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人类的命运是由没有理想和没有高尚品质的人们造就的。那些具有高尚品质的人从事的不是政治。
——《手记之一》（1937年12月）
有悖常情的事实，便是在阿尔及尔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内部既没达到某种层次，也称不上重要人物的阿尔贝·加缪无疑是最积极和最出名的共产党员（尽管是个秘密党员）。【1】但他为党做的全部工作，即支部的各类会议和他遵照直接领导的指示所执行的各种任务，从未产生与他的社会活动相等的影响力。劳动剧团能涉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且能够在保守党的媒体中引起赞同的评论。文化之家在它短暂的生存期间，发挥出无数政治的和文化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演说家，还是作为巡回演出的演员，抑或作为勤奋的学生作家，加缪一直起着显而易见的并且相比党交给他的使命而言更令人赞赏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劳动剧团是人民阵线的一个创举，完全是党的等级制度所能接受的；文化之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组织。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加缪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共产党员，对自己谨慎看待党的机构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正是让·格勒尼埃这位曾经的老师，现在成为他朋友和精神顾问，公开表现出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怀疑，他受自我（和受格勒尼埃）的思想影响，对共产党人保持警惕。他告诉格勒尼埃，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是为了接近他认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即阿尔及尔的工人阶层，因为共产党融入了他们的事业。但如果说他曾投身于运动并为共产党的目标全力以赴，那么面对共产党未来的目的和实践，他则持怀疑的态度。可以“接受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行动，但同时对它持悲观的态度”【2】。
或许刚开始时，青年加缪给他朋友们的印象是在笨拙地仿效共产党的术语，因此囫囵吞枣地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信条。马克斯-波尔·富歇回忆说加缪曾指责他是一个社会叛徒，这是共产党送给社会党的一个贬义词。“总而言之（他引用加缪的原话），你属于一个改良党，而改良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3】但加缪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逐渐产生怀疑；【4】在入党之前，他既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没念过***的书，更未看过任何一位共产党哲学家写的东西。【5】这一切无疑解释了他（至少在马克斯-波尔·富歇之外，与其他人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至少有一位朋友为他远离愤怒做出的温和的回答而受到触动：在对一种极其无礼的评论表示不赞同时，他会简单说：“那不是必然的。”在被某个人的态度震惊时，他会评论：“他们不懂如何生活。”【6】这完全不是一位死捧教条的人的语言。至于他那种对手们十分熟悉的调侃风趣，其实掩藏着一位“腼腆而又温情”的同志。【7】
现在，加缪将第一次和与他同一社会和文化层次的穆斯林人士进行真正的接触。因为，如果说他不乏能力，善于与被他的朋友们和他自己称为“阿拉伯人”的人们进行交流的话——在加缪和他朋友们的世界里，事实上分不清穆斯林中谁是阿拉伯人，谁是柏柏尔人，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游戏时，或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都不怎么碰到穆斯林（不是平等相处）——，他们在生活水准上的巨大差异仍然造成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分隔。在欧洲人和穆斯林之间不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因为即使一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与一位穆斯林彼此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也永远不会带着妻子与他约会。【8】为“阿拉伯人”谋利益，哪怕对自由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来说，本质上就是一种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避免家长式的统治。【9】尽管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但通过他们与穆斯林建立的友好关系，加缪及其剧团和文化之家的同志，以及法国—穆斯林联合会的同志们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他们也因此拉大了与大部分法国移民的距离）。
今天，没有人会声称穆斯林在人民阵线中起过某种特别的作用。这不是他们的阵线；他们甚至没有投票权。然而，共产党把注意力放到了穆斯林身上，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加缪，他主动要求承担“在阿拉伯人中发展党员”的任务，并且说这一任务是他在党内主要参与的活动。【10】
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阿马尔·乌茨卡那被视为组织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反法国暴动的地下领导人而被逮捕，他在监狱里一直被关押至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那一天，以后担任了政府部长。不久，他去美国请求美国人来帮助恢复已被放弃了的葡萄种植业，而后他作为国家官方代表团成员再赴美国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乌茨卡那的一位法国朋友满怀崇敬地把他称作“阿尔及利亚政坛上的一千零一夜”。
当阿尔贝·加缪遇见乌茨卡那时，正值他率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不久。他在第三国际中化名“阿蒂尔·道敦”发表了演说，此举说明穆斯林共产党人在阿尔及利亚可能遇到的危险。乌茨卡那1910年出生在阿尔及尔，兄妹十四人，他排行第十一；大部分孩子幼年时就夭折了。他的爷爷因为参加反对法国人统治的运动而遭报复，土地全被没收；他的父亲曾在一家大饭店工作。他虔诚的父母没让他上小学，把他送进了学习《古兰经》的学校。乌茨卡那先后卖过报，当过跑腿的，最后成为电报局职员。1926年，他是邮局青年工会运动的创立者之一，1930年加入苏联之友协会。
他在（亲共的）统一劳动总联合会中逐级而上，这是一个由莱昂·儒奥领导的、由法国总工会中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党党员组成的温和派组织。乌茨卡那负责组建以穆斯林工人为主体的分支机构，显而易见，这正是儒奥的总工会想做的事情。（在1939年3月人民阵线的全盛时期，统一劳动总联合会兼并了法国总工会。）
乌茨卡那在1934年成为阿尔及尔共产党的书记，同时兼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斗争报》的秘密编辑。在阿尔及利亚地区联合会政治局开除了一名穆斯林的书记并逮捕了另一位接替者之后，这一位子便交给了乌茨卡那。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党员均隶属于法国共产党，行动受命于巴黎。在1935年举行的第三国际的会议中，乌茨卡那请求——他如愿以偿——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作为地区联合会的书记，此后又担任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宣传书记的乌茨卡那，试图建立一个反殖民主义的统一阵线，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支持者、穆斯林宗教领袖（伊斯兰教神学家）、穆斯林公务员和工会会员召集在一起。从此，他中止了在法国总工会的活动，全力以赴去组织动员码头工人、农业工人和采矿工人。1936年，在他的努力下，组织召开了一次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会议，他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并积极地把这一运动纳入人民阵线中。1937年7月他被选为市参议员。【11】
乌茨卡那总是很愿意听取普拉多·索利埃支部的意见，那是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支部”。但是，如果说这个支部主要是由年轻的大学生和艺术家同志——加缪、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路易·米凯尔、一位画家，还有一位商务代理和他从事药剂师工作的妻子——组成的话，那么成员中也有一些当地人，而且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成员。乌茨卡那注意到加缪对穆斯林及其社会地位很关心。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比起其他（研究阿拉伯文化的）欧洲人来说，加缪似乎更容易理解他们，没费太大力气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乌茨卡那因此鼓励加缪去探寻同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的接触，从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接受的是法国文化这一事实看，这些青年更容易接受“民族改革”的思想，因为目标是要把他们引入与共产党观点接近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把他们当中最先进分子吸纳到党内来。加缪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去频繁接触穆斯林作家和伊斯兰宗教领袖，尤其是他们的主席拜·巴迪酋长和他们的副主席谢克·艾尔-奥克比。
回来后，加缪引起了他党内的那些新朋友的强烈关注，他们被他的学识、真诚和纯朴所折服。当他生病时（那时他还在党内），乌茨卡那加入了去看望他的分部机关的代表团，除了鲜花和蛋糕，代表团还给他献上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从贝尔库的党内积极分子中募捐来的钱款。【12】
在加缪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支部”以一种对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哪怕是他们当中最开明的人——极不寻常的方式开始关注穆斯林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遵循类似埃米尔·帕杜拉这样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的意识形态路线去关注这一问题的。从事会计工作的帕杜拉是共产党贝尔库分部的秘书长。他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员，而且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能够了解和处理“阿拉伯人”日常问题的非穆斯林党员，他在策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1924年，当法国共产党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各个支部去建立各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组织时，帕杜拉对这一战略持反对态度，他的论点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极易受到非难，他们时刻面临着被法国殖民当局任意投进监狱和被终身流放到南方荒漠地区去的危险。帕杜拉由此被传唤去了在巴黎的由雅克·多里奥（后归顺法西斯主义并与德国人合作）领导的党的殖民地事务部。在解释了为什么在阿尔及尔组织这类运动是不可思议的举动后，帕杜拉要求这类组织应该在危险不大的区域内，例如在法国本土上建立。这就产生了在1926年建立的共产党穆斯林阵线和由卡莱德王子资助的北非之星，以及一张以同样的名字为报名的（由帕杜拉领导的）报纸。在法国的穆斯林劳动者可以加入北非之星，这一组织的活动和报纸对阿尔及利亚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们在那里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监视，但避免了殖民地的穆斯林去无谓地冒险。【13】
然而在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者中，出现了新的元素，这就是梅萨里·哈吉这位1898年生于特莱姆森的鞋匠的儿子。读完小学后，哈吉和他的穆斯林同伴一样，移民去法国找工作。正是在工厂做工时，他开始投入政治生活，同时加入了共产党和刚刚成立的北非之星。但从1926年起，他离开了共产党（他指控共产党对外籍工人是家长式的统治），一年后，他重新获得了对北非之星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直至1934年），北非之星同共产党紧密合作并加入了人民阵线。不论当时抑或以后一段时期内，梅萨里领导的运动与劳动者荣辱与共，而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带着宗教的传统，正是这一特征使北非之星一直不同于另一个更注重意识形态、少有宗教色彩的运动，即以后成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民族解放阵线。【14】
在加缪加入共产党期间，即从1935年秋天至1937年11月，法国的政治形象和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象都迅速发生了演变，后者的演变是必要的，但更微妙。人民阵线的思想在巴黎占据了优势，这是一个不仅包括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而且也包括了温和激进社会党人的人民阵线。社会党在1936年5月的立法选举中获得大胜，自然就由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组建新政府——这个政府一直持续到1937年倒台，究其原因，是法国经济形势恶化以及负责扭转局面的社会党总理的无能和软弱。面对种种考验时，人民阵线的政府尤其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它是主张各民主力量统一行动的主要倡导者。事实上，共产党更希望人民阵线尽可能广泛地去团结各个政党和各种运动。
因为在那个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开始展示它们力量的时代，苏联（那时有力地控制着全世界的共产党）贯彻的是一条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联合的总路线。这一切意味着在劳工运动方面，共产党将同他们的宿敌联合（如总工会和统一劳动总联合会的合并），而在政治行动上，甚至将与保守的激进社会党合作。不许再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字眼辱骂社会党人。【15】
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进行了一场更为剧烈的路线调整，最后导致阿尔贝·加缪受到责难，被开除出党。
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有21项条件，其中一项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应该去推动殖民地的解放，要驱逐“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赶回老家去。虽然这一纲领彰明较著，但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未能对穆斯林民族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倾向与法兰西共同体联合，不希望独立。因此，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人在法国殖民当局看来是无视法律的危险分子，共产党人争取穆斯林的努力屡受挫折。根据当时一位领导人的说法，他们的表现“比阿拉伯人更阿拉伯化”，正是本着这一思想，他们发起了北非之星的运动。193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即阿马尔·乌茨卡那发言的那一次大会）重申了它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共产党人私下里都在担心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他们害怕一旦发生对抗，真正的赢家会是他们的右派敌人，后者有可能集结起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如同佛朗哥将军对西班牙统治下的摩洛哥所做的那样。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让·尚特龙的法国共产党员，化名“让·巴特尔”——这是他在工厂活动时期和在党内从事秘密活动时使用的化名——，受巴黎决策机关的派遣，前来指导——事实上是领导——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工作。他曾是负责巴黎市党组织工作的秘书。他来阿尔及利亚的使命主要是发现和培养一些干部，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并尽可能把穆斯林吸收到党内来；而此时，加缪正准备加入共产党。事实上他有两个目标：推动群众（和穆斯林）运动的组织工作，同时掀起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付不断扩大的右翼反动势力。
如同尚特龙“巴特尔”不久后自己发现的那样，这两个目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一方面穆斯林对法西斯主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那纯粹是欧洲人的问题；另一方面，落户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对这种极端的反殖民主义也不热心，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群起攻击法国移民。
同时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个内部的问题。还在巴黎时，给尚特龙下达指示的是殖民地事务局的负责人安德烈·费拉，他特别强调要推进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但在离开巴黎赴阿尔及尔之前，尚特龙又被莫里斯·多列士叫去，后者知道费拉可能把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多列士警告尚特龙说：“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穆斯林们日子不会好过。”
尚特龙来到阿尔及尔，与党的书记乌茨卡那和年轻的埃利·米尼奥一起成为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丢开了协调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这两条路线的设想，而是分先后来实施这两条路线，结果当然是顾此失彼。他告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有发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才能使穆斯林们团结一致去反对法西斯主义。
他还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制定了一份组织计划，从理论上讲，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再从属于法国共产党。1936年7月4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一届大会上，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宣告成立。【16】阿尔及利亚最坚定和最积极的共产党人，不管他们是欧洲人还是穆斯林，认为他们最终获得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自治，或许还有穆斯林的领导。【17】
因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在竭力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件迅速在北非产生了它最初的影响。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阿道夫·希特勒与日俱增的威胁）表示苏联的利益希望得到强大的法国，当然是一个与莫斯科友善的法国的帮助。在此之后，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皮埃尔·赖伐尔于1935年5月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在会谈后发表的官方公报中，斯大林表示他充分肯定法国的防卫政策，这实际上是在直截了当地敦促法国共产党抛弃他们的反军国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只会削弱法国或者激怒共产党的盟友。
另一种有可能削弱法国力量的政治态度是反对殖民主义，因此，这种立场必须被锁进抽屉里去。
新的路线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传达到基层；尚特龙“巴特尔”未能看到结果便离开了阿尔及尔。因为他的那些具有挑衅性的活动——当然是反殖民主义的活动——引发了一场反对他的运动，最激烈时，《阿尔及利亚快讯》在头版连续发表攻击文章，指控“让·巴特尔”宣扬“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论调旨在阴谋叛乱。他受到了审判并被判刑，同样的言论在法国可以发表，但在阿尔及利亚就要坐牢；他悄悄地离开了这块土地，从而逃避了三年的铁窗生涯。在阿尔及尔履职期间，他只是在观看由劳动剧团上演的高尔基作品《底层》时才与加缪有过一次照面。毫无疑问他从未同加缪这位年轻的活动积极分子交谈过什么。【18】
当“巴特尔”秘密离开阿尔及利亚后，党的年轻干部艾里·米尼奥接替了他的位子，同时等着首都派来一位新的“顾问”，因为所谓已经自治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仍然处在巴黎领导层的保护伞之下。当新的特使罗贝尔·德洛什到来时，党的新路线已经传达到各级组织：低调对待反殖民主义运动，强调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在年轻的米尼奥看来，新路线完全正确，因为阿尔及利亚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类似由拉罗克上校领导的其他一些地方极右组织的信徒们在政治集会时经常使用拖拉机，乃至飞机。【19】
问题是德洛什没有“巴特尔”的那种审慎态度和外交意识；他总是大刀阔斧地执行来自巴黎的各种新的指示，对阿尔及利亚的特殊情况从不加以注意。【20】共产党新的路线的主要牺牲品之一便是梅萨里·哈吉领导的运动，即北非之星。梅萨里的支持者们注意到反殖民主义活动日趋减弱，他们不愿成为这种背叛行为的同谋。梅萨里和他北非之星的朋友们立即处在了两面夹击的境况之中：一边是温和派，因为北非之星在1937年初遭到了莱昂·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的明令禁止；另一边是共产党人，他们越来越敌视那些在反法西斯主义联合斗争中一直从中作梗的人。一生都在与左派、右派和中立派做斗争、蹲过法国人的监狱、而后又成为全国反殖民解放阵线攻击目标的梅萨里此刻要为被禁止的北非之星复仇。他在1937年3月建立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党的纲领是：“不同化，不分离，求解放。”建党后，梅萨里一直在法国本土实施他的领导；而后他把总部迁到了阿尔及利亚，并在1937年6月的市议会的选举中发动了反对共产党候选人名单的运动。【21】当法国政府颁令禁止北非之星并关押了部分活动积极分子时，共产党没作任何反应；此后，梅萨里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散发攻击共产党的传单。梅萨里的部下们把共产党领导人比喻为政府的代理人，是破坏分子。共产党则指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是法西斯主义者，是挑衅者。【22】在共产党新闻界发起的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假民族主义者”的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心理战；阿马尔·乌茨卡那公布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内效力于法国警察局的所谓警探的名单。【23】
乌茨卡那本人很快陷入了困境，因为反殖民主义举步艰难，尤其当一个人生来就是穆斯林时，好像天生就应该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作为《社会斗争报》的总编，乌茨卡那用醒目的大标题在头版的主要位置并列刊登了三份报告，报道了分别发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针对穆斯林的谋杀事件；他认为这些事件反映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但罗贝尔·德洛什和艾里·米尼奥通读了这一期报纸的校样后，划去了大标题，并把这三条社会新闻的报道放在了三个不同的版面，这样的变动无疑削弱了这些事件的冲击力。乌茨卡那把事情呈报给了政治局，但政治局推说是技术问题而回避了。于是他（在1937年7月）辞去了《社会斗争报》总编的工作和在政治局的职务。他专程去巴黎同莫里斯·多列士的谈话也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反而被斥为逃兵。但他执意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一直上诉到中央委员会，后者对法国共产党干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事务颇感愤怒。他的呼声最终引起了重视，德洛什被召回法国。
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出现的裂痕使阿尔贝·加缪更加感到恐慌和不安。在他入党初期，他负责吸收阿拉伯青年积极分子，并动员他们加入梅萨里的北非之星。现在，同样是这些阿拉伯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正受到警方的追捕并在加缪所选择的这个政党的掌声中被投进监狱。一些成功摆脱了围捕的穆斯林来找他，问他是否继续容忍这样的行为。他气得全身发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24】他的异常举动便是与被他的共产党同志视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梅萨里派继续保持联系。【25】
加缪充分意识到哪怕是最温和的改良建议都会使野蛮的殖民主义分子暴跳如雷，怒发冲冠。事实上，他那时积极地在为国会正在讨论的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进行活动。根据由勃鲁姆政府的国务部长莫里斯·维奥莱特给众议员们介绍的这一议案，约两万一千名穆斯林——老战士、获有小学毕业文凭者——能够获得选举权，然而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有六百万穆斯林和八十九万法国人。但这毕竟是温和派穆斯林所向往的走向与法国人同化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共产党把这个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视为“进步的和有用的”，温和派穆斯林领袖和学者也支持这一议案。
事实上，这一议案过于温和，以致梅萨里·哈吉认为它仍是一种“殖民主义工具”而加以否决了。然而更大的危险来自持保守观点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反对。议会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产生了激烈的反响并引发了集会游行，在集会中可以听到“打死勃鲁姆”和“打死犹太人”这样的口号。当法律修改议案提议将选举权扩大到二十万穆斯林时，抗议的呼声此起彼伏。人民阵线没有力量无视来自反动殖民者的威胁，议案最终未被法国国会通过。但围绕这一议案发生的论战留下了伤痕：殖民者反对穆斯林，穆斯林反对殖民制度，他们认为不能指望殖民制度来主持公道。从那时起，拥护同化的人节节败退，主张与法国分离的势力逐步增强——下一代人才实现的民族独立的目标。【26】
党内领导们在试图说服加缪时，语气无疑是温和的，但特别强调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团结的绝对必要性。罗贝尔·德洛什和阿马尔·乌茨卡那出席了普拉托·索利埃支部的会议，听取讨论中的各种意见，并试图同与会者，尤其是同加缪对话。乌茨卡那充分注意到了在贝尔库这个“阿拉伯化”先锋地区出生的小伙子所表现出来的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同时发现加缪正背离共产党的路线，反对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运动中）与显然是一个“殖民主义堡垒”的激进社会党联合。【27】尽管激进社会党加入了人民阵线委员会，但它仍然反对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的改革举措。或许，在看到共产党突然显出爱心支持法国军队和捍卫祖国时，加缪是十分痛苦的；他在好友面前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28】
乌茨卡那认为加缪有实干精神，更有出色的思维能力。在政治局内，德洛什立即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托洛茨基式的人物。乌茨卡那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说加缪的立场也许是错误的，但这一立场远没有它的对立面——殖民主义更具危险。乌茨卡那完全明白德洛什把加缪看成一个同情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人，尤其认为他有意要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穆斯林学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盟关系。乌茨卡那清楚，德格什抓住加缪的不同政见不放，实际上是要乌茨卡那改变自己的态度。【29】
埃米尔·帕杜拉的态度给当地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另一个难题，因为他不仅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而且也是一个诚实的人。虽然他严守纪律，但帕杜拉一直同情穆斯林民族主义，并且对新的反民族主义路线甚为不满。他不能不站在加缪的“左倾”异端一边。【30】
因此，他在自己所属的支部内对新路线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不能把受压迫的穆斯林同法西斯分子作比较。帕杜拉和加缪对乌茨卡那在党的周刊中发表的攻击梅萨里派是“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都很反感。然而当帕杜拉强调自己这么做是按党纪行事时，加缪则义无反顾地在支部之外公开了自己的抗议。身为普拉托·索利埃支部贝尔库分部书记的帕杜拉给了加缪一个友好的警告。
之后，加缪的不同政见被正式放到了普拉托·索利埃支部的议事日程上。开始时，他的大部分同志都支持他。但因为要相信党的路线的合理性，或者即使不讲合理性也要遵守党的纪律，他们随后一个接一个地失声了。在支持声逐渐减弱时，唯有莫里斯·吉拉尔站在加缪的身旁。【31】在这一过程中，加缪被传唤去了党的总部，并被要求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但他义无反顾地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并指出以前党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做法是对的，现在不能出尔反尔对他们横加指责，这么做正中殖民者的下怀。【32】
因为党的新路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梅萨里和他的民族主义者们从此成了共产党和总督政府抨击的对象。1937年7月，梅萨里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因为拒绝民族同化被驱逐出了第二届穆斯林代表大会。一个月后，梅萨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指控蓄谋组织旨在颠覆国家主权的叛乱，梅萨里被判两年监禁。（1939年释放出狱，但又遭到逮捕，于1941年被判十六年的苦役。战争结束后被大赦。由于从事新的民族主义活动，他被迫流亡法国，最后在那里去世。）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现在由领导本地区所有支部的贝尔库分部在普拉托-索利埃支部，面对全体党员直接处理这起持不同政见的事件，阿尔及尔地区总部给分部下达了这指示。【33】会议在里昂路上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里举行，这个咖啡馆距加缪的童年住所并且今天仍是他母亲住所的房子不远。一位与会者回忆说，这个地方令巴黎来的一些重视语言纯洁的人士大为不满，他们不赞成在这样的场所开会。巴黎来的德洛什主持了会议，与会的还有乌茨卡那、米尼奥、拜·阿里·布高尔（“自治”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官方***）。在这种悲凄的气氛中，加缪起身为自己辩护并论证了不同政见的路线。他批评共产党领导机构对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社会演变缺乏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演变缺少凝聚力，随时可能蜕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但是，他说，存在着以和平对付暴力的可能性，只不过共产党在坚持自己纲领的同时，忽视了这些办法。会场上鸦雀无声。【34】
帕杜拉勤勤恳恳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因而没受到批判（毕竟，他的支部替他的立场承担责任）。他在分部委员会上为加缪辩护时，以个人的名义建议加缪在被开除之前先自己退党，但加缪决定不听从这一建议。加缪的其他朋友对党早已避而远之，比方说保罗·拉菲，他只写了一封信，通知说他以后不再参加党的工作。【35】
不久，党召开了一个全体分部委员会负责人的会议，即阿尔及尔市委（用党内的术语说是“范围”）属下的各个区的负责人。会上，分部书记帕杜拉与党的书记乌茨卡那发生了冲突。加缪和吉拉尔两人都未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帕杜拉在回顾党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变化时说道：你们怎么能够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贴在你们努力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头上？帕杜拉没有胜诉，加缪和吉拉尔被开除出党。共产党在阿尔及尔的最高机构地区委员会负责批准并执行开除出党的决定。【36】当加缪在党委会的驻地接受决定后离开时，遇见了吉拉尔，后者发现他唯一的反应是一个“温和的微笑”。至于吉拉尔本人，他没有去接受开除他的通知：他在里昂路会议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党员证还给了德洛什。【37】
由于加缪和吉拉尔都没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政治局没有再介入。【38】自那时起，任何一个好党员甚至都不能同加缪打招呼。当时唯一一位留在党内的阿尔及尔籍干部私下承认，共产党无疑对年轻的阿尔贝·加缪没有表现出足够婉转的态度，而这位年轻人虽然心怀诚意，对阶级斗争却一无所知。
但加缪完全了解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本质。他也永远不会忘记梅萨里·哈吉，并且只要有可能的，曾无数次借用自己的影响（常常通过他的老同学，即后来成为梅萨里律师的伊夫·德舍泽勒），为受司法机关纠缠和控告的梅萨里支持者们提供帮助。
尽管极少有朋友，哪怕是非常要好的，知道共产党内发生的事情——这充分解释了那些讲述加缪入党过程的书和文章为何常常自相矛盾——，但是加缪的失望、持不同的政见和被开除出党的影响在他1937年全年的社会活动中明显地显露出来。事实上，克洛德·
德·弗雷曼维勒是少有的几位对支部和分部的会议内容有所了解的朋友之一。他比加缪早入党。他从原则出发，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党转变路线、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时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由于他在他的刊物上继续出版宣扬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便被指控用温和派民族主义分子费尔哈·阿巴提供的资金购买了印刷厂的设备。费尔哈·阿巴是塞提夫市的药剂师，后担任民族解放阵线起义政府的主席。弗雷曼维勒在脱离共产党时进行了反驳，就如同他在1937年12月28日向安德烈·贝拉米什表述的那样：“我很自豪没像加缪和吉拉尔那样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没像我这个谦逊的费尔哈分子一样，与其等着被开除，不如自己离开共产党。”【39】
在文化之家乱哄哄的生存时期，加缪自己也曾开除过人，但在至今仍活着的人当中，似乎没人知道个中原因。一个身体结实、生性好斗、名叫加布里埃尔·普雷迪摩的老无政府主义者，散布了许多有关加缪及其朋友的恶劣传闻。是哪一类的传闻？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春天，时间上早于与党内的纠纷，因而两者间没有关联。好像涉及剧团的问题，因为普雷迪摩曾是劳动剧团的成员，当加缪同共产党发生争吵离开剧团后，他一直留在剧团里。
6月9日，文化之家执行委员会开会，听取普雷迪摩解释他散布的反对文化之家秘书长和领导机构的“侮辱性言论”。他对事实供认不讳，并被“立即和永久性地”开除出文化之家，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对这一处罚作广泛的宣传，所以有了以后发表在《社会斗争报》和《阿尔及利亚工人报》中的公报。【40】
不管人们如何重视六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但从秋天起，文化之家已崩溃，因为它重要的积极分子离开了共产党，而文化之家所确定的路线亦变得僵化。加缪的非共产党朋友对文化之家举行的会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这些会议中，“强硬的”共产党人指控安德烈·纪德是变节者，因为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坦承了他对苏联的失望。然而，当加缪组织一个新的戏剧表演团体来替代劳动剧团时，一个与他对立的、由部分反加缪分子组成的取名为合作艺术家的剧团开始排练《朱尔斯·恺撒》（吸收了莎士比亚、苏埃托尼乌斯和普卢塔克作品的内容）。【41】在另一方面，伊夫·布儒瓦也像吸铁石一样，在身旁集聚起了一些在政党问题上不愿再与加缪及其朋友保持一致的人，或是一些因为个人恩怨而拒绝加缪领导的人。加缪夫妇和布儒瓦在结束了中欧之旅后，彼此间再未发生过公开的或是私下的争吵，只不过相互间的距离拉大了，而日后发生的事件使这种拉开的距离变成了彼此间的唇枪舌剑。
布儒瓦小集团继承了劳动社团。他组织了一次纪念费代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晚会，晚会有演讲，也有歌唱表演和诗词朗诵。除了戏剧让加缪的剧团表演外，其他活动均由布儒瓦的班子参与。他们和各校的大学生联合会合作组织这些活动，因为布儒瓦和他的同事波尼昂正在为获得大学职称而努力。他们的活动包括举行一系列以文学和历史为主题的讲座，举办一个有关土著艺术和工艺的展览会，一个讽刺画创作的晚会（邀请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让·埃费尔参加）和一场东方音乐欣赏会（加缪的前妻西蒙娜把钢琴借给了音乐会）。竞争有时发展到了公开的冲突：当布儒瓦手下的人得知加缪的部下某天要借用城里大礼堂时，其中一个善于舞文弄墨的人便假惺惺地写信告诉他们，当天这个大礼堂已被他们租用。
那年冬天，布儒瓦收到了加缪寄给他的一封短信，指责他无中生有，信的最后这么写道，如果确实存在一种他（加缪）不能容忍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卑劣”。由于布儒瓦不甘心让加缪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便建议在一个咖啡馆与他会晤，以求论明事理。对话是轻松的，以至于动机显得并不重要。加缪和布儒瓦认为不少麻烦均是那些弟子和支持者们惹起的。在这次谈话过程中，来了加缪的一个朋友，或许就是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当加缪向他介绍布儒瓦时，他显示出震惊的神色。布儒瓦推断说加缪的朋友肯定把他想象成一个头上长长角和有一条尾巴的魔鬼。
这是他同加缪的最后一次见面。很久之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年，他从所在的战犯集中营中最好的朋友那里——这位朋友的兄弟娶了加缪的侄女——获知加缪一直非常看重他。【42】
【1】参阅第八章。
【2】让·格勒尼埃《阿尔贝·加缪》。
【3】马克斯-波尔·富歇《有一天，我回忆起了……》。
【4】源自在校阅者工会的演讲，见1962年巴黎出版的《献给阿尔贝·加缪和他的书友》。
【5】源自卡尔·维基阿尼。
【6】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7】源自让·德·迈松瑟勒。
【8】源自路易·米凯尔。
【9】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
【10】源自卡尔·维基阿尼。
【11】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1938年初，在与罗贝尔·德洛什产生冲突后，他辞去了***和《社会斗争报》总编的职务，但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一职。在共产党遭禁后，他转入了地下活动，并且因为拒绝谴责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而被市议会开除。1940年7月他被逮捕，并被关押，罪名是在兵营里进行反纳粹宣传；在军事监狱被关押了8个月后他被宣告无罪，并于1943年4月27日被释放，6个月后他去了美国。他曾担任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第三书记和第一书记（1944年），他为平息1945年的起义和屠杀后的叛乱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他以（在穆斯林全体选民选举团中）获得的8万多张选票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巴黎制宪会议管理局书记。因为与在法国的共产党总部有意见分歧，他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第三次大会上被解职，1948年他公开与共产党抗争，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他加盟穆斯林宗教领袖的政治活动，并于1953年1月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成为该组织的全国领导人。他起草了战争纲领计划，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战士在1956年8月通过了该计划。
【12】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13】源自埃米尔·帕杜拉和穆罕默德·莱雅乌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真相》，巴黎，1970年。
【14】源自伊夫·德舍泽勒和穆罕默德·阿尔比《民族解放阵线的起源：ppa mtld的分裂》，巴黎，1974年。
【15】乔治·勒弗朗《人民阵线的历史》。
【16】源自让·尚特龙。
【17】源自罗贝尔·纳米亚。
【18】源自让·尚特龙。离开阿尔及尔后，“巴特尔”—尚特龙被党组织派往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在法国南方领导共产党的抵抗运动。他被德国人抓住后被判死刑，但得益于贝当身边一位主教的介入，他幸免于死，被改判为终身拘役。他又成功逃脱，参加并领导了利穆赞地区的抗德游击队，法国解放后，任上维埃纳省的省长。（加缪及其朋友是在解放后看到他任职省长时的照片时才得知这位“巴特尔”的真名。）在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大”之后，他同共产党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法国共产党也需要去斯大林化，随后被开除出党。
【19】源自艾里·米尼奥。米尼奥当时是共产党国际部成员，负责阿拉伯事务和法国殖民地事务。
【20】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21】源自伊夫·德舍泽勒和穆罕默德·阿尔比《民族解放阵线的起源：ppa mtld的分裂》
【22】源自安德烈·阿布。
【23】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乌茨卡那认为不是共产党要反对北非之星，而是北非之星要对抗共产党，尤其是北非之星保护了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国民革命党，后者开除了共产党的建党人。
【24】源自让·格勒尼埃。
【25】源自让·尚特龙。
【26】第十章谈及了加缪支持这一议案的请愿书。主要参照的是夏尔-罗贝尔·阿热龙《阿尔及利亚近代史》，巴黎，1974年；爱德华·博纳富《第三共和国政治史》，巴黎，1965年；j. 德罗兹《1914年至1939年的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巴黎；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莱昂·勃鲁姆和海外国家》，该文载于《政府首脑莱昂·勃鲁姆》一书，巴黎，1967年；朱勒·莫克《人民阵线，大希望》，巴黎，1971年。在当时，穆斯林不是法国公民，但他们个人可以申请法国国籍。当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被推出时，共产党持反对态度，但根据尚特龙的说法，共产党对经过修改后的议案版本表示了赞同。加缪发表的支持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的请愿书，是符合党的路线的。
【27】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28】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9】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30】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31】源自埃米尔·帕杜拉。
【32】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33】源自莫里斯·吉拉尔。
【34】源自保罗·拉菲。
【35】源自埃米尔·帕杜拉。
【36】源自莫里斯·吉拉尔。
【37】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乌茨卡那被开除出党归因于他的“民族主义-偏离政治路线”的主张。更多的有关共产党反对殖民领地独立的信息，参阅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在1937年12月举行的共产党第九次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载于让-保罗·布吕内《共产党的童年》，巴黎，1972年。
【38】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39】源自让娜·德莱。
【40】源自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有一位证人回忆说，在与普雷迪摩的争辩中，加缪告诉后者“在我的党内，像你这样的人，马上就会被驱逐出去”或者是一句类似的话，话语间给人的感觉是一场政治论战，但普雷迪摩不是共产党员（源自夏尔·蓬塞）。普雷迪摩自称是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异端分子（源自伊夫·布儒瓦）。
【41】源自雷蒙·西戈戴。
【42】源自伊夫·布儒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