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学会以文化的眼光而不仅仅是一个游客猎奇的心态在藏区旅行，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高山峡谷里的村庄文化底蕴丰厚，就像一座座没有被人发现的矿藏。而那些隐没在村庄里的普通村民，就是这矿藏的守护者和继承人。

尼西乡除了以情舞闻名以外，还有一样东西足以让这里的村庄值得骄傲，这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尼西土陶。在藏族人家里，土陶不是一件附庸风雅的艺术品，而是生活用具。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用到的酥油茶壶、火盆、土锅、茶罐、花盆甚至供奉给神灵的某些器皿，都是土陶产品。

而在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点文化，又在藏区见识短浅的人看来，它们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品。

尼西土陶主要产自于汤满村下属的汤堆自然村。“汤堆”是“坝子的上方”的意思，是一个由十几户人家组成的小村落。从滇藏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个山谷里的小村庄，如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村庄了。各地的电视台记者、作家和搞人类学的学者，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海内外的商人，隔三岔五地就往汤堆村跑。他们前去拜访的是一个著名的土陶艺人孙若其林。正是他，一个普通平凡的藏族人，使尼西的土陶登上了大雅之堂。

孙若其林现在已成了一个“国际知名人士”，乡、县、州里的干部提到尼西土陶时，一定要把他赞美一番。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上看到过关于他的一个专题节目，播音员用纯正的英语介绍孙若其林和他的土陶产品。在电视屏幕上他和我在村庄里看到的一样，还是那么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拍打着手中的土陶产品。

这个中年汉子坐在他家的作坊里，就像我们坐在电脑前一样，一丝不苟地面对着手中的活计，首先想到的是把它做得尽可能好，在灵感闪现的时候，便创造出让人瞠目结舌、赞叹不已的东西——或者说艺术品吧。

据有关资料上记载，汤堆村的土陶制造业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者曾在此地发掘出过当时的陶器。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里的土陶工艺趋于成熟，能生产茶罐，茶壶、火锅、土锅等几十个品种的土陶制品，其中以火锅最负盛名。尼西的“土陶火锅”是当地藏区的一道名菜，连城里星级宾馆的餐桌上都会有这道极富藏式风味的菜肴。

汤堆村产土陶是由于这里一直有黏性极好的土巴，迪庆藏区有这种土巴的地方不多，地灵人就杰，所以这里就出土陶艺人了。

汤堆土陶直到现在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汤堆村几乎每户人家都在做土陶。据说在“大跃进”时期，土陶艺人们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没有人做土陶了。可是社会又有这个需求，无奈只好重新恢复土陶生产，当然是人民公社集体的土陶生产合作社，但却不能满足藏区群众的生活需求，那个年代藏族人要买到一件土陶产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改革开放后，政府曾出资扶持建立了一个土陶社，由县供销社统购统销。到了市场经济的年代，集体的土陶社终于停办，人们还是回到从前各自为战的生产模式中。市场认谁家的土陶制品，谁就有可能在这一行当找到钱。

藏族人做土陶不愿意在机械及省力上下功夫，他们更多地把功夫下在手艺上。小手工艺总是和规模化、集团化生产有某些抵触的地方。我想，或许正是这种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汤堆土陶保持住了某些可贵的人文因素一一对传统的恪守，对祖传手艺的尊重，对浮华世界的淡泊与超然。

汤堆村有一条修得很宽的道路与滇藏公路相连。作为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修这条足可并排行驶3辆大卡车的岔道。要知道在藏区，路是很少有宽敞的，太宽敞的路会给人近乎奢侈的感觉。但我想，搞这样宽的路，一定和这个村繁忙的经济活动有关。人们总是有运输的需求了，才会痛感道路的重要，现在毕竟不是人背马驮的马帮时代了。

果然，我们在村头就碰见一辆正在装车的农用卡车，上去一看，装的正是汤堆的土陶。问车主是谁家的货，要运到哪里，一个小伙子说，是孙林家的货，要发到昆明。

原来孙林就是我们要找的孙若其林。也许是为了称呼上的方便吧，这里的人们都叫这个汤堆土陶第一大户为孙林。我们被人带领穿过村庄，来到一幢3层楼高的住宅前。它是汤堆村最漂亮的一幢房子，已不能称它为藏式土掌房了，因为它结合了汉藏两种建筑风格，楼房前有一个院子，楼上还有宽阔的走廊。所有的木料看上去都很新，而且，一些地方好像还没有竣工。

一条拴在院子中心一棵树上的藏狗凶猛地向我们咆哮，它把拴它的那棵足有男人胳膊粗的树都拽弯成一张弓了，我们只得停在院子外，向里面大喊。

随后就出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是孙若其林的徒弟，叫旺堆。我们被告知孙若其林出去了，不过很快就可以把他叫回来。

我们便先在孙若其林家参观。这是住宅，也是他的工作作坊。二楼的厅堂在一面墙上布置了漂亮豪华的神龛，神龛是用上好的木材精雕而成。厅堂里有两个巨大的藏式火炉，是那种生铁铸造的柜式“t”形火炉。炉子四周有不少已成形的土陶产品，显然是在进行洪培的程序，我想，这要等多长的时间才能烘干一件产品呀？

不一会儿孙若其林就回来了，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中年藏族汉子。身上透着民间艺人才有的那种朴实、不加修饰的气质。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说刚才去地里了。我问难道你还种地吗？孙若其林说，还有好几亩承包地呢。

我请孙若其林继续干他的活，我当个“多嘴”的旁观者就行了。孙若其林没有再客气，就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那是二楼厅堂边的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子，他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前是一张长方形的条案，相当于他的工作台。操起一块有柄的木制陶拍，熟练地在一个坯件上拍打起来，就像我们儿时玩的一种游戏。坯件在他的左手掌中不断地变化着方向，右手持着的木陶拍极有节奏地拍打下去。有时需要敲打某个特殊的部位了，他又换一把小巧一些的木陶拍。我发现在他的身边至少有大小不等十几把工具，有的像铲，有的似勺，有的又像钩，有的工具精致得似乎可以用来当掏耳勺。从这套行头你就能感受到做这门技艺的人不同凡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汉族的土陶匠人做土陶时一般都有个旋转的模子，被称为转轮的，哪怕是做一个简单的钵，也是将泥团扣在模子上，脱出一个大体的钵的形状，再进行修饰加工。这样做非常省力省工。而汤堆的土陶生产是没有模子的，一切要靠生产者自己的感觉——心的感觉和手的感觉。因此每一件土陶产品在大小、形状上都会有些差别，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惟一的、真正的手工品。

土陶的生产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先到村外一个专门出这种黏土的地方取土，然后拿回来舂碎，再筛，黏土要筛得十分仔细，不能太粗，也不能过细，筛好的黏土装到罐子里，然后用少量的水揉成泥团，揉好后要放一晚上，使水和泥团充分融合、滋润。到第二天才可以作为做土陶器物的原料。

把一团泥创作成一件土陶制品，就像画家面对一张白纸，作家面对一堆生活素材。经验、技艺、创造力、灵感等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品质都很重要。孙若其林绝对是这方面的大师，当他面对一团泥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只茶壶的模样，或者一个藏式火盆的轮廓，然后他自如地把泥团揉啊揉，再一层层摊薄，又把它圈起来，用手中的工具轻轻地拍打它，就像在拍打一个正在熟睡的孩子。奇怪的是那坯件还是半干的泥土，但拍打的声音竟有点像敲击某种古代乐器而产生的那种清脆而古朴的声音，既实在又飘忽。伴随着这种敲打了上千年的劳动的声响——如果听多了，你就会发现，这确实只是一种因为劳动才发出的响声，就像挖地、收割时发出的响声一样，单调而重复，并无多少诗意，他不断地旋转着手中的坯件，使它慢慢地有了模样，有了生气，有了生命。然后他给它安上壶嘴、把柄、壶耳，再装饰上一些花纹——用打碎的瓷片镶嵌成不同的图案，甚至勾勒出一块祥云的模样，一条栩栩如生的龙的模样。就这样，一件艺术品在孙林手中诞生了。

做好的土陶要烘干，烘焙的方法是将它们摞起来，周围堆上松木柴，还必须是松木，烘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我们知道陶器的烧制，曾经经历过从无窑到有窑的过程，最早的陶器是不经烧制的，那时人们还没有掌握这门技术。有窑烧制也是逐步发展成熟的，从原始社会时期的平地烧窑、泥皮烧窑、穴式烧窑，到后来的圆窑、龙窑、仓式窑等，现代民间中还保留有这些烧制方法。尼西土陶的烧制方式应属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平地烧窑。因此有土陶历史常识的人在汤堆村看到今天还有如此原始拙朴的土陶烧制方式，大都会惊讶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会说，这真是土陶烧制历史中的活标本。

其实并不是汤堆人要刻意为考古学者们保存这一“活标本”。孙若其林告诉我，因为土陶的原料——本地的黏土——中含有约1/3的沙子，急火猛烧显然是不行的，故必须放在火边慢慢地烘干。这也适合手工产品的原则——慢工出细活，连烘干也如此。一个中型的酥油茶壶，孙若其林大约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拍打好，然后送到火炉前烘焙干。孙若其林目前做的土陶有30多种，做得比较多的是茶罐、茶壶、土罐、火锅、酥油壶、花盆等。

我从交谈中得知，孙若其林的手艺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传到他这一代是第四代。他在小时候就表现出制陶方面的独特天赋，那时他喜欢用泥巴捏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捏什么像什么。从11岁时起，他就跟着家中的长辈学做土陶器皿，他学会做的第一件土陶制品是一只简单的茶罐。到现在，孙若其林做土陶40多年了，工具还是那套工具，原料还是那些原料，而土陶技艺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到了客户要求做成什么模样，他就能惟妙惟肖地做出来。他的土陶和人家的拿出来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厚薄、光泽、形状都比别人的上一个档次。因此他不用到市场上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光是做订货就供不应求了。

孙若其林在土陶器皿的制作上将这一行业的品种有了一些发挥，他创作了一些新的器皿，像火盆、茶壶，供奉在神龛前的酥油灯碗等。在这个行当里他领导着时尚的潮流，人们往往看见孙若其林又创造出什么新产品了，才会跟着去学。但有些东西是学不来也学不像的，因此孙若其林就像村庄里的土陶大师，人们都很敬重他。

慕名前来向孙若其林拜师学艺的人很多，既有本村的，也有其他村甚至外地的。孙若其林带徒弟有一个原则，就是只收穷苦人家的孩子。孙若其林告诉我说：“他们的家里穷得连买茶叶的钱都没有。”茶叶是每一户藏族人家生活中必需的东西，藏族人一般形容一户人家穷，就如是说。而且，孙若其林从不收学徒费，还免费为他们提供工作场地。如今他已经带了几十个徒弟了。据说一个徒弟一般半年就可以出师，典型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他看上去是个老实厚道的中年人，守着自己的一门技艺，与世无争的模样，让人羡慕他的镇定自若，沉稳谦逊。他一天可以做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權，大约值40来元。这个工作进度数十年来如一日，不像我们见到的一些手工艺人，名气大了，就开始马虎起来，糊弄客户。我想这倒不仅仅是孙若其林顾惜自己的名声，而是藏族人谨守本分、心平气和的性格使然。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汤堆的土陶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和宗教用品，还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那些来过或没有来过这里的城里人的某种摆设。至少，他们从这一件件藏式风味十足的土陶中，可以回忆起某些雪域高原风情的片段。孙若其林的土陶制品如今很难在市场上买到了，因为他的货早就被城里的机关事业单位、饭店宾馆，甚至博物馆、文物局等部门订购一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客商也纷纷慕名前来订货。孙若其林把尼西的土陶扬名到了海外。

孙若其林还带我们看一个台湾商人要的一批货，那是一种类似花盆的土陶盆。按台湾商人要求，表面做得很粗糙，故意搞成某种拙朴的样子。孙若其林说这批货台湾商人已交了7000元的款了，马上就要来拉走。那个精明的台湾商人，大约是运回去做工艺品卖的。

孙若其林和台湾商人做生意是以信义为重，双方没有合同。台湾商人先付钱，孙若其林便开始做，成百上千的土陶产品做好以后就码在屋子里，台湾商人一年来拉一次货，然后又把第二年要的货款放下。我想，大概只有在藏区，只是面对孙若其林这样的“生产厂家”，台湾商人才敢如此相信并依赖中国人最古老的法宝——信义。

我们在刚进村问路时，村里的人就告诉我说，孙若其林是村中最富裕的人，也是汤堆村的名人，来采访过他的人不少呢。孙若其林自己也承认，仅是出售土陶，他一年至少也可收入两万元左右。但是你要说他身上有多少名人的气质，我真看不出来。

孙若其林有4个儿子，除了30多岁的老大现在跟着他学习制作土陶外，其余3个儿子都已各奔前程。老二已分家在外，老三出家入了佛门，曾上过北京佛学院，后回到中甸的松赞林寺做喇嘛的教师，现在去了西藏哲蚌寺进修高级学位，我估计是格西一类的学位，老四则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孙若其林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他已是两个孙子的爷爷了。

要是这门日益被人们看好的手艺放在我们中的某个人手里，大约会折腾出个有限责任公司什么的，大肆鼓吹，扩大再生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我总觉得土陶这门传统手艺中的诗意没有了。你让孙若其林去当个老总什么的试试？那还不折煞他了。

我想汤堆土陶在当今这个时代能“活着”地保存下来，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它并不值钱，也不是某种十分高雅、精致或罕见的东西。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由家庭式的作坊一做就是上千年，现代工业文明也奈何它不得。它的市场牢不可破，它的制作工艺虽然原始而繁琐，既费时又费力——主要是精力，但竟没有人认为需要改革一下。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有个模子来进行粗加工呢？仔细一想，为什么非要改它革它？就让它以这种原生态的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吧。有人需要，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最笨拙的产品是平衡世界的砝码。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汤堆土陶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得到完整地延续，在某一个朝代便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又假使某个肯吃苦、运气也不错的考古学者，在藏区发掘出了一件或多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汤堆土陶，那该是世界考古界多么振聋发聩的一件大事！

但是世世代代的汤堆人以坚忍的操守，以自己对生活绵延不断的需求和对祖传家业的厚爱，粉碎了我的这个假设，也使考古界的学者们失去了一次扬名的机会。

一句老话需牢记：祖宗的本领不能丢。离开孙若其林家后，同行的朋友赞美地说，他真是个艺术家，并问我是否同意这个说法。我想了半天，觉得不好回答。在我们于名利社会中一心想成为什么家时，就难免故做姿态，将自己遇到的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也称之为什么什么家。其实，人家也只是尽量提高自己谋生糊口的技能而已。艺术不艺术，或许并不重要，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是首当其冲的。孙若其林拍打手中的土陶产品时，想到“艺术”这个概念了吗？我想绝对没有，那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懂点艺术的人强加给他的。

我宁愿将他作为一个朴实的劳动者来赞赏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