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了。可战争在哪里？除了该相信的新闻和该阅读的通告，蓝天碧海，蝉鸣声中，在布满柏树的群山中……哪里找得出这荒诞事件的迹象？

——《手记》

有时，这个世界——指欧洲——离北非海岸线可能比事实上更遥远。《阿尔及尔共和报》所报道的事件必然是当地发生的。这儿看待欧洲大陆上所爆发的恐怖战争只能说是雾里看花。

实际形势却恰恰相反。阿尔及利亚属法国殖民地，法国是欧洲一线国家，不久之后它再度成为战场。即使没有别的可提供，阿尔及利亚至少应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派遣一定数目的步兵。当时的殖民政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个人自由方面，都要比法国本土牺牲更大。比如说在1939年7月，开战前几星期，政府已经取缔了梅萨里·哈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而在法国，共产党只是在开战后才被禁止的。阿尔及利亚与其说是民主法国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一个军事化的管辖区。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1939年8月），加缪用如下预见性的文字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所遭受的迫害提出抗议：

看到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如此盲目轻率真是令人吃惊，因为每次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遭到打击后，它的威信反而提升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高涨就是遭受各种迫害后形成的。我可以说，并非悖论，今天这个政党在人民群众中所赢得的巨大和深厚的威望完全是这个国家高级领导层的杰作……唯一能阻止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势力的方法，就是消灭致使它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法国人民阵线自迁往南部后势力已大大减弱。很久以来，对地中海两岸广大关心社会问题的法国人来说，人民阵线已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从社会党—共产党联盟的实质内涵来讲，也许它就从没真正存在过。因为共产党从未加入过莱昂·勃鲁姆领导的政府，即使他们在议会中时而会对政府投信任票。另外，虽然莱昂·勃鲁姆内阁进行了一些令人称赞的，可以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触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革，如社会保险、40小时工作制、带薪假期等，但因为拒绝陷于围困的天然盟国西班牙共和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它在国际事务上的威信已丧失殆尽，至少他的不少选民是这么认为的。

勃鲁姆已下台，取代他的是达拉第，就在那时，1938年10月，“人民阵线”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诞生了。在报纸首期发行前一个星期，达拉第前往慕尼黑与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面，在没有捷克人出席的情况下签订了允许希特勒进入捷克的条约，事实上，这个条约也成了希特勒此后发动的一系列进攻的挡箭牌。

再看这段时期的加缪与他的同伴们，就好似拙劣影片中所描写的那些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火山旁或在地震前夕仍在狂欢的浪漫主义者。因为，尽管处于独裁政府的统治下，阿尔及利亚毕竟远离前线。

比如1939年7月，加缪仍然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他计划与弗朗辛·富尔一起去希腊旅游，这是他的第一次出游。无休止地与警署、法院打交道以及在报社里度过的漫长夜晚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他渴望着这三天从阿尔及利亚到希腊的海上生活，宁静的日日夜夜。【1】从奥兰弗朗辛家回来后，他还沉浸在计划这次旅游的兴奋中，他又打电话催弗朗辛去买背包。实用主义的一面让他意识到此次去希腊将要历经艰难，【2】而不现实的一面又让他沉溺于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希腊神话和传说。整个8月，他日记中的摘录除了一条，其余都是有关古希腊的。

他明白和这位有教养的年轻姑娘一起去希腊旅游就意味着要和她结婚，于是他开始着手办理与西蒙娜·伊埃协议离婚。

不过他始终坚持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待在翡虚院里，趴在那张白木餐桌上工作，陪伴他的（至少）还有那两只叫卡利和古拉的猫，他似乎对在哪里睡觉毫不介意。他有过好几处单身公寓，但每次只要有机会，他也很乐意接受朋友们借给他的条件更舒适的公寓房。8月份，他离开了最后的一处单身公寓，搬回里昂街他母亲那里，等着出发去希腊。【3】但这次旅游最终没有成行，他搬进了夏洛的小公寓，因为战争爆发，夏洛应征入伍。（当夏洛9月份参军后，书店由他太太照管，加缪定期去帮忙，给她提供一些建议，负责订购新书等。夏洛从部队回来后，加缪又开始替他校对书稿，获取一点报酬；当加缪去法国时，把这笔钱留给了他母亲和弗朗辛。【4】）

在翡虚院的木桌旁，在那几处他先后居住过的单身公寓和借住过的公寓里，或许还在夏洛书店的阳台上，以及在一两个安静的咖啡店中，他一直在致力创作“荒谬”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和《卡利古拉》。现在，他的写作有了很大的进展，1939年7月底，他告诉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这三本书将组成他可以大胆称为“著作”的第一部分。在报社给予他的两个星期的假期中，他全身心扑在《卡利古拉》的创作上，剩余的时间就去游泳。1939年7月25日，他宣布初稿完成（加缪后来说他是在1938年写的这部剧本）。虽然他并不觉得满意——因为他对这部作品的成功十分看重——他还是把稿子重新手抄了一遍，以方便克里斯蒂亚娜打字。但在抄写重读时，他决定还不能把它交给他那忠实的义务打字员。于是在8月份，他又对书稿精雕细琢，精简、强化了他称之为透明度和苦涩味的内容。他认为这才是他自身的真实反映。不久，阿尔及尔卷入了战争。他不敢将稿子邮寄给克里斯蒂亚娜，生怕审查官员因为辨认不出他的字体，会将稿子当作斯大林写给希特勒的信。到如今《卡利古拉》手稿显得太珍贵了而不能冒那样的风险。【5】

其实，后来剧本又重写了一遍，并于1942年由克里斯蒂亚娜重新打字。在此后的不同版本和演出中，他又不停地进行修改，每一次都反映了他不同阶段的思想以及个人生活、国家和整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卡利古拉》的“最终稿”可能就是1958年的那一稿，也许只是因为加缪的早亡才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最终定稿。

《卡利古拉》中的荒诞是夸张的、讽刺性的。作品的题材取自凯伊乌斯·恺撒（公元12—41年）的故事以及经过苏埃托尼乌斯加工的关于这位与朝臣一起玩猫捉老鼠游戏的神奇而又专横的皇帝的传说，现在被一位现代作家将这“荒诞”主题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来表现。这部戏剧应该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分（至少按照编辑的顺序是第二部），它采用现实中的材料，形成现代的风格。其实，这部剧本是美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海明威、斯坦贝克、考德威尔等属一个流派。加缪同样也在他未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幸福的死亡》中运用了这种形式，却比他的师友们运用得更加坚定、明确。

那么《局外人》中有多少成分要归因于那个夏季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热带海滩？有多少成分要归因于同小皮埃尔·加兰多这个说话唐突简短、举止令人讨厌、既是默尔索又是雷蒙的人物的接触？无疑就如加缪向罗布莱斯说的，那篇题为《冷漠人》的小说能适用于加兰多。（1938—1939年冬天，罗布莱斯为借书第一次走进了“真实的财富”书店，看到加缪正在阁楼上伏案疾书；两人同去大学酒吧喝了一杯，期间加缪向他谈及了他正在写作的小说。【6】）

据说有一天，加缪和路易·贝尼斯蒂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索弗尔·加利罗，一个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散漫的小画家，过来跟他们打招呼。得知加利罗的母亲刚刚去世，他们向他表示了哀悼。加利罗告诉他们，在给母亲落葬后他便与女朋友去看电影了。听罢，加缪悄悄地告诉贝尼斯蒂：“现在，我已经有了《局外人》的第二部分。”【7】

如果加缪真的这样说了，那么他极有可能把加兰多的故事作为第一部分。加兰多夫妇与另一对夫妻在距离奥兰10公里的布伊斯维勒海滩旁租了一套别墅。有一个阿拉伯人与他朋友的妻子搭讪而遭到了朋友的干预。在随后发生的斗殴中，他朋友被刀捅伤了嘴巴。于是他跑到别墅去找加兰多和他的枪，两个人一起回到海滩找到了阿拉伯人，但显然谁都没有开枪。【8】据当时的一位居民说，海滩上常见这样的事。

当然《局外人》表现的并不是加兰多或加利罗，也完全不是默尔索杀了阿拉伯人后将要接受的死刑，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社会政治气候下）这不会是作品中最具现实意义的东西。（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海滩琐事后射杀阿拉伯人的行为被审判为动机不足。他被判为死刑的真正原因是他看起来对本该要紧的事情漠不关心，而他也不愿假装认为它们是要紧的。）加缪本人在日记中记道：在《局外人》中有三个人物：皮埃尔·加兰多，克里斯蒂亚娜，即皮埃尔的姐姐，还有他自己。小说是关于“荒谬”主题的。加缪把书稿寄给让·格勒尼埃，格勒尼埃从中察觉到了卡夫卡的影响，但加缪暗示他不需要卡夫卡；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庭经验。加缪的主人公似乎不明确，几乎一团阴影，然而作者分明赋予了这个人物超过读者倾向性的更高的价值；在为此书的美国版所写的前言（也是他先前试图作的总结）中，加缪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任何在其母亲的葬礼上不流泪的人都有被判死罪的危险。”

默尔索拒绝伪饰，拒绝撒谎。“默尔索对我来说不是落魄的人，他是个穷人，一无所有，但他热爱太阳，拒绝阴影。”他不缺乏敏感性，他心中充满对于绝对和真理的渴望。总的来说，相比加缪其他更为正统的作品，格勒尼埃对这本书的评价更为负面。也许他当初应该与加缪一起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共事，参与他与公共权力和世界的斗争，这样他就能理解加缪笔下的人物，尤其理解1939—1940年的加缪。第一次，在格勒尼埃和他的学生之间产生了距离。这次，年轻人没有像当初写完《幸福的死亡》后那样将书稿放进抽屉里。如今他有了充足的自信，孤身前行。【9】

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阿尔及尔的整个夏季、秋季、冬季，以及在巴黎的1940年初春，加缪一直在进行《局外人》的创作，最终在巴黎完稿。三部曲的第三部分《西西弗神话》将会耗费他更多的时间。

加缪所持立场的所有矛盾都随着1939年9月3日的战争爆发而显露出来。共产党当时是反对战争的，因为苏联刚与德国达成共同分割波兰的协议，斯大林希望这样能将苏联置身于冲突之外，他的新盟友希特勒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攻击西欧国家。加缪的立场却并没有受共产党的影响。他虽然主张非暴力，但并不是教条式的和平主义分子：当他的兄弟和所有朋友都被召至战旗下时，他不顾病弱的身体，也希望参军。在招兵办公室里再一次遭到拒绝后，他只能打消这个念头。【10】他在日记中谈到了这一事件：“中尉说：这年轻人病得太重，我们不能收他。”随后，他又补充道，“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这段人生足够让我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

他曾对格勒尼埃解释说，他想参军并不是因为他接受战争，而是不想拿疾病作为挡箭牌，同时也为了表示对那些奔赴前线的将士的声援。他绝对不赞成战争，他同一些朋友（如德舍泽勒一家）断绝了来往，因为他们以为他是赞同《慕尼黑协定》的。宣战那天，他与若索和埃梅里在米什莱大街的一家酒吧用餐。加缪和若索为了这场战争的含义争论得面红耳赤。加缪反对这场他认为是荒谬的、为不良动机而进行的战争，而若索则反驳说这显而易见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在这次争论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若索和加缪之间没再说过话。【11】我们可以通过加缪在经历某次类似的争吵后写的一段日记去体会他苦涩的心情：

所有那些坚持抵抗和谈论和平的人都已背信弃义，他们就在周围，那么的俯首帖耳，比其他人更应受到谴责。个人在这制造谎言的机器前已不再孤立无援。他仍然可以表示轻蔑，用轻蔑作为武器。如果他没有权利远远地去表示轻蔑，那么他确实保留了去评判的权利……

“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在9月7日的一段日记中他这样总结道。第二段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在每个人身上正在增长的仇恨和暴力。他们的身上已不再有任何纯洁的东西……我们所遇见的都是畜生，是欧洲人野兽般的嘴脸……”

战争也意味着《阿尔及尔共和报》开始走向末路。7月起开始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审查，这一政令在诸如皮亚和加缪这样的个人主义的记者中引发了意料中的反响。事实上，他们俩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是相似的，这也确切地解释了他们那时为何能合作默契。两个人都认为《慕尼黑协定》是荒谬的，而挑起敌对战端的借口也是荒谬的（为什么对波兰宣战，而不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或西班牙发动战争？）他们的怀疑和公开地持反对意见自然在审查方面给他们造成了麻烦，而且很大一部分读者、报社董事会、主管或那些没受战争牵连的人都不理解他们。【12】

那个最初创立并一直支撑着这个不稳定的报社的让-皮埃尔·富尔也去了前线。在那个全民动员的时代，让-皮埃尔·富尔原本可以免服兵役留下来继续领导《阿尔及尔共和报》，但他认为他的位置在前线，不管怎样，他意识到《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政治方向将不再能坚持它的新闻自由。作为预备役军官，他参军后被派往了突尼斯。【13】

报社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可以说是到了可悲的境地。广告量下降，股东们不愿再捐钱。工资还得继续发，但已一拖再拖，上了前线的雇员留下的空缺没人顶上。这时，皮亚本人已不再领取报酬。

不仅审查制度比法国本土更严格，而且这里的记者也比巴黎的同行更孤立无援，因为这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对政府的呼吁。每天都有一位官员来报社审阅清样，甚至还要审查根据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编写的文章——每当通讯社的消息发送受阻时，报社就对广播新闻进行采编。审查官不允许报纸上出现空白，生怕读者知道报纸受过审查，但皮亚不愿屈服。一天，审查官抱怨说报纸几乎只剩空白了，皮亚和加缪就建议他写一篇署名文章来填补这片空白，审查官当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于是皮亚和加缪决定跟审查官们开个玩笑，在报上匿名选登帕斯卡尔、高乃依、狄德罗、雨果等古典作品段落来刺激他们。

然而，战争使印刷和发行的成本增加，《阿尔及尔共和报》由此失去了阿尔及尔市区以外的读者。皮亚决定再出版一份两个版面的晚报，然后在街上叫卖。【14】于是9月15日诞生了《共和晚报》，与《阿尔及尔共和报》共存，直至10月28日由于纸张短缺《阿尔及尔共和报》停办。人手少，又要节约用纸，加缪担任了晚报的主编，《共和晚报》成了一份纯舆论性的报纸。皮亚和加缪这一对制造恶作剧的“孪生子”，很快把《共和晚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喉舌。

实际上，《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的作用，至少对它们的忠实读者来说，是消遣胜于信息的获取。如当日格言（安德烈·莫洛亚所言）：“当人骑在马上时，总是马比人聪明。”又如“人们被他们利用的权力所评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卑劣的灵魂总爱滥用偶然的机会或者愚蠢给予他们的那么一丁点儿的权力”（此段语录署名“卡利古拉”）。一直在部队里只是个士兵的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每次一有机会就身着便服溜出军营，来到报社“观戏”。“先生们，”加缪对被他晾在办公室角落的军事审查官们说道，“这是蒙田写的。名字已略。你们要删吗？”一天，当审查官审完稿后，一张白纸的正中央只剩下了“《共和晚报》是与众不同的，它总能让您有内容可读”的口号。【15】

另一次，皮亚和加缪给审查官们出了一个奇怪的谜题。当天的格言来自拉瓦绍儿。这位14世纪被处以断头刑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一句口号是：“查禁鲭科”（实际上，这个词指的是一种鱼亚目）。审查官问他们要字典查这个字，他们回答说没有。于是当天报上又多了一处空白。【16】

加缪的每一位朋友都有特别偏爱的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据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回忆说，审查官是预备役军官，生活中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建筑师。加缪与这位官员的争斗令人难忘，可这位审查官实在不是对手。一天加缪试图刊登帕斯卡尔的《外省人》的片段，但没通过审查。加缪同时提交的埃克托尔从让·吉罗杜的《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中摘录的演说稿也没通过。加缪愤怒地告诉审查官他无权查禁帕斯卡尔及其上级（因为吉罗杜是法国政府的新闻专员）的文章。他补充道：他不会去插手军队事务，但法国文学是他的领域。最后，他总结说：他不清楚建筑师以前是否建好了房子却没有装楼梯，而他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审查官气得满脸通红，把加缪赶出了办公室。后来埃梅里跟加缪解释说，那位官员确实在他建好的房屋内忘记装楼梯，但加缪事先并不了解。【17】

对加缪来说，每天的工作是练习创造性的表述。越来越多的笔名频繁出现：能干的樊尚、让·默尔索、德莫斯、伊雷内。有位研究加缪的学者认为加缪使用这些笔名不仅可以规避检查，而且让读者和对手们相信编辑部的阵容比实际上的要庞大得多。这位学者还潜心研究了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上所使用的“武器”：戏仿、讽刺，等等。【18】

1939年9月17日的《共和晚报》上，加缪发表了一篇社论，为表示其严肃性，他署了真名，开头是这样的：“左派的斗士们或许从未遇到过如此多令人失望的理由。”他写道：如果我们中的很多人以前一直不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开始理解他们，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可以去打仗而不赞成战争。“我们知道当绝望达到某种极限时，麻木就会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宿命的意识和滋味……”最后一句中，有一个字或一句话被删除（空白处有“查禁”二字）。11月6日，他又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立场》的社论，他在文章中表示担心审查官查禁留下的空白有可能导致人们误解报纸的立场。他声明，民族士气一定要取缔自由的想法是错误的；且以英国为例，一位和平主义者可以参加竞选，拒服兵役亦是允许的。他赞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谴责，认为施加于德国的苛刻条件及其导致的欧洲分裂最终引发了战争。因此即便战争在进行中，他仍然要求考虑实现和平的方法。他寄希望于国际协定与全面停战，而非希特勒的口头陈词。德国独裁者的要求像是一种合法请求与无理企图的奇怪混合。国际社会拒绝了前者而接受了后者。在表明反希特勒的立场的同时，他不希望德国人民受到侮辱，满足他们的合理的要求而拒绝不合理的。他请求给予捍卫真理的权利，给予不再遭受失望的权利，保存阻止集体自杀的价值观念。

之后，为回击保守舆论的攻击，皮亚和加缪起草了一份共同署名的《公开声明》（曾经遭到查禁，因此从未公开）：“我们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不赞成政府的独裁手段和迫害，即使是为对付共产党……”同时他们注意到有一篇攻击《共和晚报》的文章，声称政府和军方要查封报社，而这篇文章没有被查禁。《共和晚报》的编辑们已表明决心，不必遭到侮辱，他们即声明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文章负责。

不管发表与否，这些文章对解决问题无济于事。此后，这些文章的作者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者。夏尔·蓬塞是加缪最忠实的朋友之一，他对这一份用磨难和激情建立起来的报纸因加缪的态度而自沉自灭表示遗憾。如果加缪的态度表现得稍微灵活一点，报纸也许就得救了（并非要成为后来在重整旗鼓后作为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但是加缪对于原则问题拒绝妥协。蓬塞把这一点归结于加缪的西班牙血统，加缪在警察局的表现，更使蓬塞不由自主想起了唐·吉诃德。当警察念对他行为的指控时，加缪冷冷地回答说还有一些控告尚未在警局备案。【19】

1939年12月28日，（根据负责审查的中校回忆）古多军团的中将写信向《共和晚报》主编投诉，说晚报发表了一篇被审查官查禁的文章，而且在12月23日晚报的主编还写了一封“措辞不当且带威胁性语言”的信（原文如此）。为此中将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对此提出强烈批评，而且并非出于偏见，以后可能对你们做出更严厉的惩罚。”【20】

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从巴黎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服役，确切地说被安排在部队的新闻处工作。他听到军官们都在抱怨这份煽动性的报纸。新闻处的长官谈到加缪时曾说：“我们要调教调教这家伙。”因为穿着军服，奥迪西奥不能直接与加缪接触，于是他就托他们俩的朋友带信给加缪，提醒他要提高警惕。【21】

最后的猛烈一击来自更高层。富尔参军以后，他的表兄兼合伙人雅克·雷尼耶接任董事长（大部分股东也都参军奔赴前线，也有的因为报纸成了颠覆性的纸媒而不再愿意合作）。总督将在位的股东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友好”会议，通知他们他即将下令查封报社。“我们正在打仗，还胡扯什么！”他大叫道，“我相信你们是爱国的。”

但编辑们并不打算就如此轻易地放弃自由。那些审查官看上去已不再那么气势汹汹，皮亚和加缪知道报纸被查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报纸所用的纸张基本上都是同行前辈《奥兰共和报》提供的，不足部分由当地的另一个印刷商补供。然而，有一天，纸张告罄。如果当局和军方早先对报社所处的困境有所知之的话，就肯定不会再费劲去查封它；但是因为人员简编，当局无法再在报社里安插能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情报员。皮亚和加缪甚至没有将最后一期报纸交给审查官审查，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已不可能再出版下一期了。【22】

1940年1月10日，一纸官方通令放到了《共和晚报》加缪的办公桌上：根据阿尔及尔行政长官的要求，省特警司法警局局长通知身为主编的加缪，报社即日起被查封。按警方要求，加缪在通令上签了自己的名字。【23】

不久以后，报社董事会用最简练的方式起草了一份针对加缪的谴责书（或许并未送达其本人）。谴责书写道：自《阿尔及尔共和报》创办以来，加缪从学习当记者起步，一直为该报工作。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停办后，他被留任加入缩编后的《共和晚报》编辑部。可以说加缪一直得益于他人对他的好感和同情。不过他自报纸创办以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而这一政见却与联合所有倾向的共和政体的初衷是矛盾的。报社的领导层已经觉察到了销售量的锐减、论战的笔调以及与审查官们每天的争执——版面上的空白处明显地越来越多——对报纸形成的内在困难。董事会（的声明）便通过皮亚向加缪提出了告诫，可是加缪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凸显出他的对立态度，从而使局势更趋恶化。对当局采取的两次警告和查封报纸的措施，皮亚和加缪则以信件的方式给予反驳，他们在信中申明将不再理会军方的审查。而董事会则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更有甚者，当政府查封《共和晚报》时，加缪虽然没被授权，却执笔在通告上签了字，仿佛报纸就是他办的似的。董事会抗议对报纸的查封，但被告知除非皮亚和加缪离开，否则报社将永无重启的机会。

董事会（的这份没有公开的声明说道）在查阅那些被审查后没有见报的文章时发现，加缪一直在努力赋予晚报一种与报社投资者们的政治观点完全相悖的舆论导向。加缪十分清楚，比如皮亚与他共同署名发表的《公开声明》一文——这是一份无政府主义声明，谴责“所有的政党都已背信弃义”——是与董事会的观点决然相反的，将使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似乎就如一位读者所猜测的，《共和晚报》“想要”销声匿迹。

完全相反（声明继续道），在这段艰难时期，报社的管理层直面最大的困难，只希望能将报纸继续办下去。我们可以说，加缪非但没有帮忙，反而给了这项仅靠几个忠诚公民的献身善举而求得生存的事业致命一击；他曾是这项事业的合作者，而他个人的状况也因此得到保证。的确，加缪先生现在已经表示了想去巴黎发展的意图，这说明《共和晚报》的未来已不再与他有关。

董事会不会下结论说是加缪故意让报社停止运作的，但认为他应当对这样的局面负责。尽管这是“严重的失职”，董事会还是准备发给加缪和皮亚（他接受了）在《共和晚报》被查封前那一段时间的所应得的工资。但是加缪还要求追加赔偿。于是，事情要闹上法庭。【24】

事实上，事件从没真的上法庭。皮亚推测董事会的这一惩戒是他在1940年2月回法国后颁布的，且是剩下的那三四个身为公务员的董事会成员为不使自己的官员生涯受到影响而制造的杰作。至于皮亚，他在《共和晚报》关闭前就已设法寻找机会回巴黎，因为没有正常的工资收入，他已不能维持生活。他给许多朋友写过信，要求帮助寻找工作，其中就有他的老朋友让·波朗。【25】

报纸的创办人让-皮埃尔·富尔在报社后期的整个混乱阶段都不在场，他推测这是那些社会党股东与加缪作对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年轻的编辑对他们所有人费了好大努力才保留下来的报社资产过于无动于衷。比如说那个后来参加抵抗运动反对维希政府的财务当初就是两份报纸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他肯定反对报纸停办。富尔本人也对报纸还没来得及表明创办者反法西斯的坚决立场就销声匿迹而深感遗憾。不过他认为与其像《奥兰共和报》那样丧失个性地生存，还不如就以坚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自行终止生命。不久以后，富尔碰到了原来的几个报社股东，他们大呼上当受骗，还告诉富尔《阿尔及尔共和报》在共产党控制下又重新发行了。

1943年在阿尔及尔成立的临时政府借贷100万法郎让报社重新开业，而报纸的创办人富尔更愿意上前线参战，他将报社的管理权交给了一名股东，就这样报纸最终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中。【26】

这些如暴风雨般接踵袭来的事件并没有伤害到加缪，也没有中断他自己的事业。除了三部重要作品需要同时进行外，他还把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小计划上。例如，在《共和晚报》与审查官们的争斗过程中，好像是在1939年的11月，他仍常去奥兰看望弗朗辛·富尔（以及皮埃尔·加兰多和其他朋友），在这座完全不同于阿尔及尔的城市里，他发现了新作品的题材。他在那里发现了一种熟悉的景观，但没有阿尔及尔的那些憧憬（和那些天才），这儿是芝加哥，是欧洲的芝加哥。

他整天待在工作台边并不意味着他忘却了外面的广阔世界。他几乎把战争看成对他的人身侮辱，他日记中迅速增加的工作计划好像是为了与战争抗衡。他继续阅读尼采的著作，从中发现一些他愿意接受的行为规则。比如说，11月29日，他发现了完全的贞洁（性和精神方面的）和有序工作习惯的价值。大部分时候，他的日记里笼罩着悲观主义的色调。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一封《致一个绝望者的信》，读上去好像是他为《共和晚报》所写的那些社论的延伸。加缪在信中告诉那个不知名的绝望者他还能做一件事：“……您可以告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人，战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尝试停止战争的办法……”

在《共和晚报》工作的最后几天，加缪住在非洲圣母院街区（以该圣母院为街区名）的一所伸向大海的大房子里，那儿是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中心。【27】这个惬意的住宅区取名领事谷。房子在巴旦杏树的环绕之中，就在那里他落笔开始了题为《巴旦杏树》的短篇随笔，他借用尼采给他的忠告，向人们——首先是向他自己——设想了一条乱世中的和平之路。拿破仑说过：“军刀，终将被精神所战胜。”这篇于1940年在法国完稿的随笔，成为当年在精神上反对维希政府的檄文（1941年首发在《法兰西的突尼斯》上）。1939年11月，当他生活在领事谷的巴旦杏树丛中，将拿破仑的话记录在他的日记中时，加缪的精神状态有了变化，因此这篇文章更多表现的是他对自己国家以及敌人使用武力的谴责和全面否定。【28】不过现在说加缪已是反法西斯战士还为时过早。

报社被查封后，皮亚和加缪两人都开始寻找新的工作。2月份，皮亚在巴黎的一份大众日报《巴黎晚报》找到了当编辑部秘书的工作。关于当时加缪的情况有各种说法。有的说他躲在奥兰，有的说他被驱逐回法国——就如那些搞颠覆活动的人被惩罚上前线一样！（真正危险的人，如共产主义战士，都被送往南方人迹罕至的地方拘禁。）还有一种纯属捏造的传言，说加缪很难找到工作（对那些上前线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会更让人相信），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当局立即出面干涉，砸了他的饭碗。

有据可查的实情虽然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年长的好心人，印刷商埃马纽埃尔·安德烈奥以每月3000法郎（差不多250欧元）的高工资雇用了加缪。他女儿吉尔贝特一直催着他帮一帮这个年轻人，于是安德烈奥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他正计划出版一份杂志，让加缪准备一期模仿美国杂志风格的试刊。加缪做了一份草样。但是尽管安德烈奥有意要帮助他，但安德烈奥的维克多·安兹印刷所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比如，印刷彩票和各种官方出版物）。或许是迫于官方的压力，也或许是政府答应收购正在筹划中的杂志，加缪又失业了。【29】于是1940年的2月中旬，他又回到奥兰，弗朗辛也正在想方设法替加缪和她自己找工作。“他们应该允许我工作。”他对弗朗辛痛苦地抱怨道。【30】皮亚也在巴黎替加缪找工作，并定期与他通报努力的结果。加缪对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坦承了自己的想法，说他愿意去任何地方工作，他已没有机会挑三拣四。【31】2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前后，他开始教授一些特殊的课程，这使他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继续等待，因为皮亚向他保证很快就可以在巴黎给他找到工作。【32】

2月20日，传来了另一个好的消息，法院解除了他与西蒙娜的婚约，判决从9月份开始生效——终于，他获得了自由，可以再婚了。当路易·米凯尔第一次遇见弗朗辛时，他觉得她极有魅力。虽然她身上没有西蒙娜的那种光泽，但她独有的那种羞涩（如同她的男友）让米凯尔感觉极具吸引力。【33】

3月初，也许是对让·格勒尼埃无意识的敬意（《我经常梦想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加缪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这昏暗的房间里）突然被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的嘈杂声惊醒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陌生的，承认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一清二楚，等待，不惜一切。工作至少是为了寂静和创造变得完美。其他的，其他的一切，不管发生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1】源自雅克·厄尔贡。

【2】源自阿尔贝·加缪夫人。

【3】源自布朗什·帕兰。

【4】源自埃德蒙·夏洛。

【5】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6】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7】1941年12月，贝尼斯蒂在奥兰确认了这段对话，而《局外人》已在数月前完成。诚如加缪在1938年秋初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今天，妈妈死了”，但没有提及默尔索去了电影院。加利罗在阿尔及尔的卡斯巴有一个破破烂烂、充满怪味的工作室，晚上他就睡在一张行军床上。每次他去奥兰，就在加缪·富尔的住处过夜，睡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源自克里斯蒂安娜·富尔）。在加利罗服兵役期间，有一份对他的树脂水彩画略作褒扬的评论，作者是保罗·拉菲，载于《阿尔及利亚杂志》，1939年2月。

【8】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和皮埃尔·加兰多。

【9】源自克里斯蒂安娜·富尔。

【10】源自军籍簿和阿尔贝·加缪夫人。

【11】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和罗贝尔·若索。

【12】源自帕斯卡尔·皮亚和他的《论战斗的阿尔及尔共和报》。

【13】源自让-皮埃尔·富尔。1941年7月，在战俘营被关押了1年后，他从突尼斯返回。

【14】源自帕斯卡尔·皮亚和他的《论战斗的阿尔及尔共和报》。

【15】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阿尔贝·加缪的青春》。

【16】源自帕斯卡尔·皮亚和他的《阿尔贝·加缪的青春》。

【17】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

【18】安德烈·阿布《论战演讲的变化》，载于《现代文学杂志》，巴黎，1972年第315-322期。

【19】夏尔·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20】源自路易·米凯尔。

【21】源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

【22】源自帕斯卡尔·皮亚和他的《论战斗的阿尔及尔共和报》。

【23】源自路易·米凯尔。

【24】源自路易·米凯尔。

【25】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26】源自让-皮埃尔·富尔。富尔走后，他的部分职务由雅克·雷尼耶接任。据后者说，在一天凌晨2点的时候，警察闯入了《共和晚报》的办公室，当时印刷机正在运转；他们把雇员推挤到过道上，用铁棍砸坏了机器。但皮亚对此没有印象，他推测事件的发生应该是在报社关闭和他返回法国之后。皮亚也回忆不起董事会与总督一起开会的情况。雷尼耶回忆说，警察频繁干涉报社的事务，常常从报亭、报童，甚至直接来到报社突查报纸的内容。然而，每当警察转身离去，整个团队迅速恢复工作，准备新一期的报纸，然后用大衣裹着去发行。

【27】源自莉莉亚娜·迪隆（家姓苏克龙）。

【28】发表在1941年（5月24日）《法兰西的突尼斯》上的第二篇题名为《怒火》的文章，同样在开头引用他1939年11月日记中记载的一段（博尔吉阿大主教的）语录，该文是他反战思想的巅峰，他反对法国热衷于战争，而非反对当时还没上台的维希政府。1941年，当这些文章在突尼斯发表时，同样是法国殖民地的突尼斯正处在维希体制的压迫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篇文章折射出了1939-1940年的加缪及其思想，而不是在1943-1945年才成为抵抗战士的加缪。

【29】源自埃马纽埃尔·安德烈奥夫人、亨利·凯尔歇夫人和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也有人说当局在当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想“买通”加缪，试图安排他在一家为政府做宣传的杂志社工作，或大量购买他的《婚礼集》一书。

【30】源自阿尔贝·加缪夫人。

【31】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32】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33】源自路易·米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