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天下有学问的人，大乱；有学问但不大的人，更乱。

据《清实录》，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己未（二十三日）：

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奏，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相当于红头文件的康熙谕旨，传到西安，省里督抚、布按四套班子，自然要聚集研究，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关中三李，应该是保荐的不二人选。在联席会上，关中三李都是些啥，有的清楚，有的也未必清楚。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官衙中，以清代的各级政府机构中饭桶最多，甚至有目不识丁者，因为那时候，官是可以花钱买到的。这类官叫“捐官”，而“捐官”充斥的清代衙门，居然还能转动起来，全靠“师爷”运作。于是有在旁的“师爷”解答，三李者，乃盩厔李颙，郿县李雪木，富平李天生。尤其这位李颙（1627—1705），二曲先生，为关学领袖。明末清初，讲学盛行，以关中书院为代表的关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输南学、北学，自成一家。当时南学的重磅人物顾炎武，就经常到盩厔来拜访李颙，探求学问。明亡以后，很惭愧未能随之殉国的李颙，便成年闭门治学，与世隔绝，不事应酬，唯有顾炎武来了，才开门待客，于是，大家听到他们切磋学问的言谈笑语。

当时，士大夫可分三类：一类凛然大义，与明俱亡；一类苟活下来，绝不仕清；一类死心塌地，投机新朝。大概在中国，任何一次政治上的大变动、大改组、大分化，每一位知识分子都要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小托尔斯泰在其《苦难的历程》一书中，有过这样一句题词：“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记得张贤亮在他的一篇小说中引用了这句名言，拜读以后，不禁哈哈大笑，这实在太美化中国知识分子了。事实上，对中国称得上“士”的这个阶层成员来说，除了清水、血水、碱水以外，还得在粪水里滚三次，没有什么“纯净得不能再纯净”，只有脏和更脏的区别。

李颙很痛苦，自打崇祯上吊，闯王败走，清兵进关，顺治登基，已经抉择过一次。三十多年过去，想不到“抉择”竟不敲门又进来了。

他当然不能去应试，虽然已经脏过一次，他不想糟蹋自己，再脏一次。树活一身皮，人活一张脸，名节，或者脸面，虽然属于精神方面，浑不要脸的人可以不在乎，二曲先生却将它看得很重。那时他长住富平，对特地从盩厔县赶来向他传达当今圣上雅意的知县说，我病了，病得不轻，实在不能应命，还请您多加体谅。县官到省里复命，抚台大怒，什么东西，竟敢如此不识抬举！在官员眼里，文人还不如一个唱秦腔的，至少，戏子具有一点娱乐功能。因为中国的官，只怕皇帝，不怕百姓，如果皇帝怪罪下来，你连一个关学领袖都不给朕拿到，想找死吗？就对盩厔知县拍了桌子，只要这个李颙还有一口气，抬也将他抬到省城。去不去，不是他说了算，而由本官亲自过目，我说了才算。

其实，那年李颙五十一岁，告老，显然不是借口，身体不好，是事实，但也没到行动不能自理的地步，然而这是他唯一可以推托的理由。于是，全家大乱，全村大乱，全县大乱，看着他连床带人，被抬到西安省府大院。这就是史书所载：“李颙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盩厔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颙遂绝粒，水浆不人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颙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

同样的命运，落在了山西太原的傅山头上，进京应试，皇帝主考，十拿九稳，功名到手，这对别人是求之不得的幸运，对他而言却是一场噩运。

傅山（1607—1684），又名傅青主。凡经史、诗赋、音韵、书法、金石、绘画、佛道、医术，无所不涉，时人誉之为“学海”。梁启超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傅山“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所以，清朝顺、康年间，作为明末遗民的代表人物傅山，其声誉，其影响，超出山西，直逼京畿，远及江南，辐射全国。人望之高，堪称一时之盛。

因此，点着名举荐他的，为给事中李某某、刘某某，很识货。但这两位为最高检察院的实权人物，职务不高，说话算数，地方官员，如奉圣旨。听到要他进京赶考的消息，傅山急了，对太原府陈情，我已七十二岁，太老了！市府官员说，不死就得去。傅山向山西省恳托，我不但老，而且有病，省里官员说，抬着也得去。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好上路。

李颙从盩厔到西安，关中塬上，一马平川，路上倒也没吃得甚苦。傅山从太原到北京，跋山涉水，穿太行，跨滹沱，老先生这把老骨头，居然没有被颠零碎了，也算老天可怜。他来到北京，有三种说法。地方官员说，我是用软轿抬其进京的；“公安”人员说，我是派“役夫舁其床而行”的。但我宁愿相信其子傅眉所述，他赶着一头毛驴，驮着干粮。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抬着老头儿，当然就呵护备至了。翻山越岭，来到京都。远远望见平子门（山西文献都如此写，想系口音之讹，其实就是平则门，即阜成门），老爷子发话，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若再前进一步，我就死给他们看。

这年的三月初一，紫禁城里，各路文士齐聚，好不得意。文人尤其容易满足，“天子门生”，荣耀而体面的四个字，就把他们通通拿下，无不服服帖帖，从大明一百八十度转向大清。考前的预备会，主考官传达康熙的原话，他们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地洗耳恭听：“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的，他们原不应考试。但是考试愈显你们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汝宴。这待遇，以前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没有的，汝等要晓皇上德意。”然后，“宣讫，命起赴体仁阁，开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给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绫饼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秦瀛《己未词科录》）。

这时大家才发现绝对应该坐在主桌上的傅山，文坛大佬，经学宗师，书画名流，医界高手，竟然不见踪影。在座的官方人士，做毫无知觉状，其实他们知道已经在阜成门外圆教寺落脚多时的傅山，其绝无转圜余地的三不政策：一是决不进城；二是决不赴宴；三是决不应考。为此，他绝食七日，粒米不进，以示其断然不肯从命的强硬。玄烨听人汇报了老西子傅山的“三不”之后，这位总操盘手莞尔一笑，既然如此，不考就不考吧，功名还是可以给的，甚至还可以给得高些，那就为内阁中书吧！话声一落，聆此圣音的枢密大臣冯溥、魏象枢之流，也都喊万岁了。中书舍人，虽无实权，名位却不低，相当于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是享受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的高干，冯、魏二人也都艳羡不已。退朝以后，连忙坐轿来到圆教寺，向躺在榻上饿得快要脱水的傅山贺喜，同时要挟持着这位老爷子起驾进宫，叩谢皇上的大恩大德。

来者可是宰执之类的朝廷高官，驺从甚众，那班张龙赵虎之辈，一看主子眼色，不由分说，立刻架起傅山，直奔紫禁城。进得午门，才将他放下。快要休克的傅山，双腿一软，竟坐倒在丹墀之下。冯溥还伸出手去拉他起来，要到午门里的体仁殿磕头致意。魏象枢止住了他，连声说道：行了，行了，意思到了，意思到了。你没看老先生已经跪在地上，就等于谢主隆恩了。好吧好吧，将傅山交给他儿孙，两人径直到宫里，向康熙邀功买好去了。

据清人佚名著的《啁啾漫记》：

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鸿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

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我们知道玄烨网罗人心之本意，近人孟森在其《己未词科录外录》里也说道：“圣祖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要于康熙朝所以安定人心之故。”这位年轻帝王在谕旨中指出：“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据《清实录》，他决定在次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丙申（初一日）在体仁殿开考博学鸿词科。

但是那些上自朝廷，下到地方的王八蛋官员，有几个能够体会他们主子的良苦用心呢？狐假虎威，横行霸道，视知识分子为草芥，“经是好经，全被小和尚念歪了”的百姓见解，倒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警句。如傅山与友人书中所言：“地方官即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丑，累经部验。”如《啁啾漫记》所记：“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尽管如此，无论来软的还是来硬的，如李颙、傅山、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屈大均、陈恭尹、杜溶、阎尔梅、周容、张盖等人，对大清王朝的这一份学历，这一张文凭，硬是不稀罕、不买账。要杀要剐，听便；要考要试，没门，一句话，老子就是不甩你。这使我想起年轻时唱过的一首抗日歌曲，好像歌名叫作《中国不会亡》，歌词已经记不得了，旋律尚能哼上两声。但这歌名令我思索再三，为什么中国不会亡？为什么多少次亡国，多少次亡天下以后，总能凤凰涅槃，赓继延续？我想，就是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有这些顶天立地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