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学颇有点不景气了。其实，不景气倒是正常，太景气是不正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的反弹。

如今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大家一心投入市场经济以后，文学不是歌星，不是影星，回到它比较寂寞的位置上，似属理所当然。虽然，有“识”之士采取了种种强刺激，诸如文稿拍卖，竞相兜售，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诸如加上方框□□□□□，和下删若干若干字之类，刺激读者的性冲动，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点油水。其实，这都是饮鸩止渴，反而更使文学掉价的。

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着，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因此，除了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外，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也不是靠吹牛皮，而是靠读者真正的喜闻乐见，促进文学的发展，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有一出戏，叫《张翼德怒鞭督邮》，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也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

但它数百年来，却很受老百姓欢迎的。和另一出《铡美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看到那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被当作丑角处理的小官僚，被睁圆环眼的张飞，拿柳条抽得魂灵出窍时，无不会赞一声：“打得好！”而感到痛快淋漓，有解恨之感的。

我想，这出戏对写作人的启示，恐怕就在这里。张飞说：“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真有石破天惊之意。在结义三弟兄中，他一无关羽的矫情，二无刘备的虚伪，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他是个很可爱的人物。卢植被冤成囚，他挺身来救，董卓傲慢跋扈，他“便欲杀之”。

如果不是这种动不动就开杀戒的性格，也许张飞把那位作威作福的督邮，绑在柳树上痛打，就显得突兀。如果，他敢蔑视朝廷，侮谩命官，却不把那个小官吏鞭至半死的话，也就不成其为张飞了。人物性格就这样凸现出来了。《三国演义》中很多重要人物，由于既是历史，必受历史的约束，又是文学，无法不作文学的铺演，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存有这两者扭结组合中的相互悖谬、不够统一的遗憾。

所以，无论刘备、关羽，或是曹操，都有那种性格上矛盾背离得令人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独有张飞，自始至终是完整的，因此，他的这种天然自成的可爱之处，最能被读者欣快地接受。历史小说之难，在于这种真与似真的天衣无缝。所以，我们常常很痛苦地读到今人写的历史小说中，农民革命领袖具有***军事思想、封建帝王竟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种种笑话。

为什么老百姓津津乐道怒鞭督邮？愿意把那个狐假虎威的家伙揍得灵魂出窍呢？或者，更乐意看到那位包大人把陈世美脑袋铡下来呢？除了他的忘恩负义外，也因为他是驸马爷这么一个特权人物的缘故吧？好像越收拾得厉害，越称心似的。

这也很怪，老百姓常常不怎么恨皇帝，也许因为皇帝离得太远，俗谓“天高皇帝远”是也。在戏曲里，在民间故事里，皇帝老子，甚至天上的玉皇大帝，地下的十殿阎君，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可以愚弄，欺骗，蒙混过去的智商较低的角色。

而最切齿痛恨的，倒是直接坐在老百姓头上拉屎的官吏。俗话“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督邮，今天来看，也不过一个科级或是处级干部罢了。

然而他却打着皇帝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来到安喜县为所欲为。正是这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残酷暴虐，巧取豪夺，吮吸民脂民膏的官吏，是直接迫害老百姓的统治机器，也是老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的。《三国演义》是从民间口头文学，所谓的“说三分”，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体创作的。

因此，反映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心愿，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部小说生命力的所在。或许，这才真正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