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左右，神父来了。他向我道歉，说昨晚在奥斯丁家做祈祷太晚了点，忙到凌晨4点才睡，本来我们约好是9点半见面的。我看见神父两眼通红，想必人家的觉都还没有睡够。就忙说不着急的，你先忙你的。
教民们也陆续来了，除了复活节，今天应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弥撒。人们都穿上了节日盛装，其中以老年人的衣着最为隆重端庄，有的头戴狐皮帽，身着鲜艳的楚巴，脚登金边藏靴；女人则缠红布包头和扎五彩发辫的居多，当然，戴仍在藏区流行的草绿色军帽的妇女也不少。这种时尚不仅流行在藏族妇女当中，滇西北一带的各少数民族妇女——如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都很喜欢戴草绿色军帽。我始终没有想明白，这在汉地早已过时的军帽和她们传统的包头以及各种头饰、头帕相比，究竟好在哪里？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便捷简单，便于生产劳动。或者，她们认为这是某种时髦呢？
孩子们的穿着打扮在人群中最为耀眼，他们大都浑身簇新，女孩子们穿戴得花枝招展，在教堂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这时我忽然看见一高个儿的老外，一身旅行者的装束，戴副眼镜，在一群藏族人中显得鹤立鸡群，文质彬彬。怎么昨晚平安夜没有看见他？这家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他的胸前挂一架莱卡相机，单镜头，拍照时常常凑到人家的面前，那姿势看上去蛮专业的。我上前去与他打招呼，没想到这哥们儿一口较为流利的中国话，只比那个经常上电视的大山差点儿而已。而且，他比大山更令我钦佩的是，在滇藏结合部的高山峡谷里，他跑的路比我还多。就拿转神山卡瓦格博来说，我内转外转各一次，已觉得自己英勇得不行，可这个家伙光是外转就3次了。
他是法国人，名叫康斯坦丁，不过他说自己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共产党”。我大惑，问他为何要取这个汉名。他说“共产党”和“康斯坦丁”谐音，仅此而已。可我怎么念也不能将两个词念得相似，这个调皮的法国佬。
康斯坦丁今天早上才从燕门乡赶过来。本来他昨晚是想来教堂过平安夜的。可是他搭乘的那辆卡车昨晚11点多才到燕门乡，人家卡车司机到目的地了，时间又太晚，康斯坦丁只得在燕门住了一晚上。燕门乡政府离茨中村约10来公里，今天一大早，康斯坦丁踢正步顺着澜沧江峡谷走过来的。他说走这样的山路早就习惯了。不习惯的倒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一个人在藏区旅行的最低要求，是一匹马和一个藏族向导。和康斯坦丁相比，我觉得自己差了人家好几个档次。
康斯坦丁大约30来岁，现在为法国一家杂志社工作，但他又说自己是云南一家画报社的特约摄影记者，还拿出一份中文采访证给我看，好像我是检查他证件的政府官员。这哥们儿倒是蛮实在的，同行的马骅和扎西尼玛都在藏区见到过他，不是在转经路上，就是偏远的村庄里。我把他看成一个“国际文化流浪汉”，这种人在滇西北和西藏多得是。他们不一定有固定的职业，只是对这方水土上的文化与历史感兴趣。他们勇气可嘉，极具冒险精神，经常兜里没有几个钱，搭顺风车、徒步是他们通常采用的旅行方式。他们也不一定做很深的学问，像一个文化人类学者那样对看到的人和事专注地投入。他们常常居无定所，到处漂泊，有时他们也许什么也不做，只为过一种与西方现代文明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是正宗的“背包族”、“暴走族”，扎西尼玛说有一次看见他随同一群朝圣的藏族人一直往西藏察隅方向走去。
我知道在漫长的外转经路上，一个人是背不动自己一路上所需要的所有粮食和装备的，就问他是不是雇了一匹马。康斯坦丁回答说：“no。”他只带了一个小背囊，连睡袋都没有带。一路上善良好心的藏族人送给他吃的，他说只要他开口向人家讨要，转经的人们一般都会给他糌粑面和酥汕茶，他甚至不用给他们钱。白天吃酥油茶糌粑面，晚上和转经的人们一起挤睡在大树下，真不知道他哪来那样多干劲和吃苦精神。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农完成转经朝圣之旅。我去走了一趟外转经路，雇了两匹骡子，一个牵骡子的马帮，花费了大约5000多元人民币。想想人家一个老外，人生地不熟的，兜里不揣几文钱就把外转经路走下来了，相比之下自己真是自愧弗如。后来我想到那些云游僧，不就是这样四处化缘周游世界吗？这个法国佬看来深得中国宗教文化便捷之道。
康斯坦丁说他收存有好些外国传教士的老照片和一些当年教堂里的东西，他想在茨中教堂办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既然教堂两侧还空的有那样多的房间，康斯坦丁自己也收藏有一些老照片，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以后人们到茨中教堂来参观，除了看看教堂及教民们的宗教活动外，一个乡村博物馆也许能告诉人们许多有关一个村庄的历史，教堂背后的故事，信仰的渊源等人文色彩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愿望能否得到实现，让我们祝愿他吧。
上午的弥撒仪式和昨天的差不多，神父布道、讲经，给大家分发圣餐。人们恭领圣体时排的队伍更长，每个人都显得庄重、虔诚，似乎上帝荣誉的光芒此时此刻已经充盈了内心。那个法国人康斯坦丁也排到队列中去，谦逊地从神父那里领了属于自己的圣餐，就像得到一份来自天国的奖赏。在整个过程中，教堂唱诗班的歌声不断，有三两个高音部的女孩子唱得特别卖力，尖锐的嗓音来自从小唱山歌时训练出来的深厚底蕴，一个多小时后竟然音色不改。在那样的氛围里，我一次次地被感动，一次次地受到震撼。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信仰的人，是很幸福的。
我不知到这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藏族教民如何在他们的心中理解上帝，不要说神学理论上的abc,就是一段《圣经》，他们连照本宣科的条件都不具备。我曾经看过教堂里的教友们手里的经文，发现都是一些意义混乱、极不连贯的汉字。一问才知道村民们都不识藏文，过去曾经在教民中流传的藏文《圣经》如今已没有人能够阅读，好在村里大部分人都上过小学，因此教堂管委会方面便出钱请人将藏文《圣经》经文，用汉字读音法标出来，他们念的是藏文《圣经》，看的却是汉语汉字，心中想的又是上帝的教诲。这真是一个复杂绕口的转换过程，我真不明白他们如何去体会神父在布道台上讲的那些耶稣诞生的意义，以及爱人、帮助人的道理。看来奥斯丁这样的现场翻译不可或缺，他把拗口难念的经文梳理成通俗易懂的乡村语言，也就是说，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叙说上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向上帝祈祷。上帝和耶稣在这里已经被乡土化了，藏化了。只是我们一时还不能够精确地判定，这种改变有多大。
弥撒仪式快到中午时，才隆重地结束。神的崇拜完成了，现在人们欢乐的时刻到啦。据说弥撒结束后，教堂将举办圣诞大餐，当然还要跳舞唱歌了。人们涌出了教堂，纷纷拿出各自带来的礼物，似乎只是一眨眼间，教堂的院子里就堆了一堆琳琅满目的食品。圣诞蛋糕显然是有心人前一两天从县城里买来的，而且还不止一个；还有糖果、瓜子、花生、水果、啤酒、饮料、青稞酒，自制的油炸糕点、米花糖等等。藏族人做面食的手艺不错，就像汉地农村一样，他们喜欢在节日里把各种面点做得形状各异，还染上吉祥的颜色，图的就是吉祥喜庆，看上去花花绿绿的，颇让人嘴馋。这真是一顿乡村味十足的圣诞大餐，百家口味百家菜，百家喜庆百家乐。
我想起城里的一些商家在圣诞节时推出的那些价格昂贵的所谓“圣诞大餐”，花得起钱去挨那份宰的阔佬们，有几个能真正体验到圣诞的欢乐？
人们把一张古老的桌子抬到院子中央，那桌子一看就是过去年代的产物，陈旧中透着往昔的华贵，以及工艺上的一丝不苟。我想，这也许是教堂里为数不多的遗产——除了这座庞大的教堂，我还真的很少在这里看见过去年代的东西。比如教堂的管风琴呢？祭台上的那些枝形蜡烛台呢？神父的法铃、法杖、家居用品等又到哪儿去了？史料记载，过去教堂里还有台留声机，神父们请人从法国带来了唱片，通过马帮驿道运送进来。20世纪20年代那个在滇西北地区探险、收集植物种属和研究纳西文化的学者奥地利裔美籍学者洛克博士，旅行到茨中教堂时，为能在如此偏远的澜沧江峡谷里，竟然还可以听到肖邦的音乐而大为惊讶。而如今，肖邦的音乐安在？
有些年轻人在人群中穿梭，为大家倒酒，为老辈人递烟。我看见党神父从教堂里出来，换了一身圣诞老人的大红色装束，还戴上雪白的假胡须，尽管他的年龄大约只在30多岁左右，但是似乎茨中村的人们认为只有他才最有资格扮圣诞老人。他坐在教堂前面的台阶上，一大群藏族人围坐在他的身边，不断有人上前去接受他的祝福。我发现他看见了我，就大老远地冲他高喊了一声：“神父，圣诞快乐!
神父起身迎向我，与我握手。我感觉神父的手柔软无骨，非常温暖。他皮肤白晳，文质彬彬，目光善良，笑容温和。一看就是一个值得与之交心的人。如果我是村庄里的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即便他比我年轻，我也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他。我想这也许是多年的宗教训练让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从外表到内心都被宗教里的仁慈与博爱所浸染，使他们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生活细节，也透着上帝的影子。
上午的阳光仿佛也充满节日里的明快色调，我们就站在教堂的台阶前聊。我说：“神父的弥撒仪式做得真不错。”
年轻的神父说：“没时间做更多的准备，我也是昨天刚来么。我从前训练的唱诗班里有几个人今年没来，其他的人今天和昨晚唱得都不好。”随后他又补充说：“平常练的时间太少了。”
我问：“神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他微笑着说：“这已是第三次来茨中村了。我在这里有许多朋友呢。”
这让我有些惊讶，也令我感动。据神父自己介绍说，他每次来都是从西安坐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坐汽车辗转到茨中村。神父说的这段路程大约有3000公里，但是只要这边的教友有所需求，他就会不辞辛劳地跨越千山万水，到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来为人们祝福。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为所有的人付出他的爱，不计辛劳、不计报酬地付出，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据我所知，由于滇藏一带的教区有神父资格的人少，教堂的宗教活动一般都缺乏训练有素的司祭和神职人员。以澜沧江峡谷里的几座教堂来说，现在只有与云南相邻的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县上盐井村教堂有个正式的神父鲁仁第，他毕业于北京神学院，可以说是科班出身。那里离茨中村约300来公里，也是在澜沧江边。鲁神父在茨中村有一些亲戚，有时他会来这里探亲访友，顺带也听听村中教友的忏悔，为教堂主持弥撒礼仪什么的。在鲁神父以前，茨中教堂有个名为施光荣的老人，当年外国传教士还在的时候，他是教堂里的助祭，也就是外国神父的助手。据说此人好生了得，除了会多种民族语言——藏语、傈僳语、纳西语外，还会说拉丁语，因为他年轻时上过外国神父们办的修道院。传教士被赶走后，施光荣作为外国神父身边最亲密的人，当然要倒霉，他曾被送去劳改了好些年，劳改结束后由于他曾跟着外国神父学过一些西医术，所以他服劳役的那个矿山就将他留在矿山的医务室里当医生。“文革”结束后，宗教活动逐步得到恢复，施光荣回到了村庄，他可以自由地将自己从前学到的一些宗教知识运用到村民们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去了。后来他还到上海去进修过一段时间，回来后，这个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终于当上了茨中教堂的本堂神父。我在西藏盐井教堂时曾听那里的教民说，在他们的鲁神父还没有学成归来之前，施光荣神父经常到上盐井教堂为村里的教友们做告解。这说明，一些乡村教堂虽然一时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但是自然会有一些热心的神父们，在高山峡谷里往来穿梭，传播爱的福音。
教民们已经在院子里跳起了弦子舞，悠扬欢快的歌声响遏行云。在藏族人的节日里，没有舞蹈和歌声是不可想像的。哪怕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与藏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没打一点关系，可是既然这个节日是由一批信奉耶稣的藏族人来庆贺，大使的歌声里便有藏族人高亢激越、真挚虔诚的噪音，我认为这真是一件让上帝也会感到欣慰的事情——如果他听得见的话。
我本来很想和党神父作一次长谈，但是不断有教民前来和他打招呼，其中一个老人家非要请神父到他家去做客。神父犹豫了片刻，问那老人家有什么紧要的事吗？老人说，家中老伴病在床上很久了，很想见见神父。神父为难地看看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对他说：“探望病人是神父的职责，你去吧。我们改天再聊。”
实际上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机会和他聊天啦。同行的农布第二天要赶回去上班，下午3点左右我们就离开了茨中村。
我们已经出了村庄了，还听得见歌声在峡谷里飘荡。村里那些不信耶稣的藏族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谁想去教堂凑热闹。尽管教堂邀请了村庄里所有的人去教堂唱歌跳舞，但似乎响应的非教民并不多。不似以往藏族人的性格，哪里有歌声，哪里有青稞酒，哪里就有生性乐观豁达的藏族人。出村庄前我看见李大哥在自家的牲畜圈里垫土，我问他怎么没去教堂喝一杯？他说忙不赢，然后继续埋头干活。地里还有一些干活的人？我想他们一定不是教民。今天你要在这个多民族、多种信仰的村庄里区别什么人信耶稣，什么人不信，就太容易不过了。谁的脸上阳光最多，谁身上的衣服最新，谁就是上帝的子民。同样，在佛教徒的节日，人们的宗教身份也在村庄里一目了然。
而除去这些跟上帝、佛陀、神灵有关的节日，村庄安详得常常令人一不小心就将它遗忘了。我相信许多人从村庄对面的公路上一晃而过，没有一个喇嘛因为这是一个有教堂的村庄而绕道走，也没有一个天主教徒因为村庄里还住有藏传佛教的信徒而心生畏惧。
不同的信仰区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村庄的宁静、和平，以及这里的人们和你我一样过着的世俗生活；不同的信仰也使世界文明史五彩缤纷，当然还使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饱经磨难。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不是一个为信仰而战的时代了，信仰不同的人在经历了千百年来无以计数为信仰而搏杀的血肉战火惨痛教训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看似很浅显的道理：一种宗教不能征服另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不能轻易改变另一种信仰。如果你对一种信仰知之甚少，你就不要去问它的意义何在。信仰是不能用现代价值观去追问的。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拥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更何况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拥有同一种信仰。理解、宽容和尊重，是我们面对于自己不同信仰的人时惟一应持的姿态，否则，我们怎么能维系我们共同的家园的平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