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去看牡丹，在洛阳逗留过几天，那当然是王城气象。不过，作为古都来讲，还有一点局促之感。若是当年洛阳鼎盛之日，董卓不一把火将它夷为平地的话，恐怕如今这东都规模，未必会比西都长安逊色多少。一场浩劫，所造成的创伤，虽经时光的消逝，也难完全抚平而完好如初的。

甚至那争风吃醋的凤仪亭，我也未能一见。董卓是一个残酷的独夫民贼，杀人如麻，其罪恶罄竹难书，为害之烈，贻患之远，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之深，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相比，是决不逊色的。

但是也怪，在人们心目中，除了他和干儿子吕布抢貂蝉外，对于他的恶行，特别是一把火烧掉了东都洛阳的焦土政策，好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渲染的结果了。所以，若谈到完全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有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不能成为一面准确的镜子。一看京剧舞台上的《连环计》，董卓几乎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那当然是扯谈了。

其实，他是一个地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西凉军阀董卓，被何进一纸公文招来东都洛阳，就注定这个城市的毁灭。这是他残暴的恶本质所决定了的。

当然也有久处边鄙蛮荒之地，对于文明的嫉恨情结，报复是必然的了。有句成语，叫做“引狼入室”，就是这个意思了。他本意是想借助外力来削除异己，但没想到连自己的小命也保不住。

类似这样“饮鸩止渴”者，何进算小而焉之的。最出名的，石敬塘算一个，吴三桂也得算一个，靠外邦的力量撑自己的腰杆子，那更是历史的丑类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场大的动荡不安，例如汉末的黄巾起义，总会引发一场大的残酷杀戮。造成生灵涂炭，血流遍野，沉冤难雪，万民喑哑的局面以后，必然紧接着是一场暴虐统治，于是整个社会就处于历史的大倒退中。董卓来到洛阳以后，实行野蛮的高压政策和血腥的恐怖统治，东都遂成了人间地狱。恶棍横行，兵匪不分，为非作歹，烧杀抢掠，全社会充斥着恶行对于进步的摧折、丑陋对于公正的嘲弄、乖戾对于文明的肆虐、黑暗对于正义的亵渎，成了普遍和公开的，而且不以为耻的现象。

他废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封自己为至高无上的相国，予取予夺，作威作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社会只剩下威慑的声音时，那社会便不能称作健全的社会。而统治者靠刺刀、监狱、与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保卫才能生存，这种统治也不能称作正常的统治。

在马鞭和铁蹄下，失去最起码的安全感的人，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在这种不正常的生存状态下，人类的恶本质，必然要像癌细胞一样地迅速蔓延扩展，浸润腐蚀整个器官。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告密、出卖、谗害、构陷，置对方于死地的卑鄙行为，立刻如瘟疫似的传染开来，而且愈演愈烈。

生活在恐怖统治中，唯有从恶才可以去制造别人的痛苦，所以鹰犬走狗、爪牙打手、细作线人、密探暗谍这类职业，便异常地兴旺并猛烈地发达起来。这样，以恶求恶，势必恶性膨胀，恶恶相因，自然恶性循环；由于汰优存劣、远善近恶、刈良遗莠、憎洁喜污的单向选择，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

所以，穷凶极恶的董卓以后，出现李傕、郭汜这样无恶不作的后董卓时代的人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恶与恶也是物以类聚的，所以去掉一个董卓，出来两个董卓，就是恶的泛滥之果。

社会如人，潜藏着这种病态的恶，一旦如癌末期时的扩散，很近似物体的加速度运动的原理，愈演愈烈，无法控制，最终，必然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悲剧。

遭殃的当然是老百姓，以至多少年休生养息，也恢复不过来。当时，山东诸侯对于董卓来说，还是不可轻视的敌对力量，所以，李儒建议迁都洛阳，远避到长安去的主意，一拍即合，立刻采纳。而且在报复心理的恶性发作下，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贼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

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廷，尽为焦土。”等到孙坚逼进洛阳时，“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连后来曹操提起此事，还感伤不已的：“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东汉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恶是一种很容易流行起来的社会病，尤其在一种官方提倡的情势下，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恶就变得不可遏止，益发猖獗。记得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对于犹太人，从歧视、迫害、虐杀，后来演变到集中营、焚尸炉，成千上万的大屠杀，要灭绝整个民族的法西斯行为，参与者也不仅仅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党卫军。被鼓噪起来的群众，特别是狂热的青年人，照样向犹太人的铺子扔石头、砸玻璃、涂黄星，这些小而言之的恶表演，不过说明在病的流行中，也难免要受到传染的一面。

如果大家都清醒，董卓一个人是烧不掉洛阳的。以此类推的话，许多付出沉痛代价的后果，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