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高原上的大江大河，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从崇山峻岭中一划而过。在刚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三江并流区域，澜沧江左伴金沙江，右邻怒江，这三条大江仿佛是从青藏高原上一齐跳下来的三个巨人，创造出举世罕见的人文自然景观。据说最先发现这三条大江神奇之处的是一个美国科学家，他从卫星照片上发现地球上只有这个地方的江河才挨得如此之近，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又是如此平行整齐地齐头并进，切割纵深，一条江和另一条江之间仅隔着一条条的山脉。于是他向联合国自然遗产保护组织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仔细的调查。我们的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了，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景观优美，人文资源丰富，地质现象奇特的自然遗产早已被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而非一国一地所独自享有。因此，我国政府积极配合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专家对这一地区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这一调查可不得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组织对有资格进入其保护名录的国家和地区所要求的各项苛刻的条件，这里一条也不缺，而且还全是最优秀的，最得天独厚的。这个地方如果从地形图上看，青藏高原就像地球上的一座高高的城堡，雄踞在世界之巅。千百年来雪域高原“以雪山为城，江河为池”，隔绝着与外界的联系。但是一些密如蛛网的古道却沿着高山峡谷里奔腾不息的江河，婉蜒向西藏的腹地延伸。澜沧江在滇藏结合部地带，与其说是一条冲破了大山阻碍的大江，不如说它是一条汉地通往藏区的走廊，有名的“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当年就是从澜沧江峡谷、怒江峡谷里，找到了前往西藏的道路。驿道开辟出来后，一些或大或小的村庄，就像串起来的珍珠一样，撒落在隐秘的大地上了。
当然，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也试图经过这些天然通道，找到通向圣地拉萨的捷径。他们中有冒险家，有植物学家，也有带着《圣经》前来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希图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雪域高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半叶约100年的时间里，上帝的使徒在澜沧江峡谷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几个村庄作为立足点。位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上盐井村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中村、茨菇村、巴东村，维西县花落坝村，就是耶稣基督在澜沧江峡谷至今硕果仅存的几个教点。
这些村庄都有天主教堂，分布在方圆300来平方内，它们是法国外方传教会在19世纪末建立的，属于打箭炉（今康定）主教区管辖。许多第一次在藏区的村庄里看到这些教堂的人，都会感到惊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跑那么远，到藏传佛教势力如此深厚博大，又如此险峻闭塞的大峡谷来建立教堂呢？
答案只有一个：罗马教会希望从这里打开通向西藏的大门。
这些藏族村庄因为打上了耶稣的印记，所以就显得有些特别引人关注，这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村庄里建筑样式独特的教堂和随处可见的十字架，村庄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曾经堆积在乡村教堂上空的历史烟云，才是我们了解一种宗教和一个民族的关系的真正基础。
在我带你们走进这些信奉耶稣天主的藏族村庄以前，请允许我先为您追溯一段尘封的历史，它或许对您认识现在藏区的天主教村庄有帮助。
西方世界对西藏的认识是从黄金开始的。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在欧洲的王公贵族中就传言在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地方盛产黄金，人们从道听途说中得知，在印度的北部和喜马拉雅山一带有一种凶猛的蚂蚁，它们比狗小，又比狐埋大，这种蚂蚁在地下筑巢穴时，会把地里埋藏的黄金刨出来。居住在这一带的人们就跟在这些蚂蚁后面拣遍地的黄金。这个故事让西方人始终认为西藏富庶无比。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来到了印度次大陆，他们和西藏只隔着一条喜马拉雅山脉了。但是这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不仅阻挡了西方冒险家继续向东方探险的脚步，也阻挡了传教会试图向西藏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一些性格坚忍的传教士一次又一次地向喜马拉雅山发起了冲击，他们固执地认为，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王国，这个王国的国王集教权和王权于一身，它是在很久以前和西方世界失去了联系的基督徒国家，罗马教会有责任让它重新回到基督世界里来。而据一些探险家推断，“约翰长老”的王国很可能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那边的雪域高原。
西藏存在基督徒的幻想使罗马传教会在17世纪初不断派遣自己在印度的传教士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西藏探险传教。从那时起先后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敎耶穌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后藏地区和拉萨，进行传教活动。最成功的是一个叫安多德的意大利传教士，他是笫一个拉开西藏帷幕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在后藏古格王国建立传教点的西方神父，他险些取得成功，在古格王国的首府扎布让建立了教堂，为一些虔诚的藏族人施洗，甚至还差点让古格王国的国王皈依耶稣天主。但是藏传佛教强大的力量没费多少力气就毁灭了这个孤立的传教点，而且，这次宗教纷争还直接导致了古格王国的灭亡，反叛的喇嘛们引狼入室，借助另一个王国拉达克的力量，打败了古格王国的军队，囚禁了古格国王，驱逐了西方传教士，并将信耶稣的教民要么投入了监狱，要么划为胜利者的奴隶。
尽管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仍然遭到了失败，但传教会仍然对西藏的传教事业充满信心。到18世纪中期，另一批传教士成功地来到了拉萨，并在圣城建立了传教点。受洗的教民虽然很少，但是一个叫德西德里的传教士却成了拉萨三大寺里的一个学者，他成了向西方介绍藏传佛教教义和经典的博学者。沒过多少年，西藏发生叛乱，波及到教堂及信耶稣的教民，一些教民被吊打，几个传教士被投进了监狱。拉萨的传教点也在转瞬间就被強大的藏传佛教湮没了。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在中国享有所谓的“保教权”，可以任意在中国各地租地买屋，建立教堂，外国传教士随心所欲地在中国遍设传教点。传教会的势力已经进入了靠近西藏的滇、川、康（巴）地区，教会似乎看到了沿着滇、川、藏区高山峡谷里的古驿道向西藏进军的希望。那些峡谷里紧挨着古驿道的村庄，正是教会建立传教点的最佳选择之地。
由是，无数个像茨中村这样深山峡谷里的村庄，便因为另一种宗教的进入而从此改变了它的命运。
这些在外国传教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才在藏区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的传教点，从上帝的福音进来的那一天起，就少有安宁的日子。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的矛盾从来没有停止过，谁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谁能在这片土地真正代表神说话，谁才能拯救苦难中的人民并牧养他们的心灵，两种宗教在澜沧江这条深邃隐秘的峡谷里一直在明争暗斗。尤其是1904年英国人入侵拉萨以后，两种宗教的矛盾更上升为民族矛盾，西藏地方政府便再次奉行闭关和驱逐洋教的政策，外国传教士苦心经营的教区被逐步荡涤，现在你在卫藏和后藏这些老教区几乎找不到一个天主教信徒，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交通不便、地势险恶的藏东南及滇西北一带，却保存下来一小片完好的天主教区。这些传教点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诉说的是一段沧桑的历史。如今闻名遐迩的茨中教堂，便是当年澜沧江峡谷里宗教纷争的见证物。19世纪中期，天主教开始传入德钦这片紧挨西藏本土的地区，第一个来到德钦的外国传教士是法国人罗勒拿，随后，1860年，法国传教士古德尔、丁德安等开始在云南的德钦、维西和贡山等地建立教堂，开办学校，给人治病，开展传教活动。
清同治元年（1862年），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两个传教士余伯南、普伯多罗率领6户四川籍的教民迁入茨姑村，开始征地建教堂。茨姑村是位于澜沧江边的一个小村庄，只有20户人家，可是6年以后，传教士们以他们的仁慈和博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户人家信奉了天主教。我相信，那时神父们几乎在澜沧江峡谷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教点都是沿着怒江峡谷、澜沧江峡谷布设的。教会的最终目的地是拉萨，但是，他们只走到了西藏芒康县的上盐井村。那是传教会到目前为止在西藏惟一的一座教堂，也是传教士们在藏区走得最远的地方。
如果不是20世纪初在觉醒了的东方睡狮身上发生了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也许这将是外国传教士将教堂步步为营地建到拉萨的一个世纪。
首先是1905年发生在四川康巴藏区巴塘的教案，那时由于一年前英国远征军对拉萨的入侵，已使藏区僧俗民众心中的仇恨像干柴烈火，随时都可能熊熊燃烧起来。传教士与教堂，只不过是深感屈辱的僧俗百姓无处可发泄民族仇恨的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罢了。巴塘教案中清政府驻藏官员凤全和两名外国传教士被杀，此事震惊朝野。随后，另两名在西藏芒康县盐井教堂的传教士翻山越岭，星夜逃到云南德钦寻求保护。他们被当地官员安排躲进了茨菇教堂。但从盐井追杀而来的数百名武装僧人和百姓，将巴塘教案的战火引到了德钦，本来就对外国传教士在德钦活动深为不满的本地民众，和盐井武装喇嘛一起，包围了德钦天主教堂，官方派兵弹压，竟打死僧俗民众3人。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传说盐井的两个传教士已逃到了茨菇教堂后，激怒了的僧侣和民众沿澜沧江而下，追击到茨菇教堂，造成创建茨菇教堂的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盐井教堂的神父普德元被杀，愤怒的僧众还将茨菇教堂付之一炬。那次反洋教的战争给峡谷里的所有信徒都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一共有10余座教堂被焚毁。这就是有名的“阿墩子教案”。
但这还不是这场灾难的全部，当地民众反抗洋教及官府淫威的“阿墩子教案”，势必要受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清军后来用火炮轰平了德钦县的德钦林寺、东竹林寺、羊八景寺。当地史料记载，教案之后，“人民奔走流离者几千户，可谓痛哭流泣者，惨状目不忍睹”。
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这些教案，便会发现因信仰而发生的战争，其实就是对信仰本身的莫大讽刺。因为世界上没有哪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宗教，是为杀人而建立。宗教可以争论，但绝不是以武力压服对方。在世界宗教史上，为信仰而战的悲剧很多，如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东征。可是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藏传佛教，其主要教旨教宗都几乎相似，那就是慈悲和博爱，宽容和忍耐，普度众生和拯救世人。总之，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宗教不是教人如何杀人，而是教人如何爱人、帮助人。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有诸多使人意外、令人遗憾之处。当年的外国传教士本想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上帝的福音，却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入侵和砥砺，倘若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平等交流、对话倒也罢了。可他们借助官府的强权，非要在短时期内在峡谷里种下上帝的意志。他们就像性急的农夫，在高海拔地区非要种植热带地方才能生长的庄稼，歉收与遇到强大的阻力便不可避免了。至于闹出教案来，既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也是传教士个人的悲剧与宿命。有信仰的人的争论，由没有信仰的人来仲裁，就像把水里嬉戏的两条鱼捉出来放到沙滩上评判谁对谁错一样，对哪一方都是一场灾难。
在那个年代，凡涉及到外国人的命案都会牵涉到当局外交。可是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由宗教纷争引起的教案给双方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清政府却简单粗暴地把责运全推到藏族人一边，德钦的三大寺庙被罚款白银两万两，清政府还向天主教会赔款白银15万两，用于抚恤被杀的传教士，重修教堂。
于是，1910年，在离茨菇教堂不远的茨中村，开始修建直到现在仍在的茨中教堂。1921年，茨中教堂完全竣工，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云南铎区天主教主教堂座堂”，下辖两个分堂，还先后办过一所学校和一所修女院。在1950年以前，这里常年都驻有外国传教士。
1951年，新中国已成立两年，茨中教堂的最后3名外国神父，法国人古纯仁和瑞士人沙伯雷，连同茨中教堂分堂的另一个神父罗维，一起被遣送回国。
一切就像一场破碎的梦一样，外国传教士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他们苦心经营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教区。从这里出发到西藏传教，就更像一句《天方夜谭》中的谵语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各项得到政府认可的宗教活动得以逐步恢复，澜沧江峡谷里的教堂才重新打开它尘封了几十年的大门。这时走进这道门的，大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啦。
今天我们来考察历经一百多年历史风云以后的澜沧江峡谷里的教堂，并不是为这百年传教史唱一曲挽歌。我关注的是处于主流宗教边缘的一群信奉来自遥远异邦宗教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展示其精神层面的东西，足可以说明当下社会的包容和它的多元色彩，而要在深山峡谷中的藏区，做到这一点尤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