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的房子，他们彼此说道，不是一座让人消遣的房子，而是一座令人幸福的房子。
——《幸福的死亡》
萨尔茨堡（不是布拉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候起，加缪一再地承受失败的婚姻带来的伤痛和直面骨子里的孤独造成的影响。不再有玛尔特·索格雷来替代古斯塔夫·阿库，也不再有舒适的住所可以作为自己的安全岛，大学生的生活（其本质就是放荡不羁）已远离他成为过去。他伤心地告诉姨妈安托瓦妮特，说西蒙娜·加缪是他的试验品。【1】从此，好友们熟悉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傲慢、一种没有必要的过分敏感和一种照让·格勒尼埃的说法是“非洲人脾气”的性格，在他成年人的生活中放纵地表露出来。【2】他的生活从未具有如此多神秘的色彩；不同的朋友群被分门别类，犹如间谍网中各个不同的秘密小组。他那“西班牙人”的一面也同样显露了出来，或者说得到了发展；他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西班牙朋友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把他称作一头斗牛——一头具有非凡勇气和傲慢灵魂的斗牛。他同时培养了自己的“地中海式”的性格，这种性格特别表现在他对待女人们的态度上：对母亲或者视如母亲的妻子表现出尊崇和敬重，对新近俘获的女人表现出果敢和豪放。为报复西蒙娜使他蒙受的创伤，他拒绝保持唯一和持久的关系，以此惩罚自己。他的举止有时被认为表达了对女人的极端厌恶，而且他有意培养这种观念。格勒尼埃认为加缪是莫扎特的唐·璜的化身，“是一个对美的永恒的追寻者，但作为离群索居和有统治欲望的人，他同时是一个生活在大海之中，在一种极端的幸福中受到威胁的人”【3】。一个勾引女性、同时蔑视女性的唐·璜，一个头脑清醒的负心汉。
但这样的结论未免以偏概全。他最好的一些朋友就是并将永远是女性；她们也可能是他的情人。
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不会是他的情人，但她们同加缪非常接近，以致有些朋友把她们俩视作他的“贴身卫士”。她们两人的出现使得山丘上的别墅，即那栋面对世界的房子成为他躲避外界的世外桃源，他在那儿可以抛弃西班牙式的傲慢和地中海式的“大男子主义”，像孩子一样嬉戏。在他去中欧旅游时，两位姑娘把翡虚院重新整理了一番，然后返回奥兰，在各自的家里过完暑假。加缪开始喜欢在他兄弟家过夜了（或者说无论在哪都能睡觉），白天去翡虚院，坐在平台上，面对大海写东西。他很快发现自己已不能再租这么一套房子，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仅有的那些钱仅够他买寄信所需的邮票。不过，他的女友们一个月后才回来，这段时间，没有人来做事，不管是涉政还是从艺，什么都不用干，多么舒服。他心里想，十年后，自己也许会把这种状态称为幸福。【4】
不久，朋友们陆续返回，重新开始工作和学习，他与更激进的活动分子联合建立了一个组织，旨在发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对加缪来说，这种举动表明他以更公开的形式倾向共产党。他和夏尔·蓬塞、埃米尔·斯科特-拉维纳以及翡虚院里的女友们一起参加了名为“《公社报》之友”的小组发起的各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活动（《公社报》是接近人民阵线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的机关报），他们很快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个文化之家，赋予他们的活动一个更明确的形式，同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在巴黎领导的全国运动遥相呼应。【5】
从此，人民阵线战胜了种种缄默和迟疑，成为正在思考的人们的主要意识形态；连激进社会党人也被最为广泛地接纳进来，其社会阶层包括许多阿尔及利亚最反动的殖民者和商人。伊夫·布儒瓦不无欢快地写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从此成为“正统”。【6】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为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提供机会的辉煌时代，他们可以自我表达，可以承担提高普通公民文化水准的责任。这是一种爆炸，他们中的一人在不久后这么回忆道。“阿拉伯人”没有介入进去？这些年轻人不是普通的移民；他们同“阿拉伯人”一样勤奋地工作。对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人来说，从所有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相对伊斯兰人而言都是资产阶级这一意义上讲，他们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而且是同心协力地在革命，同吃，同睡，同工作，同挥笔。在所有人当中，加缪表现得纪律最差，最没有动力；身体病弱和经济拮据或许是主要原因。【7】
1936年9月20日，高尔基的作品《底层》开始排练；这是劳动剧团即将上演的一部戏，之后将上演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花》，还要复演《轻蔑的时代》、巴尔扎克的《伏脱冷》和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的《塞莱斯蒂娜》。但是，同西蒙娜的分手引发了一场危机，加缪必须找到某个人来替代她扮演的女主角；在他们俩幸福相处携手共创世界的日子里，这一角色是为她保留的。现在他把这一角色交给了让娜·西卡尔，但后者不愿意。事实上是玛格丽特·多布朗和让娜·西卡尔回来晚了，当她们到达奥兰时，排练已经开始。剧团招聘了一些新演员，加缪发现有太多的年轻女士想演由他执导的戏中的女主角。然而，这一次他认为她们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或者说他自己变得更严苛了），他对剧本感到厌烦，希望演出别的剧目。【8】
新的矛盾，尤其是加缪与伊夫·布儒瓦的矛盾逐渐扩大。年轻的教授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加缪越来越显得一本正经，俨然以迈耶尔霍德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风格的艺术家自居，而实际上他表现平平，只是个业余导演。他们批评加缪在角色分配时把一位青年人拒之门外，理由是他缺席了几次排练，而同时他却准备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等待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回来后再开排。剧组中，一种心照不宣的不和已经在忠于加缪的人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布儒瓦站到了其他人的一边。他继续表现出对西蒙娜·加缪的友情，并与她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9】
至于加缪，尽管他一直忙于排练，但他不能肯定剧目在预定的11月公演时自己是否还在阿尔及尔，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工作。他甚至写信给地处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要求给那里的孩子们上课。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希望这一求职信得到肯定的答复，但是他必须在当地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因为此时的他已身无分文。他继续埋头在招工广告中寻找甚至最具异域色彩的工作，但对他来说它们都不够奇异。他坦承隐秘的愿望是看到一个印度王子通过招工广告寻觅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秘书。
他对他的新朋友埃德蒙·夏洛的出版计划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了负责编辑“地中海丛书”的工作，收集地中海地区的作者和诗人的作品。他答应夏洛在奥兰找到一打客户，然后他就把这份差事交给了熟悉奥兰中产阶级的让娜·西卡尔。【10】夏洛的书店终于开张了，这家面积狭窄的小店很快成了热爱读书的朋友的聚集地。他们在那里可以翻阅各种新书和各类政治、文学杂志，如果他们没钱买书，也可借阅，只要向租借柜台支付新书的价格就可有权租书，然后可以随时用先借的书来换取另一本新书，无须再付费。如果付的金额更大，一次可以借两本，以此类推。加缪先是非正式的合作者，后来成为书店签约作者，他一直泡在书店里，经常坐在通往办公室的狭窄楼梯上专心读书，然后再抱一些书回家。很快他便开始向夏洛举荐该购入的新书和值得出版的手稿。【11】
又一位新成员加入了翡虚院的“童子军”。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在奥兰认识一位姑娘，名叫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她正在阿尔及尔找工作，于是她们请加缪助她一臂之力，这一类的使命毫无疑问会吸引他。他立刻约见克里斯蒂亚娜，甚至邀请她就住在翡虚院；他本想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她，但他那时还没有住所。【12】
这一次，他们这个如今声名鹊起的剧团终于走进阿尔及尔城里最漂亮的剧场，在周六晚上（11月28日）和周日上午公演两场《底层》。皮埃尔·博尔德剧场（现在的伊布恩·卡勒杜恩剧院）坐落在总督政府行政大楼内，建筑师是雅克·吉奥杉，由以率先使用钢筋混凝土而闻名的佩雷兄弟公司建造。这幢大楼圆顶的直径达三十米，适宜演出气势宏伟的作品，善于烘托出史诗剧的肃穆气氛。可惜的是大厅内的音响系统更适合上演器乐节目，而非话剧。
剧情很简单，故事围绕一座穷人聚居的旅店展开，一个住客谋杀了旅店的主人。经过几番折腾，那群人再次陷入曾一度变得混乱的穷困。让·雷诺阿刚刚把高尔基的这部作品拍成电影（作为年度最佳影片，该片获得了新设立的德吕克大奖），路易·茹韦和让·加潘在影片中扮演主角，后者扮演的是小偷贝佩勒，也是加缪在阿尔及尔演出时扮演的角色。
劳动剧团上演的这出戏，布景是由加缪的建筑师朋友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设计的，年轻的剧团以后演出的所有舞台布景都由他设计制作。埃梅里利用了所能运用的一切，尤其利用了那些木制方块，它们被用来为要使用整个礼堂的乐师们增强音响的变化层次。他也有效使用了胶合嵌镶板。波兰木匠马克·维多派茨克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演出受益匪浅。服装方面，扮演穷人的演员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最终成为流浪者的老哲学家吕卡由布儒瓦扮演。他把一个画着《圣母和孩子》的奥地利瓷盘借给了剧团，远远看去，瓷盘酷似东正教的圣像。【13】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最后几次排练时即兴补充的，但结果令人满意。《阿尔及尔回声报》报道说：“年轻而又勇敢的劳动剧团二度公演……密集的观众把宽敞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评论指出“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弄虚作假的街头剧院已经感到厌烦”。选择绝望的主题，的确需要勇气。然而，努力换来了成功的花环：布景、表演、灯光——且不说“某些场景的美丽，演员的身影投射在布景上，产生出神奇的效果……”评论还指出剧团仍坚持不公开演员真名的做法，并且拒绝演完一幕观众鼓掌的习惯做法。“这是何等谦虚的精神！……”共产党刊物《社会斗争》补充说道，剧团只花了几百法郎就做到了具备庇托耶夫和吕涅-波依赖巴黎舞台上种种便利条件才做成的事情。
不管是否公开真名，阿尔贝·加缪是不容置疑的领导者。他同时成了一名职业演员。但他绝不是名演员，连狂热的崇拜者也都承认。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业余剧团中演技最不差的演员，他有着运动员般的身影，站在舞台上比别人抢眼：一副美国小生的气派。剧团中的其他演员始终给人留下演地方戏的味道，同时没法改变他们阿尔及利亚侨民的口音和手势；而加缪至少懂得如何自我把握。【14】
此刻，剧团开始了它阳光灿烂的时期，这是一个在《幸福的死亡》中用青年人的华丽辞藻描写的充满纯朴温柔的情感世界，从而给这部加缪从不想发表的作品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还未成熟的烙印。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朗终于回来了，这一次她们将在翡虚院里长住下去。让娜是抗拒父命离家出走的，因为她身为上流社会的父母认为她在阿尔及尔的举动将会葬送她的前程：她参加剧团，或许还参加了共产党。他们不许她返回阿尔及尔，于是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家园，回到阿尔及尔，与玛格丽特·多布朗还有她们的奥兰朋友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一起生活。在奥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之后，克里斯蒂亚娜在阿尔及尔一家汽车经销公司里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因而她也一起分担翡虚院的房租。【15】加缪每天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度过——自克里斯蒂亚娜来了后，他在那里滞留的时间更长了：他与这位喜欢在日光下裸晒的姑娘调情，这构成《幸福的死亡》沉重的创作动机中最轻微的一个。
至于伊夫·布儒瓦，他已经感受不到与加缪的亲密关系，尽管加缪的追随者们盲目夸大这种关系，说他为了帮助维修翡虚院，亲自肩扛背驮送去了一大块木板。【16】
让娜和玛格丽特合住一间与巴旦杏树街为邻的房间。克里斯蒂安娜的房间有一扇大玻璃窗，窗下就是“面对世界”的露天平台。加缪把他的工作台——一张简陋的厨房木桌——安放在克里斯蒂亚娜（她白天去上班）的窗前。在《幸福的死亡》错综复杂的情节中，有关翡虚院的章节忠实反映了他们在1936年底以及在第二年一年间的生活。书中的克莱尔指的是让娜·西卡尔，罗丝就是玛格丽特·多布朗，卡特琳代替了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其他的朋友在书中也用了新名字。唯有两只猫用真名：卡利和古拉（在加缪一生中，身旁总有猫陪伴他）。这张朝着窗口的小桌子上诞生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卡利古拉》的初稿，这是加缪描写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的剧本，经过多次改写，终于在1945年得以公演。还有一条流浪犬，加缪给它取名为“苦恼之犬”，它的苦恼或许来自它身上的壁虱，这种壁虱在整座房子里蔓延，迫使他们不得不请人“灭虱”。动物属于这个家，当房屋由别的朋友居住时——先是弗雷曼维勒夫妇，【17】后来是罗贝尔·纳米亚，动物依然留在那儿。
一天，伊夫·布儒瓦正在授课，突然被紧急叫到了会客室。一位上了年纪，但身板硬朗、穿着整洁，一看就知道是从火车站匆忙赶来的妇女，要求布儒瓦告诉她在哪儿能找到她的女儿让娜·西卡尔。布儒瓦立刻明白加缪的这位女友肯定在炫耀自己的朋友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使出了全部聪明来装聋作哑。当西卡尔夫人向他打听剧团其他年轻人的姓名时，他编造了一大串。她完全看透了他的把戏，因为在握手道别时，她没有忘记用指甲扎他的手掌。【18】
加缪中欧之行回来后就开始为剧团改编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认为现存的译本都很生硬，于是决定重新写剧本。他仰赖让娜·西卡尔的真知灼见，因为她能够透彻地理解他在执导和音乐伴奏方面的意图，已成为他最难能可贵的合作伙伴。其间，为庆祝12月6日的“阿尔及利亚工人报节”，他们俩接受委托，在短时间内一起导演了拉蒙·j. 桑戴的《秘密》（警察审讯工人那一段），在节日中做专场演出。排练只有短短六天时间，演出受到了《阿尔及利亚工人报》的高度赞扬，被誉为艺术奇迹。【19】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缪去奥兰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主要去了解弗雷曼维勒竭力为他争取的一份在报社工作的情况。在这座城市里，人民阵线的力量集中资金和人才推出了一份他们自己的报纸，旨在同一份由保守派移民控制的报刊抗衡。马塞尔·舒拉基是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他负责为报纸招聘人员。他与加缪面谈了一次，并告诉他报社每月只能支付他1200法郎（约150欧元），因为这是报社的规定，所有编辑人员都领取同样低的工资，但印刷工人的工资是2000法郎。加缪回答舒拉基说，与其拿这样可怜的工资，还不如留在阿尔及尔。他很可能借在奥兰逗留的机会去了一次费奈隆学校，他曾为谋取一个空缺的教师岗位与这所学校有过书信往来，但他厌恶在那里看到的那种保皇派式的上等社会的氛围，尽管他很期望在奥兰生活。【20】
当工作最终到来时，行业口子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也在情理之中。他被阿尔及尔电台聘用，在经验丰富的名演员亚历克·巴尔蒂领导的广播剧团工作，合同期为一年。这份工作要求他去地方电台作一些表演，但更多的是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小城市和外省的村庄去巡回演出，例如奥尔良维尔、穆阿斯凯尔、塞提夫……大家甚至替他取了个艺名，要不就是他自己起的：阿尔贝·法尔内塞。（当他大学时代的女朋友莉莉亚娜·苏克龙在穆阿斯凯尔工作时，他曾告诉她，他到这座城市去过三次，在那里逗留期间，结识了当地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并成为朋友，老板娘一直叫他阿尔贝·法尔内塞。）【21】他每次演出的收入是80法郎（约10欧元）。巡回演出一般历时两个星期，演出剧目包括莫里哀和博马舍的作品。【22】1937年2月25日，《阿尔及尔回声报》报道了演出狄奥多尔·德·拜维尔的作品《格兰瓜尔》的消息，加缪在这部戏中扮演奥利维耶·勒·丹姆：这一次提了他的真名。之后，他讲述了在巡回演出途中，与穆斯林农业工人一起挤在三等火车车厢里遇到的各种奇闻怪事。有一天，有人走进包厢，为了不让穆斯林与自己同坐一个包厢，来者把行李搁在所有空余的座位上。加缪和另一位演员趁此人走出包厢时，把他的行李扔到了站台上，并高声向路人叫道行李是别人遗忘在火车上的。【23】在巡回演出期间写的一则日记流露出一种全然相反的笔调：“奥兰城在白天的太阳下显得冷酷而狂暴，早晨，却那么温柔，那么脆弱……”
在同一个时期，克里斯蒂亚娜干的是一份秘书工作，月收入800法郎。而把工作全然视作一件新鲜事物的让娜·西卡尔则非常自豪地宣布自己有一份180法郎的收入。【24】她给愿意读书的人上程度不一的法语课和数学课。一天，加缪给她送来他的小学教师路易·热尔曼的侄子，后者为参加中学毕业会考需要辅导地理、历史和法语。侄子通过了毕业会考，热尔曼邀请他们去他在贝尔库的寓所，设宴款待了他们。
只要有可能，加缪也给人授课，特别是上门做家教。他也分担翡虚院里繁重的家务杂活，每位住客轮流负责一周的伙食，钱从集体金库中支取。膳食很简单，只有烤肉，外加玛格丽特·多布朗的父母每周从奥兰给她寄来的食品包裹（包裹里都是熟食）。【25】
然而，这一切对处于加缪这样身体状况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太过分了。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在给奥兰的朋友安德烈·贝拉米什的信中写道：“我对加缪愤怒极了，他完全不听我的忠告。他沉迷于一种错误的生活，得不到片刻的休息，筋疲力尽，孤立无援。”他体重减轻，又开始咯血。【26】然而，肺结核复发在前几个月中还不那么严重，只是病情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停止工作。
按照人民阵线在行动中大量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同时按照共产党高层人士的战略——他们竭力把他们的理想主义导入与他们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的目标之中，一个在有思想的人群中最有效的宣传机构，便是文化之家，这是一个多艺术、多媒体的途径，能够吸引各行各业的知识精英，使他们感觉到为提高他们身处的这个大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做出了贡献。文化之家可以组织有关科学、政治以及文学的讲座，它能够推出电影节目，甚至是戏剧节目。文化之家的成员，不必加入共产党，也不需要有政党倾向，但必须是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观众也不完全是共产党员或者是社会党党员组成，尽管他们听完讲座或看完演出后理应更能接受左派的口号和纲领。所有现存的文化和政治运动都可以向文化之家输送人才；当阿尔及尔文化之家成立之时，它散发出十三个不同的组织的光彩。
加缪和朋友们胸怀各种计划并迫切希望付诸社会实践，文化之家的理念，于他们可谓水到渠成。不需要面积庞大、投资昂贵的基础设施，甚至连“房屋”都不需要。很多年以后，在60年代的戴高乐时期，安德烈·马尔罗在法国各省耗巨资建立文化之家网，文化之家的风格大胆独特，融剧场、会议厅、艺术画廊和图书馆为一体，被马尔罗称为“20世纪的教堂”。但这是在马尔罗担任戴高乐的文化部长的时代。30年代的文化之家靠简单拼凑而成。阿尔及尔的文化之家是在一间积满污垢的陋室里开始运作的，在这幢旧建筑物中，还有一些同样脏乱不堪、被其他左派运动用作指挥所的办公室，而各种公众活动则在类似博尔德大礼堂这种宽大的地方举行。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因为从组织到计划，乃至大部分的演讲者都由巴黎的文化之家总部安排和提供；阿尔及利亚当地的文化之家只需加上自己的特色——例如业余剧团演出，或者提出地中海地区文化的统一等地区性的观点。
在这场不平凡的活动中，加缪所有的左派朋友都聚集在了他的身旁。他们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加缪任秘书长，其中还包括让娜·西卡尔和他们在贝尔库的同志夏尔·蓬塞（他负责距夏洛书店不远的沙拉路8号的小办公室）。负责讲座的办公室成员包括罗贝尔·若索，他是加缪的中学老同学，后去巴黎上大学，他与加缪的友谊伴随了加缪的一生，并且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他与加缪一直同甘共苦；还有一位是玛格丽特·多布朗，她是加缪在翡虚院时的朋友。埃米尔·斯科特-拉维纳负责新闻办公室的事务，让娜·西卡尔负责演出事务；至于加缪本人，他在他的女友、艺术批评家马塞勒·布涅布朗歇和雕塑家路易·贝尼斯蒂的协助下负责展览事务，而他的医生朋友斯塔沙·克维克兰斯基则是科学研究办公室的成员。
一份宏大且极具雄心的计划立刻制定了出来。讲座办公室将每半月组织一次讲座，主题是北非民俗，涉及伊斯兰的土著艺术、文学、哲学、音乐、建筑、戏剧和其他艺术。新闻办公室根据预先制定的组织计划，必须负责通常的宣传广告，并出版一份简报，同时在阿尔及尔电台策划对话节目。演出委员会要关注电影、戏剧节目，安排当地的节庆表演，举办土著音乐会。展览委员会也应关注土著艺术和“地方”艺术（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指的是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创作的作品），并筹备举办建筑和城市规划展览会。至于科学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筹集资金以建造一座研究实验室。【27】
所有这些超乎想象的计划都难以实现，因为这些充满理想的小伙子和姑娘都是大学生和靠打工（至少是想通过打工求得）生存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的经济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但不管怎样，他们发出了纲领性的宣言，宣告成立阿尔及尔文化之家，隶属巴黎文化之家协会。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倡议机构有劳动电影院、劳动剧团、劳动医学、《公社报》之友协会、苏联之友协会以及其他的组织，包括由勒·科尔比西耶创立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和多个地方性的画家、雕刻家、作家和建筑师的革命团体。根据成立宣言，文化之家的目标为：
1．协调和统一各种文化活动，避免分散力量或者互相摩擦；
2．设备条件好的团体支持条件有限的团体；
3．发起一场由作家和艺术家参与的文化艺术运动；
4．为地中海和土著文化服务。
如宣言所称，文化之家将在1937年赞助由劳动剧团和劳动电影院共同组织的演出，并组织以《新文化的希望能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吗？》为主题的讲座。文化之家将努力争取纪德、马尔罗和让·吉奥诺来阿尔及利亚访问，组织达吕斯·米约和阿蒂尔·奥内热的作品音乐会，筹备来自巴黎的艺术展。诸如“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科学讲座也计划在不久后举行。土著风俗人情将得到研究，阿拉伯大众剧团也将建立。恳请团体和个人加入文化之家，会员可以享受优惠票，参加由文化之家“在法国本土或殖民地”组织的各种活动。
宣言的结尾表达了筹备文化之家的年轻人的信念，同时带着加缪当时思想的烙印：
文化之家向所有人发出恳切的呼唤，希望它的努力得到理解和支持。从地中海地区文化这一意义上说，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要去实现一项独特的事业。团结在文化之家里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共识，并为努力维护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平庸和暴力威胁的文化做出他们的贡献。为此，必须把阿尔及尔建设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首府，阿尔及尔有能力和义务担当此任。【28】
如果说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规模和纲领是雄心勃勃的话，那么最初取得的成果也毫不逊色。第一次活动是1937年2月8日在“妇女非宗教和社会互助”组织所在地的大厅内举行的讲座；2月6日的《社会斗争报》（共产党报刊）大张旗鼓作了宣传，题目是《地中海文化可实现吗？》。没有说由谁主讲，但该报号召劳动者们去聆听讲座并加入文化之家。“因为这涉及在人民阵线时期组建一条文化阵线的大事。”
当然在这次初试锋芒的集会中，主要听众不是工人们，但与会者（持各种不同主张的大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反响热烈。“气氛焕然一新，非常友好”，保守党（也是激进社会党）的报纸《阿尔及尔回声报》如此评论道。面对听众的讲台中央，便是演讲人加缪“这位文化之家中最富激情和最有才华的组织者”，几位一起组织讲座的同志分坐两旁。其中两位是女性，记者认为这表明了“一种崭新的思想”（写稿的记者也是一位女性）。【29】
加缪演讲稿（后收入他的《随笔集》一书）几乎全文刊登在文化之家的通讯《年轻的地中海》上。加缪阐述了阿尔及尔人民阵线思想，但展示得更清晰的无疑是他自己的观点和他的精神导师们（尤其是格勒尼埃）的观点。他很注意把他的地中海区域意识融入文化之家总的思想框架内。他承认地区主义有时会被极右派利用，蜕变成法西斯主义（见夏尔·莫拉的《拉丁文化》）。他认为，把地中海人和拉丁人、雅典与罗马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传统不复存在的问题、一个没落的民族主义问题或是一个地中海地区优越性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应该如何帮助一个民族去表达的问题。加缪的地中海主义是整个地中海盆地共享的“某种生活滋味”，这使得人们感觉更亲近一个马略尔卡岛的居民或一个***的居民，而非一个诺曼底人或阿尔萨斯人。这涉及一段共有的历史。一座介于西方和东方的桥梁。加缪以旅游时的亲身经历为例：他感受到那些纽扣一直扣到颈脖的中欧人对他的排斥。甚至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因为意大利人的乐天和亲切感而显得不那么锋芒毕露。由此，地中海式的集体主义必然有别于俄罗斯的榜样。“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要为地中海恢复名誉，从那些非法染指它的人手中夺回地中海，使它做好准备，去迎接等待着它的经济方式。”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有助于人类发展而不是践踏人类的地中海文化的各个侧面。加缪认为在这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希望，但是文明也许能够存在。
加缪和他的朋友们深受首次集会成功的鼓舞，又投入了新的活动之中。他本人准备去参加阿尔及尔电台组织的巡回演出。他监督劳动剧团的剧目排练，剧团即将上演《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沉默的女人》，由邦·琼森导演。
他在文化之家组织接待了第一位受邀而来的演讲者，即左派小说家和同时兼任《人道报》和《公社报》记者的克洛德·阿夫利纳。他讲的题目是《革命的阿纳托尔·法朗士》。阿夫利纳在文化之家总部的资助下，在法国外省就同一主题做巡回演讲。他已到过里昂、圣艾蒂安、尼斯和其他一些本土城市，然后他去了北非的苏塞、斯法克斯和突尼斯城。2月19日，加缪在阿尔及尔电台对应邀来作讲座的演讲者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当说到阿夫利纳的作品“描写世界上的贫困”时，他借用了《星期五》这份拥护人民阵线的报纸上对作家的描写：“高个小伙子，细长的身材使他略显得有点驼背，显出温柔而又差不多是腼腆的面容……但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阿夫利纳在博尔德大礼堂的讲座只谈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政治面貌，列举了这位作家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之际发表在《人道报》上向苏联表示敬意的文章：“……他们播下了种子，如果时来运转，这些种子将遍布俄罗斯，也许有一天会在欧洲繁衍传播。”【30】
或许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一个星期天上午，在一个名叫“拉丁区”的咖啡馆地下室里，阿夫利纳同一群和平主义者大学生进行了对话。在青年人中小有名气的加缪也应邀参加了讨论（因为那天阳光明媚，这次讨论没能吸引许多人）。有人告诉其中的一位组织者说加缪来了。这位组织者发现他脸上挂着一丝微笑，立刻尴尬起来，因为会议主席此时正在发言，对兵役制进行极其幼稚的抨击。当阿夫利纳开始讲话后，加缪收起了微笑。会议结束时，他走近讲坛，站在阿夫利纳身边，与先前那位慷慨陈词、怒斥兵役制种种弊端的青年人攀谈起来。他问了他的年龄，小伙子回答说已十七岁了。“好，”加缪说道，“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还没服过兵役。那我更欣赏您在给我们描写军营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和才华。但我认为最好是谈论已经体验过的东西，您说是吗？话虽如此，我仍很喜欢您，我站在您一边。”说完，他们一起走进了大学咖啡馆，加缪又一次被当作当地的知名人士，受到众人的致意。【31】
从这时起，各个方面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3月10日，文化之家以讨论会的形式在帕拉多——加缪的入党支部所在地——庆贺文化联谊会的成立，讨论会的主题是“人民和文化”，由加缪主持。4月26日，帕拉多联谊会就“勃鲁姆-维奥莱特议案”召集会议，根据巴黎议会正在讨论的这份计划，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可以获得选举权；加缪演讲的题目是：《面对维奥莱特议案的知识分子》。法国—穆斯林联合会的秘书，或许就是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在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加缪又一次代表他的文化之家发言，一位伊斯兰宗教领袖，艾尔-奥克比酋长也作了演说，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的创建者贝尔纳·勒卡什集会时也在场。文化之家的活动很快在巴黎的《公社报》中受到评论，5月份的一期报纸说道：“阿尔及尔声誉日渐提高。文化之家接待了大学者（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并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普希金的活动……阿尔及尔拥有一个杰出的剧团，即劳动剧团……”【32】（当居里夫人发言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也在主席台上，坐在妻子的旁边。【33】）7月份，《公社报》又对阿尔及利亚人大加称赞：“阿尔及尔完全明白在地方文化的基础上，以合适的形式来组织文化联谊会的必要性。”【34】文化之家使用的是专门印有部门“科学研究办公室”抬头的信笺。加缪用这种信笺邀请女友莉莉亚娜·苏克龙的表兄来做报告，谈论原子能理论的现状。【35】
文化之家的通讯《年轻的地中海》在1937年5月的那一期上首先刊登的是雅克·厄尔贡教授3月24日在普希金专场晚会上所做的有关普希金的报告，那天劳动剧团演出了普希金的《唐·璜》。这一期通讯阐述了文化之家所肩负的更高的使命。在“土著文化”的标题下，刊登了一首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诗。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署名的一篇文章谈及《物质的嬗变和人工放射性》。文化之家属下的画家和雕刻家小组的成立宣言由加缪的女友，集贵族、画家、飞行爱好者于一身的玛丽·维顿署名发表。在一份由电影劳动协会（该协会反对指责苏联的电影生产因循守旧的说法）提供的有关苏维埃电影演变的研究报告之后，是一份文化之家的活动安排表。4月4日，文化之家为社会党的地方庆祝活动组织了音乐和戏剧演出；劳动剧团演出了乔治·库特利纳的《第330条款》。4月10日，在卜利达举行的人民阵线的庆祝活动中，劳动剧团再次演出了《第330条款》《西班牙34》和《轻蔑的时代》；同一天，为庆祝建立由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领导的法国—穆斯林联合会贝尔库支部，他们再次演出了《第330条款》。当时还决定建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文化之家和联合会共同组织的活动。《年轻的地中海》的尾声，是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支持勃鲁姆-维奥莱特选举改革议案的一份声明：
……在一个九十万居民被剥夺了就学和受教化的国家，尤其是在一个因为前所未有的贫困而正在衰落，而其人民又被特别法和非人道的法规压制的国家中，无文化可言……
五十多位签名者（名字未列出）把旨在扩大穆斯林选举权的维奥莱特议案视作“穆斯林全面获得议会自由的一个阶段……”【36】
根据上述情况，不难想象加缪在当时是所有活动的轴心人物：他既是负责戏剧演出计划的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讲座的演讲者，活动的协调者，甚至是各种请愿书的执笔人。实际工作还远不止这些。在暑期前夕，文化之家请共产党知识分子安德烈·维尔姆塞作了一次讲座（6月6日），组织了一场阿尔及利亚青年画家和雕刻家的艺术展览会（6月12日—13日），另外在“真实的财富”书店举行了一场穆斯林青年装饰画师的作品展示会（6月24日—7月12日），以及系列活动结束的庆祝会（7月31日）。【37】那时，正如夏尔·蓬塞和巴黎总部的秘书长及负责全国活动的勒内·布莱什所说的那样，阿尔及利亚文化之家已约有二百名缴纳会费的成员。然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是由安德烈·纪德在他的《从苏联归来》中所表现出的对苏联的悲观论调引起的；而蓬塞则被他在巴黎总部亲眼看到的高层人物热衷上流生活、附庸风雅的风气所激怒。阿尔及尔的文化之家决定资助一场有关纪德作品的公开讨论（这部作品在《公社报》上受到了安德烈·维尔姆塞的攻击，如同在其他一切媒体上受到许多共产党人的批评一样）。远在巴黎的布莱什秘书长向阿尔及尔提出要求，放弃讨论有关纪德和他对莫斯科的批评的想法，但是领导阿尔及利亚支部的青年们一致决定继续自己的计划。【38】
至于加缪，虽然没有对朋友露出一点口风，但此时的他正在所在的党支部内默默地为自己进行着一场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的斗争。他满腔热情地参加文化之家和它诸多机构的各种活动，最终得到的是戏剧性的结局：对他的控告、诉讼和判决（诉讼的全部程序）。
劳动剧团开始有规律地运作。每一部新戏至少演出两场，分别在周六晚上9点和第二天下午1点，或者根据要求增加演出场次。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琼森的《沉默的女人》在1937年的3月6日和7日首次同时上演，演出地点是皮埃尔·博尔德大礼堂，那是两场为“援助贫困孩子”和“大众救助”的义演，后者是由共产党组织的相当于红十字会的活动。导演是加缪，路易·米凯尔负责布景，玛丽·维顿负责服装。路易·贝尼斯蒂凭想象制作了所有演员的面具，唯有普罗米修斯的面具是加缪设计的。【39】（加缪原先想请贝尼斯蒂同时负责服装，他希望在一部希腊剧中这些服装具有“阿尔及利亚人”的灵感，展示葡萄的种植活动。但是因为他的生活中出现了玛丽·维顿，他便把服装设计的任务交给了她，并且她的服装最终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构思。【40】）玛丽·维顿的一位名叫弗兰克·蒂尔内的英国朋友为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专门创作了一段具有巴*风格的音乐。加缪扮演《沉默的女人》中的主角，序幕词由画家的侄子安德烈·托马-鲁奥站在台前朗诵。据说托马-鲁奥因为忘记了台词，突然一语不发。观众却鼓起掌来，还以为这是戏中有意安排的插科打诨。【41】
这些充满激情的活动在这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显然没能打动他们指望的观众。《阿尔及利亚工人报》指出，这些戏虽说是为工人们上演的，事实上后者很少去观看，比起博尔德大礼堂舒适的条件和低廉的票价来说（失业者免票入场），工人们显然更喜欢去当地的歌剧院，尽管那里的座位很不舒服。另一场演出安排在第二个星期天。
为纪念诗人普希金逝世（事实上他在1837年2月10日去世）一百周年，3月24日举行的晚会包括后来内容刊登在《年轻的地中海》上的厄尔贡教授的讲座、弗兰克·蒂尔内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和普希金的戏剧《唐·璜》。当然，唐·璜这一角色由加缪扮演，这是一个令他一生着迷的人物，也是他日后发表的《西西弗神话》中所描写的一种人类行为的典型。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想把其他作者的《唐·璜》搬上舞台，但种种情况使他无法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普希金的《唐·璜》由文化之家和法国—穆斯林联合会共同资助，5月1日再度为苏联友协演出，5月5日再加演一场。演出结束时，由莫里斯·吉拉尔绘制的一幅巨大的普希金画像被搬上了舞台。【42】
至于1900年在巴黎首演的乔治·库特利纳的《第330条款》，这部对官场浮夸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的作品轻而易举地在左派举行的地方庆祝活动中获得了成功。加缪在剧中扮演了饱受烦恼的被告拉布里热，在剧中单独的法庭一场戏中，他不堪官僚拖沓，把裤子脱了下来。
《西班牙34》则迥然不同，实际上这是阿尔及尔市政府禁演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有关西班牙的一段戏。尾声有一段合唱，歌词的开头是：“我是一个老圣地亚哥人，”乐曲以巴*的一段合唱音乐为基调（路易·米凯尔对此记忆犹新，因为当加缪示意别人中止演唱时，只有他一人还在继续唱）。罗贝尔和马多·若索也在剧中扮演角色，朗诵道：
快要下雪了，
谁将会去回忆？【43】
加缪自然有其个人的理由去演《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的这一段，因为他与伊夫·布儒瓦的关系已不如当初，而这一段不容置疑是他执笔的。
不管弗雷曼维勒如何指责，他的这位同志仍然拼命地工作。他仍能挤出时间写东西，写未来创作的设想，或许在他1937年4月份的日记中已经有了《局外人》的构思：
叙事——一个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他死了，唯独他一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性——自负的安慰。
6月份的另一段笔记第一次草拟了小说高潮处与神甫的对话。
在《婚礼集》中发表的有关捷米拉地区文章的笔记早于《局外人》的笔记，此外还有一份很快就在《反与正》中发表的有关《绝望中的痛苦》的笔记，一份以他最爱的面对世界的房子为主题的笔记，一份关于他小说创作的提醒，一篇有关马尔罗的文章（从未写就）和他的论文。（如果这最后一项论文参照的是他的学位论文，那么笔记的日期应为1936年4月，而不是1937年4月，不过，也许是指为发表而修改论文的计划？）此外，5月份写的另一篇笔记其实是《反与正》序言的草稿，作者在笔记中承认自己“不够成熟”，以此解释这些文章在形式上的不足。但这种解释显然是徒然之举；他完全明白“对任何人来说，人们总是偏爱对他已形成的看法”。
先撇开种种辛酸苦辣，现在，《反与正》终于要问世了。
【1】源自安托瓦妮特·阿库。
【2】让·格勒尼埃《阿尔贝·加缪》。
【3】让·格勒尼埃《阿尔贝·加缪》。
【4】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5】夏尔·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6】源自伊夫·布儒瓦。
【7】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和罗贝尔·纳米亚。
【8】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9】源自伊夫·布儒瓦。
【10】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11】源自埃德蒙·夏洛。
【12】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13】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路易·米凯尔和伊夫·布儒瓦。
【14】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15】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玛格丽特·多布朗和罗贝尔·若索。
【16】源自伊夫·布儒瓦。
【17】源自让娜·德莱。根据信息来源，克洛德·弗雷曼维勒并没有为当时的翡虚院换过家具，但他入住后，把别墅翻新了一下。
【18】源自伊夫·布儒瓦。
【19】《阿尔及利亚工人报》，1936年12月21日，源自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20】源自马塞尔·舒拉基和玛格丽特·多布朗。
【21】源自莉莉亚娜·迪隆。
【22】。
【23】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
【24】源自莉莉亚娜·迪隆。
【25】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26】源自让娜·德莱。
【27】埃米尔·斯科特-拉维纳保存了文化之家的文件。
【28】源自埃米尔·斯科特-拉维纳。
【29】源自吕西安娜·让-达鲁瓦，见1937年2月10日的《阿尔及尔回声报》。
【30】源自安娜·德·沃谢-格拉维利《克洛德·阿夫利纳和阿尔贝·加缪》，《ca'foscari外国语言与文学》，威尼斯，1976年9月。
【31】源自卡特琳娜·勒卢福尔《爱情与生活》，《西蒙风》，奥兰，1960年7月31日。勒卢福尔说这一对话发生在1936年，但又说加缪那时已经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由此而言，这一插曲完全有可能发生在1938—1939年间。
【32】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33】源自夏尔·蓬塞。
【34】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35】源自莉莉亚娜·迪隆。
【36】参阅第十二章。
【37】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文化行动》。
【38】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39】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40】源自路易·贝尼斯蒂。
【41】源自路易·米凯尔。
【42】源自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
【43】源自路易·米凯尔和罗贝尔·若索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