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的时代的气。”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2015年1月7日的早晨，两位法籍穆斯林恐怖分子赛义德（saïd）与谢里夫·库阿奇（chérif kouachi）混入讽刺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巴黎办公室，刺杀了十二人。逃跑之前，他们疾呼自己是在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以对付这份报纸几年来所刊登的具有侮辱性的漫画。次日清晨，一名年轻的女警死于枪击，枪手正是两人的共犯，极端穆斯林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枪击地点是巴黎城郊一所犹太学校外的大街。1月9日，库利巴利全副武装闯进巴黎一家犹太食品超市，当场杀死四位顾客，并将其余人劫持为人质。当天下午，警方同时围攻了这家超市和库阿奇兄弟在巴黎东北的藏身之所，一举歼灭了三名恐怖分子。星期天，也就是1月11日，以悼念遇害者的名义开展的示威席卷整个法国，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与四十四位国家领导人并肩走向巴黎街头。

这场杀戮所激起的恐怖甚于震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法国人的视野里至少已经停留了两年。2012年，一名恐怖分子先后在法国西南部刺杀了三名穆斯林法国士兵和一所犹太学校中的一位老师以及三名学生。整个2014年，法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叙利亚发动“圣战”的故事时有传闻：截至年底，其总人数已远超一千，其中很大部分是刚刚皈依的教徒，还有惊人数量的年轻女孩子。时至秋日，法籍“圣战主义者”参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执行死刑的视频浮出水面，10月又见一段在阿尔及利亚斩首法国山岭导游的视频。1月连环袭击前的两周，曾出现三起情绪激动的穆斯林男子试图杀人的事件，他们口中高喊“真主万岁”（allahu akbar）——一名凶手用匕首袭击了三名警察，另两名则在邻近的城市驱车冲入人潮涌动的圣诞集市。鉴于这一系列现象，1月的事件之后人们很容易发现此事“早有预兆”，因此，也一定有人必须为忽视这些预兆受到惩处。

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并未让人大吃一惊。1989年，三名虔诚的穆斯林女孩由于拒绝在法国的学校里脱下头巾而被停学，此后，一场关于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中地位的文化战役就始终沸腾不息。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独立事件——学校提供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食物，居住区工程中爆发骚乱，清真寺或犹太教会堂遭到袭击，右翼党派国民阵线赢得地方竞选——再次引起矛盾。巴黎大屠杀再次深重地激化了这一矛盾。随后激烈的公共辩论也并不陌生。左派记者与政治家急于宣称此次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并警告人们不要责备法国失败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受害者。右派评论家则指责前者忽视眼前政治伊斯兰主义、移民问题和文化多元主义所带来的危险。

可是随即就有人发出了新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右派，一致带有预测世界历史进程的先知般的语气，而不只是针对不久的过去。他们声称，要理解眼前的危机就必须返回遥远的过去——回到两次世界大战，回到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兴衰，回到拿破仑，回到法国大革命，甚至回到启蒙运动或中世纪。偏顾这项或那项政府政策、这项或那项改革就会忽视整场灾难的规模。我们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才是现实的真相。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只是具有灾难性的政治或文化错误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这些错误致使法国，也许是整个西方文明，在很久以前走上了通往劫难之路。如今，算账的时刻已经到来。

如此呼声在法国销声匿迹已有一些时日。文化上的绝望感曾经是一项重要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其中人物包括19世纪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等法国最重要的作家和之后20世纪的莫里斯·巴莱斯（maur barrès）和席琳（céline）。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思想流派由于和法西斯主义与大屠杀的联系而被钉在耻辱柱上。法国作家仍然被允许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但绝不能是一名反动人士，尤其不能是一名用历史理论谴责他人眼中现代进步的反动人士。如今这却是被允许的。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法国经历了令众人不快的变革，左倾知识分子或中间派的政治家无力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对付这样的顾虑。新兴的反动人士从中察觉到了机遇，如今他们发现公众在读他们的书时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从误解中解脱出来的畅快感。2015年1月的重大事件之后，正是这类作家中的两位吸引了数万名法国读者的注意力，并成了他们赖以理解这一事件的依据。

一位是记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在巴黎袭击的几周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国的自杀》（le suicide français）的书，描绘了一幅宏大的、灾难性的法国衰落的图景，法籍穆斯林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该书成为2014年销量排名第二的畅销书，也是最备受议论的作品。泽穆尔针对伊斯兰教的煽动性言论为他招致了死亡威胁，大屠杀之后法国政府立即将他纳入警方的保护。另一位人物，也是更重要的一位，是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法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最新的小说——出于命运诡异的安排——在《查理周刊》谋杀事件发生当日的早晨出版，该书围绕着一个伊斯兰政党展开，该党在不久的将来于法国掌权，书中还包括了关于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衰落如何为这一重大事件做铺垫的思考。维勒贝克给这本书取了个直率得令人咋舌的标题——《臣服》【2】。虽然这本书在大屠杀发生前的几小时才上架，社会党主席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在袭击后的首次访谈中已然感到了谴责这位作者的必要，他说“法国不是维勒贝克。她不是狭隘、仇恨与恐惧”。维勒贝克成了仇恨的对象，就像泽穆尔一样，他也需要接受警方的全天候监护。

恐怖袭击发生时，我恰好住在巴黎写作本书。袭击发生后的几周内，我通过《纽约书评》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该事件的文章，包括一篇有关泽穆尔的以及另一篇有关维勒贝克的文章。此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当代作家或人物与我在本书前几章探讨的人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我对所刊原文略作修改并将其放入书中，以在一定程度上传达那一刻的危急，并提醒人们——历史神话推动政治行为的力量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消亡。

自杀

与其说埃里克·泽穆尔是一名记者或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种媒介，当下的政治激情通过他得以名状。身为北非犹太人之子，他起初为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撰写社论，随后开始在电视广播上露面，发表机智且出人意料的时事评论。尽管他明显属于右派，却更像一个新生的友好声音，一名伏尔泰般的哗众取宠者（épateur），以崭新的麦克卢汉【3】风格登场出现。到了2014年，泽穆尔已面目全非。他已然化身全能的耶利米，日以继夜地通过一切现存的媒体以电波形式播报着相同的信息：“醒来吧，法兰西！有人背叛了你们，而你们的国家正被从你们手中窃走！”然而，他并不是国民阵线【4】所吸引的那一类会进行暗杀的民粹主义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文质彬彬，身手轻盈，是一名快乐的勇士，即使在宣布坏消息时也不会提高嗓门。《法国的自杀》中就充满了这般坏消息。

这本书成功碾压了它的对手。书中共有七十九个短章，每一章都集中关注一个意在标志法国衰落的日子。泽穆尔没有将它们串成一段连续的叙事，甚至都没有试图解释这些日子之间如何产生关联。这种关联要由读者来感受——作者明显是一位情感大师。虽然回顾法兰西苦路上的这么多驿站【5】听起来就令人难受，但是这本书能被人接受正印证了他作为写手的高超和作为辩手的狡猾。

劫难，尤其是被背叛的劫难排成了一张长长的列表：使用避孕措施、放弃金本位制、语言规范、加入共同市场、无责任离婚、后结构主义、将重要产业去国有化、流产、欧元、穆斯林与犹太社群主义、性别研究、屈服于美国在北约中的力量、屈服于德国在欧盟中的力量、在学校里屈服于穆斯林的力量、在餐馆中禁烟、废除征兵制度、激进的反种族主义、捍卫非法移民的法律，以及在学校里引进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食物。叛徒排成的列表没有这么长，但也依然多样：女权主义者、左翼记者与教授、新自由主义商人、反新自由主义的活动家、懦弱的政客、教育机构、欧洲官僚，甚至职业足球队的裁判——因为他们没能掌控自己的球员。

有些章节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就是hallucinants——精神错乱的。在有关维希【6】（vichy）的章节中，泽穆尔声称通敌卖国的政府实际上是在试图拯救法籍犹太人，这使他听起来像个纯粹的怪人。但是在其他章节中，他得分真的够高，因此有同情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倾向于跟着他走进可疑的地带。他不是那种会斩钉截铁地宣布“这就是我的立场，除此我无能为力”的煽动家。他更为变通，时常更新立场与论点，就像一张网页，频繁刷新着事实和幻想。这为他的评论者设置了一个陷阱，而他们毅然决然地跳了进去。评论者们不满足于揭露泽穆尔的夸张和捏造，他们的直觉——法国左派自国民阵线统治的时期以来就很深刻的直觉——是谴责一切右派人士所说的话，以让敌人感到不适。这些评论者的思考方式是：如果埃里克·泽穆尔在四点说现在是四点，我们的义务就是说现在是三点。这种做法保证了泽穆尔能够在一天内两次对自己的同情者声称：“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简单说来，泽穆尔的观点如此“兼容并包”，以至于无法被贴上标签或被忽视。它们有时令人惊奇。正如法国右派的所有人一样，他自称是爱国者，怀念法国过去的辉煌，而每当他引用戴高乐的演讲或追述拿破仑的胜利时，他就像带上了帝王的色彩。但在叛徒列表上位居高位的是法国的商业阶层。他斥责首席执行官们将工作外包，并在城市远郊散播了零售店，有效地灭杀了小镇和乡村原有的商业，乡镇的街道由此冷清，空留下少年罪犯。他指控银行家和金融家推行全欧整合方案并放弃法郎，于是背叛了工人和国家。他对欧元纸币上的图案缺乏历史或地理含义的事实大做文章，正如其他人也注意到的那样。纸币上只能看到无始无终的桥，以及各种腾空的建筑元素——这巧妙地隐喻了欧洲民族国家的经历。大革命曾经赋予法国自由决定自身集体性命运的权利，如今这已被布鲁塞尔颠覆。“过去的贵族欧洲与现代的技术官僚寡头制终于开始报复顽固不化的法国人。”

类似的论点也出现在如今遍布法国书店的左翼反全球化的手册上。但泽穆尔把它们糅进了更为本土主义的右翼论点之中，比如在他针对60年代的一代人的抨击中，他批评他们促进了极端女权主义和移民，他认为两者是有联系的。自普法战争的失败以来——泽穆尔将其归因于文化与体质上的弱势——法国人就始终为他们的生育率感到纠结。如今法国的生育率根据欧盟标准已相对较高，虽然政府拒绝采集有关种族的数据，但看来生育率是由北非和中非移民的“血统”支撑着的。这成了激进右派所纠结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刊物中充斥着对“大置换”（grand remplacement）的预测，预测法国将由于人口停滞悄然转化为一座穆斯林国家。泽穆尔从未提及这一理论，但明显对其抱有同情。他暗示说，由于女权主义，白人女性的子宫已经萎缩。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多子多孙的移民被准许继续涌入。这再次说明了法国穆斯林为什么应当被视为——用他喜欢的语言来说——“一个民族的人民”（un peuple dans le peuple）。这曾是欧洲反犹主义的常见主题，如今被改编用来应对眼前的危险。

多元主义在法语中的词汇是“antiracisme”【7】，该词的历史与左派的发展和衰亡密不可分。先前在1968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和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长久以来一直坚称，左翼活动家在20世纪70年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背弃传统工人阶级，转向身份政治。被抛弃之后的工人倒向了国民阵线，从而接纳了它的仇外心理；作为回应，左派形成了为移民辩护的组织，阻挡一切对其穆斯林文化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法国的经典形象是一个有能力并且有义务使所有农民和移民成为平等公民的国家，如今这一形象被一种种族主义的国家形象取代了，它在压榨完海外殖民地后，又将农民与移民囚禁于祖国的底层。根据泽穆尔的说法，如今，以上这种“反种族主义”已成为主流政治的核心教条，并阻碍了把拥有移民背景的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的意愿，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穆斯林青年则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可事实上泽穆尔根本不在乎他的穆斯林同胞，这一点在《法国的自杀》中逐渐明显地体现出来。泽穆尔对他们抱有轻蔑的态度——并希望他的读者也这样想。指出反种族主义将移民视为被害者的说辞使得法国人对原教旨伊斯兰教派在城市贫困地区造成的实际威胁视而不见，是一回事；但像泽穆尔那样，径直忽视贫困、种族隔离与失业造成的严重后果，忽略它们会使那里的人们感到绝望、孤立、愤怒并无视对国家的忠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促成这一情况的政策，以及经过修改后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一情况的政策不胜枚举。法国可以在改进政策的同时保持街道的警戒，维持教室里的权威，并传授世俗化、民主与公共义务等共和国的价值——人们以为泽穆尔会认同这些。其实，对于像他这样的煽动家而言，重要的是要说服读者相信法国已病入膏肓、叛徒数不胜数、穆斯林太过无望以至于任何综合措施都不会有效。沿用他的自杀比喻，制定措施就好比为一名已经奄奄一息的人设计一套运动养生法。书的最后一页写道，“法国正在死亡，法国已经死亡”。最后一章并没有涉及怎样才能使它复兴。他将此留给了想象力非常活跃的读者。

成功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着特定的发展轨迹。他们首先萌生于狭小的圈子里，圈中的拥护者都有着相同的执念和原则，并将自身看作被孤立在荒野的声音。但为了达到政治效果，这些群体必须学会合作。对于抱有执念和坚守原则的人来说，合作是一件难事，因此在政治圈的边缘总是会发现争吵不止的小帮派。可是，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要真正重塑政治就必须不再是一套原则，而是变成一种更加模糊的观念，一种能够被新的信息与事件不断强化的观念。当从古到今的每一次事件都被解释为在肯定一种意识形态时，你就知道它真正成熟了。如今，法国右派在泽穆尔的帮助下正在这条轨道上前行。《法国的自杀》给了读者一系列共同的敌人，它为他们的罪行提供了日历；它确认了一种怀疑，即所有这些罪行之间必定存在联系；它在读者心中勾起了愤怒的绝望——在当代政治中，绝望远比希望有力得多。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国家正努力面对近期历史上最深重的悲剧和挑战之际。

没错，《法国的自杀》的出版确实正逢其时——至少对作者而言。对于这个国家，其实并非如此。

臣服

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臣服》命遭不测。2014年秋天埃里克·泽穆尔的哗众取宠之作（succès de scandale）注定了《臣服》将受到严格的审查。造成这一后果的还有维勒贝克在之前的小说和公开言论中对伊斯兰教所做出的批判性言论，其中一条言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庭审。可是，这本书在《查理周刊》屠杀事件发生的当天问世，这一令人惊异而无法想象的事实意味着现在人们将会透过当下时事的滤镜来阅读《臣服》。法国人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领略到《臣服》的古怪。

维勒贝克塑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反乌托邦式的皈依故事。《臣服》不像有些人所预想的那样是有关武装叛变的故事，小说中也没有人表达对穆斯林的仇恨或怜悯。在一定层面上，它仅仅关乎一个人如何在痛苦与淡漠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向麦加【8】跋涉。然而在另一层面上，它关乎一个文明，在几个世纪以来内部信仰几乎不可察觉地渐渐干涸之后，这个文明也正和主人公做着同样的事。泽穆尔的《法国的自杀》为文明衰落体的文学做出了微薄的贡献，这类文学通常语气傲慢，令人窒息。《臣服》绝不是这样。书中甚至没有戏剧性事件——没有信仰大军间的冲突，没有殉道，没有最终的大火。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如维勒贝克所有虚构文学中的那样。人们听到的唯有结尾处令人心寒的释然一叹。往者已逝，看啊，来者已近。管他呢。

弗朗索瓦（françois），也就是《臣服》的主人公，是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位中级文学教授，他专攻符号主义小说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k. huysmans）的作品。和维勒贝克笔下所有的主人公一样，他是un pauvre type，一个失败者。弗朗索瓦独自居住在摩登公寓楼里，在大学教书却没有朋友，回到家只是为了速冻晚饭、电视机和成人电影。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成功搭讪到一名学生，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但最终往往是女孩在暑假里发来一封简短的分手信，信件的开头总是“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毫无头绪。他不明白学生们为什么如此急于致富，记者和政客为什么如此空洞，或者为什么所有人，正如他自己一样，如此孤独。他相信“只有文学能带给你与另一个人类灵魂接触的感动”，可是没有人在乎这些。他曾经的女朋友米莉安（myriam）真心爱他，可他却没能做出回应，当她终于离开他回到父母身边，由于觉得法国不安全而移居以色列时，他所能想到的话只有：“对我而言，不存在以色列。”即使是妓女，尽管能带来很好的性生活，也只是进一步加重他的困境。

我们来到了2022年，一场总统大选即将举行。所有熟知内情的人都将赌注下给了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赌她能赢得初选，这迫使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阻挡她的攻势。从中出现的黑马是一个新生的、温和的穆斯林党派，这个名叫“穆斯林兄弟会”的党派已经吸引了大约五分之一的选民，几乎和社会党不分高下。该党的创始人及主席穆罕默德·本·阿贝（muhammed ben abbes）是一个和善的人，在社会事务上赞同他保守立场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与他相谈甚欢，商业团体也由于他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他相处友好。从教皇开始，外国元首也纷纷送来祝福。鉴于目前穆斯林仅占法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这样的党派在十年之内获得话语权的设想不太可信。但维勒贝克的思想实验确实基于一些真知灼见：由于右派目前想要遣返穆斯林，保守主义政客往往歧视他们，而社会党人士尽管张开怀抱欢迎他们，却想要强迫他们接受同性恋婚姻，目前确实没有一个党派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弗朗索瓦对自己身边酝酿着的戏剧性事件后知后觉。他对极端右翼本土主义群体（这在法国确实存在）和携带武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有所耳闻，但是由于担心在文化多元主义泛滥的舆论中激起波浪，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在一场鸡尾酒会上，他明明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人们却只是假装没有注意到并纷纷找借口离开，于是他也离开了。不出意料的是，勒庞确实赢得了总统初选，而社会党或保守派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来击败她。因此他们决定在终选阶段转而支持本·阿贝，凭借着微弱的得票优势，法国选举出了它的第一位穆斯林总统。本·阿贝决定让各党派分管各个部门，只是将教育部长的职务留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党联盟中的其他伙伴不同，本·阿贝仍然懂得，一个国家能被教室中发生的事所改变。

起初，除了学校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观。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弗朗索瓦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从女性的穿着开始。尽管政府并没有颁布着装要求，他发现街上的短裙和连衣裙越来越少，而有袋的裤子和衬衫等能遮住身体轮廓的着装则日益增多。看来非穆斯林裔的女性也采纳了这种风格来逃脱维勒贝克在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中描述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性交易市场。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下降，随着女性利用新颁布的家庭津贴照料孩子并逐渐离开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也随之下跌。弗朗索瓦以为，他正在目睹一种新型社会模式的诞生，启发这一模式的是一种他不甚了解的宗教，他想象处在这一宗教核心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男性拥有多个妻子用于性生活、养育孩子和维护感情；每一位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后经历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却永远不需要担心被抛弃。她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孩子，孩子们拥有众多兄弟姐妹并感受着来自父母的爱，父母之间永远不会离婚。离群索居的弗朗索瓦已经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于是他面对这一景象深受触动。他的幻想（或许也是维勒贝克的幻想）并不是殖民一般的妻妾成群。它其实更接近心理学家所谓的“名门幻想”。

大学里俨然是另一番景象。“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之后，弗朗索瓦与其他非穆斯林裔的教师都被要求提前退休并且可以获得全额养老金。教师们对钱的数额感到满意，出于漠然或恐惧，他们并没有抗议。一轮金色的新月被安置在了索邦大学校门的上方，成排的麦加清真寺的照片点缀着一度朴实无华的大学办公室墙面，如今这些办公室都由海湾酋长出资重建。弗朗索瓦暗自思忖，索邦大学回到了它的中世纪之根，回到了阿贝拉尔和爱洛伊丝【9】的时代。新上任的大学校长取代了之前统管索邦的专攻性别研究的女教授，并试图将弗朗索瓦召回大学从事薪水翻三番的更高级的工作，只要他愿意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弗朗索瓦委婉地拒绝了。

他其实正心不在焉。自从米莉安离开以来，他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独自度过了又一个新年之后，他突然在一天夜里开始抽泣，似乎没有来由，却又无法止息。之后不久，明显是出于研究目的，他决定在法国南部的本笃会寺院中待一段时间，他的英雄于斯曼就曾经放弃巴黎的灯红酒绿在此皈依了神秘派的天主教，并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维勒贝克坦言，这部小说最初大致脱胎于斯曼本人的事迹，意在描写一个人的挣扎，讲述他如何在享尽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之后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本书原本题为“皈依”（la conversion），伊斯兰教也没有在其中露面。但是维勒贝克终究无法使天主教奏效，而弗朗索瓦在寺院中的经历听起来与维勒贝克作为一名作家的经历相类似，虽然带上了喜剧的调子。他在寺院里只待了两天，因为他发现布道内容很天真，性生活是禁忌，而且他们不允许他抽烟。

于是他奔赴法国西南部的罗卡马杜小镇，中世纪的朝圣者曾经来到这座“信仰之城”，朝拜安放在方形教堂前的黑圣母像。不知为何，弗朗索瓦被圣母像深深吸引，再三前来膜拜，直到有一刻：

我觉得我的个性正在溶解……我处在一个奇怪的状态。圣母看起来正从她的基座上升起，在空中渐渐膨胀。她怀中的耶稣仿佛随时会从中抽身，我觉得他只要举起右臂就能毁灭一切异教徒和崇拜者，而世界的钥匙也将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可是当这一切结束时，弗朗索瓦只是把它归咎于低血糖，于是返回酒店吃了些法式油封鸭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他再也无法记起前一天发生的事。呆坐了半小时之后，他得了感冒，于是回到车里准备回家。到家时他发现了一封信，他从信中得知关系疏远的母亲已经在他离家时孤独去世，被葬在了一座贫民公墓。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弗朗索瓦撞见了大学校长罗伯特·雷迪格（robert rediger），并最终接受了谈话的邀请。雷迪格的形象超乎寻常——一部分是魔鬼梅菲斯托【10】，一部分是宗教大法官【11】，另有一部分是皮鞋销售员。他的话在心理层面上机灵至极却又浅显易懂。雷迪格这个名字是一个惊悚的玩笑：它影射的是罗伯特·雷德克（robert redeker），这位法国哲学教授收到了不少可信的死亡威胁，原因是2006年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伊斯兰教称为仇恨、暴力与蒙昧的宗教——从此以后，他长期生活在警方保护之中。雷迪格校长恰恰是他的反面：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曾写书强词夺理地捍卫伊斯兰教条，并通过溜须拍马和招权纳贿在学术界飞黄腾达。最终，正是他的犬儒主义使弗朗索瓦的皈依成为可能。

为了设置陷阱，雷迪格以一番告白开场。原来在学生时代他曾经是一个极端右翼天主教徒，尽管他大多数时间在阅读尼采而不是神父的作品。世俗化的人本主义欧洲令他感到恶心。20世纪50年代，欧洲由于意志薄弱放弃了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又催生了堕落的文化，告诉人们追求个人享乐，而不教导他们承担义务去维护常常参加礼拜的大家庭。由于无法繁衍，欧洲由此对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大规模阿拉伯和非洲裔移民打开了大门，如今法国乡镇的街道看上去像穆斯林国家的露天集市。将这些人融入进来的计划从来不在算盘之中，伊斯兰教也不会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在信奉无神论的共和国的学校里。他以为，如果欧洲尚能东山再起，就必须赶走这些异教徒并回归真正的天主教信仰。

但是，与信奉天主教的排外者相比，雷迪格将这种想法更推进了一步。他忽然意识到伊斯兰教主义者所传递的信息和他自己的有多么相似。他们和他一样，将朴素而充满无条件虔诚的生活视为理想，并憎恨现代文化和造成它的启蒙运动。他们相信家庭内部的阶级，相信妻儿们应该服侍父上。他们，正像他一样，憎恨差异——尤其是意见的差异——并将种族同一和高生育率视作文明健康的象征。暴力的爱欲令他们颤抖。唯一将他与他们区分开的就是他们在毯子上祷告，而他在神坛边祷告。然而雷德格反思得越深，他就越发觉得自己必须承认：实际上，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根据什么重要的标准，后基督教的欧洲正在走向衰亡，而伊斯兰文明却风华正茂。如果欧洲尚有将来，那必将是伊斯兰教的将来。

因此雷迪格转向了胜利的一方。“穆斯林兄弟会”的凯旋也证明了他这样做是明智的。正如一名前情报机关的伊斯兰专家告诉弗朗索瓦的那样，本·阿贝并不是一位幻想在勒旺的沙地上重建旧时哈里发帝国的激进伊斯兰教主义者。他是一位现代欧洲人，却又没有现代欧洲人的缺陷，因此他大获成功。他的抱负与奥古斯都大帝如出一辙：再次统一欧洲大陆，反攻北非，打造令人敬畏的文化与经济势力。继查理曼大帝与拿破仑（以及希特勒）之后，本·阿贝将因成为欧洲第一位和平征服者而被载入史册。罗马帝国延续了几个世纪，基督教帝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在遥远的将来，历史学家们将会发现欧洲的现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两世纪长的偏差，淹没在以宗教为根基的文明永恒的跌宕起伏之中。

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斯宾格勒式的预言并没有给弗朗索瓦带来触动；他关心的事朴实无华，比如他是否可以选择妻子。然而，仍旧有些什么使他不愿臣服。至于雷迪格，在一边啜饮着上等默尔索干白葡萄酒，一边任由他穿着hello kitty服装的十五岁妻子（三位之一）送来零嘴的间歇，他开始了绝杀。随着禁乐在背景中响起，他开始——以机智的维勒贝克式的手法——借用多米尼克·奥利（dominique aury）的受虐狂小说《o的故事》来为《古兰经》辩护。他告诉弗朗索瓦，《o的故事》所传递的教益与圣书别无二致，那就是“只有在彻底的臣服中才能企及人类幸福的巅峰”，孩子对家长的臣服、女人对男人的臣服、人对神的臣服。作为回报，人们会得到光辉灿烂的一生。由于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并不将人类视作处在与天堂截然不同的堕落世界中的朝圣者，因此也不会有逃脱或重塑这个世界的需求。《古兰经》是一首浩渺的神秘主义诗歌，歌颂着创造我们所处的这个完美世界的上帝，教会我们如何在顺从中获得幸福。而自由无非是不幸的另一种表达。

于是弗朗索瓦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并决定在巴黎大清真寺参加他以为会简短朴素的仪式。他不悲不喜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感到释然，正如想象中他仰慕的于斯曼在皈依天主教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事情终究会有起色。他会拥有他的妻子们，因此再也不用为爱情和性生活操心；他会得到母亲般的关怀。虽然孩子们可能需要他适应一下，但是他会学着爱他们，而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爱他们的父亲。放弃饮酒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至少他还可以抽烟和做爱。所以为什么不呢？他的生活精疲力竭，就像欧洲的生命一样。是时候接受新生活了——任何新的生活。

文化悲观主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在欧洲源远流长。赫西俄德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老加图（cato the elder）指责希腊哲学腐化年轻人；圣奥古斯丁揭露了致使罗马崩塌的异教徒的堕落；新教改革者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大灾难时期；法国皇权主义者谴责卢梭和伏尔泰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几乎所有人都指责尼采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臣服》是延续这一欧洲传统的经典小说，可以与托马斯·曼的《魔山》和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相提并论。三者之间的比较会给人一些启发。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目睹了一座他们并不在乎的文明的坍塌，而这些文明的衰落致使他们如断根浮萍般漂泊不定。曼笔下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穆齐尔笔下的乌尔里希纷纷深陷历史的陷阱，无法通过除了超验之外的任何途径逃脱。在瑞士的疗养院里聆听了关于自由和服从的永无休止的辩论之后，汉斯与一位患上肺结核的贝雅特丽齐【12】相爱，并在雪中迷路时经历了一段神秘的体验。乌尔里希是个玩世不恭的旁观者，观察着僵化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直到他关系疏远的妹妹重新进入他的生活，此后他开始收到来自同样神秘的人的“另一种境况”的暗号。维勒贝克为弗朗索瓦截断了这条垂直逃脱的路线，弗朗索瓦在罗卡马杜的经历读上去像是在戏仿汉斯和乌尔里希的顿悟——一个即将降临的悲喜剧式的失败。此时能做的唯有臣服于历史这一盲目的力量。

维勒贝克希望我们将现代欧洲的崩塌和穆斯林欧洲的兴起视为一场悲剧，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意味着终结，”他告诉一位采访者，“毕竟算得上是一座古老文明的终结。”尽管如此，这并不见得使伊斯兰教——至少在小说中——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现实的宗教。这不是非穆斯林裔知识分子所想象的能与天主教会形成类比的伊斯兰教（就像在如今的法国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能和与世无争的新教信仰形成类比的伊斯兰教（比如在当今的北欧和美国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的伊斯兰教是一股外来的、以扩张为天性的社会力量的缩影。它可以不引起硝烟，但是对于妥协或拓宽人类自由的边界并不感兴趣。它想要塑造更好的人类，而不是更自由的人类。

维勒贝克的评论者历来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反穆斯林的性质，因为他们不假思索地以为个人自由是最高的人类价值——并坚信伊斯兰传统会同意他们的想法。其实并不，维勒贝克也不会同意。无论维勒贝克怎么想，《臣服》并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它是一种载体，用以表达欧洲人一种循环往复的担忧，即自由——针对传统和权威的自由，用以追求个人目的的自由——最终会无可避免地造成毁灭。

维勒贝克的突破之作《基本粒子》（the elementary particles）关乎一对兄弟，两人在被自恋的嬉皮士父母抛弃后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父母是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缩影。但是，随着每一部新小说的诞生而越发明显的是，维勒贝克认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点要早得多。如今他认为，我们的问题是随着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社会之有机完整性的抨击以及对技术进步的盲目推崇而开始的。维勒贝克投射在伊斯兰教上的特质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宗教右派投射到前现代基督教王国的特质并无二致：牢固的家庭、道德教育、社会秩序、场所意识、有意义的死亡，以及——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文化的自我传承意识。他展示了在某些人身上真实存在的想法，这些人——从极端右派的本土主义者到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憎恨现实并幻想着回到过去，重建他们所以为的丢失了的一切。维勒贝克笔下的所有角色都在试图逃避，通常是在性生活中，如今是在宗教问题上。他的第四部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被设定在非常遥远的未来，那时生物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在生活无法忍受之际选择自杀，然后被重塑成一名没有先前记忆的克隆人。在维勒贝克看来，似乎那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没有记忆的不朽。2022年的欧洲需要找到逃脱现实的另一种途径，而这枚克隆体恰好名为“伊斯兰教”。

米歇尔·维勒贝克并不愤怒。他无所企图，也不像埃里克·泽穆尔那样对国家的叛徒挥舞着拳头。鉴于他对当代文化的洞悉——我们如何爱、如何工作、如何死亡——维勒贝克的小说总是聚焦于历史的长时段【13】。他似乎真诚地相信法国已遗憾而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自我意识，但并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移民、欧盟、全球化。这些只是一场开启于两个世纪前的危机的表征，当时欧洲对历史下了赌注：越是拓宽人类的自由，人类也就越幸福。在维勒贝克看来，这场赌博以失败告终。因此欧洲大陆开始漂泊不定，如今正经受着更为古老的诱惑，也就是臣服于那些声称能为上帝代言的人。上帝不语，一如从前。

【1】le suicide français，paris：albin michel，2014.——作者注

【2】soumission （paris： flammarion，2015）；已由lorin stein译成英文出版（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5）。——作者注

【3】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加拿大媒体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和“全球村”等概念。

【4】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法国保守派政党，现任主席为玛丽娜·勒庞。

【5】苦路驿站：一系列描绘耶稣基督受难的图像，通常由十四幅图片组成，供虔诚的基督徒在宗教节日缅怀基督受难。

【6】维希（vichy）：“二战”中纳粹占领法国时的伪政府所在地。

【7】 antiracisme，字面理解为“反种族主义”。

【8】麦加：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伊斯兰教徒的圣地。

【9】阿贝拉尔和爱洛伊丝（abélard and heloïse）：阿贝拉尔是一名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他与赫洛伊丝通过书信交流互生情愫，传为一段佳话。

【10】梅菲斯托：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形象。

【11】宗教大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形象。

【12】贝雅特丽齐：一位佛罗伦萨女子，在但丁的《神曲》中带领作者进入天国获得救赎。

【13】长时段（longue durée）：法国年鉴学派用该词描述其侧重历史结构甚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