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果说殖民征服终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征服帮助殖民地人民保留了他们的人格。

——《卡比利亚的贫困》（《时论集》）

就这样，除了现有的两份日报：《阿尔及利亚快讯》（前面已提到过，它是右派的报纸）和《阿尔及尔回声报》（激进社会党的机关报，属保守派，代表殖民者利益），出现了第三份晨报，一份坦诚反映左派思想，为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主义者）就法国国内及各大国际事件发表己见的纸媒。除主编帕斯卡尔·皮亚之外，编辑部基本由业余编辑组成，报纸主要任务是特别介绍阿尔及利亚时事，把人民阵线的思想贯彻到殖民地的事务中去。

报社的办公地点设在巴卜韦德的一座极普通的大楼内。地下层里不仅安装了印刷机，还有一个排字室和一张编辑用来排版的桌子。底楼为行政和发行部门所用，楼上为编辑部办公室。

作为晨报，《阿尔及尔共和报》显然是在晚间印刷的。排字从晚上8点或9点开始。皮亚把阿尔及尔时事新闻的采集工作交给了他的年轻雇员阿尔贝·加缪和另一名新成员，一位五十多岁的原耶稣教牧师。他们每天走访区公署、安全署、法院、市议会和议会机构。这是一种惯例性的工作，但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如犯罪案或重大官司，乃至毁灭性的火灾，就必须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每天忙碌的程度不一。作为全职雇员，加缪每天16点或17点左右开始工作，一直忙到将近23点，其间只有用餐的空歇。除此之外，他随时要出外勤，比如旁听一桩诉讼案件，亲临凶杀、事故或示威游行现场等；然后回到办公室，迅速写成报道，并于19点左右交稿。一两个小时后他再到报社审阅校样及协助皮亚排版。

皮亚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实在健康不佳。他似乎总在发烧，而且咳嗽使他变得十分虚弱，有时还疖病发作，皮亚不用想就能猜到他准没有吃饱。显然，加缪应该多待在阳光下，而不是把自己幽闭在办公室那有害健康的环境中。他穿着简朴——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穿着当然不可能像花花公子那样。天热时，大家都不穿外套。【1】报社总经理富尔也同样发觉加缪“衣着一点也不讲究”，而且他还看到加缪在现实生活中活跃的谈吐、反讽的态度和诙谐有趣的风格，而这些在他的文章里都是找不到的。【2】

加缪的酬劳按照工会工资一览表的计算是最低等级的。【3】据富尔回忆，每个月工资是1800或2000法郎（相当于180至200欧元）。而据报社另一位并不十分了解企业内部某些机密的成员推测，大约在3000至4000法郎之间，即300至400欧元。【4】皮亚认为，加缪的薪水相当于一个低级雇员或一个商店营业员的收入。不过，即便是对来自大都市的皮亚来说，阿尔及尔的物价水平也不低，除了蔬菜、水果、葡萄酒和二等羔羊肉，其余的一切都很贵，因为它们都需要通过海路从法国进口，是当地大量的廉价劳力造成了低廉的工资水平。【5】

与其他报纸一样，当《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完成一次调查，付出了某种特别的努力或者表达了个人观点时，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那些重要报道的标题下方的署名栏。报纸在这一方面无疑是慷慨的：加缪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报端。皮亚曾告诉他可以写一些图书简评，但没想到他写的却是文学批评。【6】10月9日，第一篇署名为“加缪”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第四期上，这是一篇题名为《读书沙龙》的报告。加缪开篇就阐明了他的原则：他的阐述不带任何政治观点并完全尊重原著。他的《读书沙龙》相继评述了阿尔托斯·赫青雷的一本新书、萨特的作品（《墙》《恶心》），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若尔热·阿马多以及让·吉奥杜的新书。他颂扬了蒙泰朗（《九月秋分日》），称他为“提倡一种只有无能者才觉得滑稽可笑的生活方式的当今三四位法国大文豪之一”。不过他也没有忽视他的地中海朋友和同志们，把颂扬献给了由夏洛出版的布朗什·帕兰的诗集《岁月的活力》、让·伊捷的《安德烈·纪德》、埃德蒙·布吕阿的《博努瓦寓言》，以及阿尔芒·吉贝尔的《囚鸟》。在这些文章中，加缪如心所愿自由阐述了他的个人信仰。于是在谈到纪德时，他写道：

正是由于判断错误，人们对纪德的政治党派性议论纷纷。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他的观点并不比其他任何受过教育的、大度的、适度的理想主义的法国人的观点来得重要。【7】

报社刚起步时在细枝末节上花费了许多精力。皮亚每天亲自花十到十五个小时在拼版台上一行一行地校样，甚至连小启事也不漏过，因为他信不过那些业余校对员。让-皮埃尔·富尔总与印刷工发生争执，因为后者不愿对这份虽然是左翼的报纸做任何让步，要求严格执行工会规定的工作条件。不过那些低级雇员，如担任搬运工、发行员的西班牙人、犹太人、穆斯林等总的来说更容易合作。【8】

对于重大新闻，《阿尔及尔共和报》采用《奥兰共和报》及其在巴黎的记者们发回的快讯和文章，因为在这两份左翼报纸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而加缪则负责诸如以下的事故报道：

致命事故

在米什莱大街

一位老妇

被车撞倒

后又被拖行百米

送至医院时已无生命迹象

文章当然不署名。但加缪的朋友玛格丽特·多布朗从最后一行的表述中辨认出是加缪写的报道：

……同一地点，事故发生几分钟后，只留下几棵散落的蔬菜，一串葡萄落在引擎盖上，似乎是这场令人悲伤的事故的可怜的见证。

当她后来询问加缪时，加缪承认这篇报道的作者正是自己。【9】

如果说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所从事的仅是此类工作的话，那么这一经历与他以前的工作相比全然不能被看作一种进步。因为他此前已经写过文学评论，也曾为其他报纸工作过。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不计报酬。“劳动剧团”、“文化之家”、《海岸线》杂志、所撰写的文章，所有这些经历都只能算一个大学生的普通成就，而他用来糊口的工作都是文员。加缪当年正好二十五岁。这是他第一次就职成人的工作。毫无疑问，皮亚也把他视为成人看待；因此，在为自己的文章署名时，加缪承担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责任。

他的首篇署名新闻稿题为《反社会法论》（10月12日），文章试图说明人民阵线政府实施的工资增长并没有刺激购买力的提升，因为物价上涨得更快。在以后的不同文章中，他多次谈及这一社会经济主题。他的《内阁总理与月薪1200法郎的职员之间的对话》（12月3日）是一份抨击政府工资政策的控诉状。人民阵线时代在那时已近尾声。爱德华·达拉第当权，保罗·雷诺担任财政部长，政府借助于各种法令着手解决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1938年11月30日，爆发了抗议政府向右转的总罢工，但政府没有因此而动摇。【10】从此后，右派事实上执掌了法国政权，而诞生于人民阵线鼎盛时期“左倾”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则变成了（非常分裂的）反对派的报纸。在市政府方面，加缪让禁演戏剧《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奥古斯坦·罗兹市长认识了他的厉害。他在文章中坚持不懈地抨击右派政府统治并站在市政府职员一边。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如下：

用憎恨对加入工会的雇员穷追猛打，

罗兹先生暂停并欲解雇七位市政府职员

加缪在文章中写道：“我对他的看法可简略为一句话：他是滑稽可笑的、不合法的、可憎的。”

加缪特别理解工人及其家庭的命运；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苦难”一词，我们充分感受到这不是抽象的概念。当市长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工会活动而将他们解雇时，加缪描述了解雇对他们家庭带来的后果，他补充道：“然而，罗兹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他不懂苦难是不分党派的。”如果说阿尔及利亚的法籍工人在遭受苦难，那么那些可怜的穆斯林的生活条件则更加糟糕，如同他每年新年时亲眼看见给最穷困的土著发放“古斯古斯”的场景，加缪这样说：

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在一天内消灭贫穷。但我应该说还从没见到过一个与阿拉伯族群一样穷困的欧洲民族……我们必须致力于消灭这种不均衡和极端的贫穷……

如果说加缪终于开始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斗争，那么他还可以全力去写作。长久以来，他一直梦想这样生活，但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是否真有一天能够如愿以偿。在报社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11】终于，极有可能受刚在秋季出版的法文版《城堡》的启发，他开始着手写一篇关于卡夫卡的短评；还对《审判》进行了论述。他准备将这篇标题为《卡夫卡的希望和谬误》的文章投给《新法兰西杂志》。【12】1939年年初完稿时（可能是2月份），加缪把稿子交给了雅克·厄尔贡，并告知后者这篇稿子可以独立成章，但是他打算将它并入另一篇篇幅更长的评论《哲学和小说》中，作为另一部更长的作品《荒谬》——《西西弗神话》最初的书名——的附录。

厄尔贡立即将这篇评论寄给了《新法兰西杂志》的文学和德国（俄国）哲学权威贝尔纳·克勒埃蒂森，他曾影响过马尔罗、波朗、纪德，并将卡夫卡引介到法国。【13】克勒埃蒂森的反应出人意料：他认为加缪用过于基督徒的眼光看待卡夫卡，而与之相比，《旧约》的观点或许更恰如其分。对于加缪没有更多地研究卡夫卡的象征手法，相应减少对克尔凯郭尔或舍斯托夫的哲学研究，克勒埃蒂森感到遗憾。然而他仍答应尽力在杂志上刊登这篇文章（但他没表明是《新法兰西杂志》）。当厄尔贡把克勒埃蒂森的意见反馈给加缪时，年轻的作者承认这些看法虽然让人感到意外，但他很高兴，并且他理解克勒埃蒂森的意思；克勒埃蒂森是公平的。（加缪本该再补充一句）他终于获得了他所崇敬的巴黎文学界的泰斗对他的评价。【14】

1938年圣诞节当天，加缪通知克里斯蒂亚娜·加兰多他已经开始《荒谬》的写作。【15】在这段时期的手记中有一段笔记，似乎与《西西弗神话》及之后他同样花费大量精力创作的小说《局外人》有关。笔记是这样开头的：“唯有一种情况下绝望是彻底的。那就是犯人被处以极刑时……”他同时也为他的荒谬三部曲的第三部分：剧本《卡利古拉》做了一些笔记。

自那以后，虽然加缪并未在表面上向他的朋友们（也没在日记中）作任何透露，但实际上他不断地在完善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所依赖的策略，即对一个确定的主题——目前来说就是“荒谬”——同时展开三种不同体裁的写作：一篇哲学评论，一部小说，一个剧本。《西西弗神话》《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差不多同时动笔，同步进展，可能的话应该同时出版。他知道确定这样的写作计划后，他需付出几年的努力。但只能这样，别无选择。【16】1938年底，他的日记中列了排在前几位的作品：《默尔索》（毫无疑问不是指《幸福的死亡》，而是他的新小说《局外人》，尽管他在日记中继续保留《幸福的死亡》的部分章节直到1939年3月），《卡利古拉》，还有有关戏剧的《海岸线》特刊，这将展示加缪在剧团时所获得的导演经验。1939年初，他按优先顺序罗列了工作计划：

戏剧讲座

审阅《荒谬》

《卡利古拉》

《默尔索》……

5月23日，夏洛出版了开本为11×17厘米的薄薄的《婚礼集》。奥迪西奥在《阿尔及利亚新闻消息报》的新闻简报上作了绝对是法国本土唯一的一份出版介绍，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以令人瞩目的精练文笔，（它）为阿尔及利亚的文学和出版业争得了荣誉。我们从中发现了赋予北非作品崭新风格的一种敏感度和思考精神。”但加缪向厄尔贡承认他已发现了作品的不足之处。他曾试图“封笔”，但这绝不是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的作为。下一次他将避免不足之处。当他回头重读两年前写的文章时，他意识到他已经卷入了一场与黑暗徒然的斗争，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写作是与自己做斗争。从此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必须写作。一旦报社的工作给予他更多的时间，他将谋求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17】

在此期间，他还帮老朋友弗雷曼维勒实现了成为出版商的梦想。利用夏洛出版社的暂停运行之际，加缪和弗雷曼维勒合作成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出版社，名为“加弗”，用的是他们两人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的组合。在一个旧车库里，他们用弗雷曼维勒的印刷机，印制出版了那些夏洛如果知道的话也必定会出版的图书。【18】原本他们可以出版《婚礼集》，但加缪已答应该书由夏洛出版，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夏洛延迟了半年后才出版。当夏洛恢复运作时，他只是负责发行加缪-弗雷曼维勒出版的书。或许，正是在夏洛职业生涯中的这个动荡时期，《海岸线》的编委会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版一本名为《队友手册》的杂志。不过没等加缪开展任何实际工作，战争引起的社会危机，而不能说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自身危机，使出版新杂志的设想胎死腹中。【19】

在他开始从事报业后不久，《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规模和人员素质仍维持原状，加缪开始尝试一般只由经验丰富的职业老手去撰写的新闻报道，如重大刑事审讯的报导、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调查。后者通常是（但也并不总是）署名的。【20】加缪意识到他已经快速获得了一定的专业技能，我们可根据他的一句评论来推测。那是在一次《阿尔及尔共和报》股东会议散会后，有一位女记者顺口说：只有她和另一位记者才是“目前仅有的职业记者”。于是加缪大声地对一位朋友“窃语”道：“她有胆量说这个，那么我算什么？”【21】

加缪为之撰写大量署名文章的第一桩重大诉讼案件是复杂的霍登事件，由于当地殖民政权的干涉，这一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裁决很迅速，并且消息对外封锁。在这桩特殊案件中，加缪谈到了一个即使是诉讼案审理所在地的报纸都不曾阐述过的问题。米歇尔·霍登是一个分发食品的公共事业部门的专员，因提亚雷特地区一名富商指控他偷盗麦子而遭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所谓的同谋犯：一位阿尔及利亚法国侨民和六名穆斯林。进步势力立刻从这起指控中察觉到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由殖民政权、殖民开发者，甚至还有当地的穆斯林领袖参与策划的企图使人民阵线组建的公共事业部门丧失威信的阴谋事件。霍登致信《阿尔及尔共和报》说：“我被关在监狱中无人过问已数月之久。”当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发表了一封致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督的公开信后，霍登在1939年1月10日被保释候审。加缪从阿尔及尔开始了调查，并在开审前，写了一系列关于殖民司法的分析文章。在3月20日开庭前，加缪又被皮亚派到提亚雷特这个海拔1100米、距奥兰东南部255公里的乡村小镇，进行实地调查。在他开庭前所写的文章及法庭旁听报告中，加缪揭示了那些骗取伪证的手段及法官所属的派系，并明确表示《阿尔及尔共和报》和他本人断定霍登完全清白。如此，《阿尔及尔共和报》伸张了正义，对霍登的判决也不可能再与此相悖。3月23日，加缪以题为《无辜的霍登和仓库保管员马斯最终获胜》一文为此事件发了报道。【22】

显然，记者加缪在提亚雷特调查期间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他这一时期的日记栩栩如生地写出他对奥兰地区和凯比尔海湾的印象。在提亚雷特，加缪发现自己和一帮无聊的中小学教师为伍，他们教他治疗无聊的良方：去喝醉酒，去逛妓院。他还记述了一次与他们逛妓院的经历：“离开时，仍然下着雪。透过雪花间隙，我们看到了原野。一如既往的荒凉广阔，但这一次是白茫茫的一片。”

艾尔-奥克比事件还是更加复杂。1936年8月2日，阿尔及尔的主要宗教领袖大穆夫提【23】在卡斯巴附近被暗杀。凶杀发生时恰逢人民阵线和由宗教领袖乌雷玛领导的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进步运动不断发展的高潮时期。大穆夫提站在殖民统治和保守的殖民者一边，这可从他发给法国政府告发穆斯林改良主义者，尤其是告发谢克·艾尔-奥克比酋长的告密电报证实。改良派和保守派在8月2日同一天举行集会，各自提出他们对立的主张：前者要求进行吸收人民阵线思想的改革，后者则要求维持现状。大穆夫提正是在设定集会的那时候被暗杀。进步联谊会（改良派）的领导人艾尔-奥克比酋长和阿巴斯·蒂尔基被逮捕并在三年后被送上法庭。【24】在此期间，《阿尔及尔共和报》已经创立，进行调研的记者阿尔贝·加缪也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发表于《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报道强调这宗起诉证据不足。从其文章的标题可以大致了解事件的进程：

三年来，关于大穆夫提被杀一案

检察官谢诺夫

没有取得任何新的进展

相反，他忘记了许多事情

昨日，多位欧洲及穆斯林知名人士

强烈表示他们坚信

艾尔-奥克比酋长和阿巴斯·蒂尔基先生是无辜的

（1939年6月25日）

代理检察长不再坚持

对艾尔-奥克比酋长和阿巴斯·蒂尔基的

无理起诉

（6月27日）

刑事法庭承认并宣告

艾尔-奥克比酋长和阿巴斯·蒂尔基无罪

（6月29日）

作为他6月25日的文章的总结，加缪写道：

没有一个证人听到酋长对任何人说过任何怨恨或辱骂的话语。他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他看出暴力里隐含着软弱的成分。这样一个始终宣扬仁爱和博爱的人，他会做出与其信仰相悖的事吗？此外，他始终是法兰西思想最聪明、最热情的捍卫者。

作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加缪必然会相信艾尔-奥克比酋长在这一恐怖行动中是无辜的。无论他怎样去体验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他不会也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民族主义斗争的真正实质；他还没有足够深入穆斯林这个群体。因为真正的事实可能就是艾尔-奥克比是有罪的，他雇用了一名杀手刺杀了大穆夫提。根据这种推测，当局认定艾尔-奥克比是凶杀的主谋，但终因缺乏证据，只能逮捕一个无辜者，让他指证艾尔-奥克比是谋杀的策划者；当假证人的伪证故事被拆穿，艾尔-奥克比被宣告无罪释放。

1970年，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法国分部前负责人穆罕默德·莱雅乌伊著书首次披露了艾尔-奥克比事件的真相。莱雅乌伊认为艾尔奥克比在法庭上的胜利其实意味着他民族领袖生涯的结束，因为大穆夫提被刺杀并没有激起全国性的反抗，相反，艾尔-奥克比的追随者们因为他的逮捕而感到恐惧。【25】根据另一位参加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民族主义者阿马尔·乌茨卡那透露，他不认为艾尔-奥克比会为了挑起穆斯林的敌对情绪和反抗而派人去刺杀大穆夫提，因为艾尔-奥克比是亲法的改良主义者，是一个（即使是无意识的）法国政权的工具。他还觉得加缪在迫使政府让步并释放艾尔-奥克比的过程中，参与的是一场反殖民的正义斗争，并不是受骗者。【26】

奥利波纵火案则是一宗败诉的案子。1937年夏天，十个农工因焚烧茅草屋（诉状中被称为建筑物）而遭逮捕，并被判服劳役5至7年。《阿尔及尔共和报》在1939年7月获悉后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记者加缪宣称这些人是无罪的，并揭露了他们遭严刑逼供的事实。他警告道：

没有一个自由的人能在类似的手段前保持尊严。这些卑鄙的伎俩将那些原已生活在苦难中的可怜人推入了苦役犯监狱。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无法忍受的人格侮辱。

加缪呼吁应当起诉这些酷刑的使用者，并应将农工的劳动报酬体系公布于众。当上诉法院驳回此案要求重新审讯时，加缪反驳说道判决开头所言“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的传统惯用语不过是谎言而已。【27】

不管这些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真实报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它们确实帮助一些无辜者重新获得了自由），当然加缪关于柏柏尔山区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的调查报告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阿尔及尔回声报》上，一位记者描绘了卡比利亚的快乐。【28】《婚礼集》五月由夏洛出版社出版后没几天，皮亚就派加缪去采集这个贫瘠地区更真实的情况。6月15日，《阿尔及尔共和报》就开始刊登加缪以《卡比利亚的贫困》为巨大标题的系列报道，图文并茂。第一篇文章题为《衣衫褴褛的希腊》，附以副标题《战争快点走开，我们就会有吃的了……》。加缪的文章在以后的十天中连续发表，极具说服力的描述使报纸的绝大多数城市读者了解到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的贫困生活。（为了反驳那些指责他从不谈及当代阿尔及利亚的言论，近二十年后，这批报道中的部分文章又在《时论之三》上重载，副标题为《阿尔及利亚专栏》。）

这个地区因人口过多而不得不进口小麦，但却无力支付费用；最好的土地都被法国殖民者侵占了。卡比利亚只能靠救济维持。加缪积累了一定的事实和数据，来说明可支配食粮的性质和数量，教育体系的性质及其缺陷。他的调查报告显然是实地考察和与普通的殖民制度受害者交谈的成果。如同在他的法庭报告里那样，他使用第一人称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他第一次有了一个值得他去做的重要专题。就像在那时，他与一位卡比利亚朋友一起爬上可俯视整个提济-乌祖的小山：

在那里，我们看着黑夜降临。当黑幕逐渐笼罩群山，这片土地上的壮丽景色能使世上最冷酷无情的人动容。而我知道对于山谷那边以粗麦饼为生活中心的人们，日子并不安宁。我还知道，我们本该沉溺于如此令人惊叹、如此壮丽的夜晚，那是多么甜蜜，但我们所面对的被火光映红了的苦难生活已剥夺了我们欣赏这美丽世界的权利。

“我们下山吧，好吗？”我的同伴问道。

难道揭露法国领土上存在的穷困就不是一个好的法国人？他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正义的行为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法国。”他回答道。

因为，如果殖民征服以来都能找到一个理由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帮助殖民地人民保持他们的人格。

虽然《阿尔及尔共和报》掀起的这些运动让当局头痛，但也没有使报纸的发行量上升；对大部分阿尔及尔人来说，《阿尔及尔共和报》只是一份排在两份大的日报之后他们偶尔会购买的补充性的报纸。而那些股东，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对报纸狂热的无视传统观念的倾向感到担心。那么《阿尔及尔共和报》坚决支持穆斯林自由运动的立场是否因此赢得了更多的穆斯林读者呢？显然没有。皮亚估计是因为报纸用“先生”来称呼他们，因而使他们有被嘲弄的感觉，这样做不符合本地人的习惯。在两份竞争的大报中，那些每天购买日报的穆斯林更偏爱相对保守的《阿尔及利亚快讯》。广告客户对与左翼报纸的合作犹疑不决；甚至电影院也只有在上映的影片不适合出现在太过正统的《快讯》上时，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刊登他们的电影预告。【29】

当然，《阿尔及尔共和报》留有版面，专门报道加缪和他的朋友们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它及时刊文祝贺《海岸线》第一期的面世，全文刊登加缪的“队友剧团”的声明。《阿尔及尔共和报》还在醒目位置上介绍了由他的拉菲朋友们主持的最新几期《阿尔及利亚杂志》。事实上，其中两期杂志都刊登了加缪1939年写的文章。1月份，《阿尔及利亚杂志》刊登了描写季节变换的动人的散文诗《真实的故事》。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一月，巴旦杏树开花的季节。”这一期的开篇，是若泽·贝尔加曼的一篇有关戈亚的文章，由让娜·西卡尔翻译，还有一篇皮埃尔-安德烈·埃梅里撰写的有关当地人称之为“在梅诺卡的房子的”（如此称呼，源于房子的建造者和主人都是来自西班牙的这两个地区）农舍的文章。在4月号上，加缪发表了《青年阿尔及尔人记事》，这篇文章在稍作修改后，被收入了在同年晚些时候出版的《婚礼集》。该文使读者联想到《阿尔及利亚快讯》上定期刊登的《老年阿尔及尔人记事》。【30】这一期的《阿尔及利亚杂志》预告了“队友剧团”即将上演的剧目《西方世界的丑角》。

因为队友剧团已重新运作，开始排练他们将要演出的（却是一直热情的组织者们未曾想到的）最后一出戏；尽管做了零星的努力，但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局的动荡和之后战争的爆发终于迫使他们降下舞台的帷幕。召集整个剧组来完成这最后的演出显得很困难，加缪只能通过《阿尔及尔共和报》和《海岸线》杂志来招募志愿者。在1939年3月31日和4月2日两场演出的前几天，《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读者肯定不会漏过有关演出准备过程的消息。对那些不读报的人，则准备了用红黑大字书写的海报：

队友剧团

《海岸线》杂志实验剧团

3月31日星期五21点

4月2日星期日16点

在皮埃尔-博尔德厅

上演《西方世界丑角》

约翰-弥灵顿-桑治的三幕喜剧

（爱尔兰喜剧文学的代表作）

票价：8法郎，12.50法郎，15.50法郎

订票处：沙拉路2号乙，“真正的财富”书店

比若广场“现代作品”馆

剧团朋友15%优惠

排演于星期天早上在画家阿尔芒·阿苏斯的画室进行，画家的两个孩子也是剧团的成员。画室坐落在布莱松广场上一栋楼房的顶层，有一个同时朝向大街、港口和海湾的平台。正是在那里，加缪把一位奥兰姑娘介绍给大家；她对大家微笑示意。显然，弗朗辛希望出演一个角色。当轮到她念台词时，加缪凝视着她，一位朋友把这种凝视描述为带着温柔和“一种对新演员的谦和的认同”。【31】

加缪扮演的自然是那位声称杀死了生父的年轻人克雷斯蒂·马翁。（第一次演出是在他关于霍登事件的文章见报一周后，也正是在一系列有关生活在法国的北非人被指控为社会补助金一案受害者的报告发表之前。）按惯例，埃梅里和米凯尔负责舞台装饰。《阿尔及利亚杂志》的剧评有点吹毛求疵：“间歇出现的不正确的语音语调以及让满怀诚意来观看演出的人们大失所望的大厅音响设备，使观众无法欣赏到优美的高水准的翻译。”但是，如果队友剧团只是单纯将这部作品演示给法国观众看的话，那么它应当已经赢得了我们的认同。评论继续说道：“忠实观众专心的观看证明了这个年轻、活跃、独立的剧团的实验是值得的。”【32】文章后列了一份预定在战争爆发初期那段时间所要上演的剧目表：

11月3日：罗歇·维特拉克的《特拉法尔加的打击》

12月29日：根据马尔罗的小说改编（后由加缪导演）的《人类的境遇》，或哥尔多尼的《酒店》

1940年4月初：由雅克·科波翻译的《哈姆雷特》

5月初：用通俗语言重新翻译的阿里斯托芬的一部作品（没有剧名）

为了避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出现过度赞扬的剧评，加缪问雅克·厄尔贡是否愿意写一篇剧评。原则上，通常是由加缪为报纸写剧评的，但这一次，出于谨慎，他暂且搁笔；皮亚建议他找个朋友来写。加缪自然想到了厄尔贡，并告诉他可以随意写，只要在星期六晚上交稿即可。厄尔贡谢绝了这个提议。【33】几星期后，加缪终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舞台经验来评论另一个业余剧团，即大学戏剧团，该团5月20日在博尔德厅上演了让·科克托的《爆炸装置》。在评论中他借机提醒他的阿尔及尔同胞，戏剧并不都是通俗喜剧。但他赞许的性情并不妨碍他用戏剧家的眼光来审视这出业余剧团的作品。他为导演不力感到惋惜；在提出好几个技术性建议后，他又提醒读者正是剧院的音效和大而无当的建筑尺寸影响了演员的表演效果。

不管什么情况，该批评就得批评，这是尊重的表示。我们应该祝贺剧团，它证明了并不一定要有钱或有名才能去喜爱和从事戏剧。

在同一期《阿尔及尔共和报》（1939年5月23日）上，加缪还对后来与其成为朋友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伊尼亚齐奥·西洛内的翻译作品《面包和酒》进行了评述。加缪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作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提出了最令人苦恼的对革命的怀疑：西洛内的主人公自问“那些歪曲他对人民的热爱的理论是否让他远离了人民”，这也是加缪用来解释他与共产党人保持距离的理由。没有艺术性也就没有革命作品，在马尔罗所谓的“证实的愿望”和《人类的境遇》之间没有折衷的方法。

一天，加缪去拜访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后者在部队批准休假后来到阿尔及尔，为了写作，租了一间以前曾是饭店浴室、现堆满杂物的小房间。加缪建议罗布莱斯开设一个双周专栏，报道他在工人阶级邻近地区的亲身经历。他还建议罗布莱斯写一篇小说，以连载的形式登在《共和晚报》上。于是，就在他那由浴室改建的小屋里，罗布莱斯孜孜不倦地完成了《马翁广场》，不久就以《天堂谷》为名成书出版。作为士兵，罗布莱斯无权使用真名，因此他投给《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所有文章均以埃马纽埃尔·谢纳斯署名（法语指“橡树”，而他的真名在西班牙语里就是指“橡树”）。他还用过佩特罗尼的笔名，后被加缪采用。【34】

罗布莱斯还加入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一个撰写系列侦探小说《米什莱大街的秘密》的编辑部，每位编辑依次撰写一册。其中一位作者将名为吉尔伯特的人物“杀死”了，但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点，于是吉尔伯特在以后的故事中仍然一直出现。读者的抗议信接踵而至。罗布莱斯当时是参谋部里的秘书，但不得上级的赏识。加缪有一次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正巧是一位中士接的电话：“我是阿尔及尔共和报。请您问一下士兵罗布莱斯是否读了报纸，他就吉尔伯特女士被杀一事有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罗布莱斯拿过听筒保证道：“这不是我干的。”接着又补充说他问心无愧。当他挂下电话，他发现所有的军官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据他描述当时是类似军事法庭上的那片肃静。【35】

罗贝尔·纳米亚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回来后，加入了《阿尔及尔共和报》。每当稿子写完后，他就和加缪一起到大学啤酒坊去见老朋友，然后再在开机印刷前回到报社。有一天，加缪让纳米亚读了《卡利古拉》的手稿。另一次，纳米亚被派去报导渔民罢工。他在拖网渔船边待了五天，带回了应该算是他的第一批重要报道。加缪看完之后，当即表示他会设法把这些文章刊登在《海岸线》上，而不是《阿尔及尔共和报》。

报社的同事们提供了加缪的其他小故事，都是令人开心的回忆，即便他们与加缪只有过短暂的接触。比如阿尔及尔的小学教师洛朗·布雷兹奥斯，他曾因参加一次罢工而被暂停上课。于是《阿尔及尔共和报》雇用了他，工作了六个月他重回教师队伍。在报社工作期间，普雷吉奥斯负责修改通讯社送来的稿件，同时还兼任其他工作。每天晚上，主管富尔交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里面是写有需要印刷的报纸份数的订单。普雷吉奥斯拿着信封到地下室，将它交给印刷工。然后他还负责监督将报纸装上等在一边的卡车。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工人都很敬重加缪，即便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人。而普雷吉奥斯则属于革命左翼，他曾加入了被共产党视为眼中钉的由马索·皮维尔创立的工农社会党。普雷吉奥斯的朋友皮维尔给了他一些工农社会党的党报，让他去分发。某天晚上，普雷吉奥斯来到版台前开始分发《工农社会党报》。他将一份报纸递给正在排《阿尔及尔共和报》定期出版的工会新闻专版的总工会秘书，这位社会党人当面把报纸扔到地上。

加缪正在屋子的另一张台子上工作，他问普雷吉奥斯要了一份报纸。快速浏览了一遍之后，他大声告诉普雷吉奥斯他想订阅这份报纸。普雷吉奥斯递给了他一张表格，加缪随即填好。普雷吉奥斯把加缪的举动视为对思想言论自由的绝对尊重。【36】

【1】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2】源自让-皮埃尔·富尔。

【3】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4】源自洛朗·布雷兹奥斯。

【5】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6】源自帕斯卡尔·皮亚。

【7】源自“七星文库”版加缪文集。

【8】源自让-皮埃尔·富尔。根据帕斯卡尔·皮亚的说法，有两名穆斯林雇员可能是由编委中的穆斯林成员推荐的。其中的一位因为耳聋在办公室工作，另一位更年长一些，是伊斯兰教的老法官（当地的宗教权力机构），皮亚怀疑他是警察局的眼线。

【9】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10】乔治·勒弗朗《人民阵线的历史》。参阅加缪针对社会问题研究所撰写的并发表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亦源自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阿尔及尔社会状况》，载于《现代文学杂志》，巴黎，1972年第315-322期。我们注意到加缪在第一个月（1938年10月）该报发行的报纸上署名发表了七篇文章，11月份发表了八篇，12月份发表了八篇，次年1月份发表了八篇，2月份发表了九篇。加缪撰写的文章和社论，而非文学批评和随笔，汇编于《阿尔贝·加缪　手记之三》（《战斗的片段，1938—1940年》），由雅克丽娜·莱维-瓦朗西和安德烈·阿布整理，巴黎，1978年。

【11】源自玛格丽特·多布朗。

【12】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13】让·拉古杜尔《马尔罗，世纪之生命》，巴黎，1973年。

【14】源自雅克·厄尔贡。

【15】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16】源自克里斯蒂亚娜·达维拉（家姓加兰多）。

【17】源自雅克·厄尔贡。

【18】参阅第十四章。

【19】源自埃德蒙·夏洛、玛格丽特·多布朗、布朗什·帕兰。

【20】阿布教授在考证加缪不署名的文章和报道时，尤其关注加缪的人文和道德伦理及其政治观点，也注意到他经常引用政府在语言上的过度表述。由此，阿布认为加缪对下述诉讼案件的报告没有署名，如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对梅萨里·哈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员的诉讼案，以及对左派一个互助小组的两个成员为一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辩护的诉讼案。这位穆斯林犯了轻罪并逃脱了警察的追捕，再捕后被绑在押解他的警察骑坐的马匹的马尾上被强行奔跑了98公里。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南部地区的专制司法。加缪在后来的《东道主》一书中借用了这一场景，但奔跑的距离是3公里。源自安德烈·阿布《为正义而战》，载于《现代文学杂志》，巴黎，1972年第315-322期。

【21】源自洛朗·布雷兹奥斯。

【22】安德烈·阿布《为正义而战》。

【23】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译注

【24】安德烈·阿布《为正义而战》。

【25】参阅上述引文。但莱维-瓦朗西和阿布对这一“披露”表示怀疑，参阅《阿尔贝·加缪-手记之三》。

【26】源自阿马尔·乌茨卡那。

【27】安德烈·阿布《为正义而战》。

【28】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29】帕斯卡尔·皮亚《论战斗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载于《文学杂志》，巴黎，1972年9月号。

【30】源自埃德蒙·布吕阿。

【31】夏尔·蓬塞《加缪在阿尔及尔》。

【32】源自安德烈·韦亚尔1939年4月5月在《阿尔及利亚杂志》上的评论。

【33】源自雅克·厄尔贡。

【34】源自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35】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阿尔贝·加缪的青春》，选自《向阿尔贝·加缪致敬》，巴黎，1967年。

【36】源自洛朗·布雷兹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