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锋的雄心绝不止于英国的境内。在英国之外，总有一些意识形态说教者，他们的思想和大公司老总们的构想不谋而合，他们的利益覆盖全球。跟英国一起，美国是他们思想的心脏地带。英国对美国的服帖顺从已经有几十年了。就像共同的思想把英国的新精英捆绑在了一起，英国权贵和美国精英共有的新意识形态把温斯顿·丘吉尔所称的“特殊关系”重新做实。这种意识形态鼓吹支持资助巡航导弹、炸弹和坦克。人力成本极大。
在两次大战之间，大英帝国仍旧势盖全球，英美关系明显很冷淡。二战期间，大批美军士兵来到英国，在希特勒倒台后仍留驻英国。在这个过程中，美英之间的现代联盟缔造起来了。今天，70年过去了，成千上万的美军驻扎在英国本土成网状分布的军事设施里。两国军事和情报机构之间也在战后一直保持密切关系。艾德礼的工党政府1949年加入北约，让英国牢牢嵌入美国领导的势力范围。在丘吉尔时代和保守党任内，英国于1952年成为核武国家。英国的“三叉戟”核武库继续依赖美国的技术。当执政联盟2010年上台后开始削减英国的防务预算时，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警告说，这意味着英国“不具备全频谱作战能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作为一个全面的合作伙伴”。
但盲目支持美国的军力还算一个相对较近的现象。1956年，英国和法国、以色列联合出兵，在纳赛尔将军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对埃及作战。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三个国家被迫撤军，这一屈辱正式标志英国的帝国霸权衰落。在1960年代，大多数英国左派对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愤恨不已，因为他对美国在越南开战提供外交支持。美军轰炸越南城市之后，威尔逊告诉约翰逊总统：“我们对这次行动持保留意见，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美国对越政策的支持。”不过，他并没有把英军投入这场冲突，尽管美国极力施压。这让华盛顿方面大为沮丧。1当威尔逊在1965年2月私下里表达对战争升级的关切时，约翰逊总统——暗指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平叛行动——冷言相对：“我不会告诉你怎样治理马来西亚，你也不要告诉我怎样在越南行事。如果你想在越南帮我们，那就派人来跟我们一起对付游击队，并且向媒体表达你们将支持我们。”2
1980年，在***赢得英国大选后几乎刚好一年，罗纳德·里根当选。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果说***主义对打造英国今日之权贵发挥了关键作用，里根在两届任期内为美国启动了类似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里根主义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最初源于1960年代末期的民主党，反映了政界精英和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在衰落，并为此感到担忧。这些人包括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里根任内，这些人呼吁对苏联进行强硬对抗，特别是在军事上。美国的军力和美国力量是不容撼动的。
同时，美国的自由市场论者组织了强大的智库，让英国同行相形见绌。他们也想颠覆美国自己的政治共识，这次是挑战一个既成的政治经济架构，此架构由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干涉主义新政经济学创建，又由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计划来巩固。就像保守党接受了艾德礼的福利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共和党也大体上认同了当时的美国政治共识：***总统甚至在1970年宣布“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3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跟亚当·斯密研究所属性一样，但资源丰富得多——在1973年创建，旨在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学。传统基金会得到了公司和私人的巨大支持。第一笔献金是25万美元，来自酿酒业大亨约瑟夫·库尔斯。此后，传统基金会拿到了许多献金，1977年的年度预算已达200万美元，1989年达到1750万美元。传统基金会在里根第一次大选获胜的前夕出版了一套丛书，名为《领袖职责》，被广泛认为是新政府的思想基础，传统基金会从此广受关注。4其他的鼓动机构有胡佛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们共同为里根的执政计划奠定思想基础。
这也就难怪***和里根的关系如此密切。但即便那时，紧张和冲突也是有的。1982年英国不惜动武把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从阿根廷手里夺过来，里根最初立场含糊，因为统治阿根廷的是一个美国支持的、反共的军事集团。第二年，里根下令入侵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grenada）时，遭到了***的反对。“这场行动将被视为是一个西方国家对一个独立小国内政的干涉，不管这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多么不讨人喜欢。”***给里根发电说道。她补充说，她对里根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辞“深感烦忧”。5尽管有这些不快，1980年代依旧见证了英国权贵和美国精英之间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纽带。
这种新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精英都认可。在迈克尔·富特和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工党在1980年代推行的国防战略包括了核裁军。华盛顿方面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当我问金诺克，美国的反应是否干涉了英国内政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是的，丝毫不用怀疑。这是有组织的，我听说是***的人或保守党总部办公室。但肯定是有组织的。”
金诺克回忆起了他感受到华盛顿方面对他的敌意。“我第一次到那的时候，并没有如临大敌的感觉，”金诺克苦笑着说，“里根的私人秘书和新闻秘书说交谈非常有意思，是交流哲学思想，没有丝毫的敌对。当我第二次到那里时，气氛完全变了。有一次我不得不叫美国大使到我的办公室来，把他训斥一通，因为在他的一份声明里，他不仅暗示说我是一个单边主义者，还说我们缺乏爱国主义，当然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套事情。我把他叫过来向我正式道歉。”
布莱尔和***分别在英美上台，进一步加强了英国权贵和美国精英之间的思想联系。***在1992年美国大选获胜，他的“新民主党人”立场为1997年当选的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提供了很多灵感。二者都拥抱他们的对手所信奉的根本纲领：1996年，在对新政的一番批评言论中，***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布莱尔和***都追捧他们所称的“第三条道路”，这是新自由主义和两个国家各自的战后安排之间的一种调和。新工党的崛起意味着放弃任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态度，也造就了英国权贵的共同立场。1997年，克里斯托弗·梅耶被派驻华盛顿任大使时，布莱尔的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对他说：“我们希望你能讨白宫的喜欢，最好常待在那里。”6联合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这些军事行动（包括1998年在伊拉克作战）得到了大部分英国权贵的支持。
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新一波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抬头。他们当中的领军人物1997年创立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旋即发表了《目标声明》。在这份《目标声明》中，他们发问：“美国有意志去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世纪吗？”“我们需要在海外推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它宣称。它还称“美国有独特的地位来保卫和扩展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原则有利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昭然若揭的声明：“新美国世纪计划”公然要求按照思想先锋的构想建立全球秩序，这个秩序需要美国军力来维护。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的领军任务——如唐**·***、保罗·沃尔福威茨、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一份声明，要求***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2001年，他们成了乔治·w.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重要人物。
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对英美联盟没有丝毫影响。在意识形态上，新权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不管是在哪个总统任上。一些灾难性的冲突让这种关系更牢固。2001年“9·11”事件后，英国加入了美国率领的联军入侵阿富汗，意在推翻***政权。所有主要政党和几乎全部媒体都支持这场干涉。最初，这场战争取得了惨烈的胜利，“持久自由”行动几周之内就把喀布尔的神权统治者们拿下了。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的开始，贯穿始终的是血腥的叛乱与反叛乱攻势。截至2014年6月，3374名以美军为主的联军士兵阵亡，其中包括453名英军。数千名士兵受伤或致残，数万名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反叛分子死亡，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于战乱。哈米德·卡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新政府腐败、缺乏正当性、人权记录糟糕。尽管民调一再显示，民众希望英军撤出这场赢不了且毫无意义的冲突，英国的权贵却执意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捆绑在一起，致使英军长期留在阿富汗。
乔·格兰顿参加英军时刚22岁。他出身英国工人家庭，就业前景不是很好，他去参军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有的人信奉权贵们的宣传，觉得军人是‘英雄’，认为军队有‘崇高的使命’，”他说，“但绝大多数还是出于经济考虑。许多士兵来自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伦敦的一些地方，还有别的什么贫困地区。但权贵们用精巧的手段把军队宣传得很光鲜。要是你拿着小册子走进陆军工作办公室，没有谁会提到杀人和死亡。说的净是‘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朋友、更多的钱’，还有就是很抽象、很积极向上地说是为了保卫国家。”2006年，他被送到阿富汗，正赶上他所称的“大举反攻阿富汗南部”，他是首批登上飞机的士兵之一。
在阿富汗的七个月里，格兰顿发现以前的幻想逐个破灭。“来之前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能让阿富汗的小女孩们上学，重建基础设施。在阿富汗到各地一转，我就感觉这些都是假的，”他说，“是我们自己制造了叛乱，我们有点骄傲自大。”格兰顿说，在一定程度上，英军血腥介入阿富汗赫尔曼德省（helmand）是为了补偿英军在伊拉克城市巴士拉蒙受的耻辱，叛乱分子在2007年逼迫英军撤出巴士拉，英美两国的将军称此为失败。“我们到阿富汗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英国或阿富汗的安全，”格兰顿说，“而是因为英军感到在美国人眼里我们打了败仗。”在格兰顿看来，赫尔曼德省的军事行动纯粹是在巴士拉蒙羞后，英国政府要向美国人证明英军的价值。
在回到英国后，格兰顿关于阿富汗的看法才“结晶升华”。在阿富汗服役期间，他没有时间思考。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没有机会。“我决定我不再回军队了，”他说，“我不准备签署退役协议，退役协议就像离开工作时给雇主个通知。但在军队里，要离开还要一年时间。我不得不接受重新调遣，我告诉上司我不想回去了。我甚至不知道当一名主动反战者的流程，他们不给我这个权利。”他擅自离队两年，2010年被判九个月监禁。
英国权贵们醉心于屈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遇到了强烈反对。2003年，英国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得到了两大主要政党的领导层和大多数媒体的支持。但全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2003年2月15日，近200万人走上街头。法律界资深人士，如外交部法律顾问迈克尔·伍德一贯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这场战争就是非法的。他的助手伊丽莎白·维姆舍斯特辞职了，而他却没有。
英国酝酿介入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充满了欺骗和导向极强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权贵——尤其是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找来借口，称（曾经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事后发现这是假的。结果，这场战争导致了成千上万平民死亡，伊拉克被教派民兵和恐怖分子蹂躏，179名英军士兵阵亡。当时政府称如果伊拉克不遵守国际法，战争是最后的办法。但后来人们发现，早在战争爆发前九个月，布莱尔告诉布什：“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跟你站在一起。”战争爆发前夕，英国政府和它的助阵媒体声称不得不放弃寻求联合国第二个决议的努力，因为法国和俄罗斯政府拒不妥协。但还有一个情况：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月，布什和布莱尔决意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干下去，不管伊拉克执政当局有没有违反联合国的规定或协议。7
这次灾难性的干预源于权贵对美国强权的忠诚。在酝酿这次战争的时候，布莱尔表现出了他的忠诚有多深。他宣称英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来确保英美的“特殊关系”。换言之，英国人必须献出生命来捍卫同华盛顿的联盟。“他们（美国人）想知道：你准备庄严承诺吗？战争打响时，你准备好冲上去了吗？”布莱尔说道。
很自然地，人们期待着：把国家卷入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决策者们应该予以问责，至少应该被迫承担责任。但是，尽管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有人辞职，但都是批评这场战争的人被逐出了办公室。权贵合兵一处，一致对付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前外交大臣鲁宾·库克在战争前夕辞职，他就此事在上议院做的演讲堪称近现代史上最精彩的演讲之一。紧随其后的是内政大臣约翰·邓海姆。辞职稍晚的是国际发展大臣克莱尔·肖特，她在英军入侵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后辞职。
糟糕的还在后面。2003年7月18日，联合国前武器核查员戴维·凯利在野外被发现时已经死亡，不久前他被认定为bbc记者安德鲁·吉里甘撰写报告提供素材。一个半月以前，吉里甘在bbc第四台的《今天》栏目里称布莱尔政府——特别是移花接木的大师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乱搞”了一份关于伊拉克武器能力的关键报告。这让新工党勃然大怒。凯利和吉里甘都不断受到高层政客和敌意媒体的压力。在死亡的前几天，凯利还在上议院受到折磨和讯问。凯利的尸体被发现后——一位记者当众质问布莱尔是否与此事有关——政府宣布此案由北爱尔兰前任大法官哈顿勋爵主持调查。bbc主任格莱格·戴克后来称，布莱尔的密友菲利普·古尔德夸耀说：“我们任命了正确的法官”。
今天，安德鲁·吉里甘狂热批评左派人士（如工党政治家肯·利文斯通），他还在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当记者，还受雇于伦敦市长、保守党政客鲍里斯·约翰逊。但在2003年，他感受到了英国权贵对他施加的强大压力。他谢顶，戴着眼镜，很温和，举止很优雅，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他的苦涩经历。“这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他承认并认为伊拉克战争的前前后后“永久损害了英国政府的可信度和权威”。他由此而联想起《观察家报》在1956年因苏伊士运河争端英国进行军事干预后所说的话，“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政府能干这种蠢事，能这么不诚实。”
“我发现，可怕的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其国家机器竟然被这样使用，”他说，“公务活动被腐蚀了，司法权力被乱用，议会也被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用来攻击我和戴维·凯利。”同开支丑闻一起，他相信因伊拉克战争而起的风波“永远改变了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态度”。许多媒体和政府串通一气来整他。他的垃圾箱都被人检查过。“《太阳报》和《泰晤士报》不惜一切地把我和bbc搞臭。”他说。他还回忆起《太阳报》在头版把他的头像涂上墨迹，标题上写着“你这只老鼠”。“那绝对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一搞就是八个月。”他说。尽管政府对他很敌视，公众却很支持他，他回忆说：“出租车司机不收他车费，餐馆不要他饭钱。”
当哈顿调查组2004年公布结论时，哈顿勋爵洗清了布莱尔政府，反倒是狠狠整了整bbc。吉里甘被迫辞职，辞职的还有格莱格·戴克和bbc的董事会主席盖文·戴维斯。“哈顿勋爵，司法部门的一员，被特地选中来做这件事，”他说，“来搞一份滑稽的偏向的报告。如果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来写这份报告的话，他会让报告对布莱尔政府的批评要再严厉一些，这样好让它更具可信度。我欠哈顿很多，话又说回来，这也是这份报告没有可信度的原因。”吉里甘觉得整他的人都得到了报应，“事情都演变得很好，我不得不说。”尽管布莱尔和坎贝尔都没有正式受到惩罚，吉里甘还是认为，他们“要在公共舆论的法庭里受到终身监禁”，而吉里甘则继续干他的记者行当，还获了奖。
这份报告是明显的粉饰，英国公众肯定不能放过。参战的借口——伊拉克执政当局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戳穿，伊拉克也变成了一个冲突四起的烂泥潭。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抗拒调查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调查终于在2009年6月启动——自从入侵伊拉克后六年多过去了。主持调查的是前公务员约翰·奇尔科特勋爵。五年后，调查组还没有发布报告。此外，执政联盟拒绝披露任何关键文件，包括发兵前夕的内阁会议纪要。戈登·布朗最初想组织秘密调查，但这个计划被推翻了。公共证据对政府很不利，表明政府从一开始就企图参战。
高层官员们给奇尔科特调查组提供的证据显示：甚至连内阁——更不用说议会或英国民众——都无法了解战前暗箱操作的真相。特恩布尔勋爵是英国政府最高层级的公务员，他告诉调查组：在2002年9月23日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有确切消息称，什么决定都还没有做，就是在搞一个最后通牒”，会议产生了另一个“确信”：内阁将考虑军事行动。一个月后，一次内阁会议再次郑重宣称：“在适当的时候，军事行动将会被大臣们讨论，在那之后，”特恩布尔回忆说，“什么也没有发生。”2002年12月19日，内阁得到通知——英国的军事动员已经开始，这已经是在国防秘书杰奥夫·胡恩向议会发表声明一天之后了。特恩布尔告诉约翰·奇尔科特勋爵：“所以你可以看到，内阁被拉入这件事，要比想象的晚很久。”2003年1月，内阁大臣们被告知关于军事行动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下周有可能讨论此事。“这里面有一个模式，”特恩布尔说，“内阁总是被告知‘下周将讨论’。当托尼·布莱尔说‘我们心中有数’时，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他们说的和实际发生的不一致。特恩布尔勋爵认为，布莱尔在入侵前几个月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决意要采取军事行动。他期待着军事介入，期待着美国领导这场军事行动，期待着我们也参与其中”。8
有这样一项事实：大多数的内阁成员、国家机器和媒体——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鼓吹入侵伊拉克——被排除出了决策圈。但这一事实对事态没啥太大影响。权贵彻底对美国俯首帖耳，这就足够保持美英团结一致了——哪怕公众全面反对——以至于导致了一场战争，一场被科菲·安南称为“非法的”战争。9
当布莱尔说要以“血的代价”来维系“特殊关系”时，他当然不是指自己的血，也不是他子女的血。绝大多数参军的都是工人阶级子弟，他们来自没有稳定工作的地区，要流血的是他们。
入侵伊拉克进一步展示了以前遭冷遇的思想先锋们有多强大。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撑腰，他们把伊拉克变成了自由市场主题公园。“布什政府已经起草了全面计划，要按美国的模式重塑伊拉克经济。”《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这样评论，暗指大规模私有化计划。这一计划的蓝图在开战前一个月已经在金融咨询家圈子里发布了，名为“大规模私有化计划”。10在占领伊拉克的头几个月里，美国占领军控制的临时联合权力机构主席保罗·布莱默发布了第39号令，废除了对外国人拥有伊拉克公司企业的限制，取消了必须将利润用于伊拉克境内再投资的要求。在头几个月里，数十家公司被私有化，最高税率从45%削减到15%。这再次表明了英国权贵和美国精英之间意识形态的联系：他们的联合行动将把他们征服的国家变成思想先锋们想要的样子。
英国权贵忠于美国的强权，这意味着个人自由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杰奥福里·罗伯特逊是英国最有影响的人权律师之一。从他说话的口音可以听出他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我在他位于伦敦中心区的道迪街律师事务所里见到了他，这里街道两旁的树木掩映着乔治时代的房子。罗伯特逊说：“我发现，今天英国的安全力量欠美国的债太多太多。”他已经接手过几起状告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案子。“我们的资产，如皇家空军小西湾监听站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它们都是美国人资助的。”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透露的情况，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是美英关系的基石。他透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三年内向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提供了近一亿英镑，这是美英联合大范围秘密侦查计划的一部分。根据2014年1月人权律师给议员们提供的法律建议，这种侦查相当大一部分是非法的。
对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来自“反恐战争”，这是“9·11”后美国发起的战事，得到了英国权贵的鼎力支持。这意味着民权在英国受到打压，如果美国一声令下，英国公民的自由也可以被剥夺。
拿塔哈·阿山为例。他十多岁，住在南伦敦，是个穆斯林，喜欢“涅槃”和“狂躁者”之类的摇滚乐队，直到他觉得他们变得太商业化和主流化。他读的书大多是来自这类乐队专辑唱片的插页上推荐的。他读过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和谢默斯·西尼等人的作品。他读的书还留在卧室的书架上，按照内容和字母顺序整齐排列着。他是父母的骄傲。塔哈获得了一个在私立德威学院（dulwich college）的学习资格。尽管偶尔会在学校和同学们发生点不愉快，也让老师担忧，但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和雄心，16岁时，他自学了阿拉伯语。后来他又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位，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毕业时拿到的是一级证书。他现在是获奖诗人，无疑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塔哈的弟弟哈姆扎有些腼腆，有时不善跟人打交道。但他实际上已经为性格内向的人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他为塔哈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坐在他们位于伦敦西南的图亭区的摆满书的房子里。我们谈话时，他们身有残疾的母亲非要给我们准备印度点心不可。哈姆扎讲述了自家的故事：他们在1960年代中期——在塔哈和哈姆扎出生前数十年——离开南亚次大陆来到英国。他们的父亲最终搞起了运输业。哈姆扎还和慈爱的父母住在一起。但是，现在塔哈住在5000公里之外，囚禁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监狱里。
哈姆扎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他家被警察搜查的情形。当时他还是艺术学校的一年级学生，那天塔哈参加了一份图书管理员工作的面试。哈姆扎正躺在床上，几名警官破门而入，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他的电话和日记被没收了，还有他收藏的cd、dvd、一张playstation 2的存储卡和他的学校作业。警官还要求他说出有没有《古兰经》。警察把每个屋角都拍了照，哈姆扎穿衣服时，他们也站在一旁。
这只是漫长梦魇的开始。2006年7月19日上午，伦敦在热浪中炙烤。警方根据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了哈姆扎的哥哥。哈姆扎下楼时，他的母亲在啜泣。“他们刚把哥哥带走了。”母亲告诉哈姆扎。塔哈被指在1997（他18岁那年）到2004年间共犯了四桩罪：合谋为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为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合谋在外国谋杀、绑架、伤害他人或破坏他人财物；资助和教唆他人犯罪。但在英国他没有受到这类指控，却在英国的监狱里蹲了六年。对他的指控主要是基于一个网站的内容，这个网站在警察冲入他家之前四年就被关闭了。这个网站叫azzam publication。据称，该网站推动了波斯尼亚、车臣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活动。“它有点像另类媒体网站，”哈姆扎说，“它的主要关注点是车臣独立战争。”塔哈跟该网站的联系是很边缘的，网站是由另一个住在图亭的人巴巴尔·艾哈迈德经营的，此人于2003年被警方逮捕。在整个过程中，警方对他拳打脚踢，还勒他脖子，结果弄得他尿血。五年后，伦敦警方同意赔偿艾哈迈德六万英镑，承认艾哈迈德是一次“严重的、无谓的、过长的攻击”的受害者。11
塔哈的案例被著名的人权律师嘉蕾丝·皮尔斯接手，她以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而闻名。艾玛·汤普森在电影《因父之名》中再现了她如何为1975年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酒馆爆炸案中被错误监禁的四名爱尔兰人讨回公道，即有名的“基尔福四人案”（guildford four）。“他的情况总是感觉有点不对，这绝对令人印象深刻，”她轻声而又含着同情心地说道，根本不像想象中的说话很冲的律师们，“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一起严重的罪案，他在这里被逮捕了，也讯问了，但为什么却不在这里起诉和审判呢？他们说塔哈帮助运营这个网站，而且这个网站一直都是在这里运营的。但当艾哈迈德最初被捕并被引渡时，塔哈甚至没有被逮捕。”引渡的依据是该网站碰巧有一部分使用美国的一家服务器。
皮尔斯相信这次逮捕完全跟美国对英国的影响有关。“所有这些都不止一次地印证了一个模式，那就是英国警察好像只是充当美国检察官的代理人，美国权贵则试图把他们的司法权扩展到世界的每个地方。”正如皮尔斯指出的，不仅塔哈·阿山不认为他的行为构成犯罪，甚至连皇家诉讼服务机构都“告诉他，在他们看来，没有足够的证据在英国起诉他。针对他的诉讼能启动，这着实令人吃惊”。
哥哥被捕之后，哈姆扎竭力让自己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但面对漫长的法律斗争，他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地发起了一场运动，争取哥哥能被释放。之后的六年里，塔哈·阿山被关在英国的监狱里，既没有受到指控也没受到审判。与此同时，几方就引渡问题展开较量。有一次，哈姆扎在贝尔马什监狱探望哥哥，一位警官主动跟他搭讪并把他拉到一个房间里，冲他喊道：“你讲英语吗？”哈姆扎回忆，“他说，你全家都别想再见到他，要是你身上有东西的话——他是在指我身上有毒品。”对于一个滴酒不沾的素食主义者来说，这真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警官这样指责他，是出于偏见，而非基于证据。
跟塔哈·阿山的案件一同进行的，还有另一桩引渡案，后者成了著名的讼案。这就是盖瑞·麦金农案。盖瑞·麦金农是格拉斯哥出生的伦敦人，他作为一名黑客入侵了美国的计算机，声称自己想找关于ufo的信息。麦金农和阿山都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孤独谱系障碍。2012年，经过十年的法庭博弈后，引渡麦金农的请求被内政大臣驳回。但塔哈的案子却很少受到关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不是穆斯林而是个白人的话，他就很有可能得到在法庭申辩的机会。在六年里，塔哈一家在当地议员萨迪克·汗（从2010年起任工党的影子司法大臣）等人的支持下，争取让塔哈在英国法院受审。但在英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申诉被驳回，2012年10月5日，塔哈被带到了皇家空军在萨福克的空军基地，然后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同机被引渡的还有阿布·哈姆扎，他是一位埃及裔的英国人，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教士，他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几天后，内政大臣特丽莎·梅在保守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上周五，我们终于能够跟阿布·哈姆扎和另外四个恐怖主义嫌犯说再见了，难道不是很好吗？”
塔哈·阿山被锁在臭名昭著的“超级监狱”里。这里囚禁着最凶残的犯人，包括那些注定要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囚犯们都要面临长时间的单独监禁。“他所在的环境在美国人眼里不算什么，但那里确实很阴森很严酷，”嘉蕾丝·皮尔斯说，“囚徒们穿着连衣裤，戴着枷锁。在我们这个人性有限的国度看来，即便是动物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太令人震惊了。”塔哈跟许多其他囚犯不一样，他找到了办法来应对自己的遭遇。“他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他有股韧劲，在脆弱的人看来，他的境遇是难以忍受的，但他能挺住，”皮尔斯解释道，“他有一股内力，这种内在的力量给了他创造力和精神动力，这就是他的世界。不管是在监狱还是获得自由，他的世界都是这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看起来明显比别人脆弱，但他总是有办法不让自己被美国的监狱系统搞垮。”
最初，塔哈辩称自己无罪，但是这样下去，他几乎不会有任何希望。如果在声明自己无罪后被发现有罪，那他将面临数十年的刑期，或许再也回不了家。囚徒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承认有罪，要么死在超级监狱里。难怪2012年美国97%的联邦法院案件涉案人员递交认罪申请，这种“辩诉交易”是为了减刑。塔哈·阿山在2013年年底递交了认罪申请。这样，他的刑期最长为15年，包括他已经在监狱里待的时间。
阿山和艾哈迈德等人被遣送到美国，这里遵照的是2003年《引渡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把人从英国引渡，不需要任何明确的证据。正如下议院内政特别委员会2012年所称：“美国引渡英国公民比英国引渡美国公民容易。”戴维·布伦基特是当时的内政大臣，他推动议会通过《引渡法案》。但几年后他对bbc讲：“理论上，我想目前还有争论——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关于我们是否让出的太多了。”但这事表明，权贵对美国利益史无前例的忠诚还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自己公民的许多基本自由都被他们大笔一挥签掉了。
权贵毫不动摇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力量正相对衰落。它在全球经济产值中的占比从1991年的1/4降到今天的1/5。中国是一个迅速壮大的经济体，还有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经济实力东移。美国以前在拉美独享霸权，1823年“门罗主义”确立了这一霸权地位，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位。但在2000～2009年，一系列的左翼政党在拉美国家掌权，这些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路线。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军事威望和国内对军事干预的支持，却助长了它的死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随着美国力量衰落，英国权贵对英美“特殊关系”的热衷程度也会弱化，正如最近一场最终未果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从2011年开始，中东许多国家都面临一场革命的挑战，这场革命被很快命名为“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民众起来反对政府，但这场革命很快蜕变成一场教派流血冲突。伊朗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沙特和卡塔尔政权资助反叛武装。西方国家支持推翻阿萨德。2013年夏，数百名叙利亚平民被毒气毒死，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政府军所为。西方出兵打击看来不可避免，英国政府重新召集议会寻求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工党领袖同保守党领导的执政联盟意见不合。就权贵的思想信条和行动准则而言，这回工党没按剧本演。执政联盟出兵干预的动议没被通过。在开战问题上，政府的立场被否决，这样的先例还着实难找。
这次投票在权贵圈里激起很大愤恨。《太阳报》头版刊登了大标题《死亡通知》，下面的内容则是：“特殊关系——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不治而亡。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挚爱结晶宠儿。”然而，民调再次显示，英国民众离权贵们的信条有多远。绝大多数选民对于统治者把他们拉入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越来越厌烦，在英国出兵干涉叙利亚这一问题上投了反对票。不仅72%的选民不同意说“特殊关系”遭到损害，67%的选民还表示，特殊关系“在现代社会是不相关的，我们不应担心这会伤害美国人的感情。”
尽管如此，对美国力量的支持依然是权贵们不证自明的、不可动摇的信条。同任何其他权力集团的关系都无法这样讲。事实上，同欧盟的关系是为数不多的几组引起英国权贵内在分歧的关系之一。
很少能听到英国主流政治家谈论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对英国主权的威胁。但是，据称还有一种威胁，它来自英吉利海峡对面。这个威胁成了议会一部分人痴迷的关注点。英国在欧盟的成员身份导致了英国议会的分裂，因为这里面涉及心态的冲突。毕竟，权贵的呵护者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英国算是意识形态上的贱民，但他们的思想现在成了英国权贵的主流思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大举进入了欧盟的机制和条约，欧盟的其他方面还是体现为处境困难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方面跟英国权贵的信条相冲突，由此产生了裂痕。
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绝大多数的政治精英强烈支持。大英帝国已经瓦解，整个国家正转向欧洲市场。当爱德华·希斯的保守党政府把英国带入欧共体时，***这样的右翼人士支持这一决定。1974年，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击败希斯后，他把这个问题提交全民公投，还允许托尼·本这样的内阁大臣们反对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但工党队伍的绝大多数支持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公投结果也是这样，尽管工人运动的主体和左翼这次普遍反对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他们担心这种身份夹杂着亲市场的政策，阻碍产业干预和国有化政策。1983年的工党宣言甚至呼吁英国从欧共体撤出。
但随着欧共体演变成欧盟以及左翼的批评减弱，所谓的“疑欧”情绪在英国右翼群体中滋长。到1980年代后期，***主义者的影响上升已有数年，英国社会普遍感觉到，要想有社会进步倾向的立法，那就只能期待欧盟了。但***甚至把欧盟视为对她的政治安排的威胁。“在英国，我们没能成功地恢复国界，”她1988年在布鲁日宣称，“而在欧洲范围内，我们看见政府的权力重新得到强化，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在布鲁塞尔对各国发号施令。”英国权贵中的一部分继续认为欧盟是英国贸易的坚强支柱，而另一部分则坚持认为欧盟是对英国新权贵意识形态的威胁。对有些左翼人士和工人运动人士来说，欧盟则似乎能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使之少受英国新权贵的挤压。
1980年代后期，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共同体章程，包括保护工会、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集体谈判、性别平等、劳动者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将其斥责为“社会主义宪章”，英国保守党政府设法为成员国赢得了退出该章程的后续版本《社会章程》的权利。毕竟，这类建议是对英国权贵信条的直接挑战。直到1997年新工党掌权后，英国才签署这一章程。欧盟的《工作时间条例》为工人每年享有假期定出下限，为每周工作时间定出了48小时的上限。新工党没有接受工时限制。这些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如2011年的一份欧盟法案给了临时工人更多的权利，还有“人权法案”——把《欧洲人权条约》融入具体法律。这都招致了英国权贵的愤恨和不满。保守党后排议员和右翼报纸（如《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激情满怀地谈论其对主权的威胁；“国家利益”是卡梅伦和其他资深政客们喜欢提及的字眼。但很明显的是，“国家利益”是“英国权贵利益”的代名词。
2011年年底，这一现象更为凸显：卡梅伦否决了欧盟在欧元区应对危机的一项条约。此举得到保守党的盛赞，大多数主流媒体赞誉他的“牛头犬精神”。但是，这种“牛头犬精神”是用来保卫金融城的利益的，这些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欧盟的建议包括改革对冲基金的有害行为（如做空等），还包括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些措施不仅增加收入，还有助于经济稳定。跟这一举动类似的是财长乔治·奥斯本起诉欧盟，以免对银行家的红利封顶。爱国主义被用来保护有权人和有钱人的利益。英国跟欧盟之间屡起纠葛，只是因为政府担心欧盟的某些方面对英国权贵的信条和做法构成威胁。
英国政府有时选择不跟欧盟吵架，但这也同样说明问题。欧盟的某些组成部分就像英国自己的权贵结构一样，在机制上存在漏洞，可以被操纵，结果让私人获利。英国的政治精英对这些毫不在乎。欧盟条约尊崇资本的自由流动，宣称“对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都应禁止”。政府资助通常被禁止，理由是对竞争对手不利。私营化也写入了欧盟法律。例如，欧盟91/410法案就把铁路私营渐渐制度化了。但这类法案不会被英国权贵否决，他们也不会发出警告，说什么对主权或国家利益的威胁。毕竟，这些思想本来就是思想先锋长期倡导的，现在欧盟提出来了，正好可以迫使英国政府这样干，这也有利于巩固权贵宣扬的思想。
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那就是有一个很平淡听起来很技术的条约。2013年年末，欧美之间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实际未受到任何媒体关注，也就没受到任何政治批评。它包括所谓的“投资国争议解决”条款，此项安排允许跨国公司起诉有关国家的政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起诉过程由公司律师来实施，并可以绕开当地的司法体系。据民主中心讲，此项安排“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公司量身定制了一套司法体系。”此项安排在别处已经生效，结果是数十起诉讼“已由大公司发起，它们控告政府，问题涉及矿山开采、水资源到核能等领域”。12
“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威胁。”参加抗议的记者乔治·蒙标特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发出警告的媒体人之一。“它排除了大量的政治选项，封杀了英国的许多民众期盼着的许多政策。例如，如果条约按照现在的版本实施，nhs的商业化和私营化就不可避免了，英国民众不想看到nhs私营化。”
政治精英保持沉默，他们不发声肯定是有缘由的。650名议员中，只有38人签了《早期提案》——实际上是议会的请求——这不足为奇，ttip给了私营公司更多的权力，而非给它们带来挑战。只有当金融城和大公司感觉到它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的政治精英才会坐立不安了。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ukip）的立场。该党1993年成立，据称是为了从布鲁塞尔那里讨回英国的主权。这样看来，英国独立党在ttip上的立场有点出乎意料。“我想说清楚，省得被误解，”英国独立党的欧洲议会议员罗杰·海尔莫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我更希望英国和美国有自己的自贸区协议。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我猜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类似协议，没有二十年也得有十年历史了。考虑到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贸易政策让渡给了布鲁塞尔，我想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支持这个协议，尽管我们更希望自己和美国有这个协议。”13这里面没说保卫英国主权之类的话，也没提布鲁塞尔侵犯英国的民主。需要动真格的时候，英国独立党的真正利益在于保卫私营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独立，它对符合自己目标的欧盟政策甚感满意。
很诡异的是，一些右翼评论家们甚至说欧盟等于是一道保险，防止英国政府背离政治共识。在他们看来，欧盟圈住了英国权贵们的思想和行动。无可否认，艾德·米利班德的社会民主实验具有“选举效力”，保守派作家弗雷泽·纳尔逊写道。在《每日电讯报》的一篇题为《欧盟或许能让英国摆脱艾德·米利班德的经济日程》的文章里，纳尔逊说米利班德“完全属于左翼民粹主义，这一思潮促使比尔·德·白思豪当选为纽约市长、弗朗索瓦·奥朗德成了法国总统。”纳尔逊说欧洲法院允许nhs的患者排队等候由政府出钱在欧洲接受私营医院的治疗，但欧盟法律却反对政府援助，以便阻止政府救助汽车业或将铁路重新国家化。“当然，如果英国要是离开欧盟，”他说，“所有的赌注都白搭了。艾德·米利班德也就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权力，摧毁保守党的诸项实验，终结许多合同。所以保守党应该谨慎行事。欧盟或许是唯一能提醒艾德·米利班德的东西，让他知道英国的公司不是让他拿着玩的。”14
正如纳尔逊指出的，欧盟不是社会主义的温床，而是为大公司带来了游说机会。“我们在金融领域的谈判中已经看到，金融领域的资源很多很多。”欧文·都铎承认。欧文·都铎掌管着英国工会联盟的外部关系。“我不想装作不知道它们对各种各样的机制有多大的影响，它们可以从委员会招人，人们从工业联合会进入委员会，等等。”
“欧洲公司观察”是一家研究和运动发起机构，它全面分析了欧洲的官僚机构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欧盟委员会主管竞争的高级办公室的官员后来到了阿威萨公司（avisa partners）工作，这些人都是公司说客，他们擅长帮助公司“于充满挑战的日子里，在布鲁塞尔玄妙的官僚网络中顺利穿行”。伊莎贝尔·奥尔蒂兹曾在欧盟委员会的食品工业主管部门工作，后加盟一家名为“欧洲食品饮料”的游说集团。帕维兹·汗是英国在布鲁塞尔常驻使团的金融参赞，他后来加入了游说集团“g+欧洲”，该机构代表皇家苏格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暴露的尽是公司拉拢招募欧盟官员来拓展自己利益的事。15
公司利益甚至还能影响欧盟法律的起草。2013年2月，有消息曝光，几个欧洲议会议员提交给《欧盟数据保护法》的修正案是由避税大户网上零售巨星亚马逊帮助起草的。游说集团博然思维在幕后负责此事，亚马逊为此给了博然思维15万欧元的酬劳。显然，亚马逊认为这笔钱花得值，最终肯定能捞回来。162013年11月，比利时的欧洲议会议员和前欧盟专员路易·米歇尔被发现为大公司说客提交了158个针对数据保护规定的修正案，他却指责这是一个“过度热情的雇员所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居然没受到追究。由于在欧盟游说是自愿和不计报酬的，外界几乎搞不清公司在做什么，以及它们去游说哪些欧盟政客和官僚。
由于缺乏透明和民主问责，大公司从中大捞好处。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和铁杆疑欧主义者丹尼尔·汉南可以说是狂热支持权贵们的信条，他对欧盟的批评是***式的，但他关于民主赤字的一些观点值得注意。“如果欧盟自己是一个国家，申请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的话，那它是不够格的，因为它民主程度不够，”他说，“欧盟委员会是它的执行机构，但同时也是唯一能提出法案的机构。学究们可以对这种说法底气不足地辩驳一番，但我敢说我说的有90%是正确的”。有些权力确实已经转给了欧洲议会，包括采纳或修正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建议的权力。但欧盟委员会不是欧洲人民选举的，却一直是欧盟的权力核心。172014年，只有43.1%的有资格选举的欧洲人参加了欧洲议会选举。这是对欧盟的正当性的又一打击。从1979年第一次议会选举至今，投票率几乎一次比一次低。
与之相类似的是，尽管卡梅伦否决了2011年对欧盟条约的修改，担心它对金融城构成威胁，这并不意味着他找不到别的听起来正当的理由。当时是bbc记者的保罗·梅森这样评述：“通过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声称要维护预算平衡和接近零的结构性赤字，欧元区国家把扩张性财政政策视为非法的。”欧元区国家的财政预算必须提交欧盟委员会通过。这实际上就废止了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经济学，禁止在经济危机期间进行财政刺激。与此同时，欧洲央行是一台影响欧洲大陆的紧缩政策机器，但由于缺乏问责机制，欧洲央行甚至都不用发表其会议纪要。欧元区经济被金融崩溃拖入危机，而金融崩溃主要是由冒失的德国银行借贷给希腊这样的国家引发的。强加给西班牙、葡萄牙特别是希腊的政策，搞得欧洲许多年轻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地区的失业率高达50%，公共服务崩溃，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
难怪欧盟在英国权贵们当中造成这么大的矛盾。有些精英人物，如弗雷泽·纳尔逊，认为欧盟实际上有助于限制权贵们的政策和思想，消除了对他们的潜在威胁。有些精英则反对欧盟，倒不是他们想保护英国的主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盟对权贵们的信条构成了威胁。
这种争论应该让我们思考主权到底是什么。主权是在权力或权威方面的一种优先权。在现代英国，主权并不是在民众手中。欧盟或其他欧盟机构都没有剥夺英国民众的主权，是英国的权贵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一切。这些权贵们操纵国家机器，让它为一小撮醉心于增加自己的权力和财富的精英们服务。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英国的民主就会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