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现代最美丽的发明。
——保尔·瓦雷里
列奥·施特劳斯于1899年出生在德国马堡城郊的一个农村犹太家庭。他曾经评论说自己男孩时代的抱负简朴而带有田园气息——当一名乡村邮递员，养兔子，读柏拉图。他的家人严守教规，但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完兵役后，施特劳斯步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子并开始为其政治刊物写作。施特劳斯在几所德国大学学习哲学，最终在汉堡，在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给他留下最持久印象的还是他与海德格尔的来往，他在弗莱堡与马堡聆听过海德格尔的讲座。施特劳斯当时身处十分幸运的一代年轻犹太学生之中——包括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们与海德格尔相遇时，后者正成长为一名思想家。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海德格尔开始教授古典哲学，却丝毫不遵循传统。他不是简单地阐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是想要揭示并质疑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尤其是他们关于“存在”（“what is”）的本体论假设。他的直觉是，最初的哲学家扭曲了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损失，在对“存在”给出理性解释的尝试中，一种思考方式甚至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被遗忘了。正是如此激烈的质询吸引了像施特劳斯这样的学生。他们期待着结识一位教授，却遇到了一位思想家。
当时，海德格尔如此追问的目的并不明确。他回归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是几年后的事，那时他争辩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最重视“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存在”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事物是什么或者如何存在的问题。再晚些时候，他提出了自己最基本的观点：当柏拉图开始探讨“理念”或亚里士多德讨论“本质”时，也催生了“对存在的遗忘”，这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命中注定地偏离了最初在“存在”中的“栖居”，并踏上了一条最终以科技征服自然和人类自我异化的道路。如今，我们以非“本真”的方式活着。这不是因为——像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会说的那样——我们丢失了最初天真的善；也不是因为——像天主教反动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放弃了教会；这也不是因为——像马克思会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兴起。我们非本真地活着，是因为苏格拉底。
海德格尔主义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海德格尔。但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例如施特劳斯——却都带有他对哲学传统和当代生活的双重质疑的痕迹。洛维特被宗教和神学吸引，远离哲学；马尔库塞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阿伦特将这种质疑精神带向了近代政治和历史；约纳斯则将其带入了灵知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施特劳斯是一个特例。他从来不是海德格尔正式的学生，也许正因为此，与别人相比，他更直接地回应了海德格尔的挑战。他意图将智识生活投入对苏格拉底哲学的辩护，或至少是对“哲学的可能性”的辩护。根据他的解释，西方文明的问题是从近代早期和启蒙思想家叛离希腊传统开始的，是从他们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哲学与政治开始的。
这完全不是一场学究式的争论。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思想中关键的历史断裂的观点反映并进一步助长了他对现代性的天启式的看法，以及对从前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生活方式的怀旧。出于今天令人费解的幻想——法西斯主义或许能重建人类与存在的密切联系【1】——这种怀旧最终促使他加入纳粹党。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影响是在战后才逐渐形成的，尽管当时他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已不能再说服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施特劳斯的遗产是双重的。虽然他从未追求也未得到过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那样的地位，他对“古今之争”的思考的影响却在不断传播，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但是，只有在他终身任教的美国，这一历史叙事的政治影响才得以显现。它以未能预料的方式帮助重塑了20世纪末的美国政治。相比之下，尽管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起和他政治上的堕落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片段，他的思想并没有对西方政治生活产生可以感受到的影响。而列奥·施特劳斯——那位坐在教室后排的谦逊的学生，他的思想却做到了。
在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看来，哲学身边始终伴随着一个同行者。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位同行者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等伟大诗人的诗篇中“关于存在的开放式思考”。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位同行者就是神圣的启示。根据他的描述，西方文明及其生命力就源自哲学和启示这两种互不兼容的对人类状况处理方式的冲突。
最古老的处理方式出现在所有文明之中，那就是通过神灵的启示寻求指引。另一种方式发端于古希腊，那就是完全通过人类理性来寻找指导。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已经显现，但在晚古时期，这种紧张关系随着天启的圣经传统和希腊哲学的相遇愈演愈烈。从那时起，沉思的人们就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其中之一在雅典和苏格拉底的生活中得到理想化的体现，另一种在耶路撒冷和摩西的生活中得到体现。两者之中，必选其一。
为什么人们必须进行选择？施特劳斯认为，这是因为如果任何社会想要为自己的政治机构提供正当性并教育公民，它就需要一套对于根本事物——从根本上是关于道德与生死——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神学的做法历来是说服人们遵守法律，因为它是神圣的。而另一种哲学的选择就是不屈服于任何神学或政治上的权威，像苏格拉底一样过不断追询的一生。在施特劳斯看来，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必然的，而且在任何人类社会都无可避免。如果没有宗教所能提供的关于道德与生死的具有权威性的假定，任何社会都无法保持稳定。但是如果没有针对权威的自由，哲学家将无法追寻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幕悲剧，苏格拉底以不虔诚的罪名被处决，几个世纪以来宗教权威迫害哲学家，这些都证明了其悲剧性。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来，这也是健康的，因为哲学家与城邦都能够对彼此有所教益。哲学家能作为城邦里的牛虻，要求它以真理和正义之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而城邦则能提醒哲学家他们生活在永远无法被彻底理性化的世界：这里的凡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也需要得到慰藉。据施特劳斯揣测，最智慧的哲学家们懂得，他们必须成为政治哲学家，去思考共同的善。但是他们必须也是有政治头脑的哲学家，能够意识到在挑战错误的必然性时所承担的风险。
施特劳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展出了关于“神学-政治问题”以及它和现代启蒙运动关系的独特立场。在他看来，启蒙派人士（lumières）受到宗教战争的恐吓，又对古典哲学的超越性感到无奈，于是企图创造一种新社会，它能同时摆脱古典哲学与宗教——雅典与耶路撒冷。他们一方面讥讽宗教并希望能将其粉碎，而不是单纯地疏远它或保护自身不受其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将哲学的注意力从思考真善美转向更为实际的目的。这一转向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法国的《大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其背后的预设就是世界能在理性与经验探究的基础上被改造。根据施特劳斯对近代历史的解读，这一预设是错误的。启蒙者们所做的只是扭曲哲学的任务，使得哲学和这个世界都变得更糟。哲学很快丧失自信，不再相信自己是通往绝对真理的路径，由此导致了19世纪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诞生。苏格拉底的典范被人遗忘，同时被忘却的还有必须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进行选择的意识。
施特劳斯在两者之中选择了雅典。但作为一名尊重自己民族信仰的自豪的犹太人，他也欣赏宗教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所能提供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普通而不反思的人们【2】。犹太教并非一项污名。他也不相信犹太人的特点可以通过归化被消除。他似乎同意弗朗茨·罗森茨威格的观点：与基督教不同，犹太教永远无法达成与历史的和解，因为它看到的是通过天启所许诺给它的超历史的真理。试图模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对信仰进行改革以使它与现代感知相适应的近代犹太思想家注定失败，而这不仅仅是由于基督教的偏见。犹太人的存在永远挑战着启蒙运动的希望，即政治可以与政治之外的主张相隔离并被理性化。启示的召唤永远无法在犹太生活中泯灭，因此也不会从政治中消失。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耶路撒冷。
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都抱有一项大前提：西方文明的问题可以归咎于对过去一种更为健康的、原始的思考方式的摒弃。像海德格尔一样，施特劳斯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试图建立这一大转折发生的关键时间点。他对过去思想家的研究看似散乱，其实却以高超的技艺，甚至是独树一帜地涵盖了古希腊哲学家和戏剧家、中世纪犹太教和穆斯林思想家，以及许多主要的现代哲学家，这些实际上是为了找寻哲学失落的故乡而进行的练习。当然，任何如此怀旧的追索都预设了它所要发现之物——黄金国【3】——的存在。施特劳斯认为他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找到了黄金国——只是这里的柏拉图是已经摆脱现代诠释的柏拉图。
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他想要恢复的传统是“探究的”（“zetetic”）、“隐微的”（“esoteric”）。zetesis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思是探究或质问，并与skepsis联系在一起，表达的也是相似的意思。施特劳斯所理解的苏格拉底是一位探究中的思想家，后者揭示问题却将它们留在悬念之中。这和学界对苏格拉底的标准评价不同，尤其是在柏拉图的晚期作品中，学界认为苏格拉底在推广关于宇宙观、认识论、政治和灵魂的复杂教义。但是施特劳斯却进一步指出，从苏格拉底的活动中衍生出的古典与中世纪柏拉图传统在政治关系与教学关系中实践着隐微主义。这一主张诞生于他对中世纪早期伊斯兰思想家阿尔法拉比（al-farabi）的研究，阿尔法拉比对他的中世纪犹太同僚迈蒙尼德（maimonides）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的标准理解是他们想要调和古典哲学与启示律令之间的矛盾。施特劳斯坚信这只是通俗的，能被公众所接受的表象，背后藏着更为精妙隐微的教义。
正如施特劳斯所描绘的那样，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作为哲人，发现自己面对着坚固的传统，这些传统受到古典世界闻所未闻的启示宗教的支撑。他们看到启示与哲学永远无法驳倒对方，也不可能在不放弃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进行智识上的整合。但他们也理解，哲学的怀疑主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无论是对哲人本身还是对城邦中的道德法律基础，因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未经质疑的信仰。哲学永远生活在开放的视野中，对许多有关道德和生死的问题不做最终的解答。而大多数人，以及所有的社会，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哲人该如何在这样的境遇中负责任地行动而同时又不丢失自我？
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使得漫不经心的读者得到教诲，认为哲学和启示可以共处。这一通俗的教诲在双重层面有益。它既允许哲人生活，教书而不受到神学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怀疑，同时也植入了一个观念，即权威必须在理性的审判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这也为迷信和暴*踩了刹车。然而专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些文本中充满了矛盾、缺损、莫名的离题、无谓的重复以及沉默。当读者进一步深入其中时，他开始学到与此前不同的隐微教诲：哲学与启示根本无法共存。这一隐微的教诲也在双重层面有益。他既教会读者，真正的哲学能够并且必须远离神学和政治上的承诺；同时也示范了如何与传统权威安全地打交道。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的成就在于他们证明了哲学如何既能在被隐微实践时保持自由，又能在被公开实践时在政治上负责。
做出这一发现之后，施特劳斯回溯过去，描绘了一幅“古老”而“经典”的哲学传统的图景，这图景也是具有隐微含义的。他专注于建立理论，描述这一传统如何在现代消失，并将这一故事变成了关于西方思想衰落的神话（根据隐含义，也是西方文明的衰落）。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借鉴在此尤为明显。但是，将他们放在一起阅读也提供了一个教训，这关乎历史悲观主义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转化为思想上的怀旧，随后又催生政治行动。海德格尔亲自经历了这一轮回，从最初的现代哲学伟大而年轻的希望，到十年后化身激情洋溢的法西斯主义者，赞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最终在政治丑闻中辞世，自始至终预言“唯有一个神才能拯救我们”。这是个非常德意志的故事。施特劳斯在教育美国学生和书写学术著作中度过了安静而谦卑的一生，从未参与政治。但是，在他于1973年去世后的几十年中，他所创立的学派中有一批数量惊人的学生没有成为哲学教授，而是在华盛顿的政治中充当起了活跃的党羽。这是个十分美利坚的故事。
施特劳斯在中年来到美国，时年三十八岁。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一名四处旅居的德国学者，在各个犹太研究中心工作和教书的同时写作关于斯宾诺莎和迈蒙尼德的书籍。他的情况最终在1932年有所起色，当年他获得了一笔洛克菲勒奖金，前往巴黎进行研究，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34年，随后奔赴英国，在那里居住到1937年。根据当时德国正逐渐显露的情形，这笔奖金可能救了他一命。施特劳斯在英国时出版了一本极受追捧的关于霍布斯的著作。英国是他心爱的国度，从他的书信来看，那也是他渴望旅居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没有学术前景，在巴勒斯坦也没有，他的朋友格肖姆·肖勒姆没能在那里为他谋得一份职位。
施特劳斯最终指望前往美国，在那以前他从未对这片国土表示出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地担任研究员之后，他于1938年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获得了第一份固定的教职，并在那里度过了不受人关注但思想上较为多产的岁月。1949年，施特劳斯离开新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度过了之后的二十年，建立了如今的“施特劳斯学派”。
施特劳斯前往芝加哥之时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纳粹已经被击败，而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冷战已然打响。大学纷纷扩张，无论在体量还是范围上，招收着之前被隔离在外的人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可以想象当一位矮小谦逊、音调高昂的外国人进入教室开始逐字逐句地分析伟大的书籍，并宣称这些书处理着最为紧迫的存在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其中可能藏着真理时学生们的激动。这一效果对于犹太血统的美国学生越发强烈，在文化归化似乎仍是最智慧的选择的当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老师能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和尊严对待犹太教与哲学传统。
施特劳斯的教学方法以简洁和直接著称。一名学生会被要求朗读正在被讨论的作品中的一个段落，施特劳斯略加点评，指出其中与之前段落的矛盾和差异；随后可能会有一名学生提问，施特劳斯由此谈开去，将问题带到更高的层面并用通俗的案例加以说明。（他特别喜欢引用当时报纸中的答疑专栏“亲爱的阿比”中的例子。）然后再继续下一个段落。仅此而已。他不会试图将作品强制塞入主观臆断的历史背景，也不会呼吁将作品勉强地贴合大而无当的思想流派。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或者迈蒙尼德，或者洛克，又或者尼采——在作品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以包容的态度阅读，他是否有可能是对的？【4】
施特劳斯的研讨课关注的往往是单独一部部的哲学作品，而不是浩浩荡荡的思想史。但是，他抵达芝加哥后不久便被要求开设极富盛名的沃尔格林讲座（walgreen lectures），讲稿最终在1953年出版为《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作品也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应当被视为施特劳斯学派的创始文件。这可以说是施特劳斯的美国国籍申请书，他也以这种方式接受了政治学系的教职。
在书中，他展开了几个有关政治哲学史的原创论点，每一条都意在辩驳标准的辉格党主义的解释，后者描述了历史的稳定上升，从古典到中世纪基督教，直至近代早期的威权，到近代晚期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施特劳斯宣称，当人们做出恰当的观察时，会发现在苏格拉底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之间存在一个连贯的“古典自然权利”传统。这一传统在自然与传统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并声称正义符合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至于自然的法则是通过哲学还是启示被揭示，对自然的一种解释是否比另一种更有说服力，在施特劳斯看来，相比于以下信念，这些都是次要的：自然正义确实是裁决政治安排的标准。在施特劳斯眼中，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是对这一标准的激烈反叛——这针对的不仅是基督教，还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自然权利传统。一旦发生了这一断层，近代思想——在经历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中间步骤之后——堕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深刻而机智的论点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派得以呈现，但这并没有牺牲施特劳斯特有的直率和反讽。尽管该书叙述的是哲学史，它却迫使读者认真思考最根本的问题。它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另一回事。批评者指责施特劳斯忽略了他所谈及的作者写作的历史时期，批评他低估了基督教与古典过去的断裂，甚至忽略了近代早期对于人权和有限政府的讨论的基督教根源，同时指出了他犯下的许多其他差错。甚至连施特劳斯的学生都承认他对待自然权利的方式很难与他对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态度兼容，因为后者涉及对一切诉诸权威的做法的质疑，包括对自然的权威。
但《自然权利与历史》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教学的问题。如果施特劳斯在战后返回欧洲大陆教书，他的学生一定已经在高中学过哲学史，无论程度多么浅显。这可能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并对自然权利的概念抱有敌意。但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也更倾向于——像施特劳斯今天的欧洲追慕者一样——将其视作一名为了自身目的而探索哲学传统的思想家。他的美国追随者们很难以这种视角看待他，于是无法将他作为一名原创的思想家，也很难把他视为能够帮助自己在思想上追随自我的楷模。他们更多将他视为摩西而不是苏格拉底，将《自然权利与历史》看作山上带下的碑文。在三百多页之内，这本书为不熟悉任何其他哲学史解释的美国学生呈现了一部史诗，一部无法证明又无法驳倒的史诗，追溯了从雅典黄金时代到现今黑铁时代的思想堕落。它是一部剧本。但不同于欧洲高中里与其他剧本一并教授的那部剧本，这部剧本在单独一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中赋予了美国重要的地位。
施特劳斯在书中以《独立宣言》中的语句开场，“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自明的”，接着问道：我们仍然这么认为吗？当今西方是否仍相信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或像施特劳斯用枯燥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反而相信“所有人都被进化的过程或是某种神秘的命运赋予了多种冲动和激情，但毫无疑问没被赋予什么自然权利”？如果是后者，这难道不是意味着现代自由主义已然陷入相对主义，而这与促成20世纪政治灾难的那类虚无主义又有何区别？“当代对自然权利的拒斥就导向了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写道，“不，它就等同于虚无主义。”这篇序言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激起了人们对于复兴古典哲学这一看似崇古的任务的兴趣，在这一意义上它机智地获得了成功。但这篇序言也引起了一种特别的想法，即复兴古典哲学的事业与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施特劳斯从未特意就美国思想写过任何一篇文章，仅仅写过几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的短篇，无非是对魏玛时期文化悲观主义（kulturpessimismus）的不值一提的演练，其中并未流露对美国生活的感觉。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之后，他用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教书，开设有关哲学史上重要欧洲人物的课程，主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学作品。他当时的学生也像他一样，主要潜心于研究古老的书籍，复兴古今之争（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并使对哲学生活贵族式的理解与略显粗俗的美国民主的背景相适应。他们尽其所能地效仿施特劳斯，但与施特劳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传教士般的热情以及时常洋溢在他们写作之中的关于提升道德的说辞。一些施特劳斯的早期的学生涉足当代政治[其中一位为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撰写了讲稿]，保守主义者也确实由于他对现代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对共产主义的敌意被他所吸引。但“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样被施特劳斯所吸引，他们赞同他对林肯的赞美，并渴望清晰地了解自由民主制的缺陷以保护民主。其中多数人可能在当时是民主党人并支持民权运动，尽管施特劳斯派始终是个学派，而不是党派。
1968年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大学轰然内爆，施特劳斯学派的人物对学生抗议和美国社会中随后发生的一切尤其耿耿于怀。从施特劳斯那里，他们学会将真正的教育视作一项必然属于精英的事业，因此在均质的民主社会中难以维系。由于《自然权利与历史》，他们为发现潜伏在现代生活缝隙中的“虚无主义”的威胁做好了准备，这些威胁正伺机而动，将美国变成魏玛。这是阿兰·布鲁姆的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的隐含前提，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该书对美国年轻人的真正洞见被掩埋在了书中怅然若失的情绪（weltschmertz）和末世预言之中。布鲁姆和其他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施特劳斯学派的人物在康奈尔大学度过了60年代，学生暴力、种族迫害和自由主义的怯懦在大学面对攻击时肆意横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大楼被占领，教师遭到威胁，大学校长受到袭击。那一刻对于布鲁姆而言仿佛始终是世界末日般的启示，这令他看到了“无论在纽伦堡还是伍德斯托克，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原则”以及“美国的启蒙在60年代奄奄一息”。
6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目睹一种全新的、更为政治化的教条主义在某些施特劳斯的门徒之间的兴起。仍有许多施特劳斯学派的人物不与党派勾连，而只是致力于教授古老的文本。但是，许多其他人物在经受了美国大学和社会变革的创痛之后开始趋向于当时在纽约和华盛顿形成的新保守主义圈子。这些政治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所教给学生的教义无从记录，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以隐微的方式传递着秘密的教义。这些教义渗透在他们如今对施特劳斯的思考之中，也因此渗透在他们对自身和对自己的国家的思考之中，以至于其哲学原则与政治信条不再需要特意说明。
这些教义始于以下假设：现代自由主义的西方陷入了危机，无法在智识上抵御由历史相对主义诱发的内忧外患。这一危机使我们有义务了解现代思想是如何抵达这一困境的，由此我们返回了与古典思想的断层。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古典哲学的实践智慧，它就自然权利与政治最根本的问题直接对专家、间接对政治家进行训练。然后，他们暗示这一做法值得重启，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个国家自发地建立在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上，于是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一做法。这一做法不但能够巩固美国的政体，而且能为捍卫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制做出贡献。不言而喻的结论便是：美国有救赎的历史任务——这是施特劳斯本人从未明确表达过的观点。
2003年是施特劳斯逝世十三周年的纪念。那一年，有几本关于施特劳斯思想的杰出的研究性著作在欧洲出版，去世后他在欧洲的声望也持续增长，作品译本不断问世。某一版施特劳斯选集的编辑工作在德国学者的手下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激起了人们对施特劳斯早年参与犹太复国主义、对他本人有关犹太教的观点和有关启蒙的批判，以及对他更宽泛的“政治神学问题”的兴趣。这一版本同时有助于将他置于魏玛时期德国犹太文化中更核心的地位，并展现了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灵魂之一。施特劳斯的欧洲读者对其美国门徒的政治参与不感兴趣，也知之甚少。
但这并不是2003年在美国被讨论和谣传的那个施特劳斯。他的逝世周年纪念正巧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重合，在战争前夕，记者注意到有几位著名的伊战支持者曾经在施特劳斯学派中学习。于是如下观念开始传播：施特劳斯本人是位幕后的思想大师，推动着由美国新保守主义人士研发的传播民主的干预性政策。从没有读过施特劳斯的写手们掠过他对于古典、中世纪和现代思想的密集评注，试图寻找罪证。他们没有找到。有人暗示施特劳斯从未将其思想付诸笔墨，他的秘密政治教义被以隐微的方式在专家之间传播，这些人随后渗入了美国政府并进行暗中操纵。在意识形态边缘，有人偶尔使用“阴谋”（“cabal”）一词，（希望是）出于对其反犹太含义的无知。
关于列奥·施特劳斯和伊拉克战争的怀疑是个谬误，整桩事件也很不体面。但是，施特劳斯学派的人物与美国右派之间的联系确凿无疑。通过阅读施特劳斯，他的门徒学会了：即使哲人不应该试图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城邦，他们至少应该为自己所在的城邦承担责任。从他们的老师那里，他们学会了在海内外捍卫自由民主使其不受威胁的重要性。此后他们被灌输了大量情感泛滥的学术作品，这些学术作品有关美国建国、政治家所享有的荣耀、审慎带来的负担，以及公民道德的必要性。他们还受到鼓励，认为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滑向虚无主义的境地，而不论低俗的右派民粹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对这个国家恢复最基本的是非观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条路由芝加哥的讨论课教室通向了华盛顿由政客、媒体和基金会组成的右翼团体，由此在过去的50年内塑造了美国政治。这离雅典实在相去甚远。
美国思想史上这段小插曲所包含的讽刺不胜枚举。一位坚信真正的教育的本质是精英教育的欧洲学者若不是在美国，又何以培养出愿意与民粹政客共事的弟子？一位讲授微言大义，注重保护哲学探究不受政治侵害的教师所写的书又怎么可能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被以这样一种方式用于训练年轻的学生，以使他们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果不是在美国，苏格拉底式的质询怎么会激发对国族理想的宣信？是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说得对：美国人对一切属于欧洲的遗产都冷酷无情。
【1】关于海德格尔和他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参与，参见拙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一章。——作者注
【2】“犹太教不是一种不幸，我们暂且说它是一种‘英雄主义的错觉’……再没有比这更高贵的幻梦了。与其从肮脏的现实中受益并沉迷其中，成为最高贵的梦的受害者无疑是更为高贵的……关于最终秘密的真理——最终秘密的存在，以及存在在根本上是神秘的这一真理——即使连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信仰的犹太人都无法否认。”参见《为什么我们仍然是犹太人》（“why we remain jews”，1962），收录于《犹太哲学与现代性的危机》（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一本施特劳斯关于犹太教的作品合集。——作者注
【3】黄金国（el dorado）：传说中位于中南美洲的理想之地。
【4】许多施特劳斯课程的录音和文稿如今都能在网上找到，这要归功于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中心。详见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