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圣殿不似第一圣殿。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886年的圣诞节，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出生于德国卡塞尔（kassel）一个被归化的犹太家庭。尽管他的家庭保持着学习宗教的传统，弗朗茨在家中对犹太生活只有浅显的接触，他的家人也不庆祝安息日。家里人希望他从医，但在弗莱堡大学，由于博士论文导师、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影响，他的兴趣转向了哲学与近代历史。作为一名极具天赋的学生，罗森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里始终表现得像一名本分的学者。

然而私下里，他总是被学术研究所难以触及的宗教与哲学问题所困扰。他的犹太好友和家人中有不少皈依了基督教，尽管并不是出于常见的社会原因。20世纪初，一种克尔凯郭尔式（kierkegaardian）的情绪笼罩着德国人的智识生活，人们感到政治上的统一、富裕的中产阶级文化的繁荣以及现代科学观的胜利正吞噬着一些重要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只有通过某种宗教性的飞跃才能被重新领会。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神圣者的观念：论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的关系》（the holy：on the irrational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1917）由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写成，该书标题完美地呈现了这种情绪。罗森茨威格也感受到了超验的力量，尤其被他的朋友尤根·罗森斯托克-胡斯（eugen rosenstock-huessy）所吸引，后者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日后在美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在两人的讨论与信件中，罗森斯托克-胡斯试图使罗森茨威格相信，从历史的角度看，基督教是最终极也是最完整的宗教。于是，1913年夏季，罗森茨威格也宣布了他皈依基督教的意愿，他告诉惊诧的母亲，《新约全书》所说的是真理：“唯有一路，便是耶稣。”

接下来发生的事如今已成为传奇。据说，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罗森茨威格决定最后一次参加赎罪日的仪式，在那里经历了所谓先发制人式的逆向皈依（preemptive counterconversion），他当即决定投身于犹太教。这段记录终究来自他的母亲，而他本人从未记录过这一事件。他是否会描述如此戏剧性的、近乎基督教式的觉醒也令人怀疑。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他的书信中得知，1913年秋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这才使得他有可能在给一位已皈依的表亲写信时写道，“我已经撤销了我的决定。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必要，因此，看在我是谁的份上，这也不再可能。我将依然是一名犹太人。”

罗森茨威格信守了他的宣言。那年秋季，他开始与杰出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赫尔曼·柯恩会面，后者从马堡大学退休之后在柏林的一所犹太学院教书，在那里，罗森茨威格修习希伯来语与《塔木德》，同时结识了日后成为他终生好友与同伴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并开始写作关于犹太教精髓的文章。战争爆发时，罗森茨威格被派往马其顿防线一支相对清静的防空部队。这不但使得他有时间进行研究，甚至还使他有幸结识了一些西班牙犹太教徒，他们简朴虔诚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马其顿期间，罗森茨威格还开始写作一部之后被命名为《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的书，他在书中演练了他所谓的“新思考”，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甚至带有个人特色的关于犹太体验的记录。他把这本书的笔记抄写在明信片上，寄回给母亲妥善保管，战争之后，他正是用这些笔记重新拼接并出版了此书。

1920年，罗森茨威格在编辑《救赎之星》时被召到法兰克福担任一所新创立的犹太研究中心的主任，即自由犹太学院（freies jüdisches lehrhaus），这也是魏玛年间短暂的犹太觉醒运动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他还发表了有关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论文，从而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句号，这项重要研究直至今日仍在被人引用。他的老师对此甚感欣慰，于是向罗森茨威格提供了在大学讲课的资质，但他并没有接受。在写给迷惑不解的迈涅克的一封语气生动的信中，罗森茨威格解释了1913年他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如何把他的生活置于“一股‘黑暗的动力’”之中，“我察觉到了这股力量，姑且称其为‘我的犹太教’”。自那时起，对于知识的追求在他看来显得越发虚妄，除非它服务于一个正在寻觅一种生活方式的具有血肉之躯的个体。次年，当《救赎之星》得以发表并迎来既不热烈又十分苛责的评论时，罗森茨威格隐忍地接受了这一切。他生命的重心不再是犹太思想，而是犹太生活本身的复兴。

1919——1926年，法兰克福的研究中心正常运转。那里的教师与学生——从未来的犹太教学者到包括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列奥·施特劳斯在内的世俗思想家——都经受了严格的课程训练，这项课程旨在将他们从被归化的生活中领出，在无须经过当代哲学或改良神学调和的情况下直面犹太传统的源头。然而，这项有意义的尝试开始后不久，罗森茨威格就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又称葛雷克氏症），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们断言，他将活不过一年。

出乎意料的是，他又活了七年，并在人们能够想象的最艰难的条件下源源不断地创作着散文、书评与译著。起初，他在一台经过特殊设计的打字机上写作；肌肉衰退之后，由他的妻子用手指划过一块写有字母表的板，而他则用眨眼的方式与妻子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法，他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中世纪思想家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诗歌的翻译，并与布伯一起翻译了希伯来圣经的前十章。罗森茨威格于1929年12月逝世于法兰克福，他的墓碑在那里屹立至今。

在私人日记中，罗森茨威格留下了一句奇妙的评论，这成了进入他思想的钥匙。“19世纪意义上反抗历史的战役，”他写道，“于我们而言就是20世纪意义上捍卫宗教的战役。”反抗历史的战役究竟是什么意思？“20世纪意义上”的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又是什么意思？

对于罗森茨威格和他同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历史”指的是历史哲学，也就是黑格尔。在整个19世纪，人们或正确或错误地认为黑格尔发现了世界历史的理性进程，其终点便是现代官僚制国家、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新教公民信仰，资本主义经济、技术进步以及黑格尔的哲学本身。预言曾经是这么说的。但在这预言即将于19世纪末被实现之际，德国与其他受到黑格尔思想影响的国家纷纷陷入了恐惧和文化上的深层反抗。表现主义、原始主义、对于神话和超自然事物的痴迷——盛着流变与趋势的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这种恐惧是真真切切的：倘若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是正确的，人类的全部体验就都已经被从历史的角度理性地解读，这既麻痹了人类的精神，也排除了一切真正新颖的、个人的或神圣体验的可能。用马克斯·韦伯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来说，这意味着“世界的去魅化”。

无论黑格尔是否这样认为，人们一定是这样理解他的，至少在当时的德国哲学圈内，黑格尔断言已将哲学史带向理性终点的观点得到了严肃对待。对这一断言的反抗以各种形式展开。一部分反黑格尔主义者（anti-hegelians）期待着重建思想相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于是鼓励回到康德或笛卡儿等早期思想家的立场。另一些人则选取了更具有主体意识的途径，转向尼采或克尔凯郭尔，后者的存在主义哲学于19世纪末被翻译成德语。伴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黑格尔的历史观将整个文化带入了相对主义危机，这些转向随后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早期的现象学作品中结出了果实。罗森茨威格可能会同意海德格尔的如下信念，即哲学从诞生之初就犯下了错误，背离了罗森茨威格所谓的“日常生活”，从而迷失在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之中。这种错误只有通过一种全新的治愈式思考才能被纠正，这种思考方式能使人类回到平凡的经验本身。

罗森茨威格“20世纪意义上捍卫宗教的战役”针对的包括黑格尔，尽管更近的目标是在整个19世纪占领了德国宗教思想的自由主义神学学派。由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人物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神学最初企图在新教与现代思想之间寻找和解，而黑格尔被证明是这项尝试过程中的盟友。黑格尔并不赞同宗教仅仅是迷信这类法国启蒙运动的观点，他也不相信宗教能被现代人对自然的征服所泯灭。他认为新教教义与现代国家其实在根本上可以和谐共处，而且即使在历史的终点，宗教仍能通过道德和公民教育调节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起到类似官僚体制的作用。由于19世纪主要的德国新教神学家们尚未从启蒙运动的袭击中恢复，他们愿意接受黑格尔框架下这种虽然有局限性却仍然安稳的立场。

虽然在今天看来很奇怪，但是19世纪的许多犹太思想家当时也在和基督教神学家追求相同的立场。19世纪之初德国犹太人的解放同时创造了一项新的知识学科，它不再受制于封闭而传统的拉比与犹太学校的世界，被称为“犹太教科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这项学科旨在改良犹太教并为其辩护。通过除去犹太教中阻碍犹太人进入现代尘世的神秘障碍，自由派犹太教期盼着对犹太民族进行启蒙，使它更容易地被笃信基督教的同胞们接受。黑格尔坚持认为，唯有最成熟的宗教体验——新教——才能与现代生活共存，而这在自由派犹太教的支持者们看来只是一个细节。一旦犹太教最基本的道德教义撇开迷信与传统的糟粕，被证明与新教教义在实质上是相符的，一旦现代犹太人成为现代国家全权的参政公民，一旦——正如赫尔曼·柯恩所诅咒的那样——德意志主义（deutschtum）与犹太教（judentum）之间的和谐得以发展，那么——自由派犹太教徒推论道——来自新教的歧视就会被遗忘，而犹太教也将屹立于现代的苍穹。

到了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神学在政治神学上的幻觉在多数深思熟虑的新教徒和犹太人看来已经显露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年轻的瑞士牧师卡尔·巴特写就了轰动一时的著作《罗马书》（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该书质疑了自由主义新教教义所代表的一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中产阶级文化、国家。巴特号召打破偶像，做出存在主义的抉择，放弃现代精神，接纳超历史的信仰——他的号召从此改造了新教思想。罗森茨威格在现代犹太思想中的地位堪比巴特在新教徒中的地位，虽然他们之间存在一项重要的差异。巴特认为返回圣保罗与新教改革者们的基本信仰既是必要也是可能的，但罗森茨威格从未考虑过在思想上返回任何形式的正统犹太教。在他看来——以及根据他所认为的他的所有同代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世纪以来的归化使犹太人在精神上衰退到了一定的地步，以至于他们不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犹太人，除非经历一些内部蜕变。罗森茨威格在1924年写道，现代犹太教育的问题就是要试图确保“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拥护国家的犹太人，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出于自卫、出于情感或忠诚而强调自己身份的犹太人，总之，所有19世纪所造就的带修饰词的犹太人如何才能在不给自身或犹太教带来危害的情况下成为犹太人。”由于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唯有“回归的纯粹性”（hygiene of return）才能彻底复兴犹太民族。

正是“回归”这一概念连接了罗森茨威格在两道战线上的战役——反抗历史的战役和捍卫宗教的战役。当近代哲学通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登峰造极时，它也切断了人与生活的联系，并将人与最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疏离开来。近代自由主义神学——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所做到的不只是疏远人和他的上帝，这上帝的要求已被降到做良好公民和体面的中产阶级的水平。如果人要回到他自身和上帝那里，如果他要重新学会完整意义上的生活，他必须经历某种治疗：不是通过在时间上回到过去，而是通过从时间中逃脱。这种疗法正是罗森茨威格的作品想要提供的。

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希望了解罗森茨威格的读者首先会转向他的鸿篇巨制——《救赎之星》。然而很少有人读完它，因为这部带有神秘色彩的七卷本作品并没有解释罗森茨威格想要治愈的初衷。一种更好的入手方法是查阅他为了把思想介绍给更广泛的公众而写的一本（从未发表的）小书，翻译成英语就是：understanding the sick and the healthy【1】。这是德国哲学散文中一篇短小精悍的杰作，既诙谐又深邃。这本书的创意在于，它被写成了一部由“专家”写给普通读者的医学报告，探讨一位病人如何得病并必须接受治疗——这里的疾病就是哲学本身。在躺上病榻以前，这位病人庸庸碌碌，时而对这对那抱有求知欲，但他最终决定将求知欲弃之一旁，继续生活中的常识性事务。但是有一天，他无法对自己的求知欲置之不理，于是愣是停在了轨道中央，任生活从他身边匆匆流过。此时，他无法再不假思索地使用“奶酪”之类的简单词语，而是开始思考：奶酪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呢？奶酪对于他变成了一种“客体”，而他则变成了“主体”，一窝哲学问题由此蜂拥而至。不久，这个可怜虫再也无法吃下奶酪或是任何其他东西。他的常识在一次中风中夭折，于是变成了残废。

这种病是否能被治愈？从斯多葛学派到蒙田直至维特根斯坦，西方哲学中的一支始终致力于——用治愈的词汇来说——将灵魂从无意义的具有破坏性的思辨中释放出来，从而回到生活本身。但罗森茨威格认为，这并不像把一只苍蝇引出瓶子那么简单。常识，正如未经反省的宗教信仰一样，一旦被挑战就会迷失，而一旦迷失就需要主动恢复。在他的故事里，治疗一开始，病人就被带上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前往疗养院外的乡村旅行。视野中横亘着三座不同的山峰，也就是罗森茨威格所称作的上帝、人、世界。当一名哲学家遇到这堆土石时，他的第一直觉便是掘入其中寻找它们的共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哲学家们声称这些山丘是完全因上帝生成的（泛神论）、完全由人生成的（唯心主义），或是完全由物质构成的（唯物主义），但是他们从未成功发现过第四种元素。罗森茨威格推断，这是因为第四种元素不存在：那里只存在三种元素。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当这位病人在从一座山峰移到另一座山峰时，他也重新完整地认识了这些元素。在第三周疗程结束时，他终于能够看清上帝、人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它们分别自给自足却又在整体存在中互相关联。一旦他意识到了这点，他便能重新运用日常的语言而不再去思索其背后的一切。作为康复过程的一部分，他被遣送回家并被安排着遵循严格的时间表，这与宗教日历类似的时间表让他能够在富有节律的一年周期中重新体验生活。病人的腿脚于是再次适应时光流转，开始活在当下的同时又能平静地面对死亡。苏格拉底相信唯有哲学能教会我们如何死亡，罗森茨威格的病人则通过净化自身的哲学欲望来面对必死的命运。

这是一个美丽的寓言。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罗森茨威格认为——至少对他而言——将人领出哲学传统的道路一定会通向犹太教？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向《救赎之星》——但我们的道路立即被阻断了。罗森茨威格的短篇作品是直截了当的、引人入胜的，就像一封封请柬，邀请人们回归常识，开始新的思考与生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救赎之星》一书则呈现出一套晦涩生僻的哲学体系，即便不是由19世纪的典型风格写成，至少也可称得上是在与旧时的大师攀比。在那个时代，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已经在哲学层面和写作风格层面纷纷与德国思辨体系的建构者决裂，罗森茨威格却要最后一次尝试超越黑格尔。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几个世代以来，这本书在哲学和宗教上真正的洞见始终被埋没在通神论-宇宙论的层层思索之中，被掩盖在了令人分神的新造词汇和罗森茨威格坚持认为能构筑“新思考”的，涉及思想、时间和语言的东拼西凑而成的琐碎概念里。然而，一旦人们能够勘透一位评论者所称的《救赎之星》“犹太神秘哲学似的符号堆积”，他们就一定能发现书中所蕴含的沉思，即思考一种既充分符合人类局限性又能对超越的体验（或“救赎”）保持开放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局限性与超越性的相互作用是《救赎之星》第二部分的主题。在此，罗森茨威格用“创造”、“启示”与“救赎”的词汇讲述了上帝、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了这些词汇特殊的含义。一切宗教，包括异教在内，都将世界与人类看作神的造物。罗森茨威格声称，将犹太教及随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的是如下事实：这个世界是无声且未完成的，除非通过人神之间的互惠活动来加速这一过程。上帝与人在启示的瞬间与彼此相遇并被彼此奇迹般地改造，正如这个世界。他们相遇的语言便是爱。在一篇对于《雅歌》的优美的解析中，罗森茨威格描述了一位活灵活现的上帝，他为了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开始关注他所造的一切，将爱浸润其中。人感受到自己是这爱的对象，于是被相应地改造，也允许通过语词真正地面对上帝。罗森茨威格说，所造的万物都有一个“导向”（orientation），而人则居于万物之上。

爱既有所启示，也渴望满足。用罗森茨威格的词汇说，爱渴望救赎，渴望完整地、完满地塑造上帝、人与世界。可是这救赎究竟会如何发生？正统基督教与犹太教将救赎安排在上帝所设想的时间尽头，而谢林与黑格尔等现代思想家们则想象着万物通过一项内在原则的运作趋于完美。罗森茨威格对于救赎的理解以独特甚至连贯的方式将正统与异教的概念融合在了一起。他接受正统教义中所说的，最终的救赎只能在时间以外发生，并且只能通过上帝，而不是某种贯串万物的不知名的世界精神来完成。但他同时也说，我们在此刻期盼救赎，为世界与我们自身最终可欲而不可求的清算做准备。在我们等待之际，爱在我们的共同生活和祈祷之间持续发挥作用。通过促成这种人类的互动，上帝也同时准备着他最终的救赎（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灵知主义的思想）。

正如罗森茨威格所评论的那样，救赎的教义乃异端之母。其中存在深刻的问题：如果救赎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便会受到诱惑把工作留给他来完成，而对我们自己的工作置之不理；然而，如果我们参与到这救赎的劳动中来，就会经受同样大的诱惑，认为我们能通过现世的活动救赎自身。罗森茨威格看到了隐藏在这些异端说法之下的某种智慧，并对此给出了天才般的解释。他暗示异端背后有两种互为补充但同时有效的生活方式，以让人在启示的前提下等待救赎。一种属于犹太教，另一种属于基督教。

《救赎之星》的第三部分，也是目前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一段惊人的关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社会学比较。[罗森茨威格将伊斯兰教贬为对启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的拙劣效仿。]他对基督教的描绘衍发于黑格尔，如果不是完全原创的话，至少也极富戏剧性。在罗森茨威格和黑格尔看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区分的神学标签就是对于上帝道成肉身为耶稣的信仰和对于上帝回归的期盼。可是，这一启示性的事件造成的后果就是将时间划分为三个时代：基督到来前的永久时代、随着基督的到来而开启的永恒的救赎时代以及基督教徒必须处在的眼前这个时代，罗森茨威格称之为“永恒之路”（“eternal way”）。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基督教是并且注定是一股推动历史的力量。

基督徒对启示和等待救赎的理解方式使他们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都成了一段旅行。基督徒总是在路上，从作为不信基督的人出生到接受洗礼，直到抵制诱惑，传播福音。基督教会也是一样，它将所有人视为兄弟，因此感到有义务使他们皈依，或在必要的情况下征服他们。罗森茨威格生动地描述道，由于信基督的人是永远的朝圣者，他是异化的，而且感到自己是分裂的，分裂于西格弗里德【2】与基督之间，因此从来无法安于现世。但是基督徒灵魂中的这种紧张关系是有效益的。由于基督教文化与自身的挣扎，它向前推动着历史的浪潮，推动它从远古进入中世纪的世界，随后进入新教的世纪，最后进入近代，基督教在此通过被世俗化的方式获得胜利。正是以这种形式，基督教在时间中的活动为救赎世界做了铺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黑格尔对基督徒命运的观点，而不是圣奥古斯丁的观点）。

根据罗森茨威格的观点，犹太教响应的是不同于基督教的召唤。早在基督教被启示之前，也是在其历史开始之前，犹太人作为唯一受到启示的民族，与上帝维系着不受时间影响的、面对面的关系。他们不需要中介人，因为已经与圣父有了直接的亲密往来；他们没有被寄予任何历史任务，因为已经处在了命中注定的状态。犹太人不会在时间中为救赎而努力，而是通过宗教日历以象征的形式期盼救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过上了永恒的生活。罗森茨威格写道，“犹太民族已经抵达了其他民族还在靠近的目标”，这意味着对于他们，历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不被包含在世界历史中的永恒民族才能无时无刻地将造物作为一个整体与救赎绑定在一起，尽管救赎尚未到来。”犹太人即使当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时，也始终在流亡——他们是历史的流亡者。

犹太人与其他人类的区分是通过神法与希伯来语来维系的，但捍卫它的最强有力的途径还是血缘。罗森茨威格关于犹太教是血缘宗教的言论会使一些读者感到尴尬，甚至连《救赎之星》的英文译者都对此稍加删节。但是，罗森茨威格想要表达的想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如果一个宗教群体要把握命运并保证与上帝发生直接、连续且永久的联系，那唯一的途径便是成为“血缘群体”（“blood-community”）。“一切不基于血缘的永恒，”罗森茨威格注意到，“就必须建立在意志与希望之上。只有建立在共同血脉之上的群体即使在今天仍能感受到永恒的承诺……身体的自然繁衍保证了它的永恒。”犹太人不像异教徒那样扎根于土地，也不像基督徒扎根于历史，他们扎根于自身，以此保障与上帝之间永恒的联系。基督徒规劝被他们视作兄弟的陌生人皈依，以此来为自己的信仰做证，而犹太人则通过生生繁衍来见证自身的信仰，他们通过身体说出“那里要有犹太人”的信念，更新着过去与未来世代间的契约。这并不意味着在道德层面上，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困境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的关注源于对上帝和彼此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一个叫作人类的抽象概念的忠诚。

也许《救赎之星》中最具想象力的笔墨被花在了对犹太宗教日历的分析上，罗森茨威格在其中看到了一套无限丰富的礼仪，通过象征意义构筑了犹太人如何体验创造、启示与救赎。在安息日的结构中，在从逾越节到住棚节的家庭节庆中，在从犹太新年到赎罪日的集体节日，他看到了一出出神圣的戏剧。人类生存的整个周期都被发现在每一年的犹太生活中得到了复制。这是犹太教的常识——犹太教作为上帝、人与世界之间依然存在的、传统哲学所无法理解的联系。

然而，这常识也涉及一定的代价。那就是，犹太人作为神法在人间的承载者，必须放弃政治的一生。罗森茨威格紧随黑格尔，认为法律是习俗与理性在时间中发展而形成的结合体，而国家是法律的实体表现。既然犹太人认为神法无可改变（如果它同时可以被无限度地诠释），这就意味着——根据罗森茨威格的看法——犹太国家不可能存在，而任何建国的弥赛亚式的尝试都是盲目崇拜偶像的表现。“国家，”他写道，“象征着一种在时间的局限之内赋予民族以永久性的尝试。”这使国家成了已经获得永恒的民族的宿敌。犹太人绝对不能严肃对待政治，尤其是战争。他们是先知的民族，也许在某些场合是幻想乌托邦的民族，但绝对不是政治家与将领的民族。由于他们在超验的层面上被历史放逐，于是天生没有国度。罗森茨威格显然不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因此，有两个民族在等待最终的救赎。作为个体的基督徒注重精神的重生，因此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在做决定的十字路口；作为族群，基督徒以未来为导向，将他们的信息照耀进异教徒所处的黑暗，并从那里汲取光亮。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作为连接上下几世的纽带承前启后，他们的重生以集体的形式发生在繁衍的瞬间，守护关于过去的记忆的瞬间，以及内化他们的精神性的存在的时刻。沙文主义的语气时而出现在《救赎之星》的字里行间，因为罗森茨威格对比了犹太教徒生活中心理和社会层面上的和谐与基督教创造性的毁灭中根深蒂固的自我异化。但是最终，他还是将基督教与犹太教看作两种相辅相成的生活方式，扮演着救赎经济中各自的角色。

罗森茨威格所说的相辅相成并不意味着犹太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基督教才能成全自身。犹太教并不需要基督教，然而这个世界是需要的。早在1913年，罗森茨威格放弃皈依基督教后不久，他表示犹太教“将世间的工作留给了基督教会，认教会为任何时刻对所有异教徒的拯救之所”。犹太教徒无须劝人皈依，但基督徒劝人皈依是好的。另一方面，基督教需要犹太教才能实现这一功能：在基督徒忙于规劝外部的异教徒皈依的同时，犹太教的典范有助于他们牵制内部的尚未被基督化的人。“如果基督徒没有犹太人的支持，”罗森茨威格断定，“他就会迷失方向。”基督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憎恨犹太人，说他们傲慢又古板。犹太教的存在本身，以及犹太教声称已经体验过永恒的事实都使得仍在朝圣的基督徒们感到羞愧，出于自怨自艾和对自身尚未被基督化的的缺陷的厌恶，他们成了反犹人士。

罗森茨威格不是一位试图跨越宗教之间隔阂的空想家。他知道，犹太人与基督徒如果想要严肃地对待自己，就永远无法在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上帝“在这两者间立下永恒的敌意，”他在书中这么写，也曾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我们使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请相信我，我们会再次这么做，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会。”然而智慧的上帝却将这两种宗教束缚在一起，直到时间尽头。犹太教与基督教是人类感受启示和救赎的两种不完美的途径，因为他们终究是属于人类的途径。罗森茨威格把犹太人比作能看到光却无法在时间维度上生活在其中的民族，而基督徒生活在一片光亮的世界却见不到光本身。关于上帝、人与世界的全部真理——无论这项真理是什么——同时蒙蔽了这两个族群。正是通过两者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犹太教与基督教才能找到共同的基础。

《救赎之星》的最后一句言简意赅：“ins leben”——“进入生活”。这句话最终就是全书治疗的目标：为读者摆脱“旧思考”的幻觉而做准备，帮助他们完全进入罗森茨威格所说的das nichtmehrbuch——“不再之书”（no-longer-book），也就是生活本身。这对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也再清楚不过：这意味着接受自身作为历史民族的命运，学着把现代世俗化的世界看作基督教启示的神圣果实，而不是——像巴特所认为的——蛇的禁果。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意味着不再将历史视为寻找救赎或一时满足的场所。他们会生活在与历史的联系中，但仅仅是在如下意义上：每个犹太节日都重演着古老的戏剧，它们关乎永恒，而不是时间。

罗森茨威格的怀旧把犹太的过去化为了超验的理想，而不是通过返回过去得以复辟的国家。这是个壮丽的理想，却浸润在悲怆之中。因为在罗森茨威格死后的几年，政治形势就盯上了欧洲的犹太人，还封堵了一切出口。这使他们走投无路，只有重新跃入历史的洪流，自古以来第一次试图夺回自己的命运。对于大屠杀之后的犹太民族，在当下建造未来就必然成了“生活”（das leben）。永恒必将等待。

【1】该书德文标题——das büchlein vom gesunden und kranken menschenverstand——包含了难以翻译成英语的文字游戏。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 在字面上可以被译为“健康的人类理解力”，但实际上是“常识”的意思。通过这个标题，罗森茨威格想要对比常识与一种难以名状的思想弊病。能够表现这一对比的一种笨拙的译法是《常识与不健康思想手册》（“thebooklet on common sense and unhealthy thought”）。——作者注

【2】西格弗里德：在古老的犹太神秘主义释经传统中象征人类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