尔丰就表示：“思想先锋们能够帮助设定一个基准，但是他们也有劣势。因为，虽然他们可以在《每日电讯报》发表关于政府应削减开支的文章，但写这些东西是非常简单的。”他进而表示，需要注意的是，执政联盟2010年执掌大权后取消了国家公共服务机构——青年就业咨询联系网络，此举引发了强烈反对，关于削减公共服务的政策遇到阻力。哈尔丰说：“你可以争论此举是对是错，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智库学者们虽然能够创造一些知识框架，但他们从不关心政策措施将会对现实生活造成何种影响。”
毫无疑问，“纳税者联盟”深深地嵌入右翼的网络之中。“纳税者联盟”在2010年大选后的一份秘密的圆桌论坛名单读起来很像英国激进右翼的名人录。其中，托利党党员有国会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汉纳，智库领导人有马德森·皮里在亚当·斯密研究所的副手埃蒙·巴特勒和来自iea的马克·里托伍德，其他还包括经济学家、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戴维·亨德森，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政府事务部主任理查德·里奇，博客作家保罗·斯坦斯，等等。20在类似这样的聚会中，他们交流理念、讨论战略、争论事情的轻重缓急等。
这类组织不是简单的社会富有阶层的思想先锋，他们能够推进一些议程。他们是一帮雇工，但是他们的经费来源非常模糊。一家名为“谁是你的资助者”的组织在透明度方面将“纳税者联盟”和亚当·斯密研究所评为e级，位于整个序列的最低等级。其他像iea、cps和“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等被评为d级。当被问到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时，他们的回答往往含含糊糊且不具说服力。马克·里托伍德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一些捐助者，如果他们的名字曝光在公众视野中，他们也将随之停止资助我们。”此外，原“政策交流”主任尼尔·奥布莱恩以他那柔和的东北口音（这在由英国东南部人主导的右派中非常少见）告诉我：“人们一般不愿登记他们的捐赠，因为他们不想被其他人追着要钱。”他特别加了一句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什么邪恶的企图。”
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些有关谁是智库捐赠人的线索。在2005～2009年，“纳税者联盟”接收了来自一个名为“中部工业委员会”的神秘组织的8万英镑。这一组织同时也向保守党捐赠了150万英镑，并在2005年向一个基金捐资，该基金帮助保守党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赢得边缘席位。21该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包括：工商界右翼领军人物，比如杰西博（jcb）老板安东尼·班福德先生；建筑界最高领导人马尔科姆·麦卡尔平；博彩大亨斯图亚特·惠勒等。22这些有权势的人想削弱政府角色，降低纳税数额，并用他们那相当可观的财富破坏公众对公共开支的信任。由于有这些护卫者存在，他们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就达到了目的，甚至不用直面这一运动。
类似地，“政策交流”的出资人名单也是城市百万富翁和托利党的捐赠人。其中有金融游说集团“丘比特咨询”的创始人西蒙·布洛克布兰科-福勒，他已经前后向保守党捐赠了数万英镑。其他捐赠人还包括：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h.布里杨斯，以及由教育部领导委员会成员中无实际职务的托利党教育秘书迈克尔·戈夫当年任命的保险业执行官西奥多·阿格纽，他至今已捐赠13.4万英镑。对冲基金经理人乔治·e.罗宾逊已经向保守党捐赠了至少25万英镑，而乔治·奥斯本的前顾问、next服装公司现首席执行官西蒙·沃尔夫森更是已经捐献了38.335万英镑。“政策交流”财务主管安德鲁·塞尔斯已经为私人股本工作了20年的时间，他是许多私营企业的主管，其中有投资银行、建筑公司，他还曾是“notoav”阵营的联合财务主管，他已经向保守党银行账户里打过合计13.75万英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政策交流”只不过是保守党大亨和银行家这些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秘密会晤的地方而已。
这种思想先锋和商业大腕之间的协会其实没什么新鲜的。如果回到1980年代，会发现他们也是依靠工商界大腕的资金支持。在***担任首相的最初几年里，亚当·斯密研究所就设计了一个“欧米茄项目”，目的是为***争取连任提出精细化的建议。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马德森·皮里和他的助手们毕恭毕敬地到处“化缘”，并成功地从金融家詹姆斯·古德斯密斯，商业家克莱夫·辛克莱尔、马尔科姆·麦卡尔平等人那里拿到资助。
如果认为思想先锋们的工作就是把富人的经济利益转化为政策理念进而向公众兜售，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富人的工具，那将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不过，马克·里托伍德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草率。“我认为其中存在误解，导致人们希望将我们这样的组织推入陷阱，”他解释说，“可能你一看到我们的资助者名单就会想，‘啊哈，好吧，他们所极力争论的所有事情，不过是为了捐资者的利益而已。’”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说：“实际上是我们先摆出我们的项目和论点，捐资者们是因为喜欢我们的项目才资助我们的。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里托伍德是对的。他和马修·艾略特、马德森·皮里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追随者们不是玩世不恭的骗子，不会简单遵从权势人物的命令去开展宣传活动。他们是他们所遵从理念的真诚信仰者，甚至是狂热信仰者。他们所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是不可撼动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与大亨和巨头们出于利益考虑希望减税、放松管制、小政府、弱工会的想法恰巧吻合。这些商人非常愿意让右翼学者将信仰的理念向大众传播，并相信资助他们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然而，智库（think tank）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时看起来要比里托伍德描述的更讽刺。“改革”（take reform）是一家专注于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右翼智库。该智库前副主任尼克·塞登说：“我们所有资金中，70%来自公司企业，30%来自个人捐赠。”该智库的捐资人包括通用医疗集团（general healthcare group）、英国私立医院集团（bmi）以及保柏集团（bupa healthcare）等企业巨头，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过程中受益。塞登本人曾是医疗集团（circle partnerships）交流合作事务负责人，这一集团自称为“欧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同时也是nhs私有化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2012年，该公司收购了欣琴布鲁克（hinchingbrooke）医院，这是英国第一次将国有医院转让给私人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智库一直提供重要支持。塞登曾写过一篇文章，呼吁解雇1.5万名nhs工人，真枪实刀削减nhs财政支出，实行全科医生收费制等。他同时呼吁医疗服务“较大程度上应由政府提供资助……但应由保险公司及其他组织在政府之外组织实施，且只对患者负责。”23“改革”智库主席理查德·赛克斯曾是许多医药公司的执行官，其中包括葛兰素史克等。2011年，他被任命为帝国理工学院nhs信托基金主席。如此一来，公司利益又非常现实地促使其推动一些自身可直接受益的事情。
2013年，“改革”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支持英国监狱私有化，这是一项连保守党政府都不愿碰的政策方案。该报告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bbc谄媚地将其描述为“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但是，媒体从未提过的是，“改革”智库大量的资金来源于g4s安保公司、信佳集团和索迪斯公司，这些公司手中已经掌握了14所监狱，并将从监狱管理的进一步私有化中继续获益。仅2012年，“改革”就从g4s得到2.45万英镑，从信佳那里得到7500英镑。24
“改革”智库并未刻意掩盖这些令人较为尴尬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挂在他们的网站上。“人们唯一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报告里没有提到报告的资助方，这是否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尼克·塞登表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透明到那种程度。透明就是所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的收入来源。我们已经将这些信息非常清晰地公布在网站上了，并且把所有的材料都公布在上面。”不过，“改革”智库其实非常清楚，没有人会花工夫去刨根问底，没有人会去研究一家接受私营监狱企业资助的智库在为其歌功颂德时是否会有不良影响。
塞登对向“改革”智库提供资助的私立医疗企业持同样的观点。“我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每发布一份有关医疗问题的政策报告都需要说清楚‘过去一两年里，私立医疗企业给我们提供了资助，这些企业包括x、y、z’。这是不是有点‘那位女士解释得太多了’【5】的意味？”塞登是正确的，如果他们坦率地承认接受资助，必将引起社会舆论对“改革”这类智库所扮演角色的更为广泛的质疑。正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毫无疑问，我们与私营企业一起工作，我想这些私营企业确实期待我们围绕公共服务私有化进行一些争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好像与坦率地承认没有什么区别，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塞登认为这其中不存在利益冲突。主流记者其实也应该为这种透明度缺乏承担责任。按照塞登的说法，一位bbc记者曾私下问他，这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但后来并没有费心去作报道。
如今，先驱者们已经与政治精英和商业巨头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拿“政策交流”来说，他们的一些报告呼吁公共服务完全私有化：“政治家必须站出来反对激进的工会会员，包括禁止紧急救援人员的罢工权，以此真正推动一场公共服务私有化的革命。”25
“政策交流”实际是拿政客资助的。这一机构由一些重要的托利党议员及候选议员于2002年组建，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位是该机构的创始主席迈克尔·戈夫，他后来成为卡梅伦最紧密的盟友，2010年被任命为教育大臣。其他创始人包括后来曾在卡梅伦保守党政府担任财政部主计长的弗朗西斯·莫德，以及曾在卡梅伦政府担任副部长的创始主任尼古拉斯·博尔斯。目前“政策交流”的主席是丹尼·芬克尔斯坦，他是《泰晤士报》副主编，此前曾是该报纸主要写手，他也曾是乔治·奥斯本的无薪酬顾问。
2012年，时任“政策交流”主任尼尔·奥布莱恩被吹捧为可能成为卡梅伦前战略顾问史蒂夫·希尔顿的继任者。他告诉我说：“那是一个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传言。”当圭多·福克斯博客报道了这一传言之后，“其他人也听说了，这一传言就被各类媒介没完没了地转引报道，最后导致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当时情况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2013年，奥布莱恩确实离开智库，成为乔治·奥斯本的政策顾问，去参与起草保守党的竞选宣言。
“政策交流”的人事任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2013年1月，奥布莱恩之前的同事、曾任“政策交流”经济社会政策主任的马修·奥克利被指派到名义上的独立机构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工作，该机构负责为政府提供有关社会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几个月后，他被指派对福利批准（benefit sanctions）开展“独立”评估。26另一位是埃里克斯·莫顿，此前他起草了关于高价出售廉租房的政策报告，这次他加入第十政策组担任特别顾问，负责研究下一步的住房政策规划。27这个路径反过来也行得通，比如，戴维·卡梅伦的前政策制定主任詹姆斯·奥肖内斯2012年加入“政策交流”，负责一项创建学校联合体的研究项目。28
在政府中，这些“政策交流”的“校友”会发现他们与“纳税者联盟”的人成了同事。在2008年伦敦广播公司（lbc）的一场采访中，“纳税者联盟”前竞选经理苏茜·斯夸尔曾激烈地反驳那种把“纳税者联盟”说成是“地下保守党”的言论，认为这简直荒谬至极。两年后，她成为托利党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的特别顾问，2012年又成为保守党的新闻主管。
有些任命引起了一些反弹。2012年卡梅伦政府让iea主任马克·里托伍德担任政府削减繁文缛节计划（red tape challenge）的牵头人，该项目的目的是削减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这一人事安排引起了禁烟阵营的批评。里托伍德是禁烟运动的强烈反对者，iea此前也曾从烟草公司那里拿过资助，而政府此时正考虑采纳简易烟盒计划以阻止人们吸烟。这一人事任命引发了关于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担忧，这种担忧事先就能预想到。29
其他人事安排带有清晰的政治导向意味。2005年，在为塞登工作五年，帮助他成立以推动私有化为己任的“改革”智库后，尼克·赫伯特进入议会，成为一名托利党议员，并且成为卡梅伦影子内阁的成员。他的同事、曾在保守党研究部担任政治研究领域负责人的安德鲁·哈尔登比则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加入了cps，也就是***和基斯·约瑟夫组建的那家智库。“改革”的另一个副主任叫利兹·特拉斯，2010年当选为托利党议员，他是《锁不住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unchained）一书的作者之一，这本书批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群之一，认为需要对劳工权利再次进行打击。2013年，nhs私有化的坚定支持者塞登离开“改革”智库，成为卡梅伦的医疗改革事务顾问。
智库学者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混合交织，不仅仅限于这些智库和竞选组织的创始人或高级职员。尼尔·奥布莱恩将其称之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人们既可以从这里进入政府，也可以从政府来到这里……智库的好处在于可以把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开会，记者、商人、政治家、公务员等各色人等。”今天英国的智库都握有现实的权力，他们拥有各类公司的资金支持，与政治权贵存在不明不白的关系，与记者们建有强大关系。伴随着24小时不断发生的新闻以及对评论员的强大需求，智库学者经常坐拥电视、广播等各类国家级平台。
现在还缺少对这些思想先锋真正的抗衡。以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为例，这是一个中左翼智库，按说应该可作为右翼思想先锋的另一种选择。然而，这一智库更像是一个官僚机构，不可能挑战***主义者们已经布好的局。2013年，该所主任、前布莱尔支持者大卫·布伦基特的顾问尼克·皮尔斯曾攻击工党关于削减儿童贫困的工作目标，认为在这样的问题上花钱“在2008年之前都没有可能，更何况现在”。尽管公共政策研究所从工会那里拿些钱，他的大金主主要是跨国避税公司谷歌，靠瓜分公共财产盈利的私营公司加德集团，以及像法国电力集团（edf）、意昂集团这样的能源公司。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研究所怎么看也不像独立于权贵之外的智库，更别说挑战权贵了。另一家自我归类为“中左翼”智库的是德莫斯（demos），现任主任是大卫·古德哈特，一位老伊顿人。他因1995年创办政治类杂志《前景》（prospect）而出名，对大规模移民持强烈反对立场。古德哈特表示：“我非常想把德莫斯打造为一个社会黏合剂，打造社会凝聚力，尤其关注工党面临的社会福利、移民、多元文化等难题。”这些智库中唯一的例外是新经济基金会，这是一家追求改革进步的智库，但至今仍被大部分主流媒体刻意忽略。
同时，大学经济学系里也没有现状的反对者。除了英国政治的急剧变化之外，对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毫无节制的支持还得到其他因素的助力。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阵营的崩溃被普遍认为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米奇·德克特评估道：“我们现在可以宣布胜利了，再见！”虽然那些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苏联式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任何联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已经出局了。哪怕政府以温和的形式参与经济，也会被归类到名誉扫地的过时政策。
“在学术界，我属于仅占5%的少数派。”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张夏准这样说。相对于他的孤立处境来说，他的语气听起来异常乐观，就好像他正享受一场大卫与歌利亚之战一样。当他描述他独自一人挑战1970年代共识时，他的语调有趣又充满魅力，与马德森·皮里并无不同。张夏准表示，许多持异见的经济学者被迫转到其他系工作，“由于自由市场学派的一家独大，这些人不得不到商学系、政府管理学系及国际关系学系去找工作。”对于那些想成为广受尊敬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人，他们除了拥抱新自由主义理念外，几乎别无选择。
这个排斥异见者的过程对于形成新共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这意味着那些支持维护权贵利益的人将得到无穷尽的学术资源，也将更易得到学术尊重。相反，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会成为要啥没啥的“学术饥汉”。《卫报》经济学作家阿迪蒂亚·查克拉博蒂表示，“新自由主义有一项遗产：框定知识生产路径，把新自由主义的东西说成整个经济学的东西。这等于说，你只有接受了一些前提假定才能来这里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帮助强化了“唯此正途，别无他路”的感觉。199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教条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马德森·皮里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边缘地位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他们的观点仍未被过去的主流学术观点所接受，但是他们却已经成了主流学派。
这就是那些受企业支持的先驱者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帮助挪动了学术争论的球门柱，把曾经被认为可笑的、荒谬的、古怪的观点变成普遍接受的新常识。借用右翼政治思想家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改变了“奥沃顿窗口”。
“奥沃顿窗口”是美国右翼非常喜欢的一个概念，这是为向美国右翼智库“麦基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已故副主席约瑟夫·p.奥沃顿表达敬意而创造的。这一概念指的是在主流政治环境下的任何时间点上，政治上可能的和合理的言行范围。不过思想先锋们的本性是能够散布和传播一些政客们不敢触碰的理念或政策。通过这样做，他们就改变了这一“窗口”。即使一个政客向智库学者的概念妥协，就可以视为一种温和的转变。nhs的私有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起初即使是玛格丽特·***也不敢这么做，但联合政府已经能够把它变成现实了。“纳税者联盟”创始人马修·艾略特的好朋友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哈尔丰表示：“他们可以说一些话，随后政客们就可以说，‘其实我们不想这样做，因为这太极端了，不过我们确实也可以做其中的一两点。’”
这场观念之战的胜利并非仅仅靠智库学者们的努力而取得，但他们的角色确实非常关键。他们为激进右翼理念奠定了学术基础，并把这些理念兜售给普通大众。他们那些带有偏见的政策建议如果被采纳的话，将会直接服务于他们的资助方，而这些观点经常被记者们视为客观的和不偏不倚的。智库学者们为他们塑造培养的英国拥护者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宝库。他们将工商界、政界和媒体界连接到一起。他们不仅仅是英国统治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形态的重要塑造者。他们已经证明，企业和富人资助他们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投资，因为企业和富人的权力和财富在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日益兴旺发达。国家层面的政治议题无情地集中于对权贵们有好处的事情上。这都是那些思想先锋们的功劳。
【1】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英格兰天主教会地方成员，策划了1605年的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但以失败告终。每年的11月5日，英国人以“篝火之夜”（或盖伊·福克斯之夜）来庆祝阴谋被粉碎。在后世的文学和漫画作品中（如《v字仇杀队》），盖伊·福克斯被塑造成反对者、匿名者的象征，逐渐发展成一个政治文化符号。
【2】盖伊·福克斯有时也被称为圭多·福克斯（guido fawkes）。
【3】爱德华·希斯的绰号。
【4】nhs，即national health serv，全称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创建于1948年7月，致力于为英国范围内所有人提供全面、普遍、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是英国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5】这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