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诗人龚自珍，他的诗“继往开来，自成一家”，是有清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但他的知名度高，比钱谦益、朱彝尊、纳兰性德的名字要响亮许多，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的抬爱。毛在一份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件中，引用了龚自珍的一首诗，就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这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是好，有见解，也有气魄。但想不到，恰恰是他的儿子，对他所表达出来的这句石破天惊之语，做出一个彻底否定的回答。龚自珍的人才哲学，兑现在他儿子身上，猴儿吃麻花——满拧。这小子吃喝玩乐，在京城竟混不下去，跑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谋生，最后成了一个地道的汉奸，这讽刺实在够残酷的。因为在1860年10月火烧圆明园的这场民族惨剧中，龚自珍之子龚半伦，是一个起到毁灭性作用的败类。

据《圆明园残毁考》，“圆明园之毁于英法也，其说有二：一为英法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字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记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我们看过许多抗日战争的影片，凡鬼子进村，在队伍前边，总有一个戴着礼帽墨镜，穿着拷纱衫裤，挎着盒子炮的汉奸带路，龚半伦就是这一路货色。若以龚自珍的人才论，老天给中国降下这等从龚半伦到周作人式的汉奸，实在是国之大不幸呢！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赴粤禁烟，龚自珍致书请林严备重兵，以除烟患而御外敌，是一位有经世之志的爱国文人，想不到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引狼入室的洋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果龚自珍知道他的第二代就走向反面，也许他这首名诗又是另一种写法了。咸丰十年（1860）八月癸亥之谕里，有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可靠性：“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奕，在诏书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除龚自珍之子这样的汉奸，还会有谁？

有鬼子进村，必有汉奸领路，有帝国主义侵略，必有假洋鬼子起来呼应。甚至在文学这一亩三分地里，几个拿了绿卡的小瘪三或老瘪三，做洋奴状，狐假虎威，也在那里指手画脚，这恐怕也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国人血管里的这种当汉奸的基因，可谓根深蒂固。

而第二个说法，很大程度是在为洋人涂脂抹粉了。“有谓京师既陷，文宗北狩，于是园中大乱。其初小民与官宦争夺之，其后英法大掠之。有谓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去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我怀疑这则史料，肯定出自具有汉奸基因者之手。因为只消读一读《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一书，便可知道此说之谬。

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英国人施维何，当时任联军书记官，他的说法应该是最可信的：“当夕阳西下之时，有联军进园，时为门监多人所阻，乃格斗，杀门监，于是，一哄而进，散至各处，见陈设之华丽，器皿之珍贵，俨若一博物苑。及至一室，见1856年之中英条约，犹在书案上也。”这位英国人说：“同时，法兵则肆意抢掠，遇无数金表，好之者，以手攫之，不好者，则乱掷之，铿然作响。有法兵掠贯珠，珠大如石子，闻后至香港，出售银三千两。又有人掠一笔盒，其盖尽钻石镶成也。”从这里看到，所谓的“相戒勿入”“去恐以失物索偿”，估计是那些持绿卡者为洋主子的粉饰溢美之词了。

也是这位英国人，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1860年10月7日，适逢星期天，联军司令下令曰：‘入园劫掠勿禁。’于是英法军官与兵弁以及中国人皆杂沓而入，大肆劫掠，无论何人，皆可进园，全园秩序最乱，而各处殿宇，已焚毁不堪矣”。

所以，这就不能不钦佩法国作家雨果的良知，他在1861年11月26日谈中国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作法兰西，别一个——叫作英吉利。”他还说：“法兰西帝国侵吞了一半宝物，现在，她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还以所有者的身份，把夏宫（指圆明园）的这些精美绝伦的古代文物拿出来公开展览。我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天——这一天，解放了的而且把身上的污浊洗刷干净了的法兰西，将会把自己的赃物交还给被劫夺的中国。”

最后他的结论是：“我暂且就这样证明，这次抢劫就是这两个掠夺者干的。”

不过，他在这封信中说过的：“做强盗勾当的总是政府，至于各国的人民——由从来没有做过强盗。”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大师不了解具体情况的结论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和构成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分子，是不能等同而论的。从上述引文中，所读到的“园中大乱。其初小民与官宦争夺之，其后英法大掠之”，“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中国人皆杂沓而入，大肆劫掠，无论何人，皆可进园，全园秩序最乱”，对这些所谓的“民”，也就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中国同胞，在造成圆明园彻底毁灭性的灾难中，他们同样有难逃的罪责。

我不禁想起秦牧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鬣狗的风格”的这篇杂文。早年在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时，对于文中提到的“海乙那”，并不了然，只能大致理解为一种很坏的动物。鲁迅先生形容：“他们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直到读了秦牧的文章，才恍然“海乙那”原来就是鬣狗。

在动物园里，见过这种来自非洲的其貌不扬的家伙，一副很猥琐的样子，不经意间，真会把它当成癞皮狗的。电视节目里，也介绍过奔驰在大草原上成群行动的鬣狗，它们紧紧跟随着狮子和老虎，等到这些猛兽猎食了斑马、羚羊、麋鹿扬长而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一哄而上，将那残存的皮毛骨血，吃个一干二净。联想1860年发生在圆明园的这场灾难，雨果所说的两个强盗，毫无疑义为狮为虎，那么，像龚半伦之类，像那些冲进园里去，不抢白不抢，不拿白不拿的分不清是兵、是民、是匪的一群掠夺者，不就是吃尸肉的鬣狗吗？

试看这一段段记载，便知鬣狗或海乙那的行径了——

10月6日：“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夷人至海淀，即招集畿辅亡赖，纵之大掠，遂至挂甲屯诸处。园闭，夷以巨炮击坏之而入，尽取其金宝以去。”（同前）

10月7日：“夷人二百余名，并土匪不计其数，同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走。”（九月初三日圆明园总管奏折）

10月8日：“八月二十四日，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窗棂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弃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旁。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旁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鲍源深《补竹轩文集》）

10月11日：“二十七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金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10月13日：“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聚众抢掠。”（《夷务始末》）

10月15日：“谕，现在洋人已退至黑寺，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清实录》）

抄到这里，看到这些全无心肝的国人，像一群鬣狗似的，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将国际强盗烧成灰烬的圆明园，挖地三尺，不加以彻底地捣毁，绝不罢手的狠毒，不禁发指，握在手中的笔，竟不由得颤抖起来。1949年，我到北京的西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曾在暮色苍茫中走进一片废墟的圆明园，时值冬日，福海成了一片结冰的稻田，东宫门有了炊烟袅袅的村落，园中的断垣残壁，颓砖废瓦，石阶败柱，木绘藻井，俯拾即是，取舍自由。中国人之不珍惜自己古老的文化精华，在这个世界上，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民族了。

圆明园罹难，快一百五十年了！这既是中华民族难以抚平的伤痛，也是中国人中的败类为虎作伥的佐证，更是最无能的清朝统治者的耻辱柱。20世纪初，***先生凭吊圆明园残址时，曾写过一首诗。诗前有序，序曰：“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陡高岗，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崎于荒烟蔓草间。欷嘘凭吊，感慨系之。”诗为：“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我想，目睹这分园林残状的***先生，“感慨系之”之中，除了对于罪魁祸首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切齿痛恨外，对于那些像鬣狗一样的食尸者，也一定会愤然于心，难于平静的。

圆明园再也不会重现当年盛景了，但像非洲鬣狗般的食尸者还在，他们是永远也不会绝迹的。国人中间这种趁他人灾难之日，雪上加霜地制造痛苦，获取快乐；以落井下石的卑鄙，对失败者反噬一口，从中渔利；于危难中见死不救，还会踢一脚甚至捅一刀以邀功；见了弱者不欺侮不凌辱，就觉得不革命地非要施虐，以示进步的等等丑类之表演，不但是这座皇家园林再也不能回复的缘故，也是所有善良的人经常受到磨难的原因。多少年来，每当我碧落黄泉，一劫不复，跌倒趴下，任人宰割之际，这班嗅到血腥气的鬣狗，也就是海乙那，就会围上来，咬啮我。

这多年来，对这些“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的嘴脸，我们见得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