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寡言少语的。
——《手记》
那一年春天，一群地中海青年和几位年长者——他们的老师和精神参谋——联合起他们的力量创办了一份从文学上去展示地中海作用和精神的文学杂志。他们决定把这一刊物取名为《海岸线》。由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构思的封面是一幅地中海的素描画，或者确切地说画中展现的是地中海的沿岸，大海的蓝色是图画的主色。编委包括加缪、勒内-让·克洛、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代表阿尔及利亚总督政府在巴黎工作的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雅克·厄尔贡和三十九岁的让·伊捷，他曾和奥迪西奥一起服兵役，在成为教授前亦是朱尔·罗曼的学生；以后他领导了自己的文学杂志。他刚刚抵达阿尔及尔（不久后，伊捷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并在那里发表了他的《浪漫批评》）。
杂志的副标题确定了它的纲领：“地中海文化杂志”。它每年出版六期，或者说希望如此，由埃德蒙·夏洛负责发行，弗雷曼维勒负责印刷。创办这份杂志的想法来自夏洛，这是他以后回忆时讲到的。杂志的计划是刊登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章。后来他们也计划发表文化方面的文献资料，例如古老的克里特岛文字。这一想法马上得到加缪的赞同，于是夏洛开始策划最初几期杂志。【1】
奥迪西奥有一年春天访问阿尔及尔时与加缪相识，那一天是1938年的5月4日，正值《海岸线》编委在夏洛小书店的后间召开会议。奥迪西奥看到在几位年长的地中海人旁边，靠着厄尔贡和伊捷，坐着一位话语不多、神情严肃、举止谦虚的青年人，“但他有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令人感到亲切的面容，聪明和睿智显而易见”。加缪在会上几乎没说什么，然而大伙委托他执笔起草新杂志的宣言。【2】
从此，地中海主义的气氛无处不在，不仅在阿尔及利亚，而且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年轻的法国人和其他那些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声名鹊起。马克斯-波尔·富歇不久发行了他的诗刊（与《海岸线》不同的是他的杂志不仅仅反映地中海文化）。【3】
通常，一本新的杂志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加缪在对《海岸线》的介绍文章中这么写道。但这一本杂志不为迎合某种要求。它寻求的是给自己定位和给一种存在着的文化定位。“所有的人都将看到，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和激情、为了人类及其作品的运动已经在我们的海岸线地域内诞生。”这个运动在戏剧、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里都有它表达的方式。
当我们处在一个各种教条之风将我们与世界分隔开来的时候，在一块年轻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对给予我们生命意义的那些会消失的、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生存物质：大海、太阳和阳光中的女人……发出了眷恋的呼唤，这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海岸线》不代表任何学派。然而，其成员的感受力，从佛罗伦萨到巴塞罗那，从马赛到阿尔及尔，都受到相同的景观熏陶。他们彼此间必然会有差异。质量便将是唯一的标准，自由就是口令。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方式把在阿尔及尔的那些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地中海人从狭隘的种族主义中解救出来，这种种族主义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地区主义，因此是一种危险。在这一方面，《海岸线》的内容是温和的。1938年圣诞节前夕出版的第一期包括奥迪西奥、布朗什·帕兰（一首诗）、让娜·西卡尔（塞万提斯的《阿杰尔囚牢》中的一篇译文）、弗雷曼维勒（小说章节）的作品，以及于勒·絮佩维埃尔、安东尼奥·马沙多（西班牙语译成法语）、代里科·加西亚·罗尔卡和其他人的文章。当然，有一块版面专门刊登了队友剧团的宣言，被誉为“《海岸线》杂志的探索剧团”。
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内容包括一篇有关欧杰尼奥·蒙塔尔的达三页之长的评论和蒙塔尔的三首意大利语原版的诗，但有译文对照；几首被称为《民谣》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诗，这些诗后来被编集出版；一篇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写的有关安达卢西亚江湖医生的文章。第二期还刊登了加缪《阿尔及尔的夏天》的片段，有五页长，是献给厄尔贡的，后随《婚礼集》于1939年5月发表。扉页上是一则预告：1939年春天将上演约翰·威灵顿·辛格的《西方世界丑角》。封底是一些即将由夏洛出版的新书广告，主要有让·伊捷的《安德烈·纪德》、让·格勒尼埃的《桑塔·格鲁兹》、让娜·西卡尔翻译的塞万提斯的《阿杰尔囚牢》（这部译稿一直没有出版）、无译者署名的《安达卢亚民间故事333则》，事实上该书是由一位叫路易-莱奥·巴尔贝斯的阿尔及尔税务官翻译的（这部译作并非由夏洛出版，而是由曾同加缪和弗雷曼维勒有过短暂合作的卡弗尔出版社出版）。在第二期《海岸线》的封底是一则有关《婚礼集》出版的预告，这本书将发行（预告如是说）一千册，单价18法郎，一百册用阿尔法纸印刷的为25法郎一本，十四册用荷兰直纹纸印刷的为40法郎一本，六册用日本纸印刷的为60法郎一本，所有这些书都用手工装订。
以后发生的事件使《海岸线》无法如期出版它的第三期。已经准备就绪的第三期中有一篇纪念加西卡·罗尔卡的文章。由于这位诗人被认为是反佛朗哥西班牙政府的，维希政府不久便下令没收和销毁他作品的所有制版。【4】对让娜·西卡尔来说，考虑到塞万提斯作品中有排斥犹太人的内容，她决定不发表《阿杰尔囚牢》的完整译文，否则在1940年会有对排犹太主义随声附和之嫌。【5】事实上，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夏洛在他出版活动中遇到了困难，这是《海岸线》被迫长期中断发行的原因之一；然而当《海岸线》又能重新出版时，战争和维希政府又成了新的障碍。
加缪在夏洛的书店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经常是书店一开门就在那里了，查阅新的文学杂志（《新法兰西杂志》《贸易》《欧洲》等）和新出版的书籍，尤其是翻译成法文的福克纳、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卡夫卡、西洛纳的著作。起初，他买卡借阅夏洛书店里可出借的书籍，当他成为夏洛出版社的来稿审读员后，便能所有他想读的书。因为夏洛的这家位于沙拉路狭窄的小书店，同时也是夏洛出版社的所在地。长十米、宽五米、形状像过道一样的底楼，就是“真实的财富”书店的全部面积。书店的上层是一个相当于书店大部分面积的阁楼。栏杆的另一侧是两张紧靠阳台的办公桌，夏洛和他的女秘书——有时是他的顾问加缪——坐在其中的一张办公桌旁，能直接看管楼下的书店。书店从拂晓（埃德蒙·夏洛认为在这个时候把废纸运出去最方便）开门，直至晚上10点或更晚一些时候关门。这样的书店不仅在阿尔及尔是独此一家，在世界上也可谓凤毛麟角。在巴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在奥代翁路上开设了一家带有一个文学沙龙的同类书店，做法与她的美国女友西尔维娅·比什一样（她的书店也取名莎士比亚书店公司）。夏洛的“真实的财富”书店同样肩负促进例如举办音乐会之类的文化活动的任务，书店有时兼作报名处，有时为队友剧团去租借场所。【6】“晚上将近6点时，”马克斯一波尔·富歇叙述道，“我们总是去那里阅读我们无力购买的最新出版的书，因为我们实在是囊中羞涩，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一家酒吧喝传统的茴香酒。夏洛是阿尔及尔知识分子生活的轴心，是他发现了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等其他一些作家。”【7】
加缪很快成为夏洛的主要文学顾问，他常坐在内阳台旁的一张办公桌前审阅（有报酬的）来稿。不久后，在他主编由夏洛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时，他同样按照丛书作品的销售额提成。他审阅来稿的速度很快，同时经常作一些批注以供他的“老板”夏洛参考。他的评语生动、尖锐，且直言不讳，但是当他认为一本书尽管没有文学质量，但从商业角度看会有销路时，他不会弃之不用，因为他明白夏洛也要为利润考虑。【8】1938年初，在计划出版第一期《海岸线》时，除了加缪的《反与正》，夏洛已经出版了奥迪西奥、格勒尼埃、克洛、富歇和弗雷曼维勒的一些作品。
加缪正是在夏洛的书店兼出版社的房子里认识了年龄比他小六个月、出身于祖籍西班牙的奥兰工人家庭的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他的父亲是泥瓦工）。罗布莱斯的母亲与加缪的母亲一样，也是一位只字不识的洗衣女工。【9】当他从1937年9月开始履行为期两年的兵役义务时，他从卜利达给夏洛寄来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行动》，夏洛让加缪看了手稿。虽然罗布莱斯曾经看过队友剧团的演出，但他认识加缪的程度是只知其名。他被加缪在执导罗雅的《修女》时表现出来的才华所慑服。所以当加缪约他在沙拉路的书店见面时，他早早到来，爬上阁楼层，伏在阳台边等候加缪。他看见的是“一个脸庞瘦削的瘦高个小伙子，严肃的神态被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揶揄所冲淡”。加缪向他提了几个有关军事生活的问题，然后带他去了附近米什莱路上的一家啤酒屋，在靠角上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后，加缪同他谈了他的小说手稿。
加缪开门见山地把话题引到了小说的一个章节，作者描写了其中一位人物面对死亡表现出的焦虑。他给这一段打了标记。罗布莱斯描写的是一种焦虑，它会抽去生存的全部意义，人人都以各自的方式驱赶它。他写道：“人生流逝如同河中的流水，因为前人去了总有后来人，而人们忘记了他们不总是一样的……”罗布莱斯认加缪对死亡的好奇就如同他对死亡的好奇一样，都源自他们的西班牙传统。【10】
最后，对惯于发行小篇幅、小批量作品的夏洛来说，《行动》一书显然篇幅过于庞大，于是夏洛把书送到了另一家阿尔及尔的出版商——苏比朗出版公司那里，后者在1938年出版了这本书。【11】其间，罗布莱斯和加缪成了朋友，并且从那时起，在所有涉及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两人一直是合作伙伴。罗布莱斯写了一部叙述地中海生活、内容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这本小说后来在全世界被译成各种文字。路易·布努埃尔把小说改编成一部片名叫《这就是曙光》的重要电影。1973年，罗布莱斯成为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
与这一群在评论中目光敏锐、态度友好的作者在一起，青年加缪本人的作品日渐成熟。在5月份演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在次年春天结束了《西方世界的丑角》的演出之后，加缪不再对戏剧表演有太多的兴趣。从那时起一直到1938年9月底，当《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发起人正在为出版该报的第一期寻找资金、铺平道路时，加缪一直留在气象学院工作，这不仅使他的身体得到了调理，更使他得以养精蓄锐为今后的写作做好准备。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好几项计划可以齐头并进。
1938年6月，他在日记中罗列了准备实施的计划。他不仅要重写他的小说，还准备创作他的第一个剧本《卡利古拉》，撰写一本论著《荒谬》（这就是后来的《西西弗神话》）。他还准备写一些有关佛罗伦萨和阿尔及尔的“地中海风格”的文章，在次年春天汇集成《婚礼集》出版，以及另外一些有关戏剧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的研究文章。后一篇文章在秋天完成，但是未被让·吉奥诺主持的《贡塔杜尔手册》录用，那是一篇为争取更人道的工作时间向社会发出呐喊的文章，所遵循的是尼采的一个人在一天中不能自己支配三分之二时间便是奴隶的这样一条原则。【12】“在我家里：十小时工作。”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他同时还准备写的但无疑最终未能写成的是一种轻快的“夏天即兴剧”，从他在日记中留下的寥寥数行笔记可以看到，这是一出有关戏剧艺术的莫里哀式的喜剧。他对《幸福的死亡》所做的笔记仍然强调这本书结构的人为性，特别是在对腰缠万贯的残疾人扎格吕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加缪取之于一位失去双腿的退休海军医生。加缪欣赏这位残疾人对生活的激情，对艺术、书籍、物品的兴趣以及他的聪明。原型人物扎格吕结过婚，最终死于日益加剧的热带病；他的身上已无任何部位可切除。）【13】
加缪常去看望一位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奥兰姑娘。事实上，好多年前他与弗朗辛·富尔的第一次见面是十分短暂的。她当时在一般情况下只招收男生的比若中学特别班上数学课，数学是她的强项。她的女友莉莉亚娜·苏克龙和她说她正在上的哲学课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课，这门课因为热内·普瓦里耶教授，也因为普瓦里耶的一个学生而不同寻常。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弗朗辛走进了普瓦里耶的教室，她看到加缪坐在第一排，身边是一位从服装上看显然不是大学生的青年妇女。莉莉亚娜向加缪介绍了弗朗辛（无疑没向西蒙娜介绍）。弗朗辛·富尔日后记得阿尔贝·加缪是浅色头发、蓝眼睛，但其实不然（他的头发是褐色的，眼睛是灰绿色的）。
弗朗辛不久后去了巴黎费奈隆中学学习数学，这是一所被认定能从那里跨进塞夫尔女子师范学院——相当于儒尔姆路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国立中学。她听到别人谈论加缪的机会更多了，特别是从同样来自奥兰、与弗朗辛的姐姐苏兹同班的玛格丽特·多布朗嘴里听到加缪的名字。1937年9月，也许是10月，弗朗辛在奥兰度完假后去了阿尔及尔，并在翡虚院小住了几天。她立即被这座令人陶醉的房子吸引，被在那里进进出出的那些杰出人物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所打动，这些人物中包括加缪。但她不得不回巴黎去继续学业。
但她的心留在了翡虚院。加缪对这位聪明而又漂亮的姑娘同样表现出某种关心，他尤其发现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在这一学年中，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1938年6月，在众多朋友（玛格丽特、莉莉亚娜，还有现在已成了她朋友的加缪）的再三要求下，她又来到了阿尔及尔。但她没法逗留太久。为了能进入塞夫尔师范学院，这一年在法国的教学实习十分繁重。因此她和她在奥兰中学教法语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一起去了法国境内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秋天来临时，她想尽办法在离她家不远的阿尔及尔大学重新开始了学习。但她在奥兰度过的时间远远多于在阿尔及尔的时间，1939年4月，她在她出生的那座城市里获得一个数学代课教师的职位。
我们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过去的情景：一天，加缪急匆匆地跑进路易·贝尼斯蒂的画室，高声叫道：“今天，我体验到了我生命的奇遇。快借我一件衬衫和您的凉鞋。”（贝尼斯蒂的凉鞋是他自己缝制的。）加缪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迷人的王子，他把头发卷成一个个环状，给露出在凉鞋外的脚趾涂上趾甲油。几天后，他介绍弗朗辛时称她为未婚妻。然而，为了表达他对这位年轻的奥兰小姐特别的尊敬，他在另一位老朋友面前把她称为“我的妻子”。【14】
这位迷人的姑娘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使加缪倾心，而他以前一直想当然地对待女性。他在翡虚院有一位定期见面的女友，而与许多其他女友的会晤则不那么有规律，此刻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受过良好（和严谨）教育的姑娘、一个他必须向她求爱的姑娘。求爱是迈向婚姻的第一步。他希望跨出这一步吗？他开始向他的朋友们谈论欧仁·达比所描写的那种生活，即一个男人同时爱上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两个女人。【15】
弗朗辛的父亲费尔南·富尔与加缪家阿尔贝和吕西安兄弟俩的父亲一样，也参加了朱阿夫兵团。与加缪父亲命运相同的是弗朗辛的父亲也在1914年12月17日在马恩河阵亡。她是在他父亲阵亡前一个星期出生的（取名玛格丽特·费尔南特·弗朗辛·富尔）。费尔南的父亲让·富尔曾是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奥兰港口的一部分建筑是他建造的，他还建造了正是以“拱廊式建筑风格”出名的四组拱廊结构的楼群；弗朗辛和她的母亲及两个姐姐就住在其中的一幢位于阿佐路的楼房里。至于弗朗辛的母亲费尔南特（父名阿尔贝），她的外祖父是个柏柏尔犹太人，娶了一位土耳其犹太姑娘为妻。（阿尔贝·加缪夫人不久后，确切地说她的柏柏尔犹太人血统使她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古老居民的后裔，因为柏柏尔人早于阿拉伯人来到这块土地上；虽然阿拉伯人成为征服者并竭力改变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信仰，迫使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基督教和犹太人依然存在——即使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
1914年，弗朗辛·富尔的父亲阵亡，抛下一贫如洗的妻子和女儿（祖父让·富尔在临死前已破产，当他的儿子费尔南准备从零开始重建家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把他从妻女手中夺走了）。弗朗辛的母亲因此去邮局找了一份差事，并且在三个女儿完成学业后给她们每人找了一份工作（她们在校读书时是属于由国家扶养的战争孤儿）。【16】
有一次回奥兰小住时，弗朗辛高兴地告诉母亲和两位姐姐，说她准备嫁给一位在阿尔及尔认识的青年，她解释说他患有结核病，但病情并不严重。此外，他还没从第一次婚姻中解脱出来，客观上，他相信的是一种丈夫和妻子各自都保留自由的婚姻。
回答她的是一阵哈哈大笑。在三个女儿中，“小女儿”弗朗辛是预料中最早跨入婚姻殿堂的。看到整天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求婚者，她的母亲和两位姐姐难以相信她居然会选择这个阿尔及尔人。当弗朗辛让她们看加缪的照片时，她姐姐克里斯蒂安娜说他长着一对招风耳，活像一只猴子。弗朗辛和声和气地反击道：“猴子是最接近人类的动物。”没过多久，她母亲又借用了另一个动物的比喻：这个为自由不顾一切的瘦长而又神经质的青年人使她想起了沙狐，这是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一种小狐狸，同样长着一对大尖耳朵（对加缪来说，富尔夫人使他想起了莫比·迪克：笨重的身躯，长着一个白色的羽冠）。【17】
在同一时期，还有一次重要的但与文学无关的会晤。1938年7月，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让加缪看了一封她哥哥皮埃尔给她的信，她哥哥在她故乡奥兰与别人合作从事谷物出口的生意。信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和人格，使加缪不由地想认识他。见面的机会不久就到来了，或许是在奥兰，但更可能是在阿尔及尔（加缪当时不可能去奥兰），那一天皮埃尔带着女儿来阿尔及尔治病：他的女儿被一只可能得了狂犬病的猫抓伤了。【18】
皮埃尔身体粗壮，大脑袋，脸色红润，长着一双“西班牙人黑色的眼睛”，看上去好像胡子从来不刮干净。他可以在交谈时连续一刻钟保持沉默，可以用“简练、冷静”来描绘他。他体格健壮犹如拳击手，在水里游泳时像条鱼。他很聪明，但没有文化和社交的才能；他有坏孩子身上的某些特征，比方说总爱给人看一张他圆圆的脸上叼着雪茄的照片，显示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外界流传他参与了一起在沙滩上与阿拉伯人斗殴的事件——这一传闻为他的新朋友阿尔贝在《局外人》的故事中提供了一段插曲。但他很快帮了加缪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大忙，他像媒人一样，最终消除了富尔家的女人们对加缪的抵触情绪，因为她们讨厌向弗朗辛求婚的加缪。加兰多兄妹俩认识富尔一家人，皮埃尔·加兰多费尽心思，对加缪称赞有加，说他并不是一个注定让妻子一辈子颠沛流离的穷戏子。
加兰多以后的活动可以在这里提及一下，以便说明这个人的特点：当维希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时，他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作为外籍军团的军官——他的士兵主要是犹太难民和西班牙共和党人——，他在任职时承担了与美国军事力量的联络任务，亲自带领一部分人夺取了奥兰的拉塞尼阿机场，从而为1942年9月美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沿海登陆提供了方便；接着他担任联络官的职务，负责与美国人的联系。【19】
据说加缪也想成为一位像加兰多一样的拳击手，而不是脸色苍白，很少有时间能站直身体让人看出他身高的青年人。不管怎样，他从此成为加兰多身边的朋友。他写了一篇题为《人身牛头怪物或奥兰休息》的长文献给他，并在战争结束后邀请他一起参与《战斗报》的创办和发行。
在气象学院的工作使这位青年技术助理能继续获得时间去从事自己的计划。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在那段时间完成了《幸福的死亡》。他的朋友们对手稿十分欣赏，【20】而他奉为师长的那些作家则持相反看法，他心里没底，也就没有设法发表。
1937年12月，接着又在1938年的5月，加缪打开了他的日记，写了一些最终导致他第一本真正的小说问世的笔记。“一个看破红尘但此刻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家伙……”他又写道，“在养老院里的老太婆死了……”但这些构思的轮廓无论是在《幸福的死亡》的结尾，还是在替代它的另一部作品中，均未以任何方式表现出来。至少在1938年夏末前，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了有关《幸福的死亡》的其他设想和新的材料。事实是当时在作者的脑海中同时存在着在《幸福的死亡》中精炼出来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和在一个新的和幻灭的基调上收集的新素材。一个沉浸在面对世界的房子里的加缪，正在迅速让位给一个更为自信、但对外部世界不那么肯定的成年加缪。比较轻松的说法是这一变化与他从气象学院转到《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工作相吻合。但证据却是矛盾的。《幸福的死亡》给他带来的失望无疑早于这一切。然而，可能正是在他去报社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才得出结论：“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寡言少语的。”在艺术家和反映其经验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当作品企图把这种经验全部表达出来，并且加以文学点缀时，这种关系是恶性的。当艺术作品只表达经验的一部分时，关系才是良性的。
在他1938年12月的一段日记的前面，有一篇未注明日期的短文，这篇短文以后成了《局外人》的开场白，最初几行话与以后出版的小说完全一样：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
1938年6月，他决定在当年夏天开始写一篇有关荒谬的重要论文。有关这篇文章所做的笔记此后经常出现。队友剧团眼下不再占据他的时间，志愿者演员都四处度假去了，似乎也不急着赶回准备下一演出季节的活动。到了8月，加缪告诉让娜·西卡尔，他已无力重新顾及演戏；尽管与全团业余演员在一起使他感到十分幸福，但他已准备放弃这种奢侈的享受。【21】
这一年夏天，他为《婚礼集》画上了最后的句号。然后就把手稿委托给了夏洛，后者（再一次因为个人的困难）未能在次年春天（1939年5月23日）到来之前把书出版。还在8月时，加缪已经领悟到这本描写萨巴蒂、捷米拉、阿尔及尔和佛罗伦萨的小集子代表着已离他远去的岁月，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本小集子帮助他走完了这个时代。他同时也知道，只要小集子一问世，就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2】
很快，他紧张的新生活将在战斗着的日报的办公室里展开，《婚礼集》所描写的世界确实离他越来越远。【23】
1938年似乎是命运为他专门安排的重大会晤年，加缪现在将要见到一位在他的成年生活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人——帕斯卡尔·皮亚。
这位新朋友起的作用可以与加缪青少年时期的导师格勒尼埃相比。这一变化可以说是从1938年7月格勒尼埃离开阿尔及尔去法国时开始的。帕斯卡尔·皮亚在一种特殊的暧昧之中与加缪建立了关系。他先是加缪的挚友，后来成为他的死敌。作为人民阵线正在准备的日报的主编，他明白别人请他在众多求职申请人中去审阅加缪候选材料的意思，【24】而事实上报社的工作已经给了加缪，至少后者是这么认为的（他在皮亚夏末抵达阿尔及尔前已辞去了在气象学院的工作）。【25】加缪先后当过记者，干过快讯排版，负责过文化艺术新闻的编辑；他每天从17点开始工作，至凌晨1点下班。1938年夏天，他甚至想去参观一下《奥兰共和报》，研究他们的操作情况，因为《阿尔及尔共和报》是模仿这份运转良好的报纸创建的。【26】他新担任的工作同时使他有能力租借到一间更为宽敞且带有平台的居室。【27】
让-皮埃尔·富尔在巴黎与皮亚的会晤，可以说是由乔治·鲍里斯和乔治·阿尔特曼促成的，这是两位与反法西斯主义周刊《光芒》合作的老记者，皮亚也曾在这个杂志社工作过。两人会晤时，皮亚正在《今晚报》报社里担任新闻部主任（皮亚只负责非政治新闻）。这份由路易·阿拉贡和让-里夏尔·布洛克领导的报纸据称是人民阵线的喉舌，而事实上受到共产党控制。在此之前，皮亚已在里昂与重要的地区日报《进步报》合作了两年。但因为他的妻子不喜欢在里昂生活，他们便回到了巴黎。在这之前，他先后在一些报刊和巴黎新闻社的编辑室工作过，每当有新的机会出现，他便更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从不喜欢干新闻工作。【28】
就从事报业的经历来看，要物色一个出色的办报人，皮亚自然是在法国可找到的理想人选。他1901年8月15日在巴黎出生。他祖父母的家乡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他全然不知的是，他的祖辈十分穷困，而像皮亚家和加缪家那样的穷人是没有家族史的。同加缪一样，皮亚也是个战争孤儿，因为他的父亲1915年9月死于法军和德军还在巴黎东北面进行生死搏斗的战争第一线，而那时加缪的父亲已经阵亡一年。皮亚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务工谋生，生活不容他停下来。【29】
然而，对一个杰出人物进行这样描写是不全面的。在他充满曲折和奇遇的青年时代，他写了许多诗，并常涉足巴黎的文学圈。1920年，他在一份文学杂志的编辑部里遇到了一位未来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他的传记作者安德烈·旺德冈认为马尔罗当年最主要的两次会晤便是同皮亚和克拉拉·戈尔德施密特（她以后成了克拉拉·马尔罗）的会晤。凭着“他具有讽刺味的清醒意识、完整的思想独立性和一种对故弄玄虚特别的兴趣”，以及他渊博的文化知识和令人佩服的记忆力，皮亚令马尔罗兴奋不已，也激发了后者的文学兴趣。他出版了一本波德莱尔的假日记（《布鲁塞尔的岁月》），马尔罗为此提供了帮助。几年后，他又炮制出一部模仿诗人兰波风格的作品（《精神追踪》），但被他说成一部最新发现的手稿。后来他以家喻户晓的把玫瑰色用作封面的儿童系列读物为掩护，出版了一些色情书，马尔罗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弗朗西斯·蓬吉一起去法院旁听了由此引发的诉讼。正是因为和皮亚在一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多亏了皮亚，马尔罗才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多脸谱的人物。【30】
服完兵役回来后，皮亚撰写了一篇措辞辛辣但无人敢发表的文章“p. p. c. ”（《为了告辞》）。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到处打小工，靠咖啡和香烟支撑过着夜生活。凭他的才华和学识，他完全会有更大的作为；但他更愿意致力于别人的事业——马尔罗、阿拉贡、加缪——随时准备去完成那些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声誉、虽微不足道但却必不可少的任务。【31】这就是皮亚在见到加缪之前的经历，这段经历能为他们俩以后共同走过的一段历史作很好的说明。
当他在8月份的最后几天里抵达阿尔及尔时，离出版第一期《阿尔及尔共和报》的预定日期已不到两个月，皮亚看到的是一个临时工场，放着十来台排字机，一台富尔从法国买来、由他亲手安装的旧旋转印刷机，以及富尔招募来的几位应聘的印刷排字工人。如果早知道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他肯定不会同意来阿尔及尔接受这一职务。
“您看看他是否对您有用，”富尔在向帕斯卡尔·皮亚介绍加缪时这么说道，“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最有能力当记者。”加缪的表现显然是一个最理想的新成员，皮亚也别无选择。他们没有办法从阿尔及尔其他的报社中挖来专业人员，《阿尔及尔共和报》决策层勉强拼凑起来的班子七零八落，着实使身为专业记者的皮亚感到失望。（一位从法国来的老记者，整日酒气冲天，他们把他打发回家了。）【32】
他们在巴卜韦德的克什兰路上租了一幢大楼，靠近这个工人聚居区的主干道，从阿尔及尔市中心过来，一眼就能看见。富尔让莫里斯·吉拉尔画了一幅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光着脚、穿着背心、头戴伊斯兰教的小圆帽，在大街小巷散发着《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擦皮鞋的儿童。
整个夏天，他们忙于筹集钱款，购买设备，招聘人员。此刻他们已准备就绪，第一期预定在10月1日出版。但由《奥兰共和报》派来帮助《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印刷工每周两次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之间穿梭来回（每次单程410公里），因为晚上要在奥兰工作，白天需在阿尔及尔上班，最终他因为汽车撞上大树而死在路上，事故因疲劳所致。《阿尔及尔共和报》第一期终于在10月6日问世。
【1】源自埃德蒙·夏洛。
【2】源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和他的《回忆阿尔贝·加缪》一文，载于《阿尔及尔杂志》1960年春季刊，阿尔及尔发行。
【3】马克斯-波尔·富歇《有一天，我回忆起了……》。马克斯-波尔·富歇出版了《泉水》杂志，以接替文学杂志《密特拉》（mithra，古波斯的太阳神。——译注）。
【4】源自埃德蒙·夏洛。
【5】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6】源自埃德蒙·夏洛。
【7】马克斯-波尔·富歇《有一天，我回忆起了……》。
【8】源自埃德蒙-夏洛。
【9】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10】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多面阿尔贝·加缪》，刊登于1960年7月奥兰出版的《西蒙风》。夏尔·蓬塞认为，罗布莱斯参加了文化之家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蓬塞把罗布莱斯视为“一个魁梧的飞行战士，善于表达且充满自信”；因为他正为自己的《行动》一书寻找出版商，蓬塞便把他推荐给了夏洛（源自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11】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12】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13】源自马塞勒·布涅-布朗歇。
【14】源自阿尔贝·加缪夫人、路易·贝尼斯蒂和马塞勒·布涅-布朗歇。
【15】源自个人间的谈话。
【16】源自阿尔贝·加缪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娜·富尔。
【17】源自克里斯蒂安娜·富尔。
【18】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和罗贝尔·若索夫妇。
【19】这些资料主要源自皮埃尔·加兰多、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和若索夫人。对青年加兰多的描述由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夏尔·蓬塞、克里斯蒂安娜·富尔和安德烈·贝拉米什提供。
【20】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1】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2】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3】源自雅克·厄尔贡。
【24】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25】加缪在1938年3月25日发电报把辞职之事告知了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参阅第十三章。
【26】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7】源自布朗什·帕兰、莉莉亚娜·迪隆。
【28】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29】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30】安德烈·旺德岗《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学青春》，巴黎，1964年。亦源自弗朗西斯·蓬吉。
【31】源自弗朗西斯·蓬吉。
【32】源自帕斯卡尔·皮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