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传道书》7：10
堂吉诃德出征后不久，受邀与一群牧羊人共进简餐。一点肉汤、奶酪二三、佳酿满席。食毕，牧羊人撒上一把橡果，敲开作为甜点。堂吉诃德把橡果在手中掂量再三，旁人则纷纷陷入遐想。他清了清嗓子，告诉正嚼着橡果的农人：古人所言之黄金时代真是幸运之极。彼时自然宝藏随处可取，不存尔我之分，没有农场，没有农具制造业，也没有制造农具的工人。谦卑的牧羊女着装简朴，漫游山野而无忧无虑，偶尔停下脚步，聆听忠贞的爱人真情流露的即兴诗歌。没有人执行法律，因为根本没必要。
黄金时代已然不复。原因何在？牧羊人们没有问，堂吉诃德也没有用他的隐微知识给他们添加负担。他只是提醒他们已知的一切——如今童妇皆难逃凶手。黄金时代已逝，法律即成必须；只因不再有纯洁之心执行法律，恶霸于是任意欺凌孱弱的良民。至中世纪遂有了骑士团，也正因此，堂吉诃德下决心重振骑士之风。牧羊人目瞪口呆却又迷惑不解地听完了这位戴着纸制头盔的老人的一席话。桑丘·潘沙【1】早已习惯了主人的高谈阔论，只是畅饮不止。
正如爱玛·包法利，堂吉诃德读了太多的书。他们都是古登堡革命【2】的殉道者。这位“愁容骑士”吞下了太多有关欲望升华和匹夫之勇的故事，再也不能辨清自身处境；爱玛阅遍世事浮沉，读到风驰电掣的伯爵掠走默默无闻的少女，读到生活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舞会。她热爱旅行，她向往回到修道院，她渴望去死，她想要住在巴黎。两者都因世界不如所想而经受痛苦，一如众人。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包法利夫人是穿着裙装的堂吉诃德”，这其实并不准确。爱玛的挣扎是柏拉图式的：她四处寻找，在所有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人一起，寻找一个仅存于想象中的理念。自始至终，她都相信自己可以得到理应得到的爱情与认可。堂吉诃德的挣扎是基督徒式的。他坚信从前的世界曾经有它应有的样子，理想曾经化为现实，如今却又不复踪影。因为事先尝到过天堂的滋味，堂吉诃德的痛苦比爱玛的更为尖锐，爱玛的向往尽管不合情理，并非完全不可能。堂吉诃德等待的却是基督复临。他的征途自始就注定失败，因为时间一去不返，无可驾驭，而他却试图违抗时间的本质。昨日已成往昔是堂吉诃德所不能接受的事实。骑士文学剥夺了他的诙谐（irony），这本是头脑清醒者的盔甲。这里的诙谐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能力，它使人能够调侃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而不侵犯其中任何一方。堂吉诃德始终抱有错觉，认为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距仅仅源于一场历史上的劫难，而没有认识到它其实扎根于生活本身。他是悲喜剧式的弥赛亚，在自身虚构的沙漠中逡巡。
堂吉诃德凭借他对历史的假设维系着自己的幻想，他默认过去被预先划分为互相独立却又彼此连贯的时代。当然，所谓时代无非是我们为了让自己读懂历史，在时间的纸带上打的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当我们试图从一团混乱的经历中雕凿出“事件”时，其实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正如司汤达笔下的法布里奇奥【3】在他徒劳地寻找滑铁卢战场时所发现的那样。为了在思维过程中建立先后，我们只能将秩序勉强地强加于过去。当我们以比喻的修辞形容“一个时代的降临”或“一个时代的终结”时，我们并不是指历史在某一个精确的时刻跨越了一道边界。当过去相当遥远时，我们就尤其能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把更新世时期或石器时代的界限向前或向后移动一千年，并没有什么会因此受到影响。时代界限起到的作用是为我们服务，当它们不再能为我们服务时，我们往往会修改或忽略这些界限。简略地说，编年之于史学，正如分类之于生物学。
但是时间越接近当下，时代划分与社会的关系就越大，编年也就越容易激起感情。分类学亦然。种族的概念用在植物上会激起一种反响，用在人类身上又会激起另一种。后者的危险就是具体化。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以下这种时候：我们为了弄清现实，创造一种概念来将现实分类（比如说，雅利安语系），随后却宣称这一概念是现实中确凿的事实（拥有独特文化和历史的同质的雅利安民族）。虽然我们正学着不以这种方式对待种族，但是在理解历史时我们仍然顽固不化地物化着众生。
将时间划分为时代的冲动似在我们的想象力中根深蒂固。我们注意到，星辰与季节周而复始，人类生命也遵循从虚无到盛年又回归虚无的轨迹。对从古到今的各种文明而言，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为描述宇宙、神灵和政治的变迁提供了诱人的比喻。可是，当这种比喻渐渐陈旧，并从诗意的想象迁移到社会性的神话中时，它们就会变成僵硬的确定的事物。人们无须阅读克尔凯郭尔或海德格尔就能理解历史意识所带来的焦虑感，那种光阴似箭而我们只觉得自己被弹射进未来时内心的抽痛。为了缓解这种抽痛，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一个时代如何承接上一个时代。这个善意的谎言为我们注入了希望，使我们相信自己能改变世事未来的轨迹，或至少能学着适应它们。历史注定衰落而我们无以逃脱——这一想法甚至能带来一些安慰，只要我们对时运轮回还抱有期待，只要我们还期盼着一场末世的事件会带我们超越时间本身。
划分时代的思维方式颇具魔力。即使最伟大的心灵也不免会对此屈服。在赫西俄德和奥维德（ovid）看来，“人类时代”只是一个比喻，但在《但以理书》的作者看来，四个王国注定统治世界就成了确凿无疑的预言。从优西比乌到波舒哀的基督教辩护者认为，上帝的恩宠之手塑造了互相独立的时代，标志着福音书的准备、启示与传播三个阶段。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马基雅维利和维柯（vico）则以为，他们发现了国家由衰及盛，随后耽溺于奢华与文学，终于由盛转衰的机制。黑格尔则将几乎所有人类努力的历史——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分割为盘旋的时间网络，正反合的三段式重重相扣。海德格尔简述了“存在性（being）历史上的纪元”，这些纪元开启或终结于人类无法理解的宿命（尽管有时它会留下痕迹，比如纳粹党的十字记号）。即使我们学术圈的小先知们都不禁在使用“后”这个前缀将时代互相划分开来，或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终极时代，混沌中再也难分美丑。
有关历史进步、衰落或循环往复的叙事，各自都预设了一种历史发生变革的机制。这一机制可能是宇宙的自然法，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也可能是人类灵魂或经济势力的辩证发展。我们以为一旦理解了这一机制，就似乎能得到慰藉，认为自己懂得了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可是，如果这样的机制根本不存在呢？如果历史面临着任何时间构造学都无法解释的突然喷发呢？每当我们面对那些不足以被理性化或创伤不可能被抚平的劫难时，这些问题就应运而生。作为回应，便有了一种灾难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指出了时间中的裂纹，它随着岁月流逝日益变宽，疏远着我们与一个黄金时代、英雄时代或仅仅是一个正常的时代。在此视角下，历史上真的仅剩下一项事件，那就是把我们理应生活的世界和我们必须生活着的世界分隔开来的时间（kairos）。根据这一历史观，这是我们对于过去所能知道，也是必须知道的一切。
灾难历史观自身也有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也记录着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绝望。被驱逐出伊甸园、第一圣殿与第二圣殿的毁灭、耶稣受难、罗马之劫、胡赛因与阿里被杀、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的沦陷、新教改革、君士坦丁堡的衰落、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哈里发帝国的覆灭、大屠杀、巴勒斯坦灾难日、“60年代”、“9·11”——这些事件被镌刻在集体记忆中，标记着历史中的裂纹。因为在天启的图景中，当下——而非过去——即是一座陌生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抱有天启历史观的人们如此沉湎于幻想，坚信会有一次事件将天堂之门再次打开。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地平线上，等待着弥赛亚，等待着革命，等待着领袖或时间的终点。根据这种历史观，现在唯有一场启示能拯救我们——这僵化的信条在人们面对灾难时看上去可能像简单的常识。但是纵观历史，它也曾激起过注定会破灭的奢望，使那些怀抱希望的人越发孤独。通向天国的大门依然紧闭，剩下的只有关于挫败、毁灭和流亡的记忆。还有对我们所失去的世界的幻想。
对于不曾经历挫败、毁灭或流亡的人而言，失去有着无可否认的魅力。罗马尼亚的一家非主流旅行社提供所谓“壮丽废墟之旅”的布加勒斯特线路，为游客带来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城市风光——颓圮的房屋里满是破碎的玻璃，废弃工厂中野草丛生。网上好评如潮。年轻的美国艺术家由于在中产阶级化的纽约怀才不遇，开始向底特律，也就是美国的布加勒斯特搬迁，好再一次找到吃苦的感觉。19世纪的英国绅士也嗜好相似的事物，购买废弃的修道院和乡村别墅，供周末前去瑟瑟发抖。在浪漫主义者眼中，理想的衰败就是理想本身。
对历史的受害者而言，对蛮荒的乡愁（la nostalgie de la boue）则全然陌生。他们发现，自己被扔在了过去与现今之间的峡谷的另一边，一些人意识到了损失，于是抱着或明或灭的希望面对未来：就像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对刺在手臂上的数字从此缄默，只是在周日的午后与儿孙尽情嬉戏。另一些人徘徊在峡谷边缘，夜复一夜地望着对岸渐行渐远的灯火，心思在愤懑与屈从之间弹跳不安：就像那坐在法国小阁楼俄式茶壶边的白俄贵族，历史的幕布已然落下，却又被他古老的歌谣催开一角。然而，另有一些人就此成为这峡谷的膜拜者。他们一心想要报复使峡谷豁开的造物主，无论对方是谁。这些人的怀旧是革命性的。既然时间的延续性已被打破，他们开始梦想着进行第二次断裂从而摆脱当下。但是，断裂后的时代该指向何方？我们是否应该回到从前，行使我们回归的权利？我们是否应该向前迈入一个受到黄金时代启发的新时代？我们是该重建旧时圣殿还是成立一座集体农场？
怀旧政治学无非关乎这些问题。法国大革命之后，居无定所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在法国边境安营扎寨，自信地以为很快就能回到家园，将家具重整一新。后来，他们不得不等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那时的法国再也不复往昔。波旁复辟并没能恢复从前。但是，怀旧的天主教皇权主义却仍是法国政治中坚固的潮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那时诸如“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运动终于因为与维希政府开展合作而失宠。可是如今，由它的同情者组成的小群体依然存在，《法兰西行动》这份报纸仍旧两周一次地出现在书报亭，仿佛幽灵一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将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了相反的方向。他本可以描绘一幅复古的古老德国的景象：巴伐利亚的山谷环抱着民风保守的城乡，文武双全的汉斯·萨克斯【4】们栖居其间。可事实上相反的是，他描绘了一个受到古老部落和罗马军团启发的新德国，它驾着装甲坦克掀起钢铁风暴，统治着清除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超现代的工业化欧洲。一路向前，向着过去进发。
灾难历史观永远不会过时。如今的美国保守主义者琢磨出了一个民间神话，诉说这个国家如何正义凛然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之后却经历了60年代的灾难日，变成了一座受到险恶的世俗化国家统治的放纵社会。他们对如何应对这一情况意见不一。一些人想要回到理想化的传统过去；另一些人则幻想着自由意志主义的未来，那时，大拓荒时期的美德会得到重生，网速也会很棒。在欧洲——尤其是在东欧——形势比较严峻，自1914年以来就被打入冷宫的大塞尔维亚地图重见天日，柏林墙一倒塌就被发到了网上，匈牙利人开始复述古老的传说，诉说当身边没有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时生活会变得多么的好。俄罗斯的形势则更为严峻，如今各种问题都被归咎于灾难性的苏联解体，这使得弗拉基米尔·***得以兜售复兴帝国的美梦，抢劫的硝烟和伏特加维系着这场美梦，还使它获得了东正教会的保佑。
然而正是在穆斯林世界中，对黄金时代的信仰最为强大，后果也最为深重。极端伊斯兰主义文献读得越多，人们也就越能领略其神话的吸引力。故事是这样的。在先知到来之前，世界处在蒙昧的时代，即jahiliyya。伟大的帝国仍沉浸在异教的道德败坏之中，基督教开发出一套违背天性的禁欲主义，阿拉伯人还都是迷信的酒鬼和赌徒。于是穆罕默德被选为承接上帝最终启示的人，拯救所有愿意接受这一启示的个人和民族。先知的随从和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完美无瑕地传承着神讯，并开始根据神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但是不久，在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建国一辈人的锐意就迅速丧失。从此再也没有恢复。阿拉伯的土地上，征服者前赴后继——倭马亚、阿拔斯、基督教十字军、蒙古人、土耳其人。虽然当信徒们对《古兰经》保持虔诚时，社会上会有表面的正义与美德，有这么几个世纪，人文与科学都欣欣向荣，但是繁荣总是会带来奢靡，奢靡又滋生了恶习与文明的停滞。强制行使上帝主权的意志由此走向了衰亡。
起初，19世纪殖民势力的到来仿佛只是另一场来自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但事实上，这为伊斯兰教带来了前所未有也深重得多的挑战。中世纪的十字军试图从军事上征服穆斯林，并将他们从一种宗教转向另一种宗教。而现代殖民者的策略是使他们彻底背离宗教，并将不道德的世俗秩序强加给他们，由此削弱穆斯林的力量。新兴的十字军不再在战场上与圣战士交锋，而是直接交出了现代科技的小玩意儿，催眠他们的对手。他们咕哝道，如果你背弃真主并篡夺他对你的合法统治，这一切都将是你的。很快，世俗现代性的护身符就起了作用，穆斯林精英成了“发展”的疯狂信徒，把他们的孩子——包括女孩——送进了政教分离的学校和大学，引发了可以想见的后果。这种行为受到了来自统治他们的暴君的鼓励，而暴君又受到西方的支持，还被其买通，镇压着虔诚的信徒。
所有这些势力——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道德淡漠、暴*——如今都结合在一起并带来了新的蒙昧时代，致使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不得不与之抗争，正如先知在17世纪降临之际所践行的那样。先知既没有妥协，也没有放任，他既没有民主化，也没有追求发展。他诉说着真主的预言并建构了真主的律法，而我们必须学习他神圣的榜样。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先知及其随从们的光辉时代将会归来永驻。真主保佑（inshallah）。
这个神话并没有多少独属于穆斯林的成分。即便是它在煽动信徒和激发极端暴力行为方面的成功，也早在十字军东征和希特勒通过瓦尔哈拉神殿【5】回归罗马的做法中有了先例。当黄金时代遇见天启，地球也会随之震动。
令人震惊的是，出于历史和神学的原因，当代伊斯兰思想中对这一神话的抗体是多么罕见。在《古兰经》妙语连珠的智慧和诗歌之间，夹杂着一丝在宗教经典中并不常见的、对伊斯兰教历史地位的不安。从最初几章开始，我们便受邀体会穆罕默德在遭到犹太人和基督徒回绝时的沮丧，尽管他并没有废除他们的预言，而是成全了它。先知一开始传教，历史就稍微偏离了它的航程，只有做出一些调整，“圣书的子民”（peoples of the book）才能重见放在他们面前的宝藏。圣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遭遇了类似的挑战，他在其中提倡尚未被基督化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与犹太非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共处。部分古兰经文也对抵抗先知的行为保持了宽容。但更多的经文并不容许这么做。《古兰经》对自身的迟到明显愤愤不平，这极易被那些对当今愤懑不满的人利用。对阐释《古兰经》的深厚思想传统一无所知的读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会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产生愤恨或被激怒，他们很容易成为猎物，被那些用《古兰经》传播对历史的怨恨是正当的人所俘获。至此，人们距离认为对历史的复仇也是正当的这一想法也不过一步之遥了。
屠宰一旦结束——它最终一定会结束，无论是出于精疲力竭还是节节溃败——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激情和它所造成的暴行理应受到反思。一想到躲在这屠杀狂热背后的对历史的无知、放错位置的虔诚、夸大的荣誉感、青少年似的故作姿态、对现实的视而不见以及对现实的恐惧，就会让人不禁脸红。堂吉诃德的激情非常不一样。“愁容骑士”尽管荒谬，却是高贵的，他是一位搁浅在当下的圣徒，想使每一位与他相遇的人都有所改善，虽然也会受点轻伤。他是一位随机应变的狂热信徒，偶尔会对桑丘·潘沙眨眨眼，似乎在说“别担心，我会控制住自己的”。他确实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他的朋友为了试图把他从幻梦中唤醒安排了一场模拟战斗，他终于溃不成军，于是宣布放弃骑士精神，大病一场，郁郁不振。桑丘试图救活他，建议一同退隐乡间，牧羊而居，一如黄金时代。但即使这番话也不再奏效，堂吉诃德卑微地面对了死亡。得以成功复仇的堂吉诃德简直是无法想象。
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文献不过是塞万提斯小说的噩梦版。它的作者也觉得自己搁浅在当下，但是却拥有神意的担保，认为在时间中丢失的一切也一定能在时间中找回。在神看来，从前不曾远去。理想社会永远是可能的，因为它曾经存在，实现它也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社会条件；曾经存在过的就必须存在，就能够存在。唯一所需的就是信仰与意志。面临的对手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那些在每个历史时期都阻碍上帝的人。这一强有力的思想并不新鲜。想一想1848年革命所遭到的保守派的反动，马克思写道，在革命危机的时代，我们“焦虑地召唤过去的幽灵”用以在未知面前安慰自己。马克思自信地以为这样的反动是暂时的，而人类意识注定会赶上物质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一切。而今天，当政治童话似乎比经济力量更有效时，我们很难和他一样自信。我们实在太明白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革命标语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1】桑丘·潘沙（sancho panza）：小说《堂吉诃德》中骑士的随从。
【2】古登堡革命：此指15世纪西方印刷术的发明。
【3】法布里奇奥：司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中的形象。
【4】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德国16世纪的名歌手、诗人、剧作家与鞋匠。
【5】瓦尔哈拉神殿（walhalla）：一座1842年建成于德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路德维希一世用这座神殿纪念“值得尊敬和赞扬的日耳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