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祖传家具的拥有，在这样一个灵魂中就改变了它的概念：因为这灵魂反倒被这拥有拥有了。【1】

——尼采

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总是四处抱怨一切事物看起来多么的黄。

——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

记叙历史的方式只有这么几种。最为古老和经久不衰的是编年史。编年史看起来就像贝叶挂毯，这幅11世纪的绣毯展现了诺曼征服【2】之前一系列事件的图景。随着卷轴的展开，你会看到在船舰上打斗的人，身后跟着在马背上战斗的人，之后是用剑斗殴的人，其中偶然会出现为了变换花样而加入的君主和城堡。如此场景持续了两百多英尺。由于编年史试图做到内容广泛，这些文件混乱得美妙——混乱得近乎现实。他们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人类行动的后果取决于行动者一时的决策，他们边前行边织着锦缎。

希伯来圣经就属于这一传统。对圣约的记叙如此富有戏剧性，正是因为它捕捉了神与人类自由的邂逅中所有的情感波折。上帝选择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会选择上帝吗？在事件中，他确实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是之后以撒不得不对是否恪守他们的圣约做出选择，雅各伯和以扫也是，正像他们的许多后辈一样。由此产生的故事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它展示了不可抗拒的恩宠，而是因为它没有。它教导你，必须选择神，才可能被神选中。

人类应该对这类故事和其中的神灵感到满足。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这么觉得。编年史将历史的责任搁在我们瘦弱的肩膀上，我们宁愿欣然推卸之。我们渴望舒适。从无法追忆的时代开始，我们就编造神话用以劝说自己，我们理解了世界之所以然的潜在过程。这类神话由某一遥远的历史大爆炸开始，其后生命开始向有意义的甚至可以精确预测的方向发展。早期文明用来自我慰藉的最常见的历史神话往往是关于命中注定的文明衰落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暂时被用来解释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这是一项具有启发意义的心理学事实。我们之所以受难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黑铁时代，离我们在黄金时代的渊源相去甚远。如果我们行善，有一天神灵将会网开一面，把我们送回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

基督教对这些关于衰落宿命的古老传说置若罔闻。但是它从未摆脱编造历史神话的行为，尽管从奥古斯丁到卡尔·巴特的神学家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原因，正如黑格尔所清楚表达的，是因为基督教的启示是以神意对历史变迁独一无二的入侵为基础的，这改变了先前的神人关系，却不会取消它的合法性。因此，基督教亟待一个故事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历史时期连接起来：耶稣化身前的时代、当前的世纪以及由耶稣归来救赎所开创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早期，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是对此做出严肃尝试的第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他的进步主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之后西方思想关于历史的思考。根据他的解释，上帝用一只恩赐的手“为福音做了准备”，引导了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希伯来历史；用另一只手，他将罗马从一个小型共和国筑成了一座强大的帝国。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使这两条轨道交会，将神圣的真理与世俗权力融合，为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开创了全新的纪元。与悲观的“失落的世界”式的异教神话相反，优西比乌讲述了乐观向上的“告别往事”。

然而，优西比乌主义是一个神学陷阱。因为自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神话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就开始瓦解。奥古斯丁在410年的罗马之劫后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绝望在罗马的基督徒之间迅速传播，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遭到了之前背弃的异教神灵的惩罚。为了鼓舞他们，奥古斯丁写了《上帝之城》，这如今仍是历史上诞生的最伟大的基督教作品。奥古斯丁所做的不只是驳倒信奉异教的对手，后者指责基督教使人丧失男子气概，因此产生的腐蚀作用导致了罗马沦陷。他将基督教思想的导向重新从历史的变迁转向了末世的目标。奥古斯丁告诉读者，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何允许尚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繁荣昌盛，然后再使它加入了教会。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何让它沦陷。这些是上帝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散播福音，保持正直、忠诚，并为他服务。其余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虽然《上帝之城》从诞生之时就成了天主教神学的基石，优西比乌主义的诱惑仍然强大，甚至对奥古斯丁本人也是如此。当奥古斯丁写作这本名著时，他同时要求其门徒奥罗修斯（orosius）写作《反异教徒的历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该书证明了自从基督降临之后生活在实质上的进步和改善，以免连这一点都遭到辩驳。这一矛盾——奥古斯丁对终将会流逝的朝圣者教会的图景和优西比乌对于凯旋的教会的图景之间的矛盾——从未在天主教的中世纪得以解决。这事出有因：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存在关于教皇权威的内部斗争和与东正教会以及土耳其人的外部争端，罗马天主教廷看起来确实是胜利的。

直到新教改革。新教改革对中世纪基督徒造成的震撼不亚于罗马的基督徒在410年后的经历，但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在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激进派改革者的攻击下，罗马天主教廷始终没能迎来现代的奥古斯丁。启蒙运动之后也没有——美国与法国革命、工业革命、19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达尔文主义的扩张、欧洲学校的世俗化、选举权的普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非殖民化、避孕措施、女权主义之后，或是在其他所有现代重大的历史变革之后都没有现代奥古斯丁出现。教廷以一贯的方式回应了大多数挑战：首先谴责创新者，随后容忍部分差异，最后宣布此类创新始终与天主教教义一致。可是教廷的反应缓慢，而现代历史却日新月异。因此，在新教改革以来的五个世纪中，它从未找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平衡点。教廷没有能让人广泛接受的历史神学，只有接连不断的一封封教皇通谕，折射着这位或那位主教的情绪波折。思考现代历史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被留给了世俗知识分子。

教廷之外天主教编史的黄金年代是19世纪，当时诸如波纳德（bonald）、早期的拉姆内（lamennais）、迈斯特和柯特（donoso cortes）的反革命思想家进一步润饰了“失落的世界”式的叙事，从而助长了此后的反动政治运动。20世纪，世俗作家与牧师作家为这一故事开发了更宽容、更温和的版本，但它并没有在天主教徒之间丧失号召力。我们暂且称之为“未经之路”。

选择讲述这类故事的人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或近代早期历史的某一时间点，西方选择了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方向，将自身推向了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个人或单独的事件能为此负责。罪名必须由哲学家、神学家以及教会的等级自身共同承担。这是具有悲剧性的发展历程：原本只要所有人能更有耐心，教会本应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进化。中世纪最终应该会式微，一个新的社会本应兴起。现代历史的动荡原本可以更为缓和，最坏的情况本该可以避免。变革原本会更加循序渐进，对教会的猛烈抨击本不必要，而教廷本不会跌入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梵蒂冈二世的反动姿态。如果道德辩论被局限在正统天主教灵活的边界之内，重要的人类价值本应可以免受教条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侵蚀。我们本不用遭遇工业时代的暴行、现代科学的魔鬼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空虚的个人主义。总之，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幸福、更有成果、更人道。

有几部慷慨激昂的天主教作品就是以这一风格写成的。其中的佳作包括法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艾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所写的《中世纪的理性与启示》（reason and reve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该书基于吉尔松193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系列讲座，追溯了天主教神学从德尔图良（tertullian）等神父的反智根源到经院哲学后期的超理性主义的历程，两者都遭到了吉尔松的批驳。他采纳了经典的托马斯主义的立场，认为阿奎那，且只有阿奎那能在公正对待神学与哲学真理的前提下调解理性与启示之间的矛盾。但是，一旦托马斯主义的体系被奥卡姆主义者（ockhamists）、司各脱主义者（scotists）和其他希望改进它的学人削弱，反动便乘虚而入，为马丁·路德“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粗糙教条和笛卡儿冰冷的科学理性主义做了铺垫。两者对西方人的心灵而言都是灾难。但《神学大全》仍旧在此，召唤着人们走上“未经之路”。

这一风格的其他作品更具政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耶稣会士出版了两部具有冲击力的思想史，一部在瑞士，一部在被占领的法国。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极具影响力的不朽作品《德意志心灵的启示》（apocalypse of the german soul）追溯了德国现代思想中从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到海德格尔和卡尔·巴特的普罗米修斯之脉。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的戏剧》（the drama of atheist humanism）将孔德、马克思和尼采等19世纪思想家描绘成预感到现代人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的先知，自我神话无可阻挡地导致人性的丧失。然而，乌尔斯·冯·巴尔塔萨与吕巴克并不是简单的衰退论者，他们并没有幻想一个虚构的失落世界。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将注意力转向一项被弃置的思想传统，希望在战后将它复兴。

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生活在灾难时代。但是过去的三十年中，“未经之路”这一写作风格在左右派的新一代反现代天主教徒（和一些圣公会教徒）中重新时髦起来，受到从英国的后现代激进正统主义运动的成员到美国神学保守主义者的争相追捧。他们都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中获得线索——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于1981年出版的《追寻美德》。麦金太尔——一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后皈依天主教——混淆了思想史和哲学论点的区别，展开了一段有关黑暗的现世是如何降临的虚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从远古到天主教中世纪未曾间断的注重道德反思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种严谨的解释，为他们在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中理解美德和实践美德提供了参考。“启蒙工程”破坏了这一传统，并抵消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成绩——不只是教会的成绩，还有一切健康的社会为了将道德根植于实践的传统中而做出的成绩。启蒙运动破坏了这一传统，不知不觉地为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尼采主义、相对主义的自由派情绪主义等今天我们这“没有希望达成道德共识”的社会中所经历的困境做了铺垫。麦金太尔没有明确表达返回中世纪的希望或欲望。与之相反，他在书的末尾提出愿景，号召人们建造以旧式思维为基础的道德新社区，严谨的道德生活或许会在那里再一次成为可能。书的最后一句话说道：“我们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另一位——无疑将大有不同的——圣·本笃【3】。”

《追寻美德》不是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也没有假装如此。这本书是一种强有力的号召，以一篇祈祷结尾。历史学家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的作品《不经意的新教改革》（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也是如此，这部被广泛讨论的巨著受到了麦金太尔的启发。它初看像是一部传统的历史书，其中几个充满野心的章节涉及新教改革之后哲学、政治、教育、经济与公民社会领域的发展，辅以一百五十页的丰富的脚注。但是你越深入此书，你会越感到自己在观看一部梵蒂冈某一山洞壁上的皮影戏。为了更好地了解后新教改革时期和我们自己，一部从明确的天主教立场写作的后改革时期西方简明史会比这更受欢迎。然而，格雷戈里却为已经被左右派的当代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所接受的“未经之路”提供了一张秘密天主教的导览图。格雷戈里制造神学-政治神话的渴望以莫名的方式地躲过了世俗时代的一劫。

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解释“今天的欧洲与北美如何变成如今的样子”。（该书第二页之后就很少提到“欧洲”，这使得这本书成了又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历史。）我们如今生活得如何？不太好。格雷戈里担心，我们的政治生活呈现两极化，“沃尔玛式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被理想化，环境恶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学校的标准在下降，公共领域的对话被意识形态的正确和文化相对主义主宰。在格雷戈里看来，这些宏大而多样的问题有一个单一的源头：现代社会的“超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这个词在书中有节奏地频频出现，其修饰语包括“永不止息的”“令人困惑的”“不知不觉的”“不受欢迎的”“腐败的”“霸权的”等一系列形容词。“一切西方人，”格雷戈里在某一时刻宣称，“都生活在‘无所谓的王国’里。”

除了他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由于如今这种超多元主义如此深入地植入了我们的机构，尤其是大学，质疑它的人被逐出了智识生活。一方面，他认为“几乎一切关于真理和宗教的行为都败坏到了仅仅是不犯法的地步”，另一方面，“几十亿人秉持的宗教真理被排斥在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考虑之外”，在那里，“拒绝对生命问题给出实质性的宗教回答的群体在统计数据上拥有了过多的代表”。令他感到困扰的，不是我们缺乏社会共识，而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共识支持道德多元主义。“人们不具有共享的、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也没有对设想这一利益做出过现实的期待（至少在目力所及的未来）。”我们也不能指望从天主教大学获得救助，它们急于显示对现代性的宽容，于是“不经意间将一匹思想的特洛伊木马请入其中，其中载着成堆具有颠覆性的设想”。

格雷戈里讲述了两个关于世界如何变糟的互不相关的故事，他料想如果其中一个无法说服读者，另一个或许可以。第一个故事涉及历史上的新教改革。格雷戈里没有叙述新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哪怕最简短的中世纪历史，而只是为“失落的世界”提供了一张简洁的、静止的玫瑰色画面（他也避免使用“天主教”一词，而是偏好于“中世纪基督教”，因为后者听起来更具有包容性）。当时的世界如果不是完全幸福，至少也是相对和谐的，尽管人们不以为然。是的，当时确实存在关于权威的神学争端和冲突，这使得教皇与修士会、修士会与教会议会、教会议会与皇帝、皇帝与君主纷纷对立起来。没错，当时的教廷确实分裂为东西两半，有一段时间确实存在互为对手的教皇。是的，当然有人犯了错。异教徒遭到了粗暴对待，无谓的十字军东征得以进发，犹太人与穆斯林被驱逐，甚至更糟。尽管如此，天主教的对立复合体（complexio oppositorum）还是透过这一切，由统一的对人类福祉的制度化立场凝聚在了一起。“在超过一千年的历程中，教堂逐渐以非系统化的方式在整个拉丁欧洲将一种综合的神圣世界观制度化，这一世界观基于上帝在历史中行动的真理，注重拿撒勒的耶稣的道成肉身、生命、教育、死亡和复活。”这转化为一种“充满信仰、希望、爱、谦卑、耐心、自我牺牲、原谅、怜悯、服务与宽容的共同的社会生活，这便是基督教。”他没有为这一陈述提供任何证据，原因就是证据不存在。

灾难随后降临。教会自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为造成早期新教改革者所抱怨的情形承担责任，也要为不够自律担起罪名。路德与加尔文所提出的指控并非没有价值，他们最初仅仅旨在发起一场保守主义的反叛，恢复教会的理智。但之后形势便失控了，令人沉醉的反叛精神波及激进新教改革的精神上的雅各宾党人。这些人是我们真正的建国之父，馈赠给我们的却不是一套严谨的道德和神学教义，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特色的腐败的多元主义。激进分子们不屑于接受普通教徒所相信的圣礼或圣物，于是归还了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圣经。“唯独圣经”的观念，再加上每个人都能领受圣灵的想法，激励着每一位激进的改革者成为自己的圣保罗——然后要求他的邻人搁下渔网，尾随其后。冲突遍地而起，引发了战争，导致了宣信国家【4】（confessional state）的建立，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战争。现代自由主义为了应对这些冲突应运而生，也确实做到了。但代价是巨大的：它要求制度化的宽容成为最高的美德。19世纪的天主教会排斥这一切，遂而退缩回了自己的院墙之内，智识生活在那里日渐衰落，教条趋于僵化。于是就这样，它抛下我们在今天这使人费解的、令人不满的、超多元的、消费者导向的、教条相对主义的世界中越陷越深。

我们就这样从路德抵达了沃尔玛。

如果这个故事没能说服你，格雷戈里还有另一个。这个故事无关新教改革，而是聚焦于中世纪神学与近代早期哲学中的转折，这些转折为他所认识的我们当代的观念做了铺垫。问题的核心是古老的肯定神学（positive theology）与否定神学（negative theology）之争——简略地说，这场争论事关我们是否能对上帝的特性做出有意义的讨论，抑或上帝只是那位人们无法言说的他。格雷戈里相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影响他们如何思考其他一切事物。但即使你同意这个观点（我同意），这并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神学争辩切实影响到了基督教社会中所有层面的人对人类状况的思考。这一概念的偷换在历史神话中甚为典型。

格雷戈里执着地认为，在新教改革以前，天堂的和谐映射在基督徒的生活与思想之中。这使他断言（“争论”这个词太过有力），在中世纪后期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作品之前，一种叫作“传统基督教形而上学”的事物得以统治，并向否定神学的方向倾斜。“根据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他写道，“上帝确实是不可想象也无法捉摸的。”考虑到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上帝存在、上帝赐予恩宠、上帝显灵、上帝道成肉身、上帝可以被理解、上帝存在于圣餐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种种分歧，我们很难理解“传统”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正是因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如此多元驳杂，托马斯·阿奎那才会感到有义务通过《神学大全》拨乱反正）。我们也很难理解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如何在大众层面得以彰显，因为当时普通的神职人员与普通教徒常常将上帝理解为“大胡子的神”，认为奇迹直接出自其手，并膜拜圣徒和圣物、修习魔法，将这一切囫囵吞枣地接受，唯恐在基督的肉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近代托马斯主义者一直断言，司各脱与奥卡姆对《神学大全》的偏离无意中为近代哲学和科学奠定了基础。（经过简化的）论点如下：司各脱宣称，主和他的造物适用于同一个关于存在性的概念，他由此取消了上帝的超验性，而托马斯则主张两者之间只能进行类比。一旦人们认为——打个比喻说——上帝与他所创的世同处一片山头，问题便产生了：人们需要向山坡上走多远才足以解释山下的事物。现代科学给出的答案是：不是很远。上帝是一项假设，为了实际目的我们可以摆脱它。在吉尔松等托马斯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解耦，以及随后现代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分离，是由这两项对《神学大全》的微妙的偏离所注定的。

然而格雷戈里并无兴趣捍卫托马斯主义——甚至是神学，他貌似并不信任神学，认为它无法提供他希望它所能证明的一切。因此，正如许多美国神学保守主义者一样，他转向了平民。令他感到厌烦的不仅包括“宗教既不是也无法被视作知识的潜在来源”，而只是“主观臆断和个人喜好的问题”，还包括当代的世俗化前提：“知识必须基于证据，必须说得通”以及“知识必须是普世和客观的：如果一件事物为人所知或可知，它的内容与它是谁发现的无关”。格雷戈里希望能捍卫另一种求知之“道”，他将称之为“具有拯救式的参与性”和“经验的”，同时也称之为“一种面对现实的神圣视角”。

在此，一阵催眠的阴霾降临在了这本书上。格雷戈里希望我们相信，神学堕落之前的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天衣无缝地协调了不同“种类”的知识，混合了神学、自然科学以及“聚少成多的关于信仰的知识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并完全而且率先以上帝通过耶稣的行动为基础”。这种知识的本质和内容究竟是什么？格雷戈里从未说明。也许根据它的特性，这本就无法用语言说清。我们关于旧式基督教生活获知最多的就是“我们活得越善良——我们就越圣洁——上帝的真理也就越清晰，那是一种超越‘知识’（scientia）的‘智慧’（sapientia）。圣徒们所诠释的神圣的智慧，无论他们本身是否博学或者机敏，最为显著地承载了这种知识”。如果以上的解释过于晦涩，接下来这个则不然：在中世纪基督教中，“出于某种目的地追求知识，或以追求知识作为一种目的本身，对于缺乏目的的人来说纯然是徒劳的”。

寻求被理解的信仰，加上十一点的宵禁——这便是格雷戈里对历史，很明显也是他对未来的理想。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后期经院哲学——在辩证的游戏中纠缠直至深夜，无视他人所践行的信仰——要承担一部分罪责。接着，当然，圣经在新教改革中“被放任于‘普通人’之间”。随后，国家和大学在忏悔中四分五裂，知识成为国家权力的道具，经文受到更高程度的批判，学科出现分化。在欧洲，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近代研究型大学在当时力图疏远宗教问题和宗教附属关系，而在美国，意志软弱的自由派新教徒所主宰的宗教大学终于屈服于这德国的病毒，催生了我们六神无主的综合性大学【5】，将如今反抗理智、随心所欲的后现代主义四处散播。

我们就这样从经院哲学到达了结构主义。

格雷戈里讲的真是个好故事，或者说是两个故事。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第三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当男人还是勇士，朱庇特仍被膜拜时，一位地方先知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他受到了罗马帕拉丁山上狂热的反殖民者、神秘的山洞人、愤懑的奴隶以及家庭主妇的拥戴。这些人基于唯信仰论【6】的起义为复杂多变的异教世界造成了混乱，并干扰了其中既定的道德人生观。紧接着便是一场犹太教-基督教与灵知派信徒之间的中原逐鹿，他们在不同经文的武装下大打文字战，很快牵扯到了上帝一体论者（monarchian）、孟他努派信徒（montanist）、阿里乌斯派信徒（arian）、聂斯托利派信徒（nestorian）、伯拉纠派信徒（pelagian）和数不胜数的不久就成为异端分子的信徒。当他们对灵魂是否能变为肉体之类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信奉古老神灵的虔诚信徒摇了摇头，指向败坏了的高尚的罗马精神，并指责战斗的暴发户要为这一切负责。

事情终于在几个世纪后尘埃落定。唯信仰论被不甚严谨的神学-政治正统所取代，由此保佑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拥有严谨的道德秩序、全新的学问储备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千年。可是，随后另一场——同样对弱势群体发出号召的——由圣经启发的运动悄然而至，抵消了之前几个世纪的成绩。激进的各宗派人士对荒诞的命题各执一词，并展开了对掌控权的角逐，一切文明的连贯性都丢失了。于是五个世纪以后，事情再一次尘埃落定，如今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个人主义的道德-政治正统。尽管它在外表上缺乏神学的标志，但实际上从耶稣那里借鉴了很多，因为后者早在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个词被发明以前就已经成为一员，预言个人灵魂的最终胜利以及灵魂内在体验终将战胜传统社群的纽带与非法的宗教权威。这一全新的正统带来了一套通情达理的世界观用以解释人的状况（我们都是肉体，孤独地来去人间），解释人的状况以外的世界（什么也没有），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幸福（及时行乐）。重要的是，这一正统同时能保持和平，因为战争妨害贸易。这一新的教义书还没有传达到所有人那里，某些地区就出现了顽强抵抗，有时是武装抵抗。但即使这些因循守旧的人不皈依，他们的子辈或孙辈最终将会皈依。于是世界大同。

这是一个让人为之折服的故事——也是个古老的故事，由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优西比乌、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培根（bacon）、孔多赛（condorcet）、黑格尔、费尔巴哈（feuerbach）和当今硅谷未来主义者的思想碎片拼凑而成。当然，这无非是一个神话——但不是一个谎言。这是将过去的事件与思想和当前的希望与恐惧虚构合成的结果。正如布拉德·格雷戈里的《不经意的新教改革》。

为什么人们仍然会感到对这类神话的需要？出于一如既往的原因。我们渴望得到安慰，从而以为自己能理解当下，同时又能逃避对未来的责任——无论这安慰有多冷酷。关于西方的神话历史与它们被写作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这些足以写成一本书。这本书会追溯从19世纪早期开始，有关过去的古代神学叙事如何经历现代化，又如何被当今思想傀儡战中的论点所取代。格雷戈里显然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并绝望地认为世界会变得更糟——这种担心并不是不理智的。可是，想象着“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已经溃败，新教改革已经溃败，宗教化的欧洲已经溃败，西方现代性正在溃败”，仿佛文明正在经历由单一的“计划”所定义的不同阶段又有什么用呢？生命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历史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同样无用的是想象着西方文明已在新教改革之前的几十年登峰造极——相比于穆斯林想象着伊斯兰文明已在早期哈里发的统治下，或在中世纪的西班牙达致巅峰，这并不见得会更有用。诸如此类的神话无非助长了一种更为阴险的幻梦：政治行动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归“未经之路”。如今，圣奥古斯丁的遗训正如一千五百年前一样适用：我们注定要摸着石子过河。其余的都掌握在上帝手中。

【1】译文参照（德）尼采著，李秋零译，《不合时宜的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继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征服。

【3】圣·本笃（st. benedict），一位天主教圣徒，被誉为欧洲和学生的保护神。

【4】宣信国家，立某一特定宗教为国教的国家。

【5】综合性大学（multiversity）：有许多组成部分和附属机构的大学。此处意在与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形成对比。

【6】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认为基督教徒既蒙上帝救恩则无须遵守摩西律法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