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的《芙蓉》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很快，报纸评论，电台广播，刊物转载，全国几十家省级、市级、县级剧团，将它改编成多种地方戏曲，上海、甘肃电视台将其拍成电视剧，上十家电影制片厂约我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上千封读者来信从全国二十七个省市飞到我的面前……
不少读者以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在信中热烈地祝贺我“一鸣惊人”。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在向我祝贺的同时，还希望正在苦斗中的自己，某一天也能象我一样，来那么“惊人”的“一鸣”。
我从内心祝福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希望他们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也许，世界上确是有创造奇迹的、“一鸣惊人”的伟人的。然而，这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恐怕还是“冷水泡茶慢慢浓”呵！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从我的处女作《听到故事之前》的问世，到所谓成名作《山道弯弯》的发表，我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跋涉了十六、七年呵！这期间，我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有六、七十篇，达三十多万字！
这些默默无闻的作品，以及那更多的没有发表的“废稿”，也许都为我的成长做出过它们的贡献。就象当年的那些退稿条一样，是送我往上攀登的一块一块垫脚石。
我感谢那些为我垫脚的默默无闻的作品，更感谢那孕育我的作品的——不！孕育我的——生活土壤！
不少读者朋友在信中问我：你的《山道弯弯》是怎么“弯”出来的？
我说：那是在故乡的山道上捡的！
朋友，有兴趣吗？愿意听听我“捡”这个作品的经过吗？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盛夏。当时，我已调到《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做记者。家却没有搬。爱人和孩子们仍住在煤矿里。有一天，我从外面采访后回到矿上的家中。夜里，月朗星稀，我搬一条竹凳，坐到宿舍前面的坪里，和煤矿的干部、工人一起乘凉，扯着乱弹。就是在这个夜晚，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一个煤矿里，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寻访她。但是，我急于去完成别的采访任务，没有去寻访她。几个月后，我到桥头河煤矿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非常负责，待人热情和睦。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的秘书小朱告诉我：她是一个烈属，是在丈夫因公牺牲后顶职进矿的。进矿两年多来，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送交公婆。
小朱随便说出的几句话，却象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热辣辣起来。我踱步到楼房的走廊栏杆前，举头眺视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转，随着矿车在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生产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难免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意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取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们、为社会贡献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呵！
一种对矿工的爱慕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真想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呵！
在完成矿山的采访任务后，我回到了长沙。一个炎热的夜晚，我到《芙蓉》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朱树诚同志家里串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经常到他家串门。在他家出出进进是很随便的。这一次我的到来，象往常一样，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杯凉茶，很随便地和他聊着。
我向他谈矿山的艰苦，谈矿工们的憨厚和豪放，谈矿井里的矿工们那带野味儿的生活趣闻，谈矿工们的妻子——那些平平常常的女人……
“我想写写那些女人！”
我谈着谈着，激动起来，不禁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
他望着我，怔了一下，突然问我：“你准备用一个什么主题呢？”
“主题？”
我一下被他问住了。老实说，这时候，我还真没有去想什么主题呵！
“当然，不一定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很明朗的主题，也可以多主题。但是，我觉得，写这些默默无闻地将自己的光和热奉献于人类的平平常常的女人，是不是定这样一个主题：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得很不经意，我的心里却突然亮了一下。我立起身来，转身就走了。当他醒悟过来喊我时，我已经到了楼下。
“如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为灵魂溶进整个的作品？如何使这个主题，在作品中能立体化？”夜里，我躺在床上思索着。渐渐地，孩提时代，常听老人们讲的那个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进入我的心里来了。我把它借了过来，巧妙地贯穿于自己的作品，使表现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主题，产生一种立体的效果。
在自己的构思逐渐成熟的时候，娄底地区文联在新化县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工人作家萧育轩同志邀请我到学习班上为学员们看看稿子。当时，我的爱人和孩子们，仍住在煤矿。领导上关照我，多给了我几天时间，要我顺便回家里去看看。
我回到了煤矿，回到了家。到家的当天晚上，我就拿起笔来，动手写这部作品了……
一拿起笔来，许多我熟悉的矿工和矿工们的妻子，就往我的面前挤。这时候，这些我平日认为平常的、不能上“文学作品”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象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
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这，对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呵！她和丈夫都是湘西凤凰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算过分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
她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
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她挑着油饼油条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们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一九七八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也许讲不出许多大道理，甚至在小组会上发一个言，脸都会胀得通红。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霎时，他们象一块块矿石，在我的面前闪起光来。呵！生活的矿井里，蕴藏了多少文学艺术的矿石，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呵！
我怀着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我按照生活中的样子写他们，没有给他们戴“光圈”，也没让他们穿“高跟鞋”。作品中的他们，仍然是那么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惊人的举动，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然而，在他们那些平平常常的言行里，是不是很自然地闪烁出来了我们民族传统道德的光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光彩呢？
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自己所热爱的人，自然顺手。五天，我就写出了这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来不及抄正，就把手稿送到了《芙蓉》编辑部，得到了编辑同志的热情肯定。生活中的这个“她”，那个“她”，就溶铸成了作品中的“金竹”；我熟悉的矿上的“老张”、“小李”，就变成了作品中的“大猛”、“二猛”。
那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找我。
“你哪里？”我抓起话筒，问。
“西安，我是西安。”
“西安？”我很意外。西安，我可是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呵！
“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编辑室。我姓韩，叫韩俊峰。我们读了你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打算邀请你到厂里来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我、我没有这个想法呀！”
“现在能不能想一想呢？”
“眼下，我们正在抓建党六十周年的宣传。编辑工作很忙，一个萝卜一个坑……”
没有说定一个结果，我就把电话筒撂下了。电影制片厂要为我请三个月创作假。我考虑到自己的编辑工作很忙（一九七九年十月，我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报社领导不会同意，便想把改编电影脚本事推掉。
没有想到，我下班回到家里，刚刚端起碗吃晚饭，报社文艺部的副主任周绍颐同志就来敲我的门了。
“你把手头的工作了结一下，准备去西安改编电影剧本吧！”
我很吃惊，自己没有向领导上提出申请呵！
“你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旁边。电话里的内容我都知道了。因为时间要的太多了，我不能做主，我连忙向老总（总编辑）们去汇报。他们都支持。汪总编和黎总编还说，你们《洞庭》副刊上不是经常介绍名人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自己的名人呢？”
一排一排的热浪，撞击着我的心扉……
我终于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
下午五点多，飞机平稳地停到了西安机场。我从飞机上走下来，只见出口处有人在喊我：
“谭谈同志！哪位是谭谈同志？”
我抬头望去，那里站着三个人。两男一女。两个男人，一个高大、肥胖；一个，瘦长瘦长。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女人长得秀气些，大约三十多岁。他们三个，大概是电影制片厂来接我的人了。他们中谁是韩俊峰同志呢？
“谭谈同志！哪位是谭谈同志？”
那个肥胖的男子，又抬着头，朝下机的旅客喊着。我不知是激动，还是一时羞于启齿，我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朝他们走去。一直走到了他们身前，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仍然抬着头在那里喊：
“谭谈同志！……”
“我在这儿呢！”
我站在他们面前说。这时，他们才把抬起的头低下来，吃惊地看着我。
坐在小汽车上，那个胖胖的导演，感叹地对我说：“没有想到，你就是谭谈同志，谭谈同志就是你呀！”那位女编辑，则偏过脸去笑起来。原来，他们是笑我穿得太寒碜了。一条短裤，一件汗衫。那汗衫上还破了几个洞，把身上一块一块的肌肉袒露在外面……
唉，我这个人哟！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地方去，为什么不“打扮打扮”自己呢？
不觉间，我在这条弯弯曲曲的人生道路上，跋涉了四十一个年头了。今天，我终于把当年那个美丽的梦变成了现实，成了一名编辑、记者、作家。这在旁人看来，我一定是非常非常幸运了。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朋友，你听完了我这些平淡无奇的昨天的故事后，是怎么看的呢？
四十一年的人生旅程告诉我：命运就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命运安排你，而是你安排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幸和不幸，将永远和你结伴而行，直至你生命的终止！
我已经步入中年。但应该说还年轻，前面的人生之路还长。朋友，你们比我更年轻，前面的人生之路更长。让我们直面人生，在心中树立起自己追求的目标，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去迎接前面那无数的幸和不幸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