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京剧舞台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这是言派的看家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

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看京戏，并不在戏，所以有“听戏”一说。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轰轰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

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欢转换主题的恶习，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踱进茶馆，找张桌子坐下，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谈，吃点心，看堂客。要人们一本正经地开会，发出通电，共赴国难，其实不过是各干各、自顾自的搪塞之词。

拉赞助，拍电视，名义为了艺术，其实为了腰包。所以《让徐州》也是这样，哪里有什么“让”呢？不过是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但汉末天下大乱，朝政日弛，谁有兵有马有地盘，谁就说了算，于是也就没了章法，新官怎么委派，前任怎么交接，随意性就很大了。

按刘备的话，似乎还可以把剌史牌印传给儿子的，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

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

于是抱病的陶恭祖，也就是天蟾舞台上的言菊朋老板，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主题一转换，就“温良恭俭让”了。真正使刘备得以在徐州立住脚的，倒是曹操。

先得从何国舅引董卓进洛阳说起，他本是为了在宫廷斗争中排除异己，但没想到自己掉了脑袋，还使豺狼成性的董卓，废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擅权天下。于是十八路诸侯联合起来讨伐董卓，策划人，召集人是曹操，忙了半天，盟主却是袁绍，也真是令英雄气短的事。

这位袁本初，其实是个大而无当的家伙，不过仗着一门“四世三公”的余荫，卖他这块高干子弟的牌子。他既没有本事领导众多兵马，各路诸侯也不买他的账；于是，挂着正义招牌，主题早已转换，大家混水摸鱼，索性各干各的，打董卓是假，捞便宜是真。真心实意想干出点名堂的，仅曹操而已。最后，只有他一支军队追杀董卓，追到荥阳，中了埋伏，败阵而归。袁绍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把曹操接至寨中，置酒慰问。

这顿饭曹操怎么咽得下去呢？因为他也看穿了，这帮诸侯，各怀鬼胎，根本不是成事之辈，曹操无心对酒，便率人马奔扬州去了。曹操从此养精蓄锐，收编黄巾，屯田练兵，建立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攻打近在咫尺的徐州。那时，因为曹操的力量还不足以去和袁绍争一短长，只好吃柿子捡软的捏。

一是因为徐州是薄弱环节，小试锋芒，当然要避强趋弱，二是因为此地乃兖、豫之屏障，拿下徐州，后方则更保无虞了。于是，根本不是曹操对手的陶谦，只好求助于人，刘备那时还是个不上台盘的小角色，向公孙瓒借了五千兵来救援，其目的也无非想找到一块立脚之地。正好，让他逮到了这个便宜。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德鲜仁，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至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让贤擢能，这动听的四个字，只是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实现的美丽憧憬。

在权力之争中，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所以，口头文学和演义作者的这个艺术创造，成为千古佳话。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继任者，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

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有得遭殃的事实。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封建社会里的老百姓，并不具有多少民主思想，除了刘邦、项羽这类“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也”的造反者外，普通老百姓并无攫取权力的愿望。

但他们却希望权力这个东西，不是天子到里正的专有品，也不是世袭罔替的家财，更不是兴之所至随意馈赠的礼物，而是应该交给更至少不那么坏的人手里。我想，这也许就是这段伪托的历史得以产生的心理背景吧？也许《让徐州》终究是臆想的产物，更接近彩色的梦，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证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但如今，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这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