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细细看过往年光景的人眼中，彻底的修补是不可能的。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反动（reaction）是什么？搜寻任何一座成规模的大学图书馆，你都能找到上百本由世界所有主要语言写成的有关“革命”这一概念的书。而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书却寥寥无几。我们拥有理论探讨革命如何发生、如何成功与为何成功，以及革命为何最终丧失活力。关于反动，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论，却仅仅抱着自以为是的信念，认为它源自无知与固执，甚至是更难见天日的动机。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两个世纪以来鼓动着全球政治运动的革命精神可能已经偃旗息鼓，而与此相生抗衡的反动精神却存活下来，事实证明它形成了强大的历史力量，从中东直至美国中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理应激起我们的好奇，可是相反，它引发了一种自鸣得意的愤慨，随后又转为绝望。反动者是被弃置于受人尊敬的学问边缘的最后一位“他者”。我们不了解他。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18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他将革命视作这些政治行动中的一种，但认为它罕见且无法预知。一场革命可能使君主制蜕变为民主制，另一场革命却可能使民主制转化为寡头制。革命的后果难以预料，它会催生何种“反动”也无从得知。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两个词的意思。起义在巴黎爆发后不久，观察者们随即着手开发有关这场革命如何铸就世界历史轴心的故事。雅各宾党人（jacobins）将年份重新调整为“共和元年”以示与旧制度决裂，并在此基础上将所有月份重新命名，意图使公民们不再混淆过去与当下。一切先前的历史都由于为这一事件做铺垫而获得了意义，所有未来的行动从此都能指向历史既定的终点——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之后的政治生活会是怎样的呢？黑格尔认为政治生活意味着现代官僚制民族国家的建立，马克思却设想着一种共产主义的无国家状态，那里居住着自由的人们，他们清晨垂钓，午后放牧，晚饭后进行批判。然而，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历史终点将会无可避免地到来的自信相比，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并不那么重要——两人都认为，时光之河一往无前，逆流而上是不可能的。在雅各宾党人统治的时期，任何抵抗时代潮流前进，或对于抵达历史终点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们都被标识为“反动”。这个词语由此带上了延续至今的消极的道德含义。

到了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很显然不再全是准确意义上的反动者。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斯戴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等改革派自由主义者断定旧制度的崩塌是无可避免的，但他们认为随之到来的恐怖统治可以避免，这意味着大革命的承诺仍然可能被兑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保守派人士则抵制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尤其排斥随后围绕着大革命展开的历史神话。伯克认为，把历史视作将我们带向某个固定目的地的非人力量是一个错误而危险的观念，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这个观念，以未来的名义给罪行提供合法性辩护。（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改革派人士对此还抱有额外的顾虑，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念会纵容人们的被动。）在伯克看来，历史在时间中缓慢而无意识地前行，伴随着无人能料的结局。如果时间是一条河，那么历史就像尼罗河三角洲和它的上百条支流，向着能够想象得到的任意方向蔓延。当统治者或执政党认为他们能预言历史既定的前进方向时，麻烦便诞生了。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它不但没能终止欧洲的独裁政治，而且还意外地将一位科西嘉将军直接推上了帝国的皇位，同时无意地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这些后果是任何雅各宾党人都无法预知的。

反动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这是人们需要理解的关于他们的首要特征。反动者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变得像革命者一样激进，并被历史的愿景深深吸引。鼓舞革命者的是对具有救赎性质的新社会秩序的千年祈愿，以及对人类复兴的期盼；而盘踞在反动者心头的却是对将要进入世界末日般的黑暗时代的恐惧。在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等早期反动思想家眼中，1789年象征着一段光荣历程的终结而不是起点。那时，天主教欧洲那坚固的文明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衰退为一具蔚为壮观的船骸。这不可能是一场意外。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迈斯特和他的众多弟子成了讲恐怖故事的高手。他们的故事往往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叙说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与智识发展如何通过启蒙运动登峰造极，启蒙从内部腐蚀了旧制度，致使其在遭到挑战的瞬间分崩离析。之后，这个故事在欧洲成了反动历史学的模板，不久又传遍了世界。

“后此，所以因此”【1】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唯有那些对旧世界仍存有记忆的人能察觉到世事变迁。这时，社会究竟是返璞归真还是义无反顾地堕入厄运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抵抗。如今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欧洲民族主义者以及美国右派向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诉说着的故事在本质上一模一样。

反动者的心灵是搁浅的心灵。当其他人眼中的时光之河一如既往地流动时，反动者看到的却是漂浮在眼前的天堂的遗骸。他是时间的流亡者。革命者能看到他人所看不到的未来并为此感到激奋。而反动者已不为现代的谎言所感染，他能看到的是无比辉煌的过去，并同样为此感到激奋。反动者认为自己与对手相比更有优势，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卫士而不是先知，他捍卫着确实已经发生的事实，却无须预言尚未发生的可能。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反动文学中总洋溢着不同寻常的令人欣慰的绝望感，或是触手可及的使命感——正如美国反动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创刊号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的使命是“堵截历史，呐喊停下！”（“stand athwart history，yelling stop！”）。这种怀旧情结所带有的进攻性使反动者成了独具现代特色的形象，而非传统形象。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马克思关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将被亵渎的言论实在很对，只不过他误认为单是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就能重塑世界的质感与灵性。简单来说，反动者批判现代性的时刻也是他最接近自身制造的历史神话之真相的时刻，因为这真相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自我革新。这一过程所引起的焦虑如今已成为普遍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反对现代性的反动思想能够在世界各地吸引拥护者，尽管除了被历史背叛的感觉之外，他们鲜有共性。每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留下一片崭新的伊甸园，这继而成为另一些人怀旧的对象。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动者发现，怀旧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它的力量甚至强过希望。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

当代革命者的心灵世界始终是伟大文学的主题。然而，反动者却尚未找到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康拉德【2】。倒行逆施、性压抑的神职人员、有施虐情结的右翼暴力犯、霸道专制的父亲与丈夫往往成为我们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脸谱式人物。这些形象的无处不在是劣质电影懒于发挥想象力的表现，这类电影中警察永远被安上白帽子，而坏蛋总是戴黑的。但这并不表示，相比于入世的革命者，入世的反动者们赖以为动力的激情与设想就更浅显易懂，反动者用来解释历史进程和理解当下的理论也不见得更简单。革命者思考，而反动者只是做出反应——这种观点纯粹是偏见。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反动者在政治上的怀旧如何塑造近代历史，他就无法了解近代历史本身；而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反动者作为一名自称的流亡者有时能以不亚于革命者的水准，比那些安于此刻的人们更明晰地看清当下，他同样也无法理解当下。我们如果要对得起自己，就必须去理解反动者的希望与惶恐，以及他的执念、他的盲目，还有——没错——他的洞见。

《搁浅的心灵》是一个谦卑的开始。这是我在过去二十年内随性阅读的成果，带来的是一系列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案例和反思，而不是系统的论述。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以下方法更好地理解20世纪的意识形态纷争，即研究一些典范式的知识分子型人物如何卷入其中。2001年，我出版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其中收录了一些我写的关于思想家的肖像散文——他们受到自身蛊惑转而支持诸如纳粹德国、苏联以及伊朗神权共和国等现代暴*，或干脆否认它们存在的事实。当时我希望能增进对我称之为“知识分子亲暴*”【3】（tyrannophilia）现象的理解，即知识分子出于自恋被某些暴君所吸引，幻想着这些暴君能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

写作那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另有一股力量塑造了政治思想家的想象与20世纪的意识形态流变，那就是政治怀旧。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怀旧如阴云般盘踞在欧洲上空而从未飘散。这股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尤其显著，它散布着一种“如我们所见，文明已终结”式的绝望，这种绝望和1789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所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屠杀的公之于世、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随后的扩散，这种痛苦愈发强烈。接踵而至的灾难哭喊着等待解释。于是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在内的一群思想家开始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极富影响力的研究著作《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给出的解释。众多衰落论者将他视为楷模，纷纷宣称发现了导致我们厄运的决定性思想或决定性事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说辞受到了欧洲与美国右派人士的追捧并日渐增长。但人们也能在左倾阵营中发现类似的说辞，在那里，预言世界末日的资深生态学家、反对全球化的人士和反对增长的活动家都已加入了21世纪的反动者的行列。斯宾格勒式的历史神话还以更鲜为人知的形式出现在了极端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作品中，他们的故事诉说着世俗化西方的堕落，诉说着强劲的、复兴的宗教势不可当的凯旋，这故事浑身都沾有欧洲的指纹。

《搁浅的心灵》由三篇随笔开始，介绍了三位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现代的怀旧情结——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罗森茨威格是三人当中与政治关联最不明显的一位。作为一名研究黑格尔政治著作学者出身的德国犹太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放弃哲学，将其短暂的余生致力于复兴犹太思想与实践。他的怀旧情结是错综复杂的。罗森茨威格坚信，犹太教之所以无法融入欧洲现代社会，部分是由于它尝试改革自己以适应“历史进步”这一现代概念，而这概念来源于基督教。但是，他并不相信返回单纯的、前现代的正统犹太教是可能的或值得的。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新思考”（“new thinking”），摆脱历史以便重新捕捉犹太教超验的精髓。“19世纪意义上反抗历史的战役，”他写道，“于我们而言就是20世纪意义上捍卫宗教的战役。”【4】

关于沃格林与施特劳斯两位哲学家的两篇随笔相映成趣。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欧洲，在战后的美国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迎来了热烈的追捧。正如许多同代人一样，他们认为用观念史上灾难性的断裂来解释民主的崩塌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断裂之后，智识与政治上的衰颓便悄然降临。沃格林在他关于宗教与政治的鸿篇巨制中，最终将古老的宗教灵知主义认定为将西方推上灾难历程的力量。施特劳斯则仔细研究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思想家，展开了对西方哲学更为细致和深刻的阐述。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造成了哲学传统内部决定性的历史断裂，他把哲学传统从纯粹的思考与政治上的审慎扭转为了对自然任意的征服。尽管沃格林与施特劳斯对于西方思想史的解释无法兼容，两人都有助于塑造美国右倾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想象。这个情节不无讽刺意味。因为当美国知识分子们学着用一个故事把过去的美国理想化，并将美国的毁灭归罪于欧洲思想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复制了欧洲的文化悲观主义。其中一个完美的例子是《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在这本由施特劳斯的学生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著成的畅销书中，读者会发现，在关于欧洲虚无主义所具有的破坏性的章节之后紧随着充满自信的宣言——“无论是在纽伦堡还是伍德斯托克，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原则”。

在这些人物速写之后，我考察了两场当代的思想运动，其中的说辞也夹带了怀旧情绪，尽管是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我首先审视了神学保守主义，这是美国右派中一股重要的势力，凝聚了传统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与新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尽管他们的信条有所差异，却同样不留情面地谴责美国文化的衰落和颓废，并将其归咎于各自教派中的改革运动以及被他们视作是世俗化的、对于宗教的普遍攻击。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视为美国政治与宗教史上重大断裂的“60年代”，但是更有野心的神学保守主义者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久远的过去，甚至投向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从而认定颓势是从那时开始的。之后，我转向学术极左派的一场规模不大但引人注目的运动，这场运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关注宗教。它的支持者们以怀旧的目光看待过去的革命运动，有时甚至缅怀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他们都被“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所吸引，并对其中最知名的理论家前纳粹法学学者卡尔·施密特【5】（carl schmitt）心存痴迷。既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及其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却又拒绝接受1989年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共识，这批支持者如今把革命当作一件政治神学意义上的“事件”，认为它揭示着一种新的教义，并无视历史显而易见的漂泊与无序而加之以一种新的秩序。在他们眼中，圣保罗与列宁等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在这些章节之后是一篇随笔，关乎一次单独事件：2015年1月，法国出生的圣战主义者（jihadists）在巴黎发动了致命的恐怖袭击。当时我恰好住在那里，这场事件之中以及后续发生的两种形式的反动之间的冲突使我深受震撼。冲突的一方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杀手，他们缅怀着属于穆斯林的想象中的辉煌过往，这段过往如今正激励着对一座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的现代哈里发帝国的梦想。另一方的怀旧来自法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犯罪中找到了对自身宿命论观点的确证，他们认为法兰西在衰落，而欧洲无力在文明的挑战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整场事件让人回忆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充满政治暴力的现实和对于灾难性历史进程的幻想在当时助长了一股横扫政治谱系的文化悲观主义。

《搁浅的心灵》以一篇沉思结尾，由堂吉诃德为复兴黄金时代而展开的悲喜剧式的征途出发，审视了政治怀旧在心理上经久不衰的力量。政治怀旧反映了一种富有魔力的思考历史的方式。历经磨难的人愿意相信，与现今截然不同的黄金时代曾经存在，而他却拥有隐秘的知识用来解释黄金时代为何终结。但他与当代革命者的区别在于，当代革命者的行动受到他对于进步和即将到来的人类解放的信念的鼓舞，而怀旧的革命者并不确定该如何看待未来，也不确定如何活在当下。他是否应该收敛锋芒，成为一名内心世界的游子和暗地里的反抗者？他是否应该带头回到充满光辉的过去？不然，他是否应该为未来而拼搏，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的往昔？堂吉诃德探索了所有这些可能。有关我们这个时代集体政治事件背后的思想与激情，堂吉诃德的个人奋斗所教会我们的一切并不逊色于任何学究对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力量的分析。我们似乎已经忘记，这些力量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渗透进人类的主观认识，渗透进他们借以认识事物的观念与意象。我们对于自身个体的心灵越是着迷，我们就对理解其他国家、民族、宗教与政治运动的心态越是迟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读懂当下就是缘于这种不平衡。《搁浅的心灵》的诞生意在为修正这种不平衡做出一份微不足道的贡献。

【1】“后此，所以因此”（post hoc，propter hoc）：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就将后者归因于前者。——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托马斯·曼是一个伟大的例外。他在《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精妙地塑造了列奥·纳夫塔（leo naphta）这一角色——他是一名感染肺结核的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在成为耶稣会的牧师之后便对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产生了相当的同情。纳夫塔对中世纪的怀旧以及他对现代历史已然偏离正道的信念将他引向了思想上的癫狂。他相信，唯有一场重树绝对权威的暴力革命才能使人类获得救赎。托马斯·曼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革命者卢卡奇（georg lukács）塑造了该人物，可见他对革命者与反动者之间密切的联系有多深的理解。卢卡奇没能认出托马斯·曼的速写，足见他对自身的理解多么浅薄。——作者注

【3】参见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

【4】原文为：“the battle against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ense becomes for us the battle for religio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sense”。——编者注

【5】详见《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关于施密特的章节。——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