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9年，为清康熙十八年。距今三百三十多年，离我们实在太远了一点；然而，这一年离明亡，才三十多年，对当时的人来讲，明清易代之痛苦，还是记忆犹新的事情。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易代，有两种：一、亡国；二、亡天下。前者是封建王朝更迭，后者则是整个民族被灭。他在《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所以，在他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中国人来说，国亡，族犹存，族亡，则种灭，民族大义，是第一位的。

明朝之败于李自成，属于亡国性质的亡，是国灭。而接着清兵入关，为族灭，就是亡天下的亡了。李自成若是坐稳江山，不过姓朱的皇帝，换为姓李的皇帝而已，换汤不换药，老百姓还是过着和昨天没有什么差别的日子。而满洲人入主中原，那可大不一样，中原人要做的第一件事，薙发；第二件事，易服。发薙服易，头如秃瓢，箭袖长袍，对大明臣民来讲，还是昨天的那个中原人吗？

明末的中国人，在民族大节上，表现得特别的坚定。所以，明末，殉国者很多，宋末，殉国者更多；而清末，几乎没有殉国者，就因为大家觉得没有义务为异族主子殉葬。薙发，不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能说剃就剃？易服，更不干，“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像个什么样子？所以，清朝入关，至少在最初的一二百年间，对于剃个光头，留根尾巴，张口奴才，闭嘴小的，在他们看来，衣冠变易便是真正的灭亡了。

清朝入关，在其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最遭汉人拒绝和抵制的，莫过于强迫实施薙发易服。尤其不能忍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从生理到心理的降服措施。汉人因为反对薙发，反对“发虏”化，脑袋不知掉了多少。“发虏”，本是南北朝时，南朝对北朝的蔑称，后来则专指清朝的前身鲜卑、女真、金、建州等边外游牧民族。当初拓跋氏一撮毛从额前斜披下来，后来女真人将这一撮毛移至脑后结辫。堂堂中朝汉子，沦为野蛮发虏，自然要发自本能地反抗，那时候，所有对清政府薙发易服说不者，都死于非命。若想不薙发不易服地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清政府统治不及的穷乡僻壤，湖湘文化奠基人之一的王夫之，就是这样做的。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州府人，是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他在满汉之大防上，比那两位还要坚决而且彻底。他不甘被人强剃其网巾兜结的明朝头发而削顶垂辫，不愿脱掉博袍宽带的明朝衣衫而“胡服左衽”，为此，他躲开市廛，远离人烟，逃亡到深岩壑谷之中，闭户索居，埋头著述，虽饔食不继，短褐不完，一辈子保持他那明朝衣冠的独立人格。这一点，连顾、黄二位也做不到。《清史稿》称：“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像王夫之那样冒着随时被杀头，随时要逃亡，随时存在着缺衣少食的风险，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硬骨头，是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极少数。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不对抗、不对立的状态下，也只好权且接受薙发易服。有什么办法呢？生命的意义，比头上那几根青丝更重要。于是，剃掉头发，留根辫子，表示归顺，降服大清。当然，归顺，不等于认同；降服，不等于效忠。但是，令人不禁呜呼的是，中国人多，知识分子多，多了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败类相应也就多了起来。与当下万象纷扰的现实世界一样，引狼入室的带路党，那时也是有的。

于是，就不得不提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带路党吴三桂，因为，中国文人所面临的1679年的抉择，与他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1673年，康熙十二年，十九岁的玄烨突然来劲，竟提出撤藩的主张。满朝文武，谁也不敢说不，但谁也不敢说赞同。可处于青春逆反期的陛下，态度坚决，说干就干，逼得吴三桂带头反叛。从此，大半个中国，雪上加霜，又打了八九年的仗。那最初几年，玄烨很被动，差一点要败回到满洲的发源地白山黑水。少年天子，相当败兴，本以为带路党吴三桂，不过哈巴狗而已，打一条狗会有多难吗？可是，陛下您疏忽了，一条狗，哪怕一条老狗，您要将他宰了炖狗肉汤喝，他也要奋起反抗的呀！其实，朝廷上下，持异议者多，吴三桂已经是云南王了，还想得到更多吗？何况他已是六十出头之人，能有多少日子蹦跶？本来，凭年龄优势，您熬得过他，他熬不过您，只要稍多一点耐性，吴三桂一闭眼，必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后来，果然如此，吴三桂老病，势衰，登基，完蛋，玄烨这才算喘过气来。明白人都明白，您打，是这个结果，您不打，也是这个结果，玄烨被捧为明主，撤藩，却是他的败笔。不过，开博学鸿词科，既温柔，又歹毒；既不伤筋动骨，又收到不错效果，值得一赞。

玄烨产生“己未特科”的设想，是他在与吴三桂较量的这些年里，得到的最大收获，比打败吴三桂更能起到长治久安的作用。有两件事，对玄烨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吴三桂反水，在誓师大会时，祭起反清旗号，这当然很滑稽。不过，凡带路党，无论过去的，当下的，相当无耻，是肯定的。“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然后，率众将士，脱满洲衣，下令百姓，割发虏辫；然后，“各具汉官威仪，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然后，云贵川、两广两湖、江西福建、甘肃陕西，纷起响应；然后，满洲来的八旗兵，抵挡不住，半壁江山，全让吴三桂占了。吴军所到之地，先割辫子，再裂虏装，一切悉照汉人旧制。如果吴三桂不背着带路党的恶名，能得到更多中原人的信任和支持，即使打不赢，至少会形成相峙的分裂局面。玄烨反思，不禁后怕，他领教到“薙发易服”，引发汉人的反满情绪，必须缓解。

二、就是王夫之给他的启发了。玄烨不可能深知这位明清之际大儒中之大儒，但他的汉人大臣，不可能不向他禀报这是知识分子中不曾薙发易服的唯一；他的情报官员，不可能不向他报告吴三桂僭号于衡州，在深山里找到这位前朝大儒，借重他的名声，敦请他写《劝进赋》，王夫之拒绝给吴三桂抬轿子，“某本亡国之臣，扶倾无力，抱憾天壤，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更作了一篇辟邪避鬼的《祓禊赋》，以示鄙视吴三桂反复叛逆之行径。这给玄烨很大鼓舞，看来，士大夫，并非铁板一块，更非反满中坚。他们的号召力，他们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可以作用于一大部分持观望态度的中原人。再而言之，帝王心术，无非两端，一曰绥靖，一曰怀柔。玄烨觉得自己是个有本事的帝王，既敢于在绥靖中怀柔，也能够于怀柔中绥靖。于是，他下令征集天下贤才俊士。这时，为1678年，康熙十七年，吴三桂之败已成定局，着手举办博学鸿词科，次年，也就是史称之“己未特科”开考。

玄烨实施这次惊世骇俗的文化盛举，并不指望那些知识分子与他同心同德，他的要求很低，若是能够做到不太离心离德，就万事大吉了。这一点，不愧为圣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