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接触，各种各样的接触。如果我要写人，我怎能离得开景色？
——《手记之一》
是与在岛上隐居的西蒙娜相聚的时候了。他安排好一切，没把计划告诉任何朋友，几乎是秘密地离开了阿尔及利亚。这次离别使他产生了怎样的不安，我们一无所知，在他的日记里找不到任何记载。也许在当时，他记了些东西，但他保留隐情的个性使他删除了这些笔录，只保留了文学部分。这部分内容是他对旅途的印象，对巴利阿里群岛的描写，用在了《反与正》中。
他似乎也没花时间去参观梅诺卡岛，那是他母亲祖辈居住的地方。他的注意力在其他方面。然而，他却花时间反观自己第一次在外国旅行的反应。这次旅行，以后也一样，让他激发出一种“模糊的害怕……一种本能的返回到习惯的生活中去的渴望……”他还记录下了只有身处陌生国度，颇感无助的旅游者才会有的那种需求，即指望读到一份用母语发行的报纸，盼望有一家可以遇见其他人的咖啡馆。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思考，也许是在找到西蒙娜之前（或虽和西蒙娜在一起，但仍是孤独者）的思考。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找到西蒙娜的。后来有谣言说，他发现西蒙娜所说的隐居的“修道院”已经关门许多年了，或许已闭门数个世纪。【1】
夫妇俩回到阿尔及尔，但西蒙娜态度冷淡，加缪的朋友们见不着她。不久，她进了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治疗。
他则开始履行自己的政治诺言。他悄无声息地加入了共产党，在他一生中，对所有重大的行动都是这般谨慎。除了几个与他在一起参加这一冒险的朋友，他没告诉任何人。他的同学和老师（格勒尼埃除外）都不知道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甚至没告诉他的老朋友路易·帕热斯，尽管帕热斯是工人出身，（可以想象到）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是无可指摘的人，而且他确实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直不知道加缪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然而，他们一起参加同样的政治活动，合作了六个月。加缪的另一个同学保罗·拉菲，也是帕热斯的朋友（亲戚），由加缪引导加入了共产党。【2】
然而，许多活动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参加。首选的就是文学艺术，无疑，这是受到了与安德烈·马尔罗的短暂接触的启迪，马尔罗的承诺和他用文学艺术为信仰服务的方法也让加缪钦佩。马尔罗本人后来把他的政治小说《轻蔑的时代》形容为“平庸之作”，在他有生之年绝不允许再版。【3】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传递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小说的前言部分（《新法兰西杂志》在连载出版该小说时漏掉了前言）。在前言中，马尔罗写道：“成为一个人很难。寻求一致难，保持差异也难……”
因而加缪开始“寻求一致”，把他的朋友聚集在一个剧团里，剧团成为政治行动的一种方式。剧团取名为“劳动剧团”，第一部戏就是加缪改编的《轻蔑的时代》。
他同时还领导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得到左翼工会支持的成年教育机构，即所谓的“大众大学”，其正式名称是“劳工学校”。【4】除了劳工剧团、劳工学校等活动，他还参加了劳工影院的工作。劳工影院的前身为电影俱乐部，由社会党人马克斯-波尔·富歇创立，共产党人接管以后改名为劳工影院。
除此之外，这位青年积极分子正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三年级，在这一年他要攻读大学文凭。与普瓦里耶教授见面以后，论文题目定了下来，这使他不得不研究古希腊的文化思想、基督教的起源，研究新柏拉图学派的埃及哲学家柏罗丁，以及北非的基督教徒圣·奥古斯丁。【5】为了准备这篇论文，他读了大量的书籍，论文的参考书目在“七星文库”版的加缪文集中占了将近四页。【6】然而为了补贴家用，哪怕是一小部分，他通过给人上辅导课来挣钱，极尽体弱的青年人之所能。为了提高效益，他的“个别”辅导课成了集体辅导课。他前一年辅导过的一个女中学生，这次带着其他六个女生一起来到了他依德阿公园房子的客厅里。她们都在准备高中哲学科目的会考。他上课不拘形式，给她们倒茶，自己抽着烟，在厅里来回踱来踱去地讲课，这些姑娘在高中毕业的会考中都取得了她们最好的成绩。【7】
需要有点想象力才能理解30年代中期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的处境。首先是共产党相对薄弱的影响力。在首都，党员的总人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议会选举时，共产党的领导人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8】
还需知道，阿尔及利亚特定的政治气候与法国的完全不同。阿尔及利亚处于总督的统治之下，总督又受到移民强硬派的压力。那儿的政治生活与巴黎的毫无相似之处。在巴黎，各种民主力量的自由行动，有时还带有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色彩。对阿尔及利亚的管理就像对边防哨所一样严格，实施的是边境的法规。在巴黎，人们可以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但在阿尔及利亚却办不到。共产党人鼓励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在30年代，绝大多数穆斯林甚至没有一点基本权利），他们不仅在北非穆斯林中，而且包括在法国的移民劳工中，努力发展进步力量组织，他们的行动不能不引起担忧和误解。他们很快就遭到了起诉，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不得不逃离阿尔及尔，逃到环境宽松但正发生内战的西班牙，以免牢狱之灾。
加缪加入共产党时，阿尔及尔的党组织还不是自主的，它只是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根据区域划分为分部，分部下面是支部。加缪被派到以吸收大学和市民居住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支部；支部以所在地命名：普拉托·索利艾。这一支部归属阿尔及尔贝尔库分部的书记帕杜拉领导，他是加缪在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运动中认识的朋友。帕杜拉是加缪入党的引路人之一（认为他没有理由不加入）。帕杜拉年龄不大，但有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他认为如果把加缪放在工人支部，加缪将难与普通成员进行交流。【9】艾里·米尼奥是位年轻的手艺人，从1935年9月1日起成为共产党的地方干部，他认为加缪及他的朋友加入共产党是出于伤感主义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他和工人同志都倾向于把他们看成“童子军队员”。【10】但共产党也欢迎“童子军队员”的加入。“党现在需要我们。”曾经富有激情的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向他寡言少语的朋友安德烈·贝拉米什解释道：“过去，加缪，还有我，我们本该受到非常冷淡的接待。他们早就要我们有所改变。”【11】
普拉托·索利艾支部很快发展了不少同类的男女童子军队员。其中有莫里斯·吉拉尔，他是画家，也是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的姐夫，后者是与让·德·迈松瑟勒一起共事的建筑师。另一个是保罗·拉菲。通过拉菲未来妻子科莱特的介绍，加缪（之前5月）认识的奥兰的两个形影不离的女大学生，让娜-保罗·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也加入了普拉托·索利艾支部。让娜·西卡尔出生于奥兰的一个种植园主大家族：她母亲出身于巴斯多家族（香烟制造商）。她获得学士学位后，本要攻读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的学业证书，但是战争使她进入了夏尔·戴高乐的政府。在此期间，她遇上了勒内·普利文，并成了他的办公厅主任，此番经历，使她成为战后法国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她1962年9月死于车祸。玛格丽特·多布朗同样出身于奥兰的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牙科医生）。她在阿尔及尔读古代史，攻读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的学业证书。她和让娜一起加入了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也跟着普利文去了巴黎，从事行政管理的工作。从那时起，西卡尔和多布朗都一直参与加缪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她们和加缪一起在山顶上租了栋房子，称作“面对世界的房子”，又称“翡虚院”，他们有时就在这院子里开支部大会。【12】
加缪的朋友路易·米凯尔结束了在著名的勒·科尔比西耶设计院（在撒弗路上）的建筑学习，从巴黎回到阿尔及尔后，加缪把这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也吸收进党内（米凯尔以前是马克斯-波尔·富歇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成员）。加缪组织各种讨论，把他的支部称作“马克思-***小组”，他告诉米凯尔，他的目标就是培养干部。【13】
对于公开活动，加缪在劳工学校忙于开设各种课程班。当然，其中有一个班安排在依德阿公园的别墅里上课。他又一次招募了帕热斯。帕热斯和其他二十二名学生一起待在他的客厅，他们不是商船海员（和帕热斯一样）就是工人。加缪给他们讲述弗洛伊德的基础概念，帕热斯什么也没听懂，但他走出客厅后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换了个样。【14】
在加缪的圈子里很快又增加了一位出色的中学青年教师，是个政治异类，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但投身阿尔及利亚法国青年人纷乱的政治活动。他就是伊夫·布儒瓦，出生于1909年，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他在伦敦皇家学院当过法语助教，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学院享受奖学金学习过一年。之后，进入教师队伍，先在里昂任教，从1935年秋天起在阿尔及尔比若中学任教。那时，他已到过二十个国家，或多或少能讲四种语言。
1935学年初，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布儒瓦在会上提出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参与文化活动，如业余戏剧演出等。师生们立即建议他去联络一名大学生，后者正在组建一个剧团。伊夫·布儒瓦因而给加缪写了封信（结尾写了句口号：“红色阵线！”），信中对自己做了简单的描述，说他将穿着一件罗登呢大衣，以便加缪能在约会地奥托马堤克酒吧认出他。他们相互间很快产生了好感，讨论了现代戏剧，布儒瓦对现代戏剧有直接感受，而加缪显然没有。加缪发现这个长着棕色头发、身材瘦小的青年人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布儒瓦发现加缪是个风趣、懂礼貌、成熟、有教养的小伙子，而且发现他易冲动，尽管他得过肺结核；当然，他知道让·格勒尼埃对他赞不绝口。
布儒瓦很快加盟了劳工学校，他先教英语，后教西班牙语，其他教师则教授法语、数学……工会向他们输送了大量的学生，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教室。一般来说，教室都在穷街区的破房子里。加缪经常在上课时讲些笑话，以活跃课堂气氛，显然，他从中得到了乐趣。然而他的讲课有时也会让工人学生感到吃惊，比如他在课堂上讲，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穿上漂亮的鞋子，而是获得人的尊严。布儒瓦不仅自己在劳工学校上课，而且请来了另一个中学教员阿尔非·普瓦尼昂，还有普瓦尼昂的未婚妻艾莉斯。布儒瓦的第二任妻子伊沃娜·雅尔尼亚也全力投入了这所义务学校。有一天，她告诉布儒瓦，当她看到她教的扫盲班的学生，那些年轻的穆斯林工人坐在厂房旁的人行道上用心背诵课文时，她备感兴奋。【15】
加缪在组建剧团的时候没有多大奢望，他是否知道这将是在一个他终身投入的领域迈出的第一步？是否知道这一步会引导他为专业剧团写剧本，并开始他当导演的第二职业？在成立劳动剧团之前，加缪似乎从未对未来做过哪怕是粗线条的计划，更不用说去对戏剧原理进行研究。一切似乎都显示，只是在做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工作，改编剧本，挑选演员，导演、演出他的最初那些戏剧之后，他才发现戏剧在他生活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加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短篇小说《轻蔑的时代》（186页）进行了改编。他采用旁白的方法，把它改编成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每一场叙事简短，借助台前台后的聚光灯快速切换背景。为了演这出戏，他在朋友中招兵买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演出团队，其中有路易·米凯尔、罗贝尔·纳米亚、路易·帕热斯、保罗·拉菲、让娜·西卡尔、玛格丽特·多布朗、伊夫·布儒瓦（布儒瓦把同事阿尔非·普瓦尼昂也带入了剧团）。但改编小说，他必须得到小说作者的同意。事如人愿，他收到了马尔罗的电报答复，上面只有三个字：“你演吧”。收到这份电报，他高兴极了，因为马尔罗以“你”称呼他。【16】加缪的剧本保留了原作的情节：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卡斯内被纳粹逮捕了，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冒名顶替，使这位领导人获释。卡斯内坐着由秘密组织成员驾驶的飞机逃到了布拉格，在那儿参加反法西斯集会时，找到了妻子。马尔罗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声援为解救身陷牢狱的反纳粹德国人而进行的战斗，他对共产党的赞美一直传到了莫斯科。一份毫无疑问是加缪写的传单这样说道：
在大家无私的努力下，劳动剧团在阿尔及尔成立了。剧团意识到大众文学的艺术价值，它希望表明艺术应该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它相信美感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这并非新观点……它努力恢复人的价值，而不是去提出新的思考。
理论目标的实现需要合适的方法。为此，新的观念被引进了阿尔及尔，在布景和演出中作了部分改革。
传单继续写道，他们从自编自演的剧目开始。“然而，劳动剧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人们可以从它的行动而不是它的意愿去评判它。”这份宣言最后许诺，全部的演出收入将通过国际工人救助组织发放给失业者。
劳动剧团的第一出戏，《轻蔑的时代》第一次搬上舞台，阿尔贝·加缪的第一次舞台实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意义都非同一般。由于缺少经费（大家出资购买了需用现金支付的各种用品），青年组织者为强化戏剧效果对剧院进行挑选，他们选择的地点令观众难以忘怀。
巴帕·艾尔裘德海滩上造有不少更衣室和咖啡舞厅，其中本·巴多伐尼舞厅的场子很大，将近有十五米宽，四十米长；地上铺着木头地板，窗户朝着地中海。由于绝大部分演员——他们中有当地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个被戏称为“象征性的穆斯林”——白天都要工作，他们只能在黄昏排练。排练结束后，剧团里单身的知识分子就到里尔街阿拉伯风格的餐馆里去吃羊肉串，吃完饭后，步行送女孩子们回家。【17】建筑师路易·米凯尔负责布景，同时在剧中扮演一个参加政治集会的小角色。紧跟加缪的路易·帕热斯扮演德国军官，为了演得逼真，他剃了个光头。他很认真地扮演纳粹的角色，甚至在台上真的把另一个演员打倒在地，以致其他人都劝他不要那么入戏。贝拉米什扮演集会主持人，他的角色只需要他重复这么一句话：“现在由（演员名字）发言。”他惊讶地看到，加缪成功地让观众都融入了演出，不管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玛格丽特·多布朗扮演列宁的遗孀，她从观众席中反驳喊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爱人民。”加缪的医生斯塔沙·克维克兰斯基的妻子扮演卡斯内的妻子。
伊夫·布儒瓦这位旅行家从希特勒的德国带来了纳粹军队进行曲，戏就从威严的进行曲开始，他带回的那些后备役军人的军装和靴子是突击队士兵的理想服装。布儒瓦扮演被关在集中营的年轻人，他用德语在后台唱道：“我曾有个同志。”加缪没上舞台，他在后台用喇叭念诵卡斯内的旁白。在革命集会这场戏中，台下观众成了参加集会的民众，他们齐声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18】
1936年1月25日有多少阿尔及尔人观看了《轻蔑的时代》的首场演出？一位观众说有两千人，另一位观众是建筑师，对场地很熟悉，他肯定地说，里面的座位不超过三百。【19】有许多观众是站着或坐在窗沿上看完演出的。共产党的地方杂志《社会斗争》双周刊写道：“一千五百名各阶层人士观看了演出……有工人、职员、大学生、教师、医生，有妇女、青年人……”（这与有三千人观看了演出的说法吻合。）四十年后，大家仍然记忆犹新的是演出的环境和戏剧产生的相互间影响。窗外几米开外就是海水，演员们不得不在海浪拍打声的间隙中说台词，这使得（根据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的回忆）他们的台词显得更加庄重。共产党杂志欢呼道：“这不是试演，这就是大师的杰作。”在第一次演出之前，保守的《阿尔及尔回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予编剧如下评价：“这是一个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肯定的学生。”继这一评论后，评论家热内·雅农（在该剧春天的演出之后）在4月15日的《阿尔及尔回声报》上又写道，他们“令人惊讶的戏剧意识，他们营造的剧院气氛，在阿尔及尔是很少见的”，并指出他们“在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观众中，获得了成功……”【20】
一位懂门道的戏迷注意到，这出戏对艾文·皮斯卡托尔的史诗剧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蓬塞在对本·巴多伐尼的演出报导中提到过）。显然，加缪之前还没有开始对戏剧理论和戏剧历史进行研究，但他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并认识到20世纪戏剧运动的影响力：在此运动中有雅克·科波，斯巴达式舞台简洁布景的创造者（皮斯卡托尔也是斯巴达式舞台的创始人之一）；安托南·阿尔托；爱德瓦·高登·克雷克（《舞台艺术》的作者，从伦敦、柏林开始，他给整个欧洲舞台带来了震动）；阿道夫·阿皮亚，一位舞台改革大师，他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运动。1937年，加缪决定带领他的剧团在老鸽棚剧场上演科波的作品。他没有看过科波的戏，但他可以在《新法兰西杂志》以及其他刊物上读到对科波和对戏剧界新人的评论。
加缪同时从一个来自瑞士的建筑家那儿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就是勒·科尔比西耶的弟子，二十六岁时移居阿尔及尔的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他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让·德·迈松瑟勒在那儿当绘图员。当迈松瑟勒向他介绍十八岁的加缪时，埃梅里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先是在日内瓦，后又在漂泊巴黎的年代里与二次大战期间的著名演员乔治和柳德米拉·庇托耶夫夫妇建立了友谊，并在他们俩的剧中扮演角色，在他们占主导地位（1924年至乔治逝世的1939年）的马杜兰剧院演出过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萧伯纳、皮兰德娄、奥尼尔、克洛岱尔和阿努伊。埃梅里在劳动剧团中不仅是舞台经验最丰富的人，而且他的政治观也与他们一致。他有个姐夫是人民阵线阿尔及尔主要机构的***，另一个姐夫与加缪同属一个共产党支部。他的年龄使他不能和剧团里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年轻人在排练后去老城的咖啡馆、饭店，再后来他们在“翡虚院”形成了亲密的团体，但大家经常向他咨询和请教，如剧目的选择等，他都尽力而为。当剧团开排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底层》后，他开始在劳动剧团担任美工，参加全部的演出活动。
但是，老板是加缪。米凯尔注意到，加缪有一种“天生的权威”。不争不吵，总是他说了算。新剧目由加缪提出，大家自由讨论；选择的重点放在由他的共产党朋友决定的政治路线上，但领导剧团的是他。蓬塞说道：“加缪具有难以形容的天赋，他经常出现在现场，在适当的时间用恰当的语言激起他人的热情，形成一种信任和友好的气氛……他善于说服人，爽朗且诙谐，玩笑开得令人舒心。”【21】
他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几乎在排练《轻蔑的时代》之初，他已和朋友们在商量以后的剧目了。在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刊物《公社》的朋友们的资助下举办了一场主题为“革命戏剧的可能性”的讲座，人们几乎可以肯定未表明身份的演讲者就是加缪。【22】人做得越多，能力就越强：他的日记本里突然迸发出新的思想——为短篇小说、为第一篇长篇小说作准备。也许他已开始为《反与正》撰写第一稿。【23】
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本人就是一团火，他不断发表作品，不断策划新的组织，他从巴黎写给他朋友安德烈·贝拉米什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他对加缪的钦佩：
加缪说他是出于失望和冒险才加入共产党的……真的！因为行动最终将驱散冒险和失望……
此外，我注意到，在加缪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有一种不协调。加缪继续在想着失望，甚至写的也是失望，但他以希望为生。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他，这种矛盾心理只能使他陷进泥潭而不能自拔。你比我更清楚，他的病已痊愈。你也知道，康复是很快的……他并不总是他自己的诽谤者，有时候我听到一个我熟悉的加缪，他不是生来就属于共产党的，但是他在共产党中长大……（1936年1月9日）【24】
加缪在2月13日的日记中似乎也在寻求帮助，他意识到孤单一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我要求人们帮助我，甚至超出他们的所能。追求相反事物的虚荣。这是何样的错误，何样的令人失望。
寻求接触，各种各样的接触。如果我要写人，我怎能离得开景色？
但是他的探索没有产生反响，或他至少感到人们没有听他的：
你去找一位年长的朋友，告诉他一切……但他很匆忙……而我则感到更孤独，更空虚。
如果回家写下这些心声的加缪是真实的加缪，那么这些年与他一起频繁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其实并不了解他。
被调动到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弗雷曼维勒，大张旗鼓地出现在阿尔及尔的政治舞台上，坚信他的使命就是要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和穆斯林友好共处。他成了新的法国—穆斯林联合会***，制定了联合会的纲领和章程，获得了马塞尔·巴达勇的支持，还得到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和穆斯林温和派领导人艾尔-奥克比酋长的支持。他确定了策略，在首都和全国建立分部。在劳工部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次大会。（理所应当？因为他让与会的穆斯林用阿拉伯语唱《马赛曲》。但也许有必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阿尔及利亚，提出穆斯林与法国人一样，是平等的，这是非常革命的思想。因为在那个年代，殖民地绝大多数的当地人是不享有欧洲殖民者所拥有的基本公民权的。）
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在年满二十一岁时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动用这笔遗产，买了一家小印刷厂，开始为共产党同志们，也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印制传单和刊物。在他广泛的接触中，有《北非之星》的组织者，有梅萨里·哈吉的追随者，还有温和人士非拉·阿拔（多年以后，他摆脱了温和派，成了阿尔及利亚起义的领袖）。【25】除了已经做的一切，加缪当时很可能还帮助弗雷曼维勒为穆斯林朋友们印刷传单。那一时期，罗贝尔·纳米亚陪同加缪去过一家印刷厂，厂里正在印刷梅萨里的法文版报纸《北非之星》。加缪和纳米亚都帮着做编辑和校对。可以想象，这些工作之所以由法国人来做，是因为如果穆斯林做这份工作，极有可能被捕和受审。【26】
弗雷曼维勒也许看得很准，他对加缪精神状态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矛盾始终没有完全地得到解决。加缪与共产党的矛盾会在以后表现出来。他在日记中冷静地思考，他记得让·格勒尼埃对共产党的评论：“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干蠢事？”回答说“是的”也许高尚，但回答说“不”也许更诚实。这与聪明的基督徒面临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基督徒是否要操心《圣经》中的矛盾？是否要挂虑诺亚方舟的神话？是否要为宗教裁判所或法庭宣判伽利略有罪辩护？“但另一方面，怎样把共产主义和厌恶加以协调？”
他唯一的答案就是更深入地投入政治活动中。继《轻蔑的时代》获得成功后，他和劳动剧团的同志们又投入第二部政治戏剧的创作中。这一次，他坚持要集体创作，要把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起义，起义后希望成立工农共和国的主张，以及在西班牙政府动用摩洛哥军队和外籍军团进行反扑后，矿工们束手就擒并随之遭到残酷的镇压作为新剧的题材。伊夫·布儒瓦提议重建洛佩·
德·维加式的剧场气氛，在舞台上展现一个贫困群体用无声来抵抗压迫的场面。剧本有四位作者，当然有加缪，还有他的朋友让娜·西卡尔和两位中学教师布儒瓦和普瓦尼昂。他们聚在“翡虚院”，那儿没人居住，成了加缪和朋友们工作的地方。每个作者负责写各自的部分，完成后交给加缪，由他负责统稿。
第四幕开场的审讯是布儒瓦写的，对白写得很流畅，加缪对他的才能很钦佩。让娜·西尔卡写的是内阁会议的一场戏；而无线电广播词很可能都出自普瓦尼昂之笔。起初，他们想避开所有的爱情情节，但最后还是在贝朴和皮拉尔之间添了一条爱情线索。加缪写了剧终的集体朗诵词和大部分剧情。剧中的上帝和贝朴是在加缪的建议下写进去的，有些微妙的讽刺、巧妙的答语也是他写的，如“我投他的票，因为他不高傲”。他们想给该剧起个能引起联想的名字，如《雪》或《短暂的生活》，最终，大家都接受了拉丁文教授雅克·厄尔贡的建议，取名为《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后者认为这样听起来有点“克洛岱尔的味道”。【27】
加缪同时也写下了重要的舞台说明，尤其是对开场部分的描写，舞台应该“围绕”观众展开，让“观众难以招架”。观众席的四周是奥维耶多的街道，矿工的首都，前台是中心广场。内阁会议用的大桌子放在剧院的中央，旁边置放着扬声器，代表着巴塞罗那广播电台。在加缪的导演手册中记着：“戏按这些变化的层次围绕观众展开，迫使观众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观看并参与到剧中。”加缪的舞台说明继续说道：“理想的效果是坐在156座的观众看到的东西与157座的观众不一样。”
加缪从未看过史诗剧，但这并不影响他导演出史诗剧的效果。当演出结束后，他告诉一位朋友，【28】《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不是个好剧本，他一个人不会再写这样的剧本，但是，对他来说，这出戏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政治行动。
他们在贝尔库一个属于业余乐队的库房里排练。戏从布儒瓦演唱阿斯图里亚斯民歌开始（应该承认，他在唱歌方面没有天赋），歌曲是从他收集的民歌唱片中挑选出来的。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同志樊森·索雷阿拉手风琴。一位从庇卡底来的小学教师扮演西班牙首相。布儒瓦扮演一个冷静的老矿工，加缪扮演不成熟的领导。然而“西班牙”气氛、有趣的谈话、剧情的幽默却不像源自西班牙，而像来自阿尔及尔的街头。【29】
3月中旬，共产党的双周刊《社会斗争》刊登了劳动剧团的消息，宣布《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即将上演。“我们在1934年10月奥维耶多的革命中看到了力量的榜样和人类的伟大。”接下来的一期《社会斗争》宣布了首场演出的日期是4月2日。【30】
漫长的排练终于结束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我似乎感到正浮出水面换气。”随后，他好似说明般加了句“女士们温柔而又矜持的友谊”。因为他发现婚姻没有剥夺他与人结伴的自由，他还发现，虽有地中海的女人生来就是让人追逐的传说，但一个女人除了有性感的诱惑力外，也完全可以是一个好同事。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就是这样的朋友。他与让娜非常亲近，以致有人认为他们是情人。然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决定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公演以后，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他将致力于个人的创作，尤其是创作已经有雏形的小说。他自我许诺道：“过了这段繁忙而又令人失望的阶段，我要重新写作。最后是太阳和我气喘吁吁的身体。”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加缪被传唤去市政府。剧团的青年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到省政府的口头同意，仍在继续排练；然而，阿尔及尔的市长奥古斯丁·罗西没作任何解释，就禁止了他们的演出（共产党的出版物《阿尔及利亚工人》发出告示，该剧将在5月7日上演，但市长禁止在该日演出该剧，因为“在选举时期，这样的题材是危险的”）。
现在只能尽可能地从这个禁令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加缪放弃了个人的计划，准备组织人员给阿尔及利亚各报纸写信，印刷海报和传单，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组织一次抗议集会。如果公演得不到批准，他还打算成立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内公开演出，他甚至还打算上演第三场《轻蔑的时代》，期间朗读《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剧本。在复活节假期里，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他最好的同志都回家去了，回到奥兰或其他地方，只剩下他一个人去组织并完成这场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最终以寄出一些抗议信而告结束。【31】
4月13日，加缪给市长寄了封公开信，抗议禁演。他写道：他们演这出戏的目的在于表现“在阿尔及尔还是新的艺术理念。我们将继续努力，为被我们城市忽略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而努力”。他同时指出，他们用工人、大学生捐助的300法郎（约50欧元）做了市属剧团用80万政府补贴不曾做到的事。他继续写道：“看到市长否定了省长给予的准许，我们无法不感到惊讶，省政府的批示指出，此剧无任何颠覆性内容。”而且所有的收入将捐助给需要资助的阿尔及利亚儿童，不管他们是当地人还是欧洲人的孩子。
他们微薄的基金彻底泡汤了。三个月的努力被市政府的一道禁令化为乌有。加缪在结尾写道：“长久以来，艺术和善行成为愚蠢的牺牲品。我们还年轻，我们相信能改变这种状况。”【32】
保守派的报纸再一次向他们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在4月15日《阿尔及尔回声报》上，评论家热内·雅农发表署名文章，对这封信进行了评论（把加缪信中所说的此剧遭到了“粗暴”的禁止改成了“突然”遭到禁止）。在评论中，雅农强调了剧团“对艺术的关注，无私的工作”，该剧团（他补充说道）准备尽其所能抗议这禁令。
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发表剧本。加缪和布儒瓦一起坐进了咖啡馆，在布儒瓦钦佩的目光下，加缪用十分钟给剧本添加了他所说的“诗”，尤其是在第二幕中加进了阿朗索的回忆和凌乱的遐想。布儒瓦猜测，加缪是受了他母亲家乡巴利阿里群岛的启发，就像布儒瓦自己使用了波尔古纳这个与阿斯图里亚斯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一样，只因为这是一个吸引他的安达卢西亚的村庄，村民们穿着白裤子，戴着大草帽。【33】加缪还补充了一个简短的前言，指出此剧本不是演出用的版本，既然戏不能上演，那么至少可以让人读一下剧本。作者们将此剧本作为“集体创作的尝试”奉献给读者，这就是目的所在。然而，结论就如同出自马尔罗的手笔一样：
作为一种尝试，他把行动引入了一个不合适的范围，即戏剧。此外，只要这个行动导致死亡，就如同本剧本一样，它就涉及人类特有的某种高贵的形式：荒谬。
剧本很快就由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埃德蒙·夏洛几乎秘密地出版了，小伙子似乎刚步入出版界。封面上的署名只有两个缩写字母“e. c. ”，圈内的一些朋友把它理解成“加缪出版”。费曼维拉对加缪说：“只要读上十行就能认出是你的风格、你的表达习惯。为什么要故弄玄虚用匿名呢？”加缪反驳道：“也许现在是作品比写书匠更重要的时期。”【34】维克多·安兹印刷厂的老板埃马纽埃尔·安德烈奥对青年人颇为照顾，印了500册书，只收了夏洛500法郎（85欧元）。初出茅庐的出版商把书价定为5法郎一本，两周内该书售罄。
埃德蒙·夏洛曾祖父是船上的面包师。1830年，当船在阿尔及尔港口靠岸时，他离船并在当地定居了下来。他的父亲没有继承烘焙祖业，转行做了书商。埃德蒙·夏洛生于1915年，是由外公抚养长大的。他外公原籍马耳他，早年在南方的荒芜地区当流动商贩。夏洛住在依德阿公园附近，曾在让·格勒尼埃的班上听过哲学课；他第一次遇见加缪是在依德阿公园的格勒尼埃家里。当格勒尼埃问夏洛将来准备干什么时，他说准备开书店。格勒尼埃给了他两个建议，一是要把重点放在与地中海有关的书籍上，二是要出版书，不要光卖书。他的父亲是阿歇特出版社阿尔及尔的书刊发行部经理，把他送到市中心一家大书店去实习。他开始筹划开自己的书店，但在书店开张以前，他已出版了一本朋友写的书（当地一个飞行俱乐部的历史），在彼此的朋友圈中销售。1936年5月出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应该是他出版的第二本书。他出版的第三本书是让·吉奥诺的《美满的日子》，用于书店开张时免费送给最先光顾的三百五十位顾客。后来，他用了吉奥诺（获得了他的同意）另一本书的书名“真正的财富”为书店店名。或许正是因为他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一书，才使他成为加缪第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商。让·格勒尼埃把自己的作品《圣克鲁斯》的手稿给了他，加缪的第一本书《反与正》也交给了他。【35】
出版的剧本不厚，简洁的封面上印着：
集体创作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
四幕剧
e. c.
阿尔及尔
献给劳动剧团的朋友们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出版后，伊夫·布儒瓦保留了手稿，其中大部分出自一人之手（应该是加缪）。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儒瓦远离家乡，而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场反颠覆运动，他的妻子出于谨慎，烧掉了丈夫大部分文件，其中包括《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原稿。【36】
【1】源自个人访谈。诚如前文所述，第一本拆散后又重新组合的手记，其时间跨度是从1935年的5月到1937年的9月。
【2】源自路易·帕热斯。帕热斯是安德烈·拉菲夫人的外甥。加缪从未向他的朋友暨他的第一个出版人埃德蒙·夏洛提及自己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后者一直参与他的政治和文学活动。（源自埃德蒙·夏洛）
【3】罗歇·斯特凡《青春的谢幕》。
【4】源自伊夫·布儒瓦和保罗·拉菲。
【5】源自热内·普瓦里耶。加缪后来向当时君士坦丁的主教，后来是阿尔及尔红衣大主教的莱昂·埃蒂安·迪瓦尔殿下坦承，在他撰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自己对一直是北非作家（不管是否信教）心目中的“主教”圣·奥古斯丁怀有一种特别的“忠诚”。加缪认为他更是个艺术家，身上有像他这样的“非洲人”的品质和弱点。
【6】保罗·阿尔尚博在1969年版的《奥古斯丁研究》的第六卷中确认，加缪在论文中用不小的篇幅载录了之前许多作者的研究。参阅莱蒙·盖伊-克罗希耶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1972年第315—322期上的评论。
【7】源自索拉热（路易夫人）·贝尼斯蒂。
【8】源自艾里·米尼奥。在本次会晤之时，米尼奥先生仍然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干部，负责殖民事务。阿马尔·乌茨卡那当时是党的书记，他告诉作者，1935年，阿尔及尔有近百名党员，但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党员数是500人。
【9】源自艾里·米尼奥。
【10】源自埃米尔·帕杜拉。
【11】源自让娜·德莱。
【12】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和保罗·拉菲。阿马尔·乌茨卡那明确说道，在他返回阿尔及尔后，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经常去普拉托·索利艾支部。
【13】源自路易·米凯尔。
【14】源自路易·帕热斯。尽管没有确切的日期表明加缪是何时参加劳工学校的活动的，但加缪在1935年8月写给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他不能长时间不在阿尔及尔，因为他在那里有教学任务。但这也有可能指的是他给学生上的辅导课。
【15】源自伊夫·布儒瓦。当作者终于找到人们以为已经去世或不在法国本土生活的布儒瓦先生时，这位从未向他人谈及他与加缪关系的老人，把记录了他回忆的一本本子给了作者，并且回答了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16】源自夏尔·蓬塞。有关劳动剧团的情况，尤其是有关《轻蔑的时代》的改编和演出，我的描述同时来自路易·米凯尔、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伊夫·布儒瓦、路易·帕热斯和安德烈·贝拉米什的回忆。显然，他们都没有保存下来加缪对马尔罗小说改编的剧本稿。
【17】源自伊夫·布儒瓦。
【18】源自路易·米凯尔、路易·帕热斯、安德烈·贝拉米什和玛格丽特·多布朗的讲述。
【19】源自夏尔·蓬塞和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根据加缪1936年4月13日的公开信（谈及《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两场演出的收入共计3000法郎。如果说每个观众的入场费是1法郎，那么由此可推断每场的观众是1500人；但完全有可能有许多观众支付的入场费会高于1法郎（1法郎相等于15生丁欧元），因此根据收入来评估入场人数，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20】阿尔及利亚媒体的评论源自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载于《现代文学杂志》，巴黎，1972年第315—332期。
【21】夏尔·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在这个阶段，蓬塞没上大学，是西阿非诺海运公司的全职雇员。加缪在贝尔库举行的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运动的会议上第一次与他见面，向他谈及了自己的演出计划。蓬塞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22】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23】如前文所述，鉴于最早的《手记》已被打乱过，因此难以确认写于1936年1月和2月的提纲是否就包含在《手记》中，更何况《幸福的死亡》的提纲，所引证的是他次年夏天的中欧之旅。但在《手记》中，有一篇很容易辨认的类似谈论某个主题的文章，注有清晰的1936年1月的日期。
【24】源自让娜·德莱。
【25】源自让娜·德莱。
【26】源自罗贝尔·纳米亚。
【27】源自让娜·西卡尔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刊登在“七星文库”版加缪戏剧作品集中。伊夫·布儒瓦对一些细节做了补充。
【28】即莉莉亚娜·迪隆。
【29】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同一作者发现，《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很接近一篇标题为《奥维耶多，西班牙政府的耻辱》的文章，作者叫安德烈·里巴尔，载于1934年11月《世界》杂志（亨利·巴比斯的杂志），该期杂志是西班牙专号。部分特别的细节，比如炸墙等，源自该篇文章。戏剧的部分细节亦来自刊登在该期《世界》杂志专号上的其他文章的描述。
【30】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31】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32】《社会斗争》半月刊，1936年4月15日—30日。
【33】源自伊夫·布儒瓦。
【34】《西蒙风》，奥兰，1960年第30期。
【35】源自埃德蒙·夏洛。
【36】源自伊夫·布儒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