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的弥撒结束后，我终于在教堂外等到了那个年轻的神父，那时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神父姓党，西安人，我对党神父说希望明天能找个机会和他谈一谈，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不过他今晚还要去奥斯丁家探望他病榻上的老母亲，去为她作祷告，听老人的忏悔，这也是神父此次前来茨中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一个没有本堂神父的村庄里，偶尔到来的神父就像最尊贵的客人，家家都想把他请到自己的火塘边。
虽然头晚睡得很迟，但第二天我却不敢贪睡，早早地起了床，胡乱洗把脸就往教堂赶。村庄似乎还在昨晚的狂欢之后没有睡醒，显得安详宁静。只有一些小孩，身着鲜艳簇新的节日服装，兴奋地在村道上追逐打闹，高声尖叫，跑来蹿去。在节日里，孩子们是睡不着的。他们又有新衣服穿和好东西吃了。村庄里浓浓的节日气氛不能不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过年，那是一年中惟一尽情尽兴地聚吃、穿、玩于一体的一天。过年的感受只有在童年时候才最深刻亲切，长大了，过年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淡了。而对于有天主教家庭背景的孩子们来说，今天就是他们的“大年初一”。那时我想，带给他们礼物的圣诞老爷爷在哪里呢？村庄里谁会最有资格来担当这个角色呢？
我来得太早了点，教堂里还空无一人，只有遍地的鞭炮纸屑和篝火的灰烬。我又到教堂外转悠，刚到门口就和住在门楼上的那个老教民不期而遇。和我5年前见到他时相比，他似乎显得更老，背也更驼了。其实更让我触目的是他脸上的孤寂与苍凉。昨晚我在做弥撒的人群中曾看到过他的身影，他坐在最后一排，和谁也不挨边，也不随着人们的歌声一起唱赞美诗。他瘪着没有几颗牙的嘴，默默地、孤单地守候着平安夜的降临。那时我本想和他打个招呼，但又怕影响了老人的宁静心情。平安夜对这样的老教民来说，并不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和彻夜的狂欢，也不是和亲人的团聚，与朋友的共叙衷肠。无论外部的世界多么热闹，多么疯狂，圣诞节对这个孤独的老人来说，只能是回忆，绵绵不绝的回忆，在回忆中享受人生中曾经拥有过的宁静与幸福，在回忆中与远逝的亲人和朋友相聚，在回忆半抵抗衰老、疾病还有孤独对他的围攻……只是我不知道，这些回忆是伤感还是温馨？是心酸还是幸福？
上午暖洋洋的太阳照着这位孤单的老人，他坐在教堂门楼外的台阶上，似乎还正处于一种半寐半醒的状态。我走到他面前时，他抬头望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向他问候圣诞快乐，老人脸上蓦然和蔼起来，这就算是向我打招呼和对我的认可了。
就站在教堂古老的门楼下，我们开始闲聊。老人名叫白多罗，当然这也是一个教名。他告诉我他的祖上是四川人，当年是朝廷驻维西绿营的清兵。1905年澜沧江峡谷里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后，他的祖先随军前来讨伐，教案平息后，就留在茨中了。
老人的叙述使我印证了史料上记载的这段史实。茨中教堂修建之初，外国传教士带了一帮幸存的教民进驻到这个村庄，为了避免流血悲剧再次发生，教会专门为神父们请了护卫队，这支护卫队里有从云南各地教区来的汉族教民，他们从建教堂开始就住在茨中村，教堂建好以后，这些人就落籍在大峡谷里了，如今村庄里的汉族人就是这样来的。
更让人惊讶的是，神父们甚至还请来一个叫“沙师傅”的英国人来做贴身保镖。他的名字叫沙贝伦，据说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家伙，有一次他在狭窄的山道上和一头驮货的毛驴相遇了，路太窄互相都让不开，沙先生情急之下将毛驴连驴带货一把抱了起来，扔到一边为自己开路。他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不是神父，成天在村庄里找不到事情干，于是有人看见他在收割了庄稼后的地里踢一个人的足球。真不知道他如何玩那“一人制”的足球，也不知道在逼仄的峡谷里，足球会不会被他一脚射进澜沧江里。
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足球为何物，只觉得这个家伙行为怪异，尽玩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不过后来人们跟着他学会了打篮球，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德钦县篮球队里的主力，茨中村人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他们对这个要扔进一个筐里的玩意儿不陌生。这也许就是沙贝伦对茨中村的最大贡献。
那个充当教会保卫者的绿营清兵是白多罗的外祖父，他后来在茨中村得到一块赏赐的地，于是就在峡谷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他一共有四女一男，一个女儿做了教堂的修女，白多罗的母亲嫁了一个从怒江峡谷求的乡村货郎。走村串寨的小货郎使这个家庭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风险。在有了白多罗不久，小货郎外出后便再无音讯。他被土匪截杀了?被野兽吃掉了?生病死在外面了?和另外的女人跑了?被万水千山阻隔在山外的世界里再也回不来了?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每一种可能都不能给孤独的母子带来一丝安慰。在白多罗12岁时，他可怜的母亲也病逝了，白多罗成了孤儿，好在有教堂，神父们收留了他。
白多罗说，他小时候主要为教堂放马和牛羊。马是神父们外出时骑的，牛羊则是教堂的财产，据说有许多。我忽然想，那些传教士，在当上帝的使者的同时，也差不多像一个庄园主呢。他们有自己的葡萄园，有自己的土地，还有自己的牛羊马匹，想必在偏远的峡谷里，日子也过得不会很差吧?
1950年，当地和平解放，工作队进驻茨中村，要求外国神职人员“坚决断绝和帝国主义的联系”。1951年3月1日，茨中教堂最后的3个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当时教堂的本堂神父古纯仁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人，另两个神父都还很年轻，差不多30来岁的年龄，他们一个叫罗维，另一个名为沙智勇，都一同被驱逐。神父们走了，教民和教堂却留下了，还有难以改变的信仰。
如今茨中村的一些老教民还回忆得起当年外国神父的些许片断。据奥斯丁说，古纯仁神父是“弄文学的”，罗维神父是“弄医的”。也就是说，前者经常在教堂里著书立说什么的，而后者在传教之余擅长给人看病。
这是符合史料记载和神父们在此地传教的行事风格的。我在一篇史料文章中看到，古纯仁神父在茨中教堂、盐井教堂等地传教时间长达45年之久，被称为“天主教一号西藏通”，曾著有《川滇之边藏》一书，详细记录了本地的民风民俗、地理交通、植物动物等情况。此书在法国有出版。有一则真实的史事是，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消炎药在国内非常紧俏，有种名为胡黄连的植物是制造消炎药必不可少的原料，而西方国家那时又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要进口消炎药很困难，自己制造吧，胡黄连原料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后来我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偶然中翻到古纯仁神父的书，从中得知胡黄连在澜沧江峡谷的燕门乡一带大量野生。此信息迅速报到国内，专家们马上派人到澜沧江峡谷调查，这一发现解决了大问题，西方国家封锁我们的又一个计划破产了。外国传教士也许没有想到，他们随手描述的山川景物、植物生长情况，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半个世纪以前本地的民俗与自然状况提供了依据，还给当地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扯。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福音的话，那么胡黄连在本地的发现，则是外国传教士带来的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福音。
现在茨中村的教民可以很自由地谈论这些外国传教士，就像谈论某个久违了的熟人和朋女。退回去二三十年，谈论外国神父无异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谁都得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尽量把自己和神父的关系抖楼清楚，说不清楚问题的人是要吃苦头的，一顶帝国主义“特务”或“走狗”的帽子就够这些信奉耶穌天主的教民受的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汗放包容得已经出乎人们的想像了。当年把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是社会变革的需要，现在允许那些从前在此地传过教的神父们回来访友怀旧，也是时代发展的某种必然。也许你要问，传教士们再回到这片土地，这是天方夜谭吗?
不，这是事实。既然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人们的信仰，我们就有足够的宽容和充分的信心，让那些当年被视为“敌人”的人，重新看看中国50多年发展变化的现实。2000年，前西藏上盐井教堂杜仲贤神父的亲属和其所属教会的神父一行人等，从瑞士来到澜沧江峡谷，探访了杜仲贤神父曾经服务过的小维西教堂、上盐并教党、茨屮教堂。杜仲贤神父是澜沧江峡谷最后一个殉教的外国传教士，关于他的故事我在后面再讲。在21世纪之初，教会和杜神父的亲属终于来到了过去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永远想像小到的地方——澜沧江大峡谷。茨中村的一个老教友将这些金发碧眼的老外接到家里住了一天；2002年，那个曾经在茨中教堂服务过的传教士沙智勇神父，居然还健健康康地回到了茨中村。我们还记得当年他被驱逐时才30来岁，现在他已是一个80多岁的老翁了。据说他还能说一口当地藏语，还认得一些当年由他付洗的老教民。遗憾的是那个半个世纪后的相逢我没有在场，我不知道沙神父当时面对日渐苍凉的教民们的感受，也不知道当他听到教堂里重新飘荡起来的赞美诗时，心中翻滚的是怎样一番风云？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沙智勇神父不会为自己当年付出的心血感到遗憾。
让我们再次把话题集中到白多罗身上。茨中村的老汉白多罗本来可能成为一个旅法的华侨，如果命运的天平稍微向他倾斜一点点的话，他也许会变成一个连他自己都不会认识的人。当年白多罗成了孤儿后，就一直跟随古纯仁神父，大约应算是古神父的养子吧。按白多罗的说法是神父的“通讯员”，两人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古纯仁神父离开茨中树时，曾想把白多罗带回法国，可是不被允许。
白多罗就这样被留下了，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变。他说他看见教堂的神父们从澜沧江上的溜索滑到了对岸，而古纯仁神父则太老了，解放军为他找了一匹马，因为他已经走不动山路啦。他们被送到距此地约100来公里的维西县城集中，从那以后，白多罗就再没有见到过古纯仁神父了。
史料记载，年老体衰的古纯仁神父回到了法国，还念念不忘茨中村的教民。1953年他在瑞士组织了一场专门的祈祷，由他用藏语向万水千山之外的藏区教友祝福。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我们至少得为这种精神感动。他在藏区为上帝服务了近半个世纪，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年华便在澜沧江大峡谷里度过。不要说是约了上帝，任何一个从事其他事业的人，都会对自己生命中最灿烂光辉的岁月留恋不已，哪怕你只是从事的很卑微渺小的工作；也不要说你在异国他乡漂泊，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老翁，然后你两手空空回到自己的家乡。最美好的与最值得思念的，已经不是你家乡的故人和河山依旧的风光了，而是一处你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你拥有的只是绵绵不尽的回忆和牵挂，还有无法面对的失败——一个人从事某一桩事业，并为此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可是却不能善始善终。没有比这更大的人生失败了。
古纯仁神父当初大约就是这样的处境，我认为。
一年后，古纯仁神父溘然长逝。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古纯仁神父的养子白多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到了西藏，似乎宗教信仰并没有影响到他为国家效力。在守了几年边疆后，他转业到昆明钢铁厂做一名炼钢工人。在那个年代这应该是一个很受人羡慕的职业，工人老大哥么。遗憾的是困难年代他竟然跑回茨中村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白多罗的解释是：在工厂里吃不饱肚子。
我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昆钢是云南省最大的国有企业，号称十里钢城十万人。困难年代工人再饿肚子，也惨不到哪里去。而且据我所知，昆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因肚子饿而擅自离开岗位的人并不多。白多罗是从峡谷里闯荡出来的，又到西藏去服过兵役，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他应该知道工作、国家粮对人生的重要。我推测，他辞了工作回到茨中村，大约和信仰有关。因为工厂里没有教堂。
我曾经问过一个信天主教的藏族人，喜不喜欢圣城拉萨？他说拉萨只是佛教徒的圣地，我们天主教徒在那里没有作祈祷的地方，我只呆了一天就回来了。
教民白多罗现在是村庄里的五保户。他当年为什么不结婚成家？村庄里的人都不愿多说。他的命运似乎与教堂紧密相连。童年时他在教堂里长大，成人后他也走不出教堂的阴影。我总认为他是一个在回忆中过日子的人。回忆是他的伴侣，是他的精神支撑，是已浸透到他骨髓深处的东西。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可他似乎仍愿意躲到冋忆的阴影里。他的屋子看上去很阴暗，我没有受到邀请，因此就不好上去坐坐。他总坐在那门楼的窗户前，露出一个头的侧面，因为他并不是向外张望，而是孤寂地落寞地微倾着身子，就像一个在神父的告解室外做忏悔时的身姿。
我曾经偷偷拍过这个姿势，只是他的身子在画面中显得太小了。圣诞节这天上午，教堂外的阳光明媚灿烂，我和白多罗聊教堂的过去，聊他多变的人生，聊这个不同凡响的村庄，我就像在时间老人的指引下走进历史。我还发现他并小是如我当初想像的那样难以交谈相处，他也不是那种性格古怪孤僻的老人，如果你尊重他的话，他很乐于与你谈话。但是他敏感、固执，有自己不容外人轻易侵犯的世界。我和他聊得高兴时，就顺手举起了相机，为他抓拍了一张，我想我一定要在我的书里为他留一张照片，谁知道我下次来还能不能见到他呢。没有想到此举再次触犯了白多罗，他挥手制止了我，有些不高兴地扭身走到教堂门楼的阴影中去了。
对不起啦，好人白多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