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一月，我走完了从孩子到父亲的这段人生旅程，由爸爸的孩子，升为孩子的爸爸了。

孩子的出生，给我们这对年轻的父母，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烦恼。当时，我和爱人两个人每月的工资，合起来才七十来元钱。她的生母（与她父亲离婚后独居在农村）要负担，我的家里，更是要负担。如今，又多了一张嘴呵！

也许是缺乏经验吧，孩子出生才几天，我爱人就患了乳腺炎，乳房红肿得很大很大，打了不少的这个“素”，那个“素”，不见好转。先是一只乳房，后来两只乳房都肿了。母亲挨痛，孩子又没有奶吃，可把我害苦了。

没有办法，孩子尚未满月，母子俩就一起住进了涟源县人民医院。医院里把她的两只乳房都切开排浓。我陪住在医院，一则照顾这位不幸的年轻母亲，二则照顾这个来到人世不足一周就遭磨难的可怜孩子。

医院里的病床很窄，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我几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没有睡过觉。没有奶吃的孩子，夜里饿得哭。一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只好马上起床，顾不上穿衣服，就端着一个小铝锅，去为孩子煮米糕。医院住院部那一层楼上，只有一间房子里生了一盆煤火。这煤火晚上封了。我偷偷地在那封了的火上，戳出一个小火孔来，把小铝锅放在火孔上，用小勺在锅里不住地搅拌着。

这正是一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窗外，北风呼啸着。我穿着内衣内裤，蹲在这盆火前为孩子煮米糕，冻得全身不住地颤抖。再冷再冻，我都默默地忍受着。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米糕煮熟以后，我扯起双腿往病房里奔跑。这一则是自己冻得受不住了，二则是孩子饿得在不住地哭叫着，必须快一点把煮熟的米糕送到她的嘴里！

回到床上，我把孩子抱到怀里。孩子还在“哇哇”地哭叫着。我想用小勺挑起米糕往她小嘴巴里送。刚煮熟的米糕，却又很烫。我只好将米糕先放到自己嘴里打一转，拌上自己的一些口水，一起送到孩子的嘴里。所以后来，我常常开玩笑地对孩子说：“别人都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你可是吃爸爸的口水长大的。”

人生，是多么艰难呵！

半个月后，乳房上的伤口尚未痊愈，我爱人就出院了。回到矿里后，再到矿里的医院继续打针、服药、敷伤口……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邵阳地区革委会文化局的通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地区准备编印一本文艺作品集子，决定抽我去做这本纪念集的编辑工作。爱人病在床上，孩子需要照料，我怎么离得开呢？我为难了。

爱人看了看那个通知，一时没有说话。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你去吧！”

“不，不……”

这样的时候，我能忍心离开吗？

“我的奶子好得差不多了，你去吧。你不是想写东西吗？到那里去，也许能写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那，以后谁陪你去医院打针呢？”

爱人从涟源县人民医院出院后，就没有到矿医院住院了，住在家里，每天上午和下午，去医院打两次针。每次，我抱着孩子，陪着她一起去。一个多月来，那两个奶子痛得她腰都伸不直了。总是弓着腰走路。

“不要谁陪，我自己能去。”

“孩子呢？”

“我抱去呀！”

我哪里放心得下呢？我来到矿医院，找到一位熟识的护士，请她每天上门为我爱人打打针。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终于走了，带着对孩子的牵挂，也带着对孩子妈的牵挂……

就是在编辑这本纪念册的日子里，我写出了短篇小说《胸怀》和《目标》。前一篇，发表在省文艺工作室（当时省里的文艺领导机构）编辑出版的《工农兵文艺》上，后一篇，发表在《湖南日报》上。这是在我重新拿起笔后，最早发表的作品。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我爱人的乳腺炎尚未痊愈，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母亲患了重病。先是在矿医院治疗，后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便坐车去邵阳，想到专区人民医院去诊断，去住院治疗。

那时，医院里的病床很紧张。我一个小小的煤矿工人，有什么能耐开后门让母亲住进医院呢？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住进离专区人民医院不远的、邵阳市南门口的一家旅店。这家旅店，全是住的来邵阳看病的病人。然而，它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健康旅社。也许，这是住店的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愿望？也许，这是好心的店主人对住店的病人的良好祝愿？

我妈妈病得脑子糊涂了，连屎尿都拉在身上。我只好把父亲也接到邵阳，请他来照料妈妈。我为父母在健康旅社包了一间屋子。我自己仍在地区文化局编辑那本纪念册。我两边跑，两边照顾。每天，我背着妈妈去专区人民医院看门诊。看完病后，我又把妈妈背回旅店。

这时候，爱人还病在家里的床上。我照顾着生病的母亲，又惦念着生病的爱人，我的心简直要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要挤出些时间来，强迫自己的心进入另一个境地，竟然写出了短篇小说《胸怀》和《目标》……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妈妈的病更严重了。医生告诉我和我父亲：“病人不行了，赶快送回家吧！”

“什、什么？”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对于死人，医生见得太多了。他显得十分的平静，非常冷静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我一时全然不知如何是好了，人象傻了似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妈妈更亲的吗？没有呵！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我妈妈是一个不幸的妈妈呵！爸爸长年在外面跑，做临时工，有时一年到头，没捎几个钱回来。妈妈领着我们兄妹三人，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呵！有时，实在掀不开锅了，妈妈总是自己饿着，千方百计寻一点什么给我们吃。有一回，家里断粮了。正好这时，我的一个姨妈托人带来三斤面条。三斤面条，妈妈做三顿煮给我们吃。每一次，她都把面条盛给我们，她只喝一点汤……现在，她茹苦含辛地把我们拉扯大了，没有得到我们一点什么回报，就要离开我们了。这，不行呵！我们不答应呵！妈妈，你不能就这样走呵！

然而，现实是那样的冷峻，那样的无情！妈妈真的到了弥留之际了。我们不能不听从医生的劝告，马上把她送回家来。

从邵阳市区去火车站，有十二、三里路远。那时，从市区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极挤。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挤上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都要费一番劲。我背着我的妈妈，怎么能够挤上车呢？来一辆，没有挤上去；又来一辆，还是没有挤上去……

我焦急极了。后来，我想到自己有一个战友在地委机关工作，便去找他。通过他，借了一辆板车。我把妈妈放在板车上。我拖着这辆板车，走了十二、三里路，把妈妈送到火车站。然后，把板车送回来，自己再挤公共汽车去火车站。

搭火车到涟源县县城时，妈妈已经不省人事了。这里，离家还有三十多里路。我找到离县城不远的姨妈家，请我的两个表弟，用轿子把妈妈抬回家去。我自己得马上赶回矿里去。

我回到矿上这个家里时，爱人的乳腺炎仍然没有痊愈。她还躺在床上。

我站在爱人面前，人象傻了一样。

妈妈看来三、五天就要丢下她的儿女，告别这个世界了。我的心里，多么悲伤！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逼人的难题，也涌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年，妈妈才五十岁，正是壮年呵！家里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材，二没一分钱积蓄。而我，又是一家中唯一拿国家工资的人，是老大，全家人都望着我，都依靠我。眼下，正是六月，是最炎热的季节。一旦妈妈这口气一咽下，两天内不安葬，就、就会发臭呵！

能向矿里借钱吗？当时，我正“走麦城”。因为我给《湖南日报》写了一篇介绍这个矿井艰苦奋斗建设矿山的长篇通讯。《湖南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而就在这时，进驻来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煤矿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派性革委会，而这篇通讯，赞扬了这个革委会，自然就是一篇派性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当然就是黑笔杆了。（其实，我从部队回来时，这里已经大联合了，几个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对这个矿井的这一派，那一派，我的脑子里并不清楚，很模糊。）我在矿里是这样一个处境，当时矿里的当权者，能批准借钱给我吗？

我爱人见我站在床前发呆，脸色很不好看，知道事情不妙，忙问：“妈妈的病……”

“唉！”

我长叹一声，蹲下去了。双手，捧着一颗似乎要爆炸的脑袋。

“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呵！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吧！”

我说了。这一堆的难题，她，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好一阵以后，她从那只木箱子里，翻出来一个存折，递到我面前，说：“这上面还有一点钱，你去取出来吧！”

我接过存折一看，上面存有一百二十四元钱。钱虽然不多，搁在我手里却很沉呵！要知道，这是她当徒工时，每月三元、五元钱地存下来的！结婚的时候，她都没有取出来，为自己做一件新衣。到那时，她参加工作好几年了，手腕上，连一块普通的手表也没有。她舍不得用这点钱做件衣服，买一块手表。这时候，她却把它全部交给了我。这不是存折，不是多少多少钱，这是一颗妻子的心呵！

我把这本薄薄的存折接过来时，手都在抖动……

她还告诉我：她叔父的岳母原来住在叔父家时，叔父曾经为她做了一副棺材，放在住在老家的奶奶处。叔父的岳母是一个地主份子。四清运动时，矿上贴大字报，说当矿长的叔父与地主岳母居一室，丧失了阶级立场。于是，叔父只好把岳母送回她的老家去了。他岳母回到老家后，又做了一副棺材。这样，叔叔放在奶奶处的那副棺材，就是多余的了。婶母曾几次提出，要把它卖掉。

“你找叔叔联系一下吧，是不是先要了这副棺材，以后再付钱给他。”

她给我送来了一线光明。我马上去和他叔叔联系。当时，他叔叔已经“解放”出来了，调到另一个煤矿任革委会副主任。我往那个煤矿挂了好久的电话，挂不通。最后，我只好给他发出了一个电报。

那天下午，叔叔回了一个电报来了：同意。我们接着与矿里联系，请求矿里派一部汽车帮我们拉运一下棺材。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在我的报告上这样批着：同意，请按标准收费。按标准收费的概念是什么呢？从矿里出发，到新邵县坪上村装上棺材，再送到涟源县我的老家，运费要超过买棺材的钱。后来，汽车班长为我想办法，安排一辆便车，帮我把棺材捎回去了。

我和我爱人，带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一起搭这部汽车回家去了。汽车开到一个叫大塘的地方，我们把棺材卸了下来。这里，离我家还有十里路，要翻过那架大石山——花山岭。爱人带着孩子在这里守着棺材，我赶回家去喊人来抬棺材。

我们在家里呆了四天，在妈妈的身边守候了四天。妈妈一直不省人事，但一直吊着那口气没有咽下去。从邵阳送母亲回来时，我就收到省《工农兵文艺》编辑部的通知，决定采用《胸怀》，但还有几处地方要我修改一下，希望我近日赶到省城的编辑部去。这事父亲也知道。爸爸说：“你们都有工作，不能老守在家里。你们走吧，家里的事，我来安排吧。”

于是，我把从爱人那个存折上取来的钱，以及另外凑的一点钱，合起来二百元，交给父亲。然后，我们带着孩子，来到妈妈的床前，向妈妈告辞。

我们喊着妈妈，一声又一声。妈妈睁着眼睛看着我们，没有应下一声。但是，她慈祥的眼神，好象在对我们说：“你们走吧，走吧。干好工作，带好孩子……”

我含着热泪，告别了弥留于人世的妈妈。把爱人和孩子送到矿里以后，我就登上了去长沙的火车。

花了三天时间，按照编辑部的意见，将稿子作了一次修改，终于获得通过。我心里惦记着重病中的妈妈。稿子一定下，我就马上踏上了归程。

火车开动不久，在车厢里碰上一个熟人。他也是在编辑部修改一篇稿子后回邵阳去的。他关切地告诉我：

“你刚走，邮递员就送来你的一份电报。”

我比他早一点离开编辑部。这时，他将那份代我收下的电报，递给了我。电报上这样写着：母已病故……

我赶回家里，妈妈已经出山（安葬）了。我默默地站在妈妈的坟前，任泪水静静地沿着脸腮滚落下来。心里，有多少话要对妈妈说呵！妈妈呵，你活着的时候，我对你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报答；你去世的时候，我又没有守候在你的身边。你的儿子，太不孝顺了呵！妈妈，你能原谅你不孝的儿子吗？

妈妈的新坟，静无声息……妈妈好象默默地原谅了我。我宽容的妈妈呵，我慈爱的妈妈！

妈妈去世了。在这以前，妹妹也出嫁了。这时，家里除了五十多岁的父亲外，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十一岁的弟弟。爱人说：“让弟弟跟我们到矿上去念书吧。”

我们把弟弟接到矿里来了。经过一番周折，（矿里规定，矿山学校不收户口不在矿里的子弟）终于让他进了矿山子弟学校读书。

为妈妈治病，安葬妈妈，我们欠下了五百多元债。矿里每月从我的工资中扣下二十五元。当时，我每月工资四十一元八角，我爱人每月工资三十五元七角。一年以后，我们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一家五口，除去扣下的二十五元的欠款以外，每月不足五十元的生活费。而且，弟弟还没有口粮（没户口），要到市场上买议价粮吃。买不起大米，我们就买来红薯干，掺合着大米煮着吃。自我的棉衣烧掉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财力添置一件棉衣。严冬腊月时，身上实在冷，我就穿着从部队里带回来的那件雨衣上班。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爱人是通情达理的。多数的日子里，她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些苦难，没有怨艾。然而，生活是现实的，是实在的。我们不说金钱万能，但生活确实离不开金钱。你到商店里买东西，少一分钱，东西就拿不回来。每到发工资前几天，钱用光了。有时被几角钱，被一、二块钱，逼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时候，我爱人免不了要发一点牢骚。

一九七三年，我从矿上调到矿务局，做《涟邵矿工报》的记者。我弟弟已经初中毕业了。父亲看我们负担太重，主张让弟弟回家务农算了。我们考虑到弟弟才十五岁，不能象自己当年一样，告别学校，失去学习机会！我主张让弟弟继续升学，读完高中后再说。我爱人也同意了。

矿务局机关没有高中。读高中要到离局机关四里路的一座煤矿子弟学校去。每天中午，就只好到学校里吃一餐饭。有一次，我给弟弟几元钱，十斤粮票，让他买餐票，中餐在学校食堂吃饭。

第二天，他中午果然没有回来吃饭了。吃晚饭时，我发现他吃的特别多。也许是这一天活动得多，饿了。我当时没有在意。第三天的晚餐，我又发现他吃饭时狼吞虎咽，饿得很厉害的样子。我心里有点怀疑了：中午他到底在学校吃没有吃饭？

“餐票买了吗？”我问。

“买了。”他回答得不自然。

“拿给我看看？”

他紧张地、装模做样地摸口袋，翻书包，半天，掏不出餐票来。

“不要再装模做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出来吧！”

弟弟哭了。原来，他拿了钱和粮票以后，放在衬衣口袋里，就和几个同学游泳去了。游泳回来后，衬衣口袋里的钱和粮票就不见了，不知被几位同学中的哪一位偷去了。他知道家里经济拮据，不敢作声，准备自己每天饿一餐中饭，慢慢地熬过去。

我爱人听说弟弟丢了五元钱，十斤粮票，心里很气，嘴里叨唠个没完没了。我是一个性子很暴躁的人，尤其听不得别人的叨念。当时，正是晚饭后，我在宿舍前的那块小小的菜地里，给豆角藤插木棍棍，好让豆角藤顺着这些木棍棍往上爬。爱人又站到菜地边来叨念了，我心里一股气浪冲上来，拿着木棍，顺手朝她打了过去，正好打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臂，顿时红肿起来。我真急了，很想跑过去帮她揉一揉伤口。然而，碍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面子，我没有这样做。

工会的女工委员会知道了这件事，说是我虐待妻子，要开我的批判会。我们的宣传部长，报社的总编辑，都出面来为我讲好话，说我的工作如何如何好，说我们平日夫妻的感情又如何如何好，这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我爱人当然也不同意女工委员会这样做。女工委员会终于谅解了我。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坚持着业余创作。有时，调皮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或者掉到了污水沟里，弄得一身又湿又脏地回来。爱人逮住孩子就打，孩子哇哇地叫。这时，我就伏在那张三屉书桌上写稿子……我常常诙谐地对朋友们说：“我大多数的作品上，留有孩子的哭声，爱人痛打孩子的棍子声……”这也许夸张了，也许并没有夸张。

在这样的年月里，我的一篇又一篇通讯、特写，在报纸上发表；我的一篇又一篇小说、散文，在刊物上登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也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偷偷动笔的……

我迎接着艰苦的生活，艰苦的生活迎接着我。我从从容容地朝前走着，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