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夏末秋初，我被抽调到连部的连队史写作组，写作连史。一个多月后，连史脱稿了，连部派我将这份连史送到师部连史组审阅。师政治部负责连史审阅工作的首长接过我的稿子后，将我安排到师部招待所住下，要我过几天去听他们的意见。

一个战士，难得有几天集中的时间属于自己安排。我很高兴，好象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样。到招待所住下后，我想好好利用这几天时间，写一个东西。

写什么东西呢？当时，我的心里，同时涌动着几个题材，到底先写哪一个呢？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思索着，一时拿不定主意。

渐渐地，一个三年前的历史镜头，浮现到了我的眼前。那是我刚到连队不久的事。有一天，我当时所在的工兵连木工班（一排一班），正在拦海围田的工地上，赶制一批安放到田垅间的水沟里的水闸。

我们正忙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在问：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一口纯粹的湖南话。我们几个人，同时抬起头来看，只见水沟那边岸上，站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领章上缀着二条黄杠，四颗银星。凭我当时可怜的一点军队知识，也知道了，这是一个大校，不小的军官。

领我们干活的排长，这时对那人双腿一靠，举手行了一个军礼，报告道：

“报告师长，我们是三六五团工兵连一排，正在赶制一批水闸。”

“好，好！”

师长还了一个礼，又点了点头。他想从水沟那边过我们这边来。水沟很宽，跳不过。排长赶忙指挥我们，在水沟上搭了儿根木头，架了一座简便的桥。师长从桥上走过来了。

我们列队等候他的指示。

“大家干活吧！”

他很随和地挥了挥手。

我又坐到了架在木马上的木梁上，开始挥起斧头打着铁凿子，凿木头上的眼了。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师长走到了我的身前，问我。当时，我这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十七岁的伢子，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官”，心呼呼地跳着，答不上话来。

排长代替我回答了。

“什么时候入伍的？”

“是刚到连队两个月的新兵。”

又是排长代替我回答。

“哪里人呀？”

“湖南。”

还是排长代替我回答。我只觉得自己的脸很热，大概是满面通红了。

“喏，我们是老乡呵！”师长高兴地举起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亲热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去执行任务，沿着海堤走着。走不多远，只见前面走过来一大队人马。走在最前面的，是师长。他后面，走着许多中校、少校、大尉军官。大概是全师的团长、营长们。

眼看着我就要走到他们前面了。我真想举起手来，给这位自己的老乡，给这位可亲可敬的师长敬一个礼。然而，尽管心里下了很大的决心，还是胆怯，还是缺乏最后的勇气。一直到师长已经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才把手举起来。

师长终于认出了我。他转过身来，向我还了一个礼，风趣地说：“小老乡，到哪里去呀？”

“去扛木头。”

“好！”师长朝面前的那片海滩，很有气势地一挥手，对我说：“现在，这里是一片荒滩，明年，我们叫它变成一片稻海，一片良田！小伙子，好好干！”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师长了。听说，他调到某省军区当副司令员去了。然而，他的形象，却沉甸甸地留在我的心里了。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情景。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工棚里来睡觉。白天忙了一整天，真累了。一躺到铺上，很快就入睡了。这个搭在工地上的帐棚里，满地铺着稻草，草上一个挨一个地摊着铺，足有几十个。里面，鼾声此起彼伏，很热闹。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我挤醒了。帐棚里，没有灯，看不清是谁。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挤醒，心里的滋味儿真不好受。我老大的不高兴，便嘀咕起来。

那人没有作声，向外边挤了挤，我顿时感到宽松了些，蒙头又睡过去了。

天亮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军官把我摇醒来，脸对着脸问我：“小谭，股长呢？小谭，股长呢？”

我睁开眼来，见是团宣传股的一位干事在和我说话。我忙问：“你说什么？”

“我问你：股长哪里去了？”

“股长，哪个股长？”

“我们宣传股长。”

“我不知道。”

“他不挨着你睡吗？你看，他的衣服还盖在你身上哩！”

我揉了揉眼睛，看了一眼盖在自己身上的军服，昨晚上自己被挤醒时的情景又回到了眼前。哎哟，莫非他就是自己十分敬重的、把我的《假日里的忙人》推荐给《汕头日报》发表的宣传股长？自己在他面前都说了些什么话呀！我的脸不由得热了起来。

我和那位年轻的干事，一起走出工棚，到工地上来寻找股长。

我在工地上找到这位股长了。一见面，他就笑着问我：“睡醒了没有呀？昨晚上我把你挤醒了，意见还不少哩！”

我在股长面前，不好意思地笑了……

师长、股长，股长、师长，在我的脑子里交替地显现着。能不能把他们俩，合成一个人来写呢？还有，我听首长们讲，我们军另一个师的师长，是塔山阻击战中著名的战斗英雄。他的一只眼睛在战斗中负伤了，现在戴着一副墨镜。他经常下连队，向战士们讲当年的战斗故事……能不能把他也加进来，来一个“三合一”呢？

通过整整一天的思索，我终于动笔了。稿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听到故事之前。

…………

秋风，吹黄了万亩军垦农田。晚稻又成熟了，开镰收割了。

我所在的工兵连（这时已整编为特务连了），担任晒谷和装谷入库的工作。这天下午，我正扛着装满谷子的一个大麻袋上汽车。突然，班长在我身后兴奋地喊：

“谭达成！”

我肩头一甩，将一袋谷子抛上了汽车。转过身子，只见班长领着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军人来了。那不就是宣传股长吗？我大步迎了上去。

“股长，你找我？”

“什么时候，改了名呀！本来是老熟人，这样一改名，害得我好找！”

股长握着我的手，说。

“我没、没改名呀！”

“还瞒着我呀！”股长笑了，接着说：“你，向《解放军文艺》投寄了一篇小说吧？”

《听到故事之前》写好后，我又把它寄给了《解放军文艺》。以往投寄出去的稿子，不到一个月，顶长一个多月，就回到我的身边了。这一篇稿子寄出去三个月了，还不见音讯。我在心里揣度着：是不是编辑同志对自己厌烦了？本来水平很低，却不知天高地厚地一篇接一篇地往那里寄，以前还将原稿退回，现在懒得理我了。开初那一、两个月，我还念它，盼它。久了，我心里也渐渐地把这事忘了。现在，股长突然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呢？我是承认呢？还是否认呢？承认后是凶还是吉呢？我一时真不知如何回答好。

因为那时候，我在连队的处境，远不如两年多以前了。部队里搞“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一天凶似一天。指导员，依然是亲自在全连大会上朗读我那篇《克勤克俭的小王》的那个指导员，却不象以前那样可亲了。他常常带警告意味地提醒我：“注意方向！”“又在看小说？你的***著作学得蛮好了？给我背一遍‘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看看。”“现在别人学习***著作都嫌时间不够。你倒好，还有时间看小说，甚至写什么小说！小伙子，可要当心呀，不要滑倒呀！”“你学习***著作的心得写得怎么样？”他常常抽查我学习“毛选”的心得笔记。

我理解这位指导员。应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是当时的环境、政治气候把他训练成这样的。他这样做，是在忠于自己的职守。

“你在这篇小说上，是不是署的‘谭谈’这样一个名字？”

我还没有答话，股长又开口了。他那清亮清亮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那目光，是兴奋的，是赞赏的。

我感到一切都瞒不住了，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终于点了点头。

“好呀！谭谈，谭谈，总算被你给‘谈’成了！”

股长爽朗地笑着，把我的手拉住了。

“前天，我们接到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电话，说我们团里出现了一个战士作者，名字叫谭谈，《解放军文艺》将发表他的作品。要我们尽快把这个人找到，将基本情况告诉他们。我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几乎问遍了全团所有的连队，都说没有这个人。后来，我想到：团部电影放映队的谭一鸣，爱写小说，也经常往外投稿。是不是他寄去的小说呢？我找到谭一鸣一问，才知道是你往外寄稿时，把名字改为谭谈了！小伙子，你真行呀！”

这时，股长兴奋地打了我一下，便将一个印着广州军区政治部字样的大信封，递给我：“军区文化部把编辑部的信和作品小样转来了，给你。”

消息象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全连。正在晒谷场上翻晒谷子和在打包上汽车的战友们，一下子围了过来，一层挨一层地挤到我身边来看我手里的信和那印成了铅字的作品——《听到故事之前》。

编辑部的信是这样写的：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并转

六八一五部队谭谈同志：

我们高兴地向部队领导机关报告：你们的部队里又出现了一个战士作者！

《听到故事之前》写得很有部队生活气息，较好地塑造了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师政委的形象。我们决定，于明年二月号发表。现将作品小样寄上……看后有什么意见，盼及时告诉我们。校正好的小样，请于十二月底寄回，以便及时发稿。

此致

敬礼！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1964、11、28

“叭！”一滴热泪，落到了信纸上。呵，一连串的失败，终于架起了成功的桥梁。我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急忙将信纸和作品小样，塞进口袋。转过身子，扛起一个灌满谷子的麻袋，兴冲冲地朝汽车边走去……

前面，那永远是浩浩荡荡的大海，在汹涌着，在奔腾着！

夜。

劳累了一天的战友们，已经香甜地入睡了。我却辗转难眠。这是兴奋得难眠，激动得难眠呵！思绪象一匹脱缰的烈马，奔跑在这三年多的生活小路上。一下，它跑在家乡的砂石山道；一下，它又走在海滩边那铺满海砂的小路。大海边的浪花，一丛丛在我面前溅开，又落下。海湾里的礁石，在我面前浮现，又隐去。母亲那布满裂纹的手；那从风帽上抠下的七个小小的银菩萨；那篇《克勤克俭的小王》；那战友们钦慕的笑声、嘲讽的笑声；那一张又一张的退稿条……数不清的往事，宛如大海里的波浪，从遥远的地方涌来，在海岸边消失。是呵，是生活的魔力鼓动着我，是文学的魔力推动着我，是心中那迷人的目标吸引着我。使我在这条路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痛心的失败，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艰辛的脚印，坚持走到了今天。

我手里的电筒又亮了，我又开始读那封信，看那份小样。信、小样，已经看过七遍。如果有人要考我，我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可是，我还是觉得没看够，总感到哪里漏了点什么，又用手电筒照着，从第一个字起，一字一嚼地往下看。我觉得不是在看文章，而是在嚼橄榄，越嚼越甜，越嚼越有味……

五千来字，又一个一个地从我的眼皮底下数过去了。这时，隔壁的一个机关办公室（担任新谷入库任务后，我们连借驻在粮库附近的一个机关的房子里）的挂钟又一次响了。“当、当、当”，一连响了十二下。时候不早啦，明天还要进行繁重的劳动，该抓紧时间睡一睡了。我把信、作品小样放到枕头边，闭上了眼睛。可是，那信上工工整整的字，又一行一行地在我的眼前闪动，象火团般暖着我的心。没见面的老师呵，没见面的朋友，你是谁？我真想见到你呵！当面向你道一声：谢谢！

手电光又亮了。我又在看那封信、那份作品小样了。每看一遍，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它比蜜糖甜，它比家乡人民在新谷上场时吃的“尝新”酒还要暖心，它比妈妈亲手炒的落花生还要香……

我把小样和信，又一次放下了。可是，大脑仍然在兴奋着，不愿意休息。突然，我想起了一个失眠者的经验之谈，在心里默默地数数。据说，数数，可以驱走脑子里一切杂乱的念头，可以使兴奋的大脑安静下来，然后昏然入睡。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开了：“一、二、三……”很快，我数到了一百，数到了两百。当我快数到三百的时候，手，却不自主地、悄悄地伸到枕头边了，手电筒又在我的手里亮了……

不知道是第十几次看完《听到故事之前》的小样的时候，晨曦，悄悄地染白了玻璃窗户。接着，朝霞也临窗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听到故事之前》。我的处女作，就这样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