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对一位银行业资深说客的采访后，我关掉录音机，把对话主题转移到政客的薪酬问题上。那是2013年4月，社会上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议员加薪问题的大讨论，这一提议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因为政客们正在对几百万工人进行强制降薪。我对这位说客和他的新闻官建议说，后座议员（backbencher）已经拥有足够让他们进入社会收入前5%的薪酬。因此降低议员工资确实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他们应该是代表地方社区的，收入太多的话只能使他们对自己选民的生活变得麻痹无感。
我似乎说了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话。随后便是突如其来的死寂般的尴尬。
游说者所带新闻官负责对访谈进行录音，以确保报道的准确性。这位穿着精致的新闻官当时直盯着我，看我是否在开玩笑，眼神中充满好奇。当确定我是认真的之后，这位新闻官不急不忙地回答我，仔细地斟酌每一个用词，就好像是在同一个疯子说理一般。他说，如果这样做，将阻止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那些来自私营部门的人参与政治。他进一步解释说，议员们是需要在高尔夫球场上听他们那些拿九万、十万英镑甚至更高薪酬的朋友们炫耀的。
他的这一观点是议员们真心接受的，尽管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在公开场合陈述这一观点将不可避免会引起每况愈下的选民们的愤怒。2013年“舆观”（yougov）针对议员的一项匿名调查显示，保守党议员认为他们应比实际平均多拿约3万英镑，工党议员则认为他们的薪酬至少应提高1万英镑。2013年12月，四年前成立的意在解决议会薪酬和支出问题的独立议会标准局建议议员薪酬上涨11%，前工党大臣杰克·斯特劳表示说，“任何时候提升议员薪酬都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导致那些“拥有舒适生活条件的人们”不去参与政治活动。
斯特劳的说辞是有悖常理的。历史上，国会议员是一分钱薪酬都不拿的，为的是确保为那些独立的有钱人预留一些位置。左翼和劳工运动要求发给他们薪酬，1991年议员们开始拿薪酬，每年为400英镑。如今，后座议员每年能拿到67 000英镑，这一数字高于大部分“生活条件舒适的人们”所期望的薪金水平。不管怎么说，《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2013年12月发布的研究表明，给议员支付薪酬存在破坏他们职业道德的风险。同一月，与斯特劳的意见相左，独立议会标准局承认说，没有证据表明议员们的薪金水平“对候选人的参选热情会有影响”。
然而，议员们在解释2009年披露的他们滥用议会资金问题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们交来大量收据，内容或者是二套房的公积金，或者是维护花园或翻修房子以及修建鸭舍的费用，或者是为了避税，或者是预算外伙食，或者是为了价值几千镑的奢侈品，等等。除了个别例外，议员们都希望把他们不该拿的钱简单退回了事儿，但也有一些甚至不需要退回一分一毛。在其他行业中，这种行为简直就是欺诈，但在议员们这里却似乎不是什么事儿。
议员们对自身行为的辩解，对认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很有价值。他们可能会低声含糊地说，他们的年薪根本不够，甚至是远远低于那些城市银行家们的报酬。这种说法被一些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说成是合乎情理的。《每日电讯报》政治编辑詹姆斯·卡普表示：“那些顶尖人才的市价比之前任何时候的竞争都更为激烈。”“在这个时代，大律师事务所为最好的毕业生提供五万英镑，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薪连续多年呈两位数增长……所以，我们雇佣议员时，也应为争取最好的人才做好准备。”1这种主张议员应拿大部分选民做梦都不敢想的薪酬，以确保吸引最好的人才到威斯敏斯特的说法，或许直接出自伦敦市的某个会议室。而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30多年的时间里，议员们支持为富人削减个人所得税，为商业巨头削减企业所得税，出台支持金融业繁荣的政策。他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富人们的银行存款余额已经达到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2014年，英国人中最富有的1000人的财富总额接近5200亿英镑，这些人在消费方面肆意挥霍，比如购置大厦、度假屋、游艇以及其他，等等。政客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政策使一些人变得极为富有，并且他们不免会将自己的收入与之进行对比。政客们会产生一种自己应获得更多的心态，这在下议院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心态。
财政开支在某种程度上是解决这种不公平感的一种方式。在财政支出丑闻爆发前，议会中的潜在共识是：议员们索取公共资金是他们寻求补偿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只要一提涨薪的事就等于政治自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党后座议员告诉我：“大幅度加薪在政治上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通过财政支出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弥补。”正如bbc那位出身名门的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所言，“议会中的‘党鞭’的行政秘书和下议院官员鼓励议员索取尽可能多的资金，以补齐政府因慑于公众压力而压低的那块工资。”2
议员们已经变成了企业政治家，他们嫉妒在他们的帮助下变成富翁的人，并为错过他们所制定政策的战利品而沮丧不已。毫不夸张地说，如今许多议员并不把他们的角色理解为一份高尚的职业、一份责任、一种服务，而只是视为一种中上阶层的职业选择，并认为这一职业没有得到与其他类似职业相应的薪酬。
财政开支丑闻也暴露了政治精英们让人惊诧不已的虚伪。先驱者们鼓吹国家退化了，他们的言辞也被一些政客引用甚至放大。那些被描绘为依赖政府为生的人彻底成了妖魔，议员们在将公众的愤怒转移到最穷人群身上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招非常有效地把注意力从上层人士身上转移开。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那些大声叫嚷国家堕落的人，往往也是那些不顾一切榨取国家的人，即使他们很多时候已经是非常有钱的人了。随着开支问题被广泛关注，议员们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口是心非。
以纳德希姆·扎哈维为例，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同时也是一位保守党议员和首相顾问团队成员。2013年4月他在推特上支持政府削减议员福利时表示，“我们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但是那些通过令人发指的索取而获得远高于普通职工家庭收入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七个月后，扎哈维被曝出用数千英镑的公家钱支付他家中马厩取暖的电费。乔治·奥斯本大臣描绘了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位轮班工人，早晨天未亮就离开家门，看着隔壁邻居家百叶窗紧闭，人家因享有福利仍在酣睡中。”尽管奥斯本据说拥有他家族墙纸企业中400万的股权，但他2009年时被揭发出将原本想资助公众购置二套住房的资金用在了议员身上，这一爆料导致公众向他索要被砍掉的5.5万英镑公共费用。即使作为百万富翁的大卫·卡梅伦，也因用公款将他选区家里的紫藤挪到唐宁街10号而被要求偿还“纳税人的钱”。
伊恩·邓肯·史密斯是负责削减民众公共福利的大臣，他曾明确表示，他每周只需要53英镑，这个数字正是政府救济金的数额。对于已经是百万富翁，且薪酬水平超出绝大多数人的他来说，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窃取公共资金，简直太荒诞了。其中包括花110英镑买了一个bose蓝牙耳机，花39英镑公款吃了一顿单人早餐等。同时，工党的利亚姆·伯恩，与之前的邓肯·史密斯地位旗鼓相当，他曾声称：“工党是代表勤劳的工人们的，不是代表搭便车的人的。工党的名字就表明了这一点……工人的党，而不是懒骨头们的党。”然而，《每日电讯报》却证实，伯恩在郡政厅里租了一套公寓，每个月花费2400英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还曾在一个月里索取400英镑的公款支付私人伙食费。
在对依赖国家这一问题上，相关讨论则更为虚伪。1/4的托利党议员、15%的自由民主党议员、12.5%的工党议员是私人房东。3这一数字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议员对房东更具认同感，而不愿为那些在整日飙升的房租和不稳定的租赁协议中苦苦挣扎的租客们争取利益。但是还有更过分的，由于连续几届政府没能建设住房或者控制房租，如今每年有240亿英镑花在住房补助上。这一补助用以补贴私人房东，其中就包括一些整天抨击福利国家的议员。保守党议员理查德·贝尼昂是英国最富有的国会议员，资产约有1100亿英镑。尽管他谴责把钱花在无情的、不可承受的增长的社会安全问题上，且为政府改革工党那鼓励不劳而获的福利文化而欢呼，但贝尼昂本人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的房屋补贴有12万之多。另一位积极支持削减福利的是托利党议员理查德·德拉克斯，他在2013年拿了13830英镑的房屋补贴。4
财政支出丑闻案中最让人不安的一点是，整个政客群体竟然都认为这样的虚伪和贪婪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把思想先锋们的理论和信条转化为现实政策，他们自己也变成这些理论的忠实信徒。如今各党派政客都有着像马德森·皮里那样的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思想。不过这种心态与信念和信仰无关。在这一新的秩序中，议员们都受益颇丰。
2002年秋天，南安普顿的伯特雷格兰赫（botleigh grange）酒店里弥漫着一种期待的气氛。500多名虔诚的保守党议员挤进这个宾馆的会议室，聆听他们的偶像、前首相玛格丽特·***的演讲。她的前助理诺曼·泰比特陪在她的身旁。18个月前，托尼·布莱尔的工党赢得第二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历史性胜利，托利党处境有些令人绝望，士气正处于一蹶不振之中。这些权威人士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一曾经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能否再次赢得选举。***仍然持有一种惊人的必胜信念。她对她的拥趸们明确表示，“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托尼·布莱尔。我们已经迫使我们的对手做出了改变。”尽管工党掌握了权力，但在玛格丽特·***看来，工党仍在坚持她的政治理念，这一火焰依然火势旺盛。
***完全有资格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这位铁娘子被她的党赶出唐宁街10号的25年后，她所生活的仍然是***主义的英国。政治辩论的边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英国政府和他们的思想先锋们来界定。
***前无古人地把英国的思想理念进行了极化，这是衡量她政策变革的重要标尺。伯恩茅斯保守党议员康纳·伯恩斯是她2002年在南安普顿的啦啦队长。我与他在苏活区（soho）一家不起眼的餐厅里共进午餐。他强调说，他不是托利党领导层时尚派对的成员。伯恩斯告诉我说，在这位男爵夫人最后几年里，他成为她的知己和同伴。他放下自己的叉子，努力回忆自己与这位经常被仰慕者简称为“the lady”的政治家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场景。当时是1997年，正是布莱尔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那年。当时康纳正开车载着***的丈夫丹尼斯去参加多塞特郡一个为托利党候选人组织的高尔夫球日。令康纳喜出望外的是，他被邀请回来与她见面。
他回忆说：“那是一件令人非常紧张的事情，我记得爬楼梯时两腿直发抖。”***坐在起居室里，身边放着一大杯已经喝了几口的威士忌，正在看《华尔街日报》上的市场行情。她光着脚，鞋放在一边。伯恩斯温和地说：“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的第一件事是，她是如此的温和，宛若慈母般。她迅速站起来为我们准备饮料，甚至想为我们做煎蛋卷。”
伯恩斯对玛格丽特·***的仰慕始于1980年代英国在动荡中取得的那些斗争的胜利。当时，学生们在学校里都用海报装饰储物柜。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张凯莉·米洛的画。他自己去搞了一张当时正担任首相的***的海报。他表示，“她是开启了一场革命的一只母狮。”“1980年代我正处在成长的年龄，当时党派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冷战还在进行中，工党仍致力于废除工会改革，私有化也还不是共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比现在要更大，今天如果政府换了，在税收和开支方面可能会有3%的差别，但在当时，差别则是巨大的。”
伯恩斯强调说，过去的英国政治不像现在，过去政党间的差别是巨大的，相互间的理念是相互冲突的，往往围绕差异巨大的政策开展白热化的争斗。今天，政治冲突更多时候是关于细枝末节的，而不是哲学层面的深刻分歧。主流政客很少提出与按照***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治现状有根本差别的主张。毫无疑问，正如伯恩斯所言，她死得没有遗憾，非常满足。伯恩斯说，“她知道她已经赢了，她或许会说，‘他们告诉我不能做税收改革，我们做了，他们告诉我不能实行私有化，我们做了，他们告诉我不能改革工会，我们做了。’”
在战后的英国，自由市场主义者发现他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身处寒冬。如今，在***的政治体制中，他们的对手或将经历同样的命运。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推动公共资产私有化，出台西方世界中对工会管制最严格的法律，释放巨大的市场力量，这些要素构成了新共识不可挑战的政策支柱，塑造了不可撼动的政治框架。***粉碎了各类工会，包括曾经不可战胜的矿工工会；对公共事业和国家能源供应、地方政府公租房项目等实行私有化；降低了最高所得税率，开始时降到60%，后来又降到40%。如今，那些偏离自由市场部署的人被认为是怪人；如果是年轻人会被认为是令人扼腕惋惜的幼稚；如果年长会被认为是政治怪胎。这是新权贵们的群体性思维。***已经庆祝了她在创造新工党方面的胜利，但是她还掩藏着对工党变革的调侃式蔑视。她对伯恩斯说：“工党并不相信自己声称相信的东西，他们对英国没有什么要求。”
不过，即使对这一新秩序的天然守护者保守党人而言，向新权贵转型也并非一路坦途。托利党的许多高层人士对保持政府干预、平等对待工会领导、保持高边际税率等战后当局的诸原则是非常满意的。在1950年代，保守派在谁能建设大部分政府廉租房公租房项目问题上与工党进行竞争，而这与后来***的房屋所有制原则及把房屋政策交给市场的政策原则是相抵牾的。这些战后领导者往往是贵族托利党人，包括像哈罗德·麦克米伦等老伊顿人。1975年，***成为托利党领导人后，她在自己的影子内阁中都感到被孤立。甚至在做首相的初期，她仍然需要与被称为“温和派”的内部反对者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害怕把战后秩序翻个底儿朝天。
1985年，前首相麦克米伦公开将***的私有化政策比作要卖光“乔治王时代的银器”和“沙龙会所里所有漂亮的家具”。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托利党受家长式的“一个国家”传统主导，麦克米伦认为这一传统由19世纪托利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所奠定。这一群体被思想先锋们所不屑，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秩序持保留或恐惧态度。在***主义旗下，这一群体被不断边缘化直至消失。
许多理由促使托利党成为现代权贵的政治代表。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保守派从不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保守派由那些从当前秩序中获利无数的人提供资助。他们的捐助者名单被金融城所主导。在***主义框架下，这一部门获得繁荣发展的自由，当然，正是这些人2008年时把英国拖进了经济灾难之中。他们中最大的捐助者有捐助超过200万英镑的对冲基金掌门人及财务联合主管迈克尔·法默。其他重要捐助者包括百万富翁大卫·罗兰、对冲基金老板斯坦利·芬克，梅·玛佐米（商人福阿德·玛佐米的妻子）以及风险资本家阿德里安·毕克罗夫特，他是英国短期贷款公司万卡（wonga）的主要投资方。
澳大利亚战略家林顿·克罗斯比在英国保守派政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通过花言巧语的游说追求私人利益。在帮助托利党人鲍里斯·约翰逊成功策划2012年市长竞选之后，克罗斯比被这位获得连任的市长带到阿联酋，去开展一场持续五天的工作业务，允许这位澳大利亚狡辩高手进一步拓展他的游说业务，要知道连一些比克罗斯比大得多的商业巨头都没有被市长邀请参加这一活动。5克罗斯比的业务往来不受任何审查，2012年11月，他得到一份保守党领导层的工作。据说，他的克罗斯比文案公司充分利用nhs的“漏洞”为h5私营医疗联盟（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公司）提供咨询。6克罗斯比的其他客户包括一些烟草和酒业公司。当他正式加入保守党团队时，这些议题又迅速进入公共关注领域之中。卡梅伦政府搁置了酒精最低价格计划，而且设法拒绝了为禁烟而提出的简易烟盒提议。7
那些捐助者无疑进行了一笔明智的投资。他们为保守党提供资助，而保守党的政策为他们提供回报。2010年大选之后，尽管发布了一份停止“自上而下重组”的宣言，保守党领导的政府还是放开了nhs全面私有化的政策。“英国医疗”等私营医疗公司因此大为受益。然而相反，当年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卫生大臣和私有化议程的主要设计者安德鲁·兰斯里从时任“医护英国”（care uk）主席约翰·纳什那里拿到了2.1万英镑的捐赠。纳什已经在保守党身上花费逾20万英镑，他同时也创建了金融城商业公司“主权资本”，这家公司自称是“英国卫生服务领域最活跃的私募投资人”。8其他一系列私营医疗大亨和商业巨头也都向托利党提供了资助。比如家庭护理行业里的百万富翁多拉·彼帕特，以及nhs计算机服务提供商“ic科技”等。
卡梅伦政府上台后，疯狂游说欧盟，力求设立金融交易税，这符合金融城的心意。正如《金融时报》（finacial times）2011年12月所言：“甚至那些捐助者们也承认，托利党议员之所以渴望对5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予以下调，是因为那些富有的金融城资助者与该党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位捐助者2011年12月告诉这家报纸说：“或许没有多少人支持降低5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这在那些保守党的资助大户看来是个大问题，因此这也成为保守党的一个大问题。”9
三个月后，毫不意外地，保守党政府把这一数字由50%降到45%。根据一项icm民意调查，多数选民反对这一调整，甚至包括了65%的托利党支持者。英国的工作场所的条件比其他西欧国家要差，工人在这方面的权利被雇主的利益进一步侵蚀。2013年英国引入一项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工人如果因被解雇把老板告上工业法庭，他们需要缴纳诉讼费用。这一规定让雇主解雇工人变得更为容易。几个月的时间里，这类控告下降了55%，这正合了雇主们的心意。10托利党人代表捐赠者开展的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更为明目张胆。2012年秋天，该党向富有的捐助者们发函募捐，以在一项有关向富人征收豪宅税的提案投票中击败自由民主党和工党，这一提案涉及的金额高于200万英镑。这些信函以“不要征房屋税”为题，承诺保守党占多数的政府将停止这一税种，向捐赠者寻求金融支持，从而“将征税人拒之门外”。11一些捐赠者因此获得了非常实际的个人实惠。他们中一些人最终甚至成了上院议员。比如，2013年8月，托利党捐资人杰西博大亨安东尼·班福德和卡文迪什金融公司东家霍华德·利等30人进入上议院。
自由民主党在权贵中的位置不是那么清晰可见。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该党成立于1988年，由老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社会民主党是由1980年代早期从工党中脱离出来的右翼工党政治家组成。与保守党和工党不同，自由民主党缺乏强大的政治根基。他们经常扮演反对派角色，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像是工党和保守党的一种补充。在选举活动中，他们因提供自相矛盾的政策主张而变得臭名昭著。不过鉴于他们基本没有机会掌握权力，因此自由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忽略。他们与英国国内广义的权贵派没有多少关联。
有段时间，自由民主党利用新工党对***议程的坚持，提出提升最高税率、推行高等教育免费等进步性政策，然而他们2003年反对进攻伊拉克的立场（当然，战争开始后这个立场就烟消云散了）使得他们被两大主要政党所孤立。但是，2004年该党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一派把主张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老自由民主党政治家们的文章结集成《橘皮书》（橘色是该党标志性颜色之一）出版，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其中的一种理念涉及用国家保险体系代替nhs。在那个时候，这一说法甚至比主流保守党走得还要远。2006年1月，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领导人查尔斯·肯尼迪辞职，这些组织出版《橘皮书》的自由民主党人取得优势。2010年大选后，自由民主党与保守党组建了联合政府，他们放弃了与政治现状不同的原有政治立场。他们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就像老保守党人一样忠诚地推进***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改革运动。他们在同性恋权利等方面的政治立场带有社会自由派色彩，导致他们与几乎赞同平等对待同性婚姻的大卫·卡梅伦没有什么区别。
工党与当今权贵的关系更为自相矛盾。他们党内的许多高层人物非常愿意成为新权贵中的一员。托尼·布莱尔就与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亿万富翁伯尼·埃克莱斯通以及美国右翼总统乔治·w.布什等来往甚密。据说布莱尔的侧近人士彼得·曼德尔森就非常享受与权势人物为伍的感觉。2005年新年除夕，他被发现在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私人游艇上。2008年8月，曼德尔森又在俄罗斯政治寡头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的私人游艇上，与时任保守党影子大臣乔治·奥斯本等其他宾客一起度假。
工党创建的初衷是为了挑战有钱有势者的地位，而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法律冲击了工会组织罢工的能力，因为根据相关法律，他们需要承担财务责任，当时普遍的感觉是自由党和保守党只关注工商业大亨和地主们的利益。不过工会为争取代表权而开展的斗争史由来已久。1892年，英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议员凯尔·哈迪身着当时的传统工人服装出现在议会时，一位警察因不习惯这一场景而问他是不是来修屋顶的。一些年以后，一位叫托马斯·r.斯蒂尔斯的唐卡斯特铁路信号员给当地分支机构起草了一份决议，呼吁英国联合工会召集工人阶级组织代表，以此在下议院中赢得更多工人代表席位。在当时，这是一场极具争议的运动。许多工会成员仍然相信，劳工运动最好的前景就是继续依靠自由党，斯蒂尔斯的决议只是勉强获得通过。不过，1905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这一事件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为工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如今，这一政党已像一个完全不同的野兽。自1994年托尼·布莱尔带领工党赢得大选以来，新工党因担心党内激进分子对其形成挑战，对党内民主进行了限制。在年度代表会上，党内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通过提议，要求铁路重新国有化，再次推出简易房项目，当然，他们的意见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忽视掉了。他们的党代会本身也越来越像美国式的政治集会，而不再是一个争论的论坛。
托尼·布莱尔下决心结束该党对工会的资金依赖，转而从富有的个人那里寻求财政支持。这项使命伴随十多年后2007年那场所谓“金钱换荣耀”的丑闻而到达顶峰。当时有许多关于以软贷款（sofe loan）换贵族地位的指控。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任首相被警察询问的案例。
托尼·布莱尔把工党更名为“新工党”，最主要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塑造该党亲商利商的形象。在1997年大选启动阶段，他承诺不给富人加税，同时私有化、反工会法等***主义最本质的政策支柱仍然保留。在政府中，新工党非常任性地削减公司税务，从而降低大工商企业的税务负担。与***意识形态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公共开支，但这一举措是与私营部门涉足公共服务领域相伴的，这是***都未曾尝试的。扩大公共开支也并非这一政治形势下的常态。到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败北时，在国家处于经济困境的背景下，保守党和许多英国媒体对工党的批评已是铺天盖地。工党大选失利后，联合政府迅速改变他的支出承诺，削减规模几乎百年未见。此外，工党与***主义的另一不同是其所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这一制度依然保留。
“托尼·布莱尔对最低工资存有担忧，我想这是一项公共记录问题。”前新工党政治公关顾问德里克·德雷珀在与我共进午餐时告诉我，我们当时在苏活区内的一个承接时尚奢华聚会的私人俱乐部格劳乔（groucho）。他说：“我认为，他当时感觉那些证明这一政策在财政上不可行且会导致更多失业的案例是有道理的。我不是十分确定，但如果托尼·布莱尔没有继承下来最低工资制度，他或许也没必要推动这一事情。”就是这样一项最低工资制度扰乱了这一个建党初衷是保护工人的政党。工党对其本初使命的偏离，对今天权贵阶层的形成发挥了推动作用。
彼得·海恩已经远离了他以抗议为标志的激进过去。他既是托尼·布莱尔的内阁成员，也是戈登·布朗的内阁成员。他如今是下议院中随声附和的后座议员。我们在他议会办公室里交流。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过去那段激情岁月的纪念品，包括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的照片和海报等，他长期支持和拥护反种族隔离斗争。如果走在大街上的人多看海恩一眼，很可能是因为他那引人注目的棕褐色皮肤，这种肤色不像是他所在的南威尔士尼斯选区土生土长的人有的。他把自己重新打造为一位温和的职业政治家，并坦率地承认，新工党对权贵们没有任何威胁。实际上，他说新工党全心全意地拥护统治精英。“布莱尔所做的和新工党所做的很明智地紧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紧跟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特征，”他解释说，“我们不讨论这类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挑战统治阶级的利益。”
我与托尼·布莱尔最亲密的顾问之一菲利普·柯林斯的会面安排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土褐色咖啡馆。菲利普·柯林斯如今是默多克旗下《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过去，他为布莱尔写过多年的讲话稿。他当时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进入政界，与新工党倡导和发动者詹姆斯·帕内尔、大卫·米利班德等为伍，后两位后来都成为布莱尔内阁的重要大臣。跟他们一样，柯林斯也吸引了布莱尔的眼球。柯林斯说，他最吸引布莱尔的一点是，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普雷斯特维奇镇的一个保守党的工人阶级家庭中长大。在布莱尔看来，这类选民是他最需要争取的。
在柯林斯看来，布莱尔当选首相时政治主张并不明晰，他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才明白自己真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柯林斯还说：“他背离老工党时并没有明确指向，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最终得出了一组主张。”柯林斯澄清说，“不过布莱尔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与布莱尔则明显不同。”
自1994年开始，工党对权贵间的迁就主要由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设计。不过人们普遍的感觉是，布莱尔本能地支持自由市场原则，而布朗并非如此。在工党重掌政权最初几年的党代会上，布朗慷慨激昂的演讲获得了工会领导人的极力支持，这些人对布莱尔则持严厉批判立场。新工党掌权后，布朗的盟友，比如现在的影子内阁大臣艾德·鲍尔斯认为工党内部领导层的变化意味着政策的变化，比如放开公共服务市场等。2007年《泰晤士报》在布朗僭取首相宝座几个月后报道说，许多布朗的诽谤者广泛引用一个论点：“布莱尔主义失去了它的权杖，老工党又回来了。”2008年11月，康雷斯公司对工商界领导人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受访人士认为“老工党回来了”。随后布朗政府在刚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提高了所得税最高税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描述。在整个新工党时期，正是布朗主持削减公司税，开放公共服务给私营部门，而且在政府无限支持金融城的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入主唐宁街10号后，布朗并没有出台与布莱尔政府有实质差别的政策（比如他继续推动私有化政策），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此前大臣们都支持的政策。
菲利普·柯林斯表示：“布朗在一些问题上与布莱尔意见相左。但他2002年后在政策方面没做什么事情。我说的是什么都没做。2002年之后完全是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感觉走向灾难很正常。”在这里，柯林斯指的是布朗做首相的三年是形势变得更为危险的时期。正如柯林斯所言，布朗那“改变世界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正丧失优势，“他如此痴迷于个人职位升迁直至首相宝座，以至于他脑子里除了政治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布朗的确受个人野心驱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对既有的政治共识没有任何突破。“我想艾德·米利班德（现工党领袖）当时有为戈登工作的想法，”米利班德现在最信任的顾问斯图亚特·伍德勋爵这样解释，“尽管他推动了一些好事情，但他并没有准备质疑1979年以来的既定安排，也就是***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共识。”在伍德看来，布朗没有打破这一政治共识，有时是出于政治哲学理念的原因，有时是出于策略原因。伍德认为，现实中没有动力或压力促使布莱尔或布朗去改变他们的方向，因为“新工党在不触及国家运行方式、不推动进步主义政治的情况下就能不断取得胜利”。换句话说，新工党感觉选举十拿九稳，因此没有必要去根除社会不公这一该党曾视为重要使命的事业。因此，***主义式的处理办法依然如故。
尽管布朗上台曾让那些想扭转布莱尔时代的人们燃起希望，但布朗政府在一个接一个灾难的背景下步履蹒跚，只有2008年全球金融崩盘期间短暂地有所复苏。工党司法部发言人、艾德·米利班德竞选工作主管萨迪克·汗表示：“我想我们与银行走得太近了，我们与媒体走得也太近了。”
如此一来，政治共识同时获得了新工党和保守党的拥护。布莱尔和布朗政府甚至在将***主义转化为永久制度安排方面还发挥过积极作用。毕竟，这个1980年代曾激烈反对托利党政策的政党如今也接受了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南安普顿的伯特雷格兰赫酒店提出那样的结论了。布莱尔和布朗把所有可能挑战这一共识的声音都成功消除掉了。
毫无疑问，政府维护那些有钱有势人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简单的“常识”。由于边缘化的声音已经被压抑了太长时间，如今即使那些对权贵理念轻微的挑战也会引来近乎歇斯底里的欢迎。这就能看出权贵阶层是如何设置政策理念禁区的了。如果权贵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摆脱一些传统政策理念的束缚，这些观点就会被合法化为可接受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存有争议。他们努力阻挠那些对权贵思想偏离的言证，只要这些观点越界了，就关闭所有讨论，从而筑牢政治争论可接受的边界。
语言是将政治异见边缘化的关键工具。“改革”曾经是与左派相关联的概念，比如，nhs的建立曾被视为一项重大改革。然而，现在“改革”经常被权贵阶层所使用，比如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释放市场力量、压缩政府行为的边界等。通过这种方式，反对“改革”的人可能会被描绘为真正的反动派，被说成陷入泥坑，阻止任何改变。保守党领导人大卫·卡梅伦把戈登·布朗驳斥为一个“改革路障”，只是因为据说布朗反对布莱尔关于提升私营企业参与公共服务的程度的议程。“进步”也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被“现代化了”。“前进而非后退”可谓深受新工党青睐的陈词滥调，经常被用来与那些所谓退缩保守的左派进行对比。当1990年代后期布莱尔把“保守主义的力量”引入英国政治词典时，它经常被用来对付那些反对市场导向政策的工会和公共部门的工人。“既得利益”也被老套地用来描述工会和工人，而不是指那些大公司。“艰难的决定”也是权贵词典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一般指那些降低其他人生活水平的政策，或者说只对政客有利的政策，暗指对手是虚弱的、懦弱的。这些概念的反复运用使权贵的理念成了目光长远的和追求进步的了。与当初公开倡导回归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回归不受政府干预玷污时代（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的那些思想先锋们的“反动观点”相比，所有这些都极具反讽意味。
即使是对政治允许范围最温和的偏离，也会遭到坚决反对。这种对政治辩论边界的管辖在艾德·米利班德2010年成为工党领袖后的日子里得到明确证明。他的兄长同时也是领导权的竞争者大卫·米利班德被认为是可靠的权贵候选人。他在竞争过程中声称，工党应该向1950年代的托利党政治家r.a.巴特勒学习，此人在推动保守党接受战后共识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样，大卫·米利班德建议工党应该避免仅仅待在“舒适区”，不能一味地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包括政府削减公共服务。简单说，他的建议是工党甚至要放弃表面上与保守党不同的政治议程。这会使权贵派教义在政治生活中变得更为根深蒂固。
然而，当艾德·米利班德当选领导人后，他对权贵思想的突破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媒体和政治对手给他贴上“红色艾德”的标签（他的父亲拉尔夫·米利班德当年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被描述为是对前新工党年代失败政策的复辟。他本人经常被描述为掉进了“工会大亨”的口袋里，尽管工会领导人都是选举产生的，而不像英国媒体大亨那样。事实上，他的胜利靠的是工会成员们的投票，而不是靠工会领导人们，他总共多出了28 299票。媒体对这一点几乎从未报道，就好像他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主要依靠的是工会成员的投票。
2013年9月，艾德·米利班德颁布违背传统政治理念的三项承诺。此举引发的强烈反应表明，权贵派对偏离政治共识的拒斥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住房危机已经使等待住房的人员名单达到500万人，房屋建设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一状况，米利班德承诺对囤积土地等待增值的建筑公司展开行动。接下来，他撤销新工党和保守党关于进一步降低公司税的共识，承诺将对大公司加税，以此对苦苦挣扎的小公司减免税负。随后，作为对六大暴利能源公司在人们生活条件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提高燃料费用的回应，他宣布如果工党执政将暂时冻结燃料费用。
权贵的回应并非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但却明确显示出一致的心态。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处心积虑的煽动性，尝试把这位工党领袖描绘为一位危险的极端主义分子。英国工业联合会（cbi）理事长约翰·克里德兰告诉一家报纸说，米利班德的演讲“让我惊讶得全身汗毛直立”。在保守党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看来，米利班德关于制裁土地储备行为的承诺相当于可耻的征税，而英国董事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格雷姆·里奇把米利班德的言论看成“是对财产权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攻击”。大卫·卡梅伦唾弃米利班德说，他想生活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宇宙”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坚定地认为，米利班德已经表达了“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核心主张”。
从他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政客和工商界人士离英国普通民众的观点有多远。米利班德所倡导的远不如许多民众所想要的那么激进。2013年11月“舆观”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3/4的投票者支持米利班德的方案，希望赋予政府制定电气价格的权力，但近七成英国人更想实现能源的重新国有化，而这并不是谨慎的米利班德准备做的。甚至有托利党投票人也倡导政府并购。2/3的英国选民希望铁路和皇家邮政重新实行公有化；多数投票者支持政府有权设定私营部门租金，1/3以上的人口甚至还支持政府控制食品和杂货的价格。12此前“舆观”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六成英国人提倡对那些挣100万英镑及以上的人制定一个75%的税率，这一立场甚至得到了四成托利党投票者的支持。13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在英国权力堡垒之中被视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智慧。但一旦走到大街上、社区里，权贵们的这些核心原则就马上成为一种非常边缘的观点。
对那些权贵共识的支持者而言，这些发现差点导致一场恐慌。在一篇名为“国有化和价格控制拥有令人痛心的广泛群众基础”的社论中，伦敦商业日报《金融城早报》（city a.m.）前主编阿里斯特·西斯回应这一民意调查说：“尽管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是，公众正在背离自由市场经济，重新拥抱返祖版本的社会主义。”他警告说：“如果这一理念被执行，将会以失败而告终。”他补充道：“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公众比托利党和工党所认为的要更为左倾。”这一发现真是“令人恐惧”。他最后总结说：“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除非他们重视公众的关切，否则他们将被罢黜。”14工商界精英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药房业巨头博姿（boots）联盟的执行主席斯特凡诺·佩西纳表示：“我相信英国政府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减税政策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不幸的是，公众意见和社会大环境并不像政府那样对企业有利。”15
因此，这就是现代英国政治的现实。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意见并没有得以反映。即使是工党对权贵阶层群体思维的温和改变也会引发疯狂的反应。一小部分人的共识被狂热地守护并执行。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市场在全世界的发展强化了权贵阶层不可挑战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偏离政治原则将激怒工商和资本巨头，从而导致资本会从这个国家撤走，经济陷入停滞。
文斯·凯布尔在1970年代曾是工党大臣约翰·史密斯的特别顾问。如今他是托利党政府中自由民主党商业创新技能部大臣。他的办公室位于维多利亚大街，是一栋距离议会只有几百米远的一个混凝土建筑。靠近入口处张贴着印有英国国旗的多幅海报，“伟大的商业！伟大的创新！”等字样非常抢眼，而“英国”则只是用小号字写在了靠下的位置。我到那里时，现场气氛有些凝重。一位顾问解释说，尽管日程繁忙，但他们还是设法在大臣忙碌的时间表里为我安排了会面。凯布尔最后出现时，一如在公众中露面那样显得操劳焦虑而声音微弱。
凯布尔倚靠在会议室的椅子上说：“我认为对一个民选政府而言，一个重要的制约是国际性人才。”他的助手们奋笔疾书，记录着他所说的话，玻璃墙外则是夹着文件夹来回忙碌的官员们。“政府大部分时间在与国际性公司打交道，我们自己的大公司也都开始走向海外，我们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是一家印度公司。这些公司中，有些不错，但有些很糟糕。不过他们最终都会成功运转。所以说，这对传统一国之内的自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约束力。”
彼得·海恩也持类似观点。他表示：“全球化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无力阻止它。企业如果不喜欢这里的气候，他们可以重新选址。他们如果走了，也会把工作机会带走。”不过海恩也远非盲从，他对新工党那种对大公司卑躬屈膝的态度深感遗憾。“不过，我们在许多事情的把握上可以更平衡一些，我们可以下更大决心把公司作为我们的使命，而不是只当一个辅助者，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就是政府大臣们如何用自由市场全球化来为抵制选民意志背书的。或许公众在给富人加税问题上很有胃口，但这样的诉求肯定会被抵制，因为这些富人、这些“财富发电机”会跑到国外去。在提升劳工权利或提升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同样如此，反对者声称这会制造一种让公司感觉不舒服的氛围，从而导致他们跑到其他地方去。大卫·卡梅伦在2013年保守党大会上表示：“工党打算对我们最大最成功的雇主们加税，这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具破坏性、最荒谬、最扭曲的经济政策。”他表示，工党就好像在对老板们说：“我们想要给你加税，别来这儿了，带着你所能创造的那些工作机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如果占压倒性多数的民众支持“把商业精英的鼻子都气歪了”的政策的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今天的公务员看来，思想先锋那些曾经争议很大的理念，好像是帮助强化现状的常识一般。“二战”后，公务员曾是支持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所建共识的重要支持者，并对政府干预经济等原则习以为常。当玛格丽特·***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共识时，她发现她正在与公务员队伍中一种“小写c保守主义”【1】趋向开展斗争。16各类政治操盘手都因公务员队伍抵制改革而备受挫折。菲利普·柯林斯回顾当初实施政策时那段艰难困苦的过程时感叹：“就好像你花了一生的时间去争取权力宝座，但当你到了那个位置时，却发现权力并不在那儿。”
不过，由于***在排除反对者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今天的公务员队伍中形成了新的共识，即一种共同的权贵心态。1997年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工党议员安吉拉·伊格尔成为布莱尔政府内阁中的一位次长，她建议实施租金管控，以此来应对房租不断上涨的问题，为房东的收入定个上限。伊格尔把当时公务员们的反应描述为一种朦胧的“官方立场”。她被告知，她的倡议“违背了人权法案”，这令她感到非常困惑。伊格尔不能理解她的建议怎么就侵犯人权法案了。她表示：“我没有意识到，人权法案里全是保护拉赫曼先生（指贫民窟里臭名昭著的房东）及其伙伴利益的条款。”在工党执政的头几年里，公务员们建议削减救济金，十几年后，他们的目的终于实现了。当她被派往财政部时，她发现公务员队伍已经“缠绕进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中了”，他们非常自信地拥护新自由主义教义，好像这就是普遍常识一样。彼得·海恩也这样认为，他说：“自从***时代以来，财政部一直在实行一种非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他举例说，公务员会阻挠政府对能源政策的干预，因为那将意味着背离“不干预主义”教义。这是一位财政部高级官员（当然是匿名的）向我承认的一点。她建议：“财政部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这一观点甚至超越了财政大臣自己的视野，财政部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观，他们认为没有人应该花任何一分钱。这在他们那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
不过政治家们不必被公务员套进权贵们的观念里。英国政治精英有这种天性，主流政治家都是现状的天然支持者。政治已经成为特权阶层的私家店。今天，那些从英国经济和社会秩序中获益最少的人越来越难以看透威斯敏斯特泡沫了。教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会）针对2010年新进议员开展的一项分析显示：“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社会精英组成。”从当前情况来看，虽然全国只有7%的学生可以上私立学校，但有高达35%的新进议员是接受私立教育的。新进议员群体中只有43%上过综合性学校，这一数字还不到其余人群上综合学校比例的一半。包括首相在内的20位议员小时候上的是久负盛名且花费昂贵的伊顿公学。17
越来越多的议员在选举前已经拥有从政经验，这是政治日益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证据。举例来说，1979年时，只有21位议员在当选前有从政经历，而到1997年这一数字跃升到60，到201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到90。2010年工党内部选举时的四位领跑者在当选为议员之前都有从政经历，那一年新当选工党议员中有34%的人之前有过从政经历。对于那些从政前从事其他职业的议员来说，工作经历使他们在进入议会后对大工商企业的利益更具认同感。在2010年成功当选的新议员中，有1/8的人做过私人顾问，这一数字在1997年新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时只有1/25。总的看，1/4的议员曾经做过商人，在保守党议员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1%。拥有公共部门背景的议员比例有所减小，比如，拥有教育工作经历的议员从1997年的17%下降到2010年的5%。议员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从1979年的15.8%下降到2010年的几乎只有4%。比如，11位保守党议员曾从事公关工作，而只有两位是体力劳动者出身。18
如今，政党已不再为政治运动奋战，运动中满是让政客负责任的草根活动家。在1950年代早期，300万民众是保守党成员，100多万民众属于工党成员。如今，工党成员不到20万，保守党成员更是降到了13万，并且平均年龄有68岁之高。19这些政党不再代表植根于社区的活跃的民主运动，他们只剩了一个空壳，里面都已经被掏空了。
工党影子内阁司法大臣萨迪克·汗在今天的威斯敏斯特精英群体中极为少见。他是公交车司机和裁缝的儿子，在南伦敦的市建公租房中长大。我们坐在保得利议会大厦一间喧闹的咖啡馆里，他显得非常和蔼、健谈，与一般的主流政客不太一样。他回忆说：“很明显，当我成为候选人时，其他候选人拥有我所不具备的人脉关系网络，他们与特别顾问、大臣、政府等都有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光时间成本就难以承受。萨迪克·汗表示，“候选人几乎就是一份全职工作。”“我需要准备文案，我需要给我的选民和工党成员写亲笔信。我可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有自己的公司。试想一下，如果我是工厂工人或者公交车轮班司机，这些事情我还能做得了吗？”
这是议员们普遍认可的一点。托利党议员罗伯特·哈尔丰表示：“十多年来，候选人这个角色花了我自己好几千英镑。”“我曾一度陷入巨额债务，谢天谢地现在没事儿了。”不过也有其他原因。工会和地方政府曾经是胸怀抱负的工人阶级候选人从政的重要渠道，并能够帮助候选人获得政治培训和支持保障，但如今，工会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不领报酬的实习只有那些富人能够玩得起，而在议会、智库及其他能够进入政界的渠道中，这种工作形式正变得空前流行。
并非只有政客不能代表他们服务对象的利益。议员群体往往被手握实权的政府当作选举杠杆而已。除了一些席位外，政府政策监督委员会成员都有政党领导层职务。立法的时间表也由政府决定。在美国，立法机关拥有通过自己所立法律等非常广泛的权力；在英国，后座议员们起草的法律可以被其他资深议员轻而易举地否决掉。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讲出来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阻挠法案通过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公共法案委员会本是讨论立法修正案的地方，而这一机构实际是由政府支持者主导的。
举止优雅的绿党议员卡洛林·卢卡斯陈述说：“作为一名议员，按说应该拥有实权，但我觉得我手中的权力微乎其微。”“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寻找权力所在，无论我在哪儿，总是感觉权力是在另外的某些地方，因此我就不断地追逐。”政府表面上是议会的执行机构，但却故意让议员们对立法是如何通过的一无所知。党鞭们的工作就是让政客们循规蹈矩，尽量保持一致。“议员们在去投票的路上或许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他们的立场，”卢卡斯解释说，“当你到那儿的时候，党鞭们会非常迅速地把你推进一个游说团，游说团不是在演讲，就是在照本宣科地进行洗脑攻势。”这种做法没什么新鲜的，不过这种做法导致权贵的想法任何时候在威斯敏斯特都不可挑战。
不过这也会使一些议员摆脱烦恼，主动保持无知，并自觉忠诚于权贵的理念。议员们在个人主义和自利主义这些流行的信条中能够获益。尽管他们应该对选民负责，但议员们在立法机构中的职位导致他们对私营企业更感兴趣。这些私营企业从权贵教义中受益很多，比如为公司和富有阶层降税、对私营企业开放公共服务以及取消监管等。一位工党后座议员私下对我说：“我想应该有两类议员，一类是投身公共服务事业的议员，这类议员知道他们在那里代表谁；另一类则把议员看作两届任期后去私营部门任职的跳板，只不过是一段在官方机构工作的经历。如今后一类议员的数量比前一类要多得多。”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明白议员们之所以支持这一秩序，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个人利益。如今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的界线模糊，两者已经彼此渗透，再把他们视作彼此隔离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201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工党时代中期，英国最顶级的50家公司中，有46%拥有一个政治精英做头目或股东。这一数字高于所调查的47个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但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也只有16%。英国这种公司和立法机构间的关联度竟然高达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6倍、北欧国家的10倍。20英国商业和政治精英并非截然不同的存在，相反，他们相互缠绕得非常之深。由于政客人数几乎是商业人士的两倍，这也就难怪商业人士的利益诉求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得到充分表达了。
几乎没有人比大卫·米利班德更适合做暴利政客的代表了。许多政客和记者曾告诉我他的一个习惯，他跟人说话时总是越过肩膀瞅别人，满屋子找更有权力、更有用的人。在2010年他的不自重还并不为人熟知，因此他当时还假定自己能把工党领导权收入囊中。意外地被弟弟打败后，他拒绝了任何一线岗位。或许他成了英国政界一个非常愤怒的人。不过很清楚的是，继续做代表选区利益的政客不是他的优先选项。在2001年被“空降”为这一选区候选人之前，他与这个地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般议员经常会到选民们中拉票，最少每周一次，即使没有选举也是如此。目的就是听一听选民的关切，并建立关于支持者的详细数据库。不过，直到2013年3月大卫·米利班德退出议员职位时，这位议员几乎从未到选民中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和关切。21
相反，大卫·米利班德将他的精力主要倾注在建立骄人的商业投资上。全体议员需要通过“成员利益登记簿”登记他们的非议会收入，大卫·米利班德的条目读起来让人着实着迷。作为桑德兰联合足球俱乐部的副主席和非执行董事，他每年只需要为俱乐部工作12～15天就能拿到7.5万英镑。他给律师事务所和税务专家作演讲也会得到不菲的收入。卡梅伦·麦肯纳律师事务所为一场晚会演讲支付他1.4万英镑，而“全球弧”——一个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资产管理网络公司也为他的一次演讲支付了同样的金额。自称向公司和政府官员提供建议的牛津分析公司邀请他工作了两天，就支付给他1.8万英镑。自称“引领投资者向能源、创新和效率投资”的优点资本（vantagepoint）公司请他工作四天，就向他支付了近10万英镑。他也并非只从公司那里拿好处。阿联酋独裁统治集团邀请他出席一场活动，就支付给他64 475英镑作为额外差旅费。从大卫·米利班德2010年党内败选到他离开下议院的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总共赚了大概100万英镑，这在后座议员中无疑是最高的。
在大卫·米利班德眼里，议会议员和前政府大臣的经历不过是一个跳板。他的职业为他提供了人脉和声望，使他对经济精英极具吸引力。不过在其他政客那里，这种与私营利益部门的关系几乎更为直白赤裸。拿曾经的左翼狂热分子帕特丽夏·休伊特来说，军情五处严重怀疑她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休伊特1981年曾支持社会主义者托尼·本争当工党副领袖的竞选活动。在那年的工党大会上，她背叛失利的前工党政府，要求由党内草根而不是“内阁大臣和公务员之类”来决定政策。22但是当政治风向明确之后，休伊特又向1983年的两位工党领袖候选人发去了完全相同的信函表示效忠，并寻求担任某一职位。已故工党左翼领袖托尼·本曾经表示，世上有两种政客，一种是指示牌，不管天气如何，他们都指向同一方向；另一种是风向标，指向跟随风向随时改变。休伊特是典型的后者。她在布莱尔政府期间担任过内阁中的许多职位，按说可以做一个坚定的布莱尔主义者。卫生大臣是休伊特最后一个大臣职位，她发现这一职位非常有利可图。
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维护者，帕特丽夏·休伊特成为私营医疗公司做工作的对象，2007年因个人原因离开卫生大臣职位六个月后，她总算可以把资源变现了。2008年年初，跨国医药公司领导下的健康美容公司联合博姿——这家企业40%的收入来自与nhs的合同——任命休伊特为“特别顾问”，每小时向她支付300多英镑。私营股权投资公司盛峰（cinven）从私营医疗巨头保珀那里买来25家私立医院，也拿出5.5万英镑的价码聘她做“特别顾问”，或者每工作一小时支付500英镑的薪酬。2010年，休伊特不当议员三年后，保珀（bupa）聘她做董事。这还没有结束。英国电信公司聘她做年薪7.5万英镑的非执行董事，当她不做议员之后给予她一个高级独立董事的职位，薪酬翻倍。正是基于自己做大臣的经历，她从公司那里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是一种肮脏的商业交易。2010年3月，《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第四频道”的记者给帕特丽夏·休伊特和她的两位前工党同事杰奥夫·胡恩和斯蒂芬·拜尔斯下了一个大大的圈套。他们偷偷录制明显支持为金钱而游说的视频。拜尔斯将自己描述为“一种等待接客的出租车”，表示他通常每天的雇佣费用在3000到5000英镑之间。作为前大臣，胡恩说政客们可以“打开门”，宣称他自己“迫切期待把自己国际化的知识和人脉变现为可以公开挣钱的东西”。很难得的巧合是，他们三个人都是坚定的布莱尔主义者，换言之，都是权贵理念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三个人都支持对富人和公司有利的政策，例如低税收、私有化等，他们也都从这些政策中捞得私利。
作为惩罚，这三人被暂停了在工党议会党团的资格，2010年大选时取消了他们的议员资格，但这一插曲却表明，这些有权势的人即使“失宠”后，仍然可以活得很好。2005年，杰奥夫·胡恩作为国防大臣给予军工巨头阿古斯塔·韦斯特兰（agusta westland）一个17亿英镑的合同，购买新一代直升机，这件事情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当时他们没有让其他公司提供报价。胡恩显然是把这个项目直接送给了阿古斯塔公司，这家军工企业的客户包括一些践踏人权的独裁者。2011年，胡恩被任命为这家公司国际业务的总经理。在youtube上有一段胡恩代表公司发言的视频，视频中他对着提词器吹嘘他们公司如何能够针对各种需求提供直升机解决方案。伊恩·普里查德是反对军火贸易阵营的研究协调员，他说起政客和军工企业之间的关系说：“这简直太合适了……他们知道这一产业存在很多工作机会，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没有理由破坏这一产业。”
至少来说，这种政治界和企业界的旋转门非常活跃。阿兰·米尔本是托尼·布莱尔的另一位亲密盟友，也是自一开始就支持新工党计划的人。像帕特丽夏·休伊特一样，他也担任过卫生大臣，并且强烈主张私营部门更大程度地参与到nhs之中。2003年他因家庭原因下台，随后他每年能从桥点资本（bridgepoint）那里拿3万英镑的咨询费，桥点资本是一家重点做私立医疗机构业务的私募股权投资集团。米尔本后来成为该公司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主席。桥点公司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并购“医护英国”。这家公司在2010年后保守党政府推行的nhs私有化进程中得到繁荣发展。其他与私营卫生业务有关联的公司也都渴望购买米尔本的专业知识，比如，劳埃德医药集团每年支付给他3万英镑，此外还包括肾脏病治疗公司德瑞医疗（diaverum）等。甚至百事可乐也想从米尔本身上获点利，每年支付他2.5万英镑，请其帮助在国际上宣传软饮的健康形象。
nhs的私有化令人沮丧地成为许多立法者有利可图的一次冒险。这其中也包括起初建立这套体系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每日镜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少于40名同行能在政策中获得“金融”利益。包括前托利党卫生大臣和保珀董事弗吉尼亚·博顿利。工党同僚和前卫生大臣华纳勋爵为澄清他对托利党政府倡议的支持，专门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华纳并未披露他为私营企业工作并从xansa技术公司、byotrol抗菌公司那里获取收益的事实。这些公司都向nhs出售服务。2014年3月，华纳勋爵与前文所提的右翼智库“改革”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主张nhs的会员每月应缴10英镑的费用。23
大卫·布伦基特是另一位由左翼狂热分子转化而来的布莱尔主义的忠实拥趸，他曾是颇具独裁色彩的布莱尔政府内政大臣，2005年因未能说清其在一家公司里的管理职位而被逐出内阁。尽管如此，他在后座的席位仍然可以确保他的产业蓬勃发展。在政府内工作时，布伦基特就倡导把大块的国家福利转移到私营企业手中，因此他最终为丑闻缠身的a4e公司工作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家社会福利公司依靠政府资金过活，其头目因用纳税人的投资利润为自己支付几百万英镑的事情败露而被迫辞职。类似地，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在戈登·布朗政府之前也是布莱尔时代的坚定同盟。但这并未冲击布伦基特的职业决策。甚至在电话窃听事件被《世界新闻报》报道后，《卫报》还报道说大卫·布伦基特与母公司新闻国际集团（news international）续签了合同，担任公司“社会责任”顾问一职，每年能拿近5万英镑。
布伦基特并不感觉有丝毫不妥。在他的议会办公室见到他时，我很难不立即被他的魅力所震撼。布伦基特坐在沙发上，时不时抚摸一下坐在他脚上的导盲犬。他克服自身残疾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事迹广受敬重。他言谈举止很幽默，但也颇具戒心。当我问到他那广泛的公司关系网络时，他搬出了他卑微的出身，以及他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的贫穷”，以此为自己辩护。他说：“我的生活并不光鲜，但我过得很舒服。”“当我十几岁时，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连续好几天待在屋里，只靠面包和水过活。因为我父亲在一次工伤事故中身亡；我母亲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拿到补偿金。我深受那件事情的影响，从而坚定地认为贫穷中不可能有美妙的事情，也不会令人尊重。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而我也不会想回去。因此，这就存在一些矛盾和张力，你经常处于自我欺骗的危险之中，有时你其实是在追逐私利，但仍会认为自己正在做好事。”这个基本的道理不太容易获得太多公众的同情。毕竟，一位后座议员仅薪水就大约是英国中等收入者的三倍之多。
彼得·曼德尔森曾是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后来成为新工党计划的关键推动力量。他的著名言论是：“只要他们交税，对一些人变得富有大可不必紧张。”许多富人和公司实际做不到这一点。变得“极其富有”对曼德尔森勋爵而言已经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雄心壮志。他成为拉扎德国际公司的金融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且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从可口可乐、劳埃德银行这样的公司获得大量报酬。他冒险发起成立了“全球咨询”（global counsel），这是一家神秘的国际咨询公司，2011年他发出一封招徕生意的信，承诺可以“更新和重新进行品牌设计”（他声称自己当年打造了新工党），承诺可以“为大公司寻找新的聚焦点从而实现新的目标”（他强调自己曾连续在几届政府任职）等。24他的客户包括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博彩公司必发（betfair），受到绿色和平组织冲击的包装公司亚洲浆纸（asia pulp and paper），以及破坏了印度尼西亚雨林的一些其他公司。25
在埃及2011年春天那场革命之前，曼德尔森已经与胡斯尼·穆巴拉克政府接触，并提供相关服务。26据报道他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密切。2010年，曼德尔森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的两次活动，其中一次还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不过新工党的“教父”托尼·布莱尔本人是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关系中获利最多的。布莱尔过去曾把人权记录作为英国进行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而自2011年以来他却通过为哈萨克斯坦提供咨询服务获得每年1300万美元的报酬。据称，哈萨克斯坦反对党领导人阿米尔赞·科索诺夫抱怨说，自打布莱尔从哈萨克斯坦拿工资以来，他们的状况实际变得更糟糕了。27
在积累这些丰厚利润的过程中，布莱尔充分利用了曾经的首相职位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和人脉资源。除哈萨克斯坦外，据说，托尼·布莱尔的助手们通过为科威特独裁统治者提供一份政策报告就拿到了100万英镑。韩国石油企业ui能源公司也从布莱尔这里购买咨询服务，这家公司在布莱尔参与入侵伊拉克后在该国争取到大量商业利益。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大通为他的咨询服务支付250万英镑。布莱尔的妻子切丽也从她丈夫的首相职位中获益。她合作建立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没错，这家公司也向私营医疗行业投资，计划在全英国建立100家私营健康中心。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前首相与滥用人权的独裁者建有商业联系并从中受益，这看起来令人深感不快，尽管法律并未禁止这么做。不过，了解政治领域和公司领域间边界的可渗透性，对于理解公司精英对英国民主的束缚是非常关键的。
塔马辛·凯夫是英国新闻误导调查部（spinwatch）的主人，他将企业精英的战略描述为“我要向立法者投资，我要帮助你摆脱困境，我要支持你的政策。我要给你一个发展自己的平台。你想离开时我甚至可以给你提供就业岗位。我当然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也是用心的。我将为你提供有用信息。我将给你所有这一切。”没错，政府官员没有给予回报的义务。但是，这一做法就把政客绑到了公司权力网络之中。绿党议员卡洛琳·卢卡斯表示，“我坐在那个地方，感觉好像商业巨头与政府中的顶层关键人物之间建有非常良好的关系。”“所谓‘旋转门’，其实就是商业圈对政策圈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正像卢卡斯所担忧的，她的同僚们已经“自愿将这些权力给了公司，并进而为这些公司攫取利益提供便利”。
通过为与他们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公司提供服务，新工党的重要人物最终富了自己。新工党政客在掌握政权时拥抱权贵派政治学，赞美自由市场、商业和公司的益处。一旦离开权力，哪怕是以不光彩的形式离开，他们就将获得来自经济精英们的许多合约，因为这些政客曾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喊。卫生大臣们变成私营医疗公司的雇佣兵，国防大臣最终成为军工大亨们的门客。思想先锋们过去所阐述的那套意识形态如今变本加厉：这是一个致富方案。***关于新工党本质上信仰小钱儿的说法还真是难以辩驳。
即使在执政联盟还没掌握权力时，新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着手淘金行动了。大卫·卡梅伦的前数字战略顾问乔纳森·勒夫离开唐宁街后去了万卡，如前文所言，这是一家合法的高利贷公司，利用英国通货紧缩背景下许多人面临的融资难来赚钱。同时，参议员保守党领导人希尔勋爵是游说公司奎勒顾问（quiller con-sultants）的创始人，该公司代表为数众多的靠盘剥纳税人过活的私营企业的利益。比如丑闻缠身的社会福利公司a4e，以及阿联酋独裁统治者这样的外国寡头等。作为英国内阁中的一员，希尔勋爵支持将公立学校操场卖给特斯科（tesco）的提案，尽管这项提案当时遭到教育部门的激烈反对，原因就在于特斯科是他的一个客户。282014年10月，希尔勋爵被任命为英国欧盟金融服务专员。据监管机构“欧洲企业气象台”（ceo）指出，伦敦金融城对于希尔勋爵的这一任命极其兴奋，为他“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及对金融城的了解”而欢呼。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和汇丰银行都是奎勒顾问的老客户。“欧洲企业气象台”明确表示，欧洲议会议员们应该阻止对希尔的任命。然而，他们的建议并未受到重视。29
政客们成为财富的天然拥护者不仅是意识形态和人的自利性使然。他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企业和专业化的老练游说团队身上。政客们有着相似的出身背景，不断听工商企业把自己的故事说得颇具说服力和吸引力，但却很少有机会听到对英国工商企业的批评。这最终只能强化政客们的信念，并代表工商企业的利益做事。在联盟政府执政的前15个月里，企业代表与政府大臣见面次数达1537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包含有关键工商企业的几百场圆桌会议。另外，联盟代表与大臣们见面的次数只有寥寥的130次。这些还只是记录在案的，更何况这类会见也会经常秘密进行，没有记录，也没有监督。30在2012年托利党大会上，合法高利贷公司万卡和其他公司高管每人支付了1250英镑，目的就是与政府大臣见面，争取对商业有利的理念和政策。我与特立独行的托利党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在议会咖啡馆会面时，他与各桌上坐着的议员和大臣们一一挥手致意，这些人好像与面带微笑且一看就很圆滑的男男女女们在窃窃私语着什么。他说：“看看你周围吧，看看有多少人在这儿游说。”塔马辛·凯夫解释说：“你见到了这些游说机构，其实只占整个游说产业的1/4。这一产业的大部分在公司内部上班。因此特斯科有一个约六人组成的专业游说团队，但他们有大量的公司信息团队负责搜集反馈信息。”根据相关估计，游说产业产值能达到19亿英镑之多。31对企业而言，如果不是能得到实质性的回报，他们才不会随便撒出这么多的钱。凯夫解释说：“如今很少有公司因不舍得花钱而不组建专门的游说团队。想想看，如果不是有资金回报，公司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当然，策略是非常多元的。比如能够拿到一些个人资料和职务信息，当政府讨论相关政策理念时保证能很快得知，尽早介入政策制定过程以便拿到足够的政策杠杆，尽可能地拿到政府合同，等等。
2012年3月，当《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保守党财务主管彼得·克鲁达斯为高级政客的权钱交易提供渠道时，游说被炒热推高到议事日程。后来又有消息透露说，克鲁达斯是被媒体诽谤的（截稿时正在上诉），他也获得了高额赔偿，不过这一案例仍然提供了采取行动的动力。当执政联盟2013年引进透明游说、非正当性竞选活动和政府法案时，人们认为这是为了应对可疑的游说活动。但是，这一立法实际说明了私人游说活动有多成功，并且暴露了政客们天然袒护私利的本质。这项游说法案彻底忽视了95%的此类行为。游说活动人士为批评政府政策将其称为“阻止法案”。他们称，如今，一个组织如果为所谓“非政党性竞选方案”在英格兰花费超过5000英镑，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花费2000英镑，它就会被强制向竞选委员会登记。慈善机构、工会以及竞选机构会被纠缠进极其耗费时间的官僚科层制的噩梦，促使他们对所有支出进行说明。之前，这类非政府组织在大选之前的一年里会花费98.9万英镑，如今这一数字降到了39万英镑，而且包括了从员工成本到公共会议成本的所有花费。但是，“非政党性竞选”的定义太模糊了，这个概念似乎包含了所有大小问题，从呼吁为治疗癌症投入更多资源，到应对经济适用房（可支付住宅）危机等不一而足。
慈善机构受托人一般会害怕任何跟法律沾边的事情。他们不得不遵守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32他们也会停止那些监督权力的活动。工会联盟表示这会使他们举办2014年年会或在大选年组织示威游行变成刑事犯罪行为。由于担心政治博客会受这一法案的影响，右翼的圭多·福克斯博客站出来表示反对。英国医学协会称：“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其影响将是极其令人不安的，尤其是，人们会担心这对自由表达权会意味着什么。”33
哈瑞斯勋爵在上议院中带头反对这一法案，他表示：“如今所有形式的咨询都不复存在了，包括关于福利和竞选的咨询活动。”“慈善机构和竞选组织是民主体制的关键特征，因为人们对政党漠不关心，这些机构让可以组织竞选活动，问候选人相关问题，因此任何影响我们这一基本民主架构的立法，都是对宪政的彻底改变。”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把私营部门的游说活动排除掉了，因此受到那些可能被消声的权贵们的激烈批评。
同样的原则也被用到了对工会的无情攻击上。工会与缺乏监管的公司利益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党领导层在西方国家保持着最严格的反工会法，承诺坚决削减公共领域工人工资，承诺大选胜利后至少一年内会维持保守党紧缩开支的计划，但关于工党是工会资助者囊中之物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英国最大的工会——联合工会的领导人伦恩·麦克拉斯基成为核心的可怕的人。麦克拉斯基怎么看也是一个权贵阶层。他是一个骄傲的利物浦人，罕见地不蓄胡子，仪表堂堂，他在政治集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讲经常让忠实的信徒们听得热血沸腾，而他私下里的举止则是非常沉着和自省的。
“那毫无疑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我想所有人都能看清这一点。”麦克拉斯基慢声细语却难掩心中愤怒地说。他所指的就是大卫·卡梅伦的持续谴责。他说，自从1984～19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和针对矿工工会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的攻击以来，还没有一位首相如此无情地谴责一位工会领导人。“从我们获得的信息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认定工会就是一种恶魔、内敌、妖怪，他们想劈头盖脸地攻击米利班德。”伴随着工党领导人面对此等攻击产生的恐惧，他们获得了竞选的胜利。毫无疑问，保守党和他们的媒体盟友们利用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把工党领导层说成不受欢迎的、潜在的激进势力。不过像艾德·米利班德这样的工党高层人物也会把针对联合工会的攻击视为合法。这再次说明了他们所拥有的一种共同心理。由于工党领导层没能挑战权贵的信条，工会得到了一个新的政治角色。“似乎成为默认的，联合工会和我本人都被视为一种领导角色，提供一种不同的声音，因为政治上的不同声音已经不复存在了。”麦克拉斯基如此解释道。
多年来，工党核心领导层经常把最受欢迎的候选人投放到他们很少踏入的选区，为的是尽可能地争取选票。不过，这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当工会卷入之后，政治精英就会紧密团结在一起。当福尔柯克的工党议员埃里克·乔伊斯2012年2月因拳打和头撞其他三位议员而被逐出工党时，联合工会被指责为了将他替下而在遴选过程中操纵选票。但是，当苏格兰警方介入此事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调查因而终止。bbc第四台的一项调查也没有找到任何玩忽职守的证据。但是，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这不会影响权贵的反工会运动。大卫·卡梅伦称，联合工会的行为就是一桩“丑闻”。工党当时的影子国防大臣吉姆·墨菲表示，工会已经“超越了限度”。《每日邮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谴责“操纵选票”和“结伙闹事”行为，要求米利班德采取行动。面对持续不断的攻击，工党领导人承诺对本党与联合工会的联系展开一场彻底排查，此举引发了工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合法性危机。麦克拉斯基表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右翼编排好的歇斯底里的癔症，但不幸的是，工党领导层和一些部门也在那里跟着煽风点火。”
随后是另外一场来自政治精英的集中攻击。2013年秋，联合工会卷入一场与苏格兰格兰杰默斯炼油厂所有者的争论，该厂雇佣了上千名工人。该炼油厂的发展前景受到收益最大的所有者英力士集团（ineo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吉姆·拉特克利夫的威胁。因为税务方面的原因，拉特克利夫的公司当时已经从海外重新选择了厂址。这家公司要求工人接受更低的收入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格兰杰默斯当时确实面临市场压力，但是因为总营业额中只有17%用在劳工待遇上，工资津贴本是不成问题的。在谈判过程中，拉特克利夫禁止了工会官员史蒂芬·迪恩斯（他同时也是法尔科克工党主席）继续参与，理由是他与这场“选举斗争”有牵连。谈判陷入一片混乱，联合工会威胁要组织罢工。英力士要求工会以自己的方式彻底投降，否则就关停炼油厂。那样的话，将难以避免一场灾难，不但工人们的生活会受到毁灭性的影响，苏格兰经济也会遭受巨大影响。麦克拉斯基声称，“代表劳动者利益没有什么丢人的”，但是联合工会最终选择了投降。他承认：“毫无疑问，资本赤裸裸地操纵权力，暴露并证明了产业领域的竞技是多么不平衡。”
这其实是一个逃税的故事。吉姆·拉特克利夫坐在他那价值1.3亿的舒适游艇上，能够轻易决定几千工人的命运、工人群体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联合工会受到新一轮的猛烈攻击。大卫·卡梅伦把联合工会比作意大利黑手党，将他们描述为“恶霸”，他们在公司管理者门外组织抗议活动，反对可能导致几千工人失业的计划。皇室法律顾问布鲁斯·卡尔领导开展了一场针对联合工会的官方调查行动，联合工会指责卡尔“过去几年一直是一位持反工会立场的律师”，此项调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反对工会的相关法律。
这便是政治秩序的概况勾勒。主流政客已经被原本属于思想先锋梦想的政策彻底改变了。商业精英群体中弥漫并强化着一种贪婪的心态，如今这种心态也已经污染了政治精英。政客们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说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内外为私人利益积极活动。那些对现状持批评态度的人则经常遭到无情的审查和攻击。
当今的政治秩序似乎不许面对什么真正的挑战。对政客的信任只是非常低水平的，调查机构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一项调查显示，50%以上的英国人认为议员们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72%的受访者不相信议员会说真话，65%认为至少一半的议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34“所有人都知道，人们痛恨政客”，以前是电视台主持人，后来成为工党影子大臣的格洛丽亚·德·皮耶罗在下议院一间非常嘈杂的咖啡厅里对我说，当时恰逢从大臣到行政秘书等政治精英们用午餐的时间。皮耶罗的举止与其他政客有很大不同。她带有浓重的约克郡口音，平易近人，且爱拉家常。自从当选以来，她到各地与投票人会面，试图搞清为什么政客们如此不受欢迎。“各个人群反映的情况基本相似。他们认为大部分政客是为自身私利而工作，尽管他们有时对此持宽容态度，如果他们有一位好的议员，他们会说，‘他们一切都好。’”但是，总体而言，投票人还是倾向于把政客与冷漠的词汇联系到一起。“骗子、傲慢、他们和我们、只顾自己——这实在有些糟糕。”这种对当选政客的普遍性蔑视，是对英国民主现状的一种控告，不过这种广泛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政治的低参与度上。比如，民众投票率由1992年的77.6%下降到2010年的65.1%，各政党的党员数也在不断下降。
英国的政治生活仍然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管控之下。为富人减税、变卖公共财产、削弱政府参与度、削减公共安全开支、削弱工会，这些政策都被主流政治、政治“中间地带”眼都不眨地通过了。只有那些无法当选的和极端主义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但他们根本进不了主流政治圈。那些被认为消息闭塞的人，那些哪怕非常温和地偏离权贵想法的人，都会被诬蔑、被描绘为突破了政治辩论的合法边界。那些政治共识的坚定支持者们其实是这一制度的利益攸关者。政治和财富精英并非彼此隔离的群体，相反，两个圈子之间有很大的交叉。
强化权贵理念的当然不只是政客这一个群体。按说，在任何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中，媒体应该是现状的批判者和挑战者。但实际情况是，权贵阶层几乎想不出比媒体更有效的游说工具了。
【1】小写c保守主义，small-c consenative，用于指代抵制激进变革，但并不是保守党成员或支持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