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这次菜市口秋决，出了点麻烦，监刑官、刽子手，对着这具身首分离的死尸，直吮牙花子，不知如何办才是？因为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指着这份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上雍正爷的朱批，有“立斩枭示”四个字，“立斩枭”遵旨照办了，还有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陛下的意思，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也就是公开展览。让大家看看，跟皇帝老子作对，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当下文人鼓吹的“盛世”帝王的胸怀？整体看来，康、雍、乾三帝，一个赛过一个不是东西。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豪华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心想，我要登上皇帝的船，不被皇帝吃了，也会被皇帝身边的人吞了，岂是我能去的地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还大唱赞歌，“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一代鸿儒，也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此公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

其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此种”两字之间，也许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这个文人太招他的恨了。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也是因写捧年大将军的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要他挂在自家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虽然每天磕头，但保住了这颗脑袋。最滑稽的是，将钱遣返回乡时，雍正让朝廷所有官员，都写诗表态，认为钱罪该万死，幸皇上宽大为怀，令其居家思过。这部大批判集，故宫博物院作为文字狱一案，曾经印行过的。

雍正恨汪，胜于恨钱，道理很简单，汪和钱都拍年的马屁，但钱只止于写谀诗而已，而汪则参与机要，为虎作伥，出谋划策，助纣为虐，这是雍正早在储位的时候，就种下来的仇。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作用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的。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才使雍正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这本《西征随笔》，让雍正逮了个正着。应该说，汪景祺不傻，他不是有小聪明而是有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书中有《功臣不可为》一文，就是为年大总督写的，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划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香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年府首席文人，枭首示众，那身躯和脑袋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鸦啄蝇聚，风吹雨淋。而且株连家小，“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近年来被奉为盛世之主，小说写过，电视演过，但是，从他对汪景祺这样一个文人的刻薄歹毒，以致那尸骸骷髅，在菜市口一挂十年，这位陛下的小人嘴脸，还不昭然若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