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回到煤矿那年，我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成熟的小伙子了。刚到煤矿的时候，我曾经在心里悄悄地下过决心，三、两年内不谈恋爱，不找对象，下苦功夫好好学习几年再说。

在人世间的汪洋大海里，一些理智的小船，常常被感情的波涛掀翻。我内心这理智的、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应该说，我是在军营里长大的，是在军人的世界里成熟的。陆军连队里，除了穿军衣的，还是穿军衣的；除了小伙子，还是小伙子。很少见到一个异性。

一回到地方，情况就不同了。生活里的色彩丰富多了，除了绿颜色，还有黄色、红色、蓝色、紫色……许多的男人、女人，在一起上班，在一起活动了。尽管，煤矿仍是一个男性的王国，男人占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比起军营的青一色的短头发，就大不一样了。这里，总可以见到一些长头发、小辫子，总可以接触到一些异性了。

我住的宿舍，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我住在二楼东头的那一间。同室的是一位姓陈的锻工师傅。

我宿舍的对面，是工区的总机室，上班的话务员多是姑娘。我宿舍的隔壁，则是一间女宿舍，住着三位姑娘。我的师傅，也是一位刚找上对象、尚未结婚的女子。我是在山村里长大的，受封建思想的熏陶甚深。参军以后，又长期很少见到女性。如今，猛然间让我生活在女性的包围之中，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慌乱而又甜蜜，拘谨而又惬意……

二十四岁的小伙子，是需要爱情的时候了。我渴望着爱情。

晚上，躺在床上，好久难以入睡。人，不能长大，一长大，一成熟，烦恼就多了。

然而，我的生活很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住在那里两个月了，我没有到总机室去过，更没有进过隔壁的女宿舍。每次从女宿舍门口经过，我都低着头，放快脚步。

有一天，我从女宿舍门过身。突然，里面有人喊我。我转头一看，是锻工班的胡师傅。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憨厚、老实，肯帮助人。是我复员回煤矿后，玩得很好的一个朋友。

“有事吗？”我拘谨地问道。

“进来坐坐嘛。”

他向我招着手。这间房子里，放着三张铺，空下的那片地方，摆了三个木箱子。房子里没有凳子，无论什么高贵的客人来了，都只能坐到床沿上。这时，胡师傅就坐在那张靠窗台边的床沿上。他的对面床上，坐着一个小个子姑娘。听说是一个开空气压缩机的司机。她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之一。此刻，她正埋头在做针线活。胡师傅喊我时，她头也没有抬。

“进来呀！”

胡师傅见我仍然站在门口没有动，又催我一声。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移步走了进去。

我刚刚走进房去，胡师傅象突然记起什么事似的，站起身来，说：“我去打瓶开水去，马上来。”这时，我才发现他手里提个暖水瓶。他就住在这女宿舍对面那间房子里。大概是经常到这间房子里来坐坐的。他在这里出出进进很随便。

胡师傅出门走了，对面的姑娘，依然在埋头做针线活。我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没容我多想，门外突然闯进来两个姑娘。这大概是那位空气压缩机司机的女伴。一见屋里的情景，“轰”的一下大笑着，闹麻雀般地跑出门去了……

我呆了，不知所措地望着那两个疑神疑鬼的姑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

房子里的这位姑娘，也呆了。她望了我一眼，马上把头低下了。

她的脸红了。

我的脸呢？不知道。

去打开水的胡师傅，还没有来。我站在那间房子里，窘得不行，只好走出门去了。从进门到出门，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走出门去时，听到斜对门的总机室里，当班的一个女话务员，利用她工作的方便，不知向哪一位女伴在挂电话了：

“嘻嘻……告诉你一个最新最新的新闻，新到一分钟以前发生的新闻，你最好的朋友，有喜糖吃了……”

风，一下子就刮遍了全工区·某某人和某某人恋爱了。天啦！真冤枉呵！直到这时候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然而，舆论的作用真大！这种舆论，真的“逼”着我们接近了。

风，刮到了她师傅的耳朵里。也许，她师傅看不起我，断定我没有什么出息，不配和他的徒弟结合；也许，她师傅怪我没有去敬重他，去求他；也许，她师傅曾经将他的一个爱徒介绍给她，遭到了她的拒绝，从而心里一直不舒服……反正一句话，她师傅极力反对她和我相好。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竟然象小孩子一般，在机房的值班志上，在日历纸上，在墙上，到处写一些挖苦她的话。他们的师徒关系一下变得紧张了。上班时，师傅坐在这边门口，她就坐到那边门口。两人甚至不讲话了。

她的“反抗”，更加引起了师傅的不满。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不辞劳苦，翻山越岭走了十来里路，跑到她父亲所在的金竹山矿井，在她父亲面前如此这般地挑拨了一番。说我是部队里处分回来的，说我每月只有三十来块钱工资，说我家里负担如何如何重，说我品质如何如何不好，说……她父亲听后，非常气愤。托人捎信来，要她回家去一趟。

她回去了。一见面，父亲就将她痛骂了一顿。并说：“如果你再和这个姓谭的好，从今以后你就不要过木丝坳了（木丝坳是从红岩工区到金竹山工区去的必经之山，意为不准她回家了）！”

从家里回来，她伤心地哭了。我闻讯来到她的宿舍，问了她半天，她才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如果因为和我的关系，影响了你们父女、师徒的关系，那我们就拉倒吧！”

我思索了好一阵，这样说。以为自己这样做很开明，很通情理。

哪知，她听了我的话，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着起急来。是不是自己刚才的话，刺伤了她？我赶忙改口，说：

“你看怎么处理少一点痛苦，就怎么处理吧！”

“不过木丝坳，就不过木丝坳！”

她止住哭泣，横下一条心似地说。

也许是由于精神负担太重吧，或者是由于别的有口难辩的原因，她第二天上班时，因一台空气压缩机缺油运行，把一块波斯烧坏了，损失上千元。她为此受到延长三个月定级的处分。然而，这件事，却更加促进了我们爱情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相好着。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一个闭塞的矿山，我们又都是从山村里长大的。思想不开化，行动更是缩手缩脚。我们的整个相爱的过程，被一团封建的浓雾严严地裹着。我们没有在公路上散过步，也没有一起进过城，逛过商店，更没有进过公园，也没有公园可进。开始的时候，还不敢到一起说话。心里实在有什么话想说，就趁在走廊里、或路上相遇的时候，递给对方一张纸条。

半年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到她的家里去过，没有和她的父亲见过面，没有和她后母见过面。

她和家里的关系也弄僵了，很少回家去了。

很快，这事被她叔父知道了。她叔父原是这个矿的副矿长，当时是“走资派”，尚未解放，正在交群众监督劳动。

这个没有“解放”，身陷不幸的叔父，却关心我们的事来。他托人捎来口信，要我去他家里一趟。

他家在矿部。矿部就和金竹山工区在一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她叔父家走来。我问到她叔父家的房子，在门口徘徊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敲门了。

前来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女人，这显然是她的婶母了。然而，我还是谨慎地、试探着问：

“这是谢梦兰的叔父家吧？”

“对，对！”

那位开门的女同志十分热情地说。

“你是她……”

“婶娘。”女人爽快地答道，“你是小谭吧？”

“对，对！”我点点头，心里很感激她。她一定看出了我不便自我介绍的难处，主动问我了。接着，我又问道：“谢矿长呢？”

“为你打前站去了哩！”

“打前站？”我一时没有听明白她的话。

“对！找小谢的爸爸做工作去了。不先把工作做好，等会你去了，他闭门不见你，甚至骂你一顿，你怎么下台呀！”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她叔父还没有回来。她婶母在炉火上炒着菜，留我吃饭。火燃得不旺，她婶娘，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一边炒着菜，一边怨着火：“这要死不断气的火，要等菜煮熟，只怕胡子都会等白去！”

下午二、三点钟，她叔父回来了。走进门来，一见到我，没等婶娘介绍，就冲我笑着说：“你是小谭吧？”

我连连点头。

“你去吧，她爸爸在家里等你。”

“你们两弟兄谈得怎么样？”

这时候，婶娘凑上前来问了。

“谈好了，谈好了。”

听着叔叔对婶娘的回答，我一直悬着的心落下来了，从内心感谢这位开通的、热心的叔父。

临到要出门时，她婶娘说：“你要带一点礼物去。她那位后娘，喜欢别人送点东西的。”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犹豫了。

“东西要志伢子提着，到前面为你带路。你又不认得她家的门。”

婶娘喊来她那十来岁的大儿子，要他当我的向导。

志伢子走前，我走后。推开她家的门，只见一个五十好几的老婆婆，正站在碗柜前洗碗。这大概就是她的后娘了。

走在前面的志伢子没有喊她，也没有将我向她介绍。我真不知道如何称呼她好。迟疑了一下，我省去了称呼，这样说：

“来、来看看。”

这老婆婆挺胖，笨拙地扭动着身子，冷冷地扫了我一眼，显然对我进门时没有喊她一声而不满，她便明知故问地说：

“你同志是哪里的呀？”

“红岩。”我答。

“哟，你是红岩的呀？我们妹子也在红岩。她在那里谈了一个对象，他没有来过，我们没有见过。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呀？你认得吗？你听说过吗？”

好厉害的老太太！一股气浪从我的心头迅速冲到脑门顶。我很不客气地回复道：“有意见，那就拉倒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

这时，突然从门边站起来一个老头子。这大概是她父亲。刚才，他正躺在一张竹床子上睡觉。这时，被我那句很冲的、也很粗的话吵醒了。他一看到我，慌忙招呼道：“呀，是小谭来了，是小谭来了！看你！看你！”他说着，盯了那胖胖的老婆婆一眼。

老婆婆这时才恍然大悟似地说：“呵！你就是小谭呀！快请坐，请坐！”

接着，她端来了一碟盐豆子、一碟盐姜，还有一盘松子糖。并送来了一壶酒，两只酒杯。她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也是一个聪明人。一边为我斟酒，一边这样说：

“那一天，她师傅跑到我这里来，说了一些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别人家里喝醉了酒。人醉了，说话也就没有个定准了。这怪不得她。怪只怪我们妹子不聪明，胆子小。如果你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她就把你带回家里来，让我们看看，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吗？”

我和她的父母，就这样见面了。

好事多磨。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条人生道路上的规律呢？

一九六九年春节，矿政工部门的同志，组织一些人去向军属拜年。作为一个复员军人，我对军属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我也加入了这支拜年的队伍。走时，匆匆忙忙，忘了关掉正搁在床底下烤着一双湿布鞋子的电炉。当我到全矿井十几家军属那里拜完年回来，这只电炉子闯祸了，把我的被帐、棉衣等烧了个精光。

怎么办呢？眼下正是严冬，没有被子、棉衣，怎么过呢？从部队复员回来时，发给我三百来元复员费，为待嫁的妹妹买了一台缝纫机，置办了被盖及其他一些嫁妆，已经全部用光。我到矿里来上班时，伙食费还是借支的。矿里当时尚在动乱之中，工会组织瘫痪了，不可能给予我救济。一时，望着那堆已化为灰烬的被帐等物，我整个脑袋都木了。

这时，有人给我开玩笑地说：“你不正在恋爱吗？快结婚吧！结了婚，两个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

纯粹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我却认真地采纳了。真的跑到她的宿舍里（这时我已经没住在她宿舍隔壁的房子里了），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你倒会想主意。”她笑了。

不久，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置办任何的家具、被帐。我们两个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婚礼上，我穿的是一件旧军装。新房里，除了在公家领了一张双人床以外，就只有我回矿时买的那张三屉书桌和那把嫩竹篾椅子。那把椅子上，还搁着一些当时无处可放的东西。客人们来时，统统只能站着……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幸引出的大幸？从此，我们结伴踏上了漫长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