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海里“切”出来的那片军垦农田里的晚稻泛黄了。又是深秋了。

不觉间，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是我业余创作上的一个丰收年。自从年初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处女作以后，又相继在《收获》、《人民日报》、《儿童文学》、《羊城晚报》等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八篇小说、散文习作。这，使我这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头脑发起热来，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就在这时候，团里派我到八二炮连去采写一位模范炊事班长的事迹。稿子写成以后，团政治处的领导，建议我投寄给《汕头日报》，我却有点不乐意。《汕头日报》是把我的文章第一次变为铅字的报纸。确切一点说，是送我走上文学之路的报纸呵！然而，此刻，我却有点瞧不起这张地方小报了。

后来，虽然遵循了领导的旨意，但我却随稿附了一封给编辑同志的信。名为自我介绍，实为自我吹嘘。报社的编辑同志是敏感的。他们从我这封信上，嗅出了我身上滋生出的一股不正的气味。也就在这时，军里准备召开全军战士业余作者经验交流大会。军政治部文化处通知我到会上介绍经验，题目定为：如何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我接到通知后，喜孜孜的，认真地准备了一番，写了一篇长长的讲话稿。

开会的前一天傍晚，军首长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我们迎出宿舍，一一和首长握手。我的旁边，站着师文化科的黄干事。军政治部主任和黄干事握手时，问：“老黄，你们师里的那个谭谈来了没有？”

说这话时，他的手已经伸向了我。没等黄干事答话，我连忙握住首长的手，兴奋地说：“首长，我就是。”我想，老主任一定会好好地表扬我几句了。

然而，没有。老主任认真地打量了我一下，说：“你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这真是莫名其妙。霎时，我茫然了。

“你给《汕头日报》写过信？”

我点点头。

“那信写得挺漂亮呵！”

“…………”

“你呀！”首长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接着说：“你好好做做准备吧！这次会议，主要是整你的风！我们请来了几十上百名医生（业余作者），给你会诊！”

后来，我才知道，全军业余作者会议召开前，军政治部一位老干事到《汕头日报》去，了解军队业余作者投稿、用稿情况，那位编辑同志出于对我的爱护，把我那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如实向首长汇报了。首长们研究后，决定把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改为整风会。我，成了这次会议的活教材。

第一天，我在我们师的小组会上作检查。军政治部文化处的王处长亲自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一来，我心里不服，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二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索着如何介绍经验，脑子里装的全是自己那些洋洋得意的所谓创作经验。发言中，我就自觉不自觉把原先准备做经验介绍的东西流露出来了。我发完言后，王处长说：“小谭，你这哪是思想检查，你是在向大家介绍经验嘛！不行！明天再做第二次检查。今天晚上，会议安排同志们看潮剧。你，留下来吃小灶（意为个别谈话）。晚饭后，你到我家里去，我在家里等你。”

傍晚，我带着更大的抵触情绪，来到了处长家。走进处长的卧室兼书房，我呆了。靠墙并列着一排简易书架，看上去整个一面墙壁都是书。我是第一次看到私人家有这么多的书。

会议上，王处长挺严肃，在家里，他倒是很和气，很热情。他预先准备了一大盘糖，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

谈话开始了。他批评我，我不吃他的批评，却猛吃桌上的糖。突然，他说的这样两句话，把我的心搅动了，我把拿到手里的一颗糖，又放回到了盘子里。

他说：“我记不起是谁说过这样两句话，现在送给你：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

我的身子战栗了。好象谁拿鞭子在背后抽打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在小组会上做完检查以后，惟恐检讨得不深刻，说：“鼻子上的灰，自己很难看到。请大家好好帮助我，狠狠地批评我。我准备做第三次检查。”

处长笑了：“这一回，象个样儿了。不用做第三次检查了。如果说要做第三次检查，那就是行动！”

会议开了九天。结束前，军政治部主任找我：“小谭，我们谈判一下，今天的总结会上，你先给大家谈谈这次整风学习的体会。然后，我再做会议总结。好吗？”

此刻，第一次见面时那般严峻的老主任，变得是那样慈祥可亲了……

那一天，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上台谈体会。面对着一张张热情、诚恳的脸，我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为我挖出了思想上的病根子。我一定要一辈子记住这两句话：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

“哗哗哗……”

战友们又报以一阵热情的、热烈的掌声。

又是一个通宵难眠的夜晚。我心里兴奋，我心里激动呵！战友们对我的帮助，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思想。我这个只念过一年初中的山里伢子，之所以能走上文学这条迷人而艰辛的路，有多少人伸出热情的手搀扶过我，有多少人为我这颗弱小种子的“破土而出”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呵！

我想起了那个没有见面的编辑老钱。

一九六五年春末夏初，我写出了短篇小说《采石场上》。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笔后，我托腮思忖：投寄给哪家刊物好呢？

当时，我正在看大型期刊《收获》，觉得那上面发表的文章，读起来蛮有味。心里一动，便决定将这篇习作投寄给它。

那天，从邮局回来，和我玩得很好的、很支持我的事业的副班长问我：“寄哪里了？”

我扬了扬手中的《收获》。

“哪里？”副班长提高了嗓门。

“《收获》。”

刹地，副班长象听到炸弹爆炸，眼睛瞪得老大：“你、你，真有包天胆呵！”

副班长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生活阅历比我广，知道这份刊物的深浅。他惊骇地说：“你晓得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老作家们发表作品的园地。你，二十没出头，嘴上没有毛，刚刚握上桨，就闯太平洋呵！”

我害怕了，一颗心缩得紧紧的。

十天！短暂而漫长的十天，担心加紧张的十天，悄悄地、不安地过去了。我发邮后的第十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文书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两个鲜红的草书字：收获。我颤抖着双手，拆开了信封。这是一张三十二开的小纸。小纸上的字体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却象烈火一团：作品写得不错。经研究，我们决定采用。第四期是小说专号，你这篇争取发在小说专号上……

我将这封短信一连看了两遍，才把它装进信封。其兴奋之情，超过了我动笔写这个作品前心里的冲动。我不禁抬起头来，望着前面那浩瀚的碧海。

海面上，雪花似的白浪，一排排地滚过来。这一刹那间，我突然在心里计算起自己和《收获》杂志社的距离来。我守卫在祖国南疆的这个小小的渔村，离《收获》所在的都市，该隔着多少山，多少水，多少村庄和城市呵！可是，此时此刻，我却觉得，自己生活的军营，和那座远方的都市，紧紧相连……

我和这家刊物的来往多了。每回，都是那种既不漂亮、又不清秀，但却象烈火一团的字体。他热情地接待我的每一份稿子，经常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并密切注意我在全国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习作。有一次，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四、五千字的短小说，他便立即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看到你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新作，很高兴……”

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回，涌起我对他多少敬慕之情呵！他叫什么名字？我真想知道这个名字，永远记住这个名字呵！

一腔深情鼓动了我的笔尖。我写信去问他的名字了。很快，他回信来了。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叫我永生难忘：

“作为一个作者，想知道经常和自己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编辑，对作者的这种信赖，深表感谢！编辑部有规定，编辑的名字不宜对外宣传。好在我们是战友，说不定以后还能见面哩！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

老钱呵，我真想见到你呵！那天夜里，我思念老钱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我牢记着处长找我谈话时送给我的那两句警句，等待着和老钱见面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老钱见面的日子没有来，（直到十七年后的一九八二年秋，我因事路过上海，才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处打听到，这个老钱，叫钱士权。但当时不巧，没有见上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见过面。）一场“文化大扫荡”却来了！

一家家刊物停了，一家家出版社只大批大批地出一种书了。报纸呢？几乎全部刊印新华社的电讯稿。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面貌了。世界上，简直分不出男人和女人了。

我被《人民文学》等五家刊物留用的稿子，一篇也出不来了。在《收获》上发表的反映部队大比武的小说《水上飞》，被人指责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呵！

一天傍晚，我把自己用省下来的津贴费一本一本地购回来的六、七十公斤书刊，抱到了那口战士们冬天烧热水洗澡的大铁锅前。我用这些书，烧了一大锅热水，痛痛快快——不！别别扭扭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准备与文学告别了。别人是“洗手不干”，我比他们还“高一级”，是“洗澡不干”。

我一连向部队领导递上了三份报告，要求复员，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